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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降，在与日益强大的西方国家的接触中，中国之思想家愈来愈深的体会到了西方民主之长，认识到了西方国家之强盛不仅仅是因为船坚炮利，更有其制度文化之原因。出于富民强国之动机，一部分中国思想家开始研究西方的文化观念，民主的观念就是西方近代文化中之中心成分，也是中国思想家所不得不加以关注的。而中国是不是需要民主？中国有没有可能实现民主？如果需要，又如何在中国推进民主？中国的民主是不是会不同于西方的民主？这些问题则不仅仅是思想家所关注，也是实践中的历代革新和革命者所关注。自戊戌变法、五四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后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思想者与实践者无不继续回答着这个问题。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第一个问题可以说基本得到解决，结论是中国需要民主。但是在其他的问题上，则不能不说还有许多争议。而这些问题的结论，不仅有理论意义，更直接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民主建设的方式与进程，实践意义巨大。
与前述问题相关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是有民主的内容，或接近民主并可以转化为民主的内容？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完全没有民主思想或民主的潜在的思想基础，则我们将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在没有民主基础的民族中有没有可能实现民主？如果不可能，我们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建设。这样的思想是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方向完全相悖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少数人心中依旧有存在，并反映为少数官员的封建官僚作风和民众中的封建思想残余。假如有人认为中国没有或很少民主基础，在逻辑上还会有一种出路，就是“全盘西化”，我们可以看到，也有一些人试图走这样的道路。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民主思想或民主的潜在的思想基础，则我们对民主的建设就会有不同的回答，我们相信中国有可能实现民主，而会把注意力放在以下这类问题上：中国的民主是否会不同于现代西方民主？如何推进民主？
作者相信，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民主的潜在的思想基础，或者说有民主的文化资源。本文试图做一些证明，并就如何利用这些文化资源推进民主建设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 中国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是有民主思想或民主思想的基础？这个问题决是不只有认识意义，而是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文化是一个连续体，一个文化中的精神会以种种形式存在于这个文化中的个体的心理和性格结构中，表现为思想家的观念、民众的态度、社会的风俗习惯。文化是一种社会现实，它对文化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巨大的影响。如果不考虑这种影响，简单的引进民主精神并试图移植于中国，则必定不可能成功。作者认为，我们需要找寻中国文化中民主思想的基础，作为社会主义时期民主建设的文化资源。
有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类似民主的事物，即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起源很早，殷周时期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观念（尚书王子之歌）。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民本思想的建立时期。在这个时期，民本思想得到了更具体明确的阐述。左丘明提出“天生民而树之君”（左传文公十三年）。老子提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荀子则赞同“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第九）的观点。墨子、管仲、商鞅等也都有类似的民本思想。①而孟子的论述中，则民本主义更是一个基本的内容。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上第十四章）、“天视自是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章句上第五章）。
自秦代直到明初，虽然封建专制愈演愈烈，对民众的压抑常会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但民本思想依旧得到保留、延续和发展。这个时期可以看做是春秋战国民本思想的发展延续期。民本思想在君主中、士大夫阶层和下层民众中都占据着一定地位。如李世民教育太子就用"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说法（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士大夫阶层中接受民本思想的也代不乏人。贾谊指出"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新书大政上）。而在民众中，虽然有对帝王官僚的盲目崇拜和恐惧，但是也一样有"发如韭、割复生，头如鸡、割复鸣，上天不可欺，小民从来不可轻"的民谣。不过，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中，民本思想几起几落，总是来说并没有大的改进。
明清之间，民本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黄宗羲、王夫之、唐甄、顾炎武等思想可以作为代表。顾炎武认为：“为民而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唐甄更公开指出“凡为帝王皆贼也”，因为杀人抢夺财富的人就是贼，而帝王“杀天下之人而尽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潜书室语）。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民本思想一度湮没，而在嘉庆道光时期之后则再度兴起。龚自珍、余廷灿、洪亮吉、包亮臣、管同等人的言谈中不乏民本思想的火花②。这之后的民本思想发展都和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或多或少有关系。如魏源、姚莹、等人尽皆如是。
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其思想应该说是结合了中国的民本思想和西方现代民主思想。如谭嗣同明确指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是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君也者，为民办事者……”③。这些思想家更以古代的“明堂之制”、“询民之法”和西方议会做比较，认为和西方议院的模式一样④。在这个思想引导下，戊戌变法进行了实际的实践，但是失败了。
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一方面宣传西方民主，另一方面也在中国传统中寻找民主的基础。如胡适曾经说过中国几千年就是民主的。当然在当今学界看来，胡适所说的民主实际上只是民本而已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更是民主制度化的一次伟大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和实践者继承了五四运动精神，在民主的理论和制度建设上做了很多工作。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思想和实践一方面受到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的民主精神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影响。毛泽东所提倡并传播极为广泛的口号：“为人民服务”，以及干部是“人民公仆”的思想，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精神所含，是毛泽东所发展创新，但是追溯源流可以说远绍孟子、中及顾炎武、近至谭嗣同、孙中山。邓小平时期至今，在民主的实践上也一直继续进行。
二、 “君舟民水”和“树君以利民”――两种不同的民本思想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实际上就有两种不同的取向。一是作为君王统治术的民本思想，二是以民众为中心的民本思想。前者虽称为民本思想，实际上其价值观取向还是以君王为本位。后者才真的是以民为本位。
作为前一种民本思想的代表就是“君舟民水”论，自荀子引经据典说：“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而后，这个观点又曾被一代名君李世民引用，对以后的历代影响都很大。但是，归根结底这个思想还是站在君主统治术的角度的，是为了君主更好的统治而用。荀子用这段话是在讲“王制”的那部分，而李世民也是在教育王储的时候使用这样的比喻，这不是偶然，而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这种思想的表达还有很多，如贾谊提出的“民为政本”；韩非提出“无地无民，尧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强”（韩非子饰邪）。叶适提出君主应当“养民至厚，取之至薄”⑥。
在 “君舟民水”论的视角，民是一种可以利用也可能会引起危险的力量，仿佛一种自然力量。君主必须善于利用这力量，而目标还是达到君王自己的目的。这和过去的农民对待牛马土地的态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农夫要善待牛马，要善待土地，是因为这样他才会有更好的收获。民对于君主如同牛马或土地，善待民则这个君主才可以有更好的收获。“养民至厚，取之至薄”也不过如同劝牧马人要保护草场，劝渔民不要过度打捞。所谓“民本”，可以说只是以民为君王的私产或经营的本钱而已。有位作者苏双碧先生指出，君王重民的原因只是：“只有得到民心，天子的宝座才能坐得牢。” 他进而提出：“不论是孔子是‘仁者，人也……还是唐甄的治乱‘在万民之忧乐’的说法，本质上都是为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着想的，使民能‘载舟’，而不至于‘覆舟’……在这样一种文化形态影响下的中国，怎么有可能产生民主？”⑦。
虽然我也同意苏双碧先生的部分看法，承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中很多甚至说大多都是一种为统治阶级服务。但是，我们仔细辨析，可以看出也有另一种民本思想，它是真正的以民为本位。虽然，这种真正的民本主义的理想并没有实现，但是，对我们中国的民主建设来说，它将是重要的文化资源。
墨子虽然并没有系统明确提出民本思想，但是他的视角却显然是从民的本位出发的。他常常把那些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苦害民众的帝王比做盗贼。“今有一人，入人围困，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而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也，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者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孟子虽为儒家，但是我以为他受到了墨子的一定影响。在比喻上亦多相似，如他对梁惠王说“杀人以梃以刃，有以异乎……以刃以政，有以异乎？……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四章）他甚至提在帝王不仁不义的条件下，臣子可以杀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八章）这样的理论如果说是为帝王服务，未免有些牵强了，故朱元璋要删节孟子之书。孟子还提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一个人只有“ 天受之、民受之”才可以成为天子。（孟子万章章句上第五章）。
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后世也有民为本位的民本思想。其发扬光大，则为黄宗羲、王夫之、唐甄、顾炎武等人的以理想中的君王为“办事者”观念，以中国实际帝王为 “贼”的看法。以至谭嗣同、孙中山、毛泽东的思想，无不属于这一种真正的中国民本思想。毛泽东在谈到继承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时，所指的也是这种民本思想。因为这种民本思想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是为人民所服务的。
由于中国古代专制帝王的势力太大，且许多思想家都试图采用一种“教化帝王”的方式来推行自己的思想。在推行的过程中，有时不得不采用一些帝王可以接受的表达方式，因此，不论是墨子还是孟子，都说了一些站在帝王统治术立场上的话。我以为，这并不能使我们否认他们的思想中有真正的民本位。
三、 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与现代西方民主
中国自古有民本思想，此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是怎样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我将以苏双碧先生的一篇文章开始。
苏双碧先生提出，近代中国革新派主张中国传统中是有民主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以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传统文化中有现代民主的说法就更多了。当然，不赞成这种看法的人也很多”。 ⑧苏双碧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现代民主的内容，理由是：1）中国与欧洲历史开端不同。与春秋战国时代差不多的欧洲，就有了梭伦的改革，建立了雅典的城邦民主制度；而同时期的中国则沿着专制主义的方向走，进一步确认了世袭制。2）传统文化维护封建专制主义。韩非、商鞅等人在理论上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而孔子、韩非、荀子等人更在不同角度论证了君主的至尊。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和各个学派，几乎没有例外维护专制主义。3）民众没有独立的民主意识。民众受到压抑和束缚，没有民主思想。总之，民主思想指国家权利属于人民，而民本思想则没有这样的内容。对苏双碧先生的论点，我有些是赞同的。我们最先见到的现代的民主，是发源于西方或者说来源于欧洲传统的。苏先生所说的“现代民主”，更准确的说是“现代西方民主”。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传统中没有西方的现代民主。不仅如此，中国传统中也没有西方现代民主的基础和种子。因为西方现代民主肇基于古代雅典社会的城邦民主制度；而中国并没有过古雅典的城邦民主制度。
中国的思想家大多更推崇明确的等级制度。如荀子提出“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荀子仲尼第七）。而从这样的等级制度中，自然推演出应该由高等级的人物得到更多权利的见解。荀子认为其合理性在于，没有等级制度，就容易产生竞争和混乱。有了等级制度，下层安于较低的地位，社会就会安宁。这样的社会制度设计，自然是和民众普遍拥有权利的民主制度不同的。说中国传统中不仅没有现代西方民主，就连产生这样的民主的基础和种子都不具备，这个结论也应该说是合理的。
但是，苏双碧先生认为中国的传统民本思想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一点我不能苟同。如上所述，在墨子孟子思想中，已经有了民本位的思想。我们建议不把民主狭义的理解为西方现代的一种思想和制度，而广义的理解为一种以民众为本位，以某种形式的平等为基础，使民众拥有权利的一种思想以至于这种思想基础上建立的制度。那么，墨子孟子的思想中已经有了民主的萌芽。如“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七章）此可以说有民权之萌芽。
至于明末清初、晚清时期的思想家中，所谓君王为“办事者”的观点，实际上更是明确的指出了权利的归属本应是民众，而民众推举君王，把一部分权利给予君王，目的也无非是为了让他办事而已。这样的观点，不仅是民本，也已经实行了由民本向民主思想的转化了。
辛亥革命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民主思想更是在不断发展进步。其中有波折和倒退，如“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一例。但是在倒退之后，如“文化大革命”之后，民主的发展与建设就又重新开始了。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完全没有民主，这又怎么可能实现？完全移植现代西方民主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广大的民众中，特别是农村中，西方现代的思想是影响极小的，中国传统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民主之所以在中国能得到一定程度（当然我们必须说非常不够的）发展，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萌芽的作用。
因此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现代西方民主以及其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没有那种思想可以转化为现代西方民主；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基础上，通过转化民本思想，也通过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可以建设一种新的形式的中国特色的民主。
四、 天意民主――中国特色的民主的合法性根源
如果我们不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寻找民主的根源，推进民主就会有很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来自于民族心理上。民族心理有一种惯性，熟悉的事物更容易接受，而不熟悉的则不容易接受。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当一个新的事物出现，人们会用自己旧有的认识结构去认识它。如果这个新的事物结构上和旧的认识结构差异不大，人们就可以很容易的理解它，这个过程叫做“同化”。如果差异很大，人们只好彻底改变自己的认识结构，这叫做“顺应”。“同化”是对认识结构的改良性的调整，而顺应是对认识结构的革命性的改变。因为一个民族的心理是非常稳固的，我们很难彻底改变它。如果做到了彻底改变，那就是过去的整个文化的消亡。
即使我们把现代民主的制度移植到中国并建立起来，即使我们有用于实现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在民族的心理上却对此没有准备。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人们对封建的制度是有心理准备的。即使是封建社会中不良的事物，人们很怨恨的，在认识上也容易理解，在感情上也容易忍耐。如果某种民主思想中有和我们传统文化中相似的内容，我们比较容易同化它。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它对中华民族文化是完全陌生的，我们就不可能同化它。人们对这样的民主既不理解，也不会应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兴起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是一种封建思想，不过人们对之很容易接受，这是因为人们可以理解，他们很自然的把毛泽东比附为“真命天子”。几千年来的民族心理，相信“天子”是不一般的人，伟大而正确，有神奇的能力和神秘的命运。民间传说毛泽东青年时，有和尚预言他将成为帝王。类似这样的传说很容易被人相信。官僚作风严重，人们有怨气，但是能够理解。因为人们可以把官员比附为封建官吏。而对于封建官吏的高高在上的作风，人们都很容易理解，这是几千年来人们熟悉的东西。几千年的民族心理中，官如同父母，百姓是“子民”。民间有很多俗语、习惯行为都在强化着这种旧的文化。比如我们会说“官大一级压死人”。甚至对腐败行为，民族心理中也有心理准备。因为人们会把贪官比附为封建官员，而有大量如“当官发财”的俗话，暗指腐败的必然性。正如有研究者所说，腐败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潜规则⑨。
而对民主，我们也应该让大家有所比附。人们才可以接受和理解。但是实际上，人们难于比附。对实现民主的具体机构如人民代表大会，人们也无法比附。
即使我们把现代民主的制度移植到中国并建立起来，即使我们有用于实现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但是，我们的民主制度的根源在哪里？西方现代民主的具体制度后面，有一系列的价值观念。每个和民主有关的事物，都要有它存在的终极性的价值根据，它的存在才有合法性。法律不只是法条，更重要的是法的精神。如“法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上帝的意志是爱”。中国要有民主，也必须有中国的民主的终极性的价值根据，它的存在才有合法性，才能深入人心。
作者认为，“天”这个观念是中华文化中的终极性的理念，“天意”是中华文化中的终极性的价值。因此，如果我们可以从“天”的观念中引导出民主的观念，则这种中国特色的民主将更容易得到整个民族的接纳。而作者认为，“天意”这个观念中恰恰也存在着民主的思想基础。
有研究者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中“天”的观念，主要有两种意义：一是自然之天，一是神灵之天。前者的具体含义包含三种：一是和地相对的天空。二是和“人为”相对的“天然”，三是和人相对的自然界。神灵的天是有意志的、能主宰的天，有些类似西方的上帝概念。⑩
中国传统中以“自然”来解说“天”，代表的是一种理性的理解方式；用“有意志的造物主”来解说“天”，是一种感性的理解方式。而实际上，中国人心目中所谓“ 神灵的天”，实际上和“自然”还是有密切的联系，是自然规律的人格化体现，和西方的“上帝”并不完全相同。民众心目中的“老天爷”可以说就是“神灵的天” 的化身，而这个“老天爷”的意志并不是完全不可捉摸的，而是有确定性的。我们认为“天道无私”，也就是说“天”并没有一个像“上帝”一样的独断的意志，“ 老天爷”做事不能凭自己的好恶，而是要根据一个法则，这个法则就是天道，而天道的表达就是“天意”。
“ 天”对人的道德要求，在中国人看来，实际上就是所谓“天人合德”，就是不违背自然。对所谓“天有好生之德”，我们可以理解为“天有促进生命的品质”。而杀害生命，特别是杀人，之所以是一种恶，就是因为它违背了天的品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乾）就是说君子不违背天的自然品质“行健”，并且以自己的主动的有意识的“自强”来效仿天。这就是天人合德，就是人应该有意识地效仿天的品德，如果用人格化的说法，就是顺应天意。在中国哲学中，人的道德的根据也应该是有意识的不违背并效仿自然，因此道德是“天意”的体现，换一种说法就等于说道德是“自然法则在人类中的体现”。孟子认为，“莫之为而为者，天也”（孟子万章下），也就是说天是一种自然的自为的存在。而“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告子上），也就是人性的道德向善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是“天然的”。因此人只要“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在孟子心中，康德所谓的“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本是一物，也就是“天”。自其异者观之，先秦诸子对天的解说各自不同。自其同者观之，则“天”的不同解说只是一个事物的各个不同侧面而已。
晚至宋明理学，虽然暗中接受了佛家的一些思想。但是对于“天”与道德的关系的看法和先秦的思想还是一以贯之。“存天理、灭人欲”这个说法倍受误解，因此也带来了很多不良后果。但是从学理上看，“天理”一词的发明，实际上解决了“天道”和“人伦”的关系问题，为道德伦理提供了合法性。和“天意”一词相比，“天理”更理性化，似乎可以说为“自然之理”。如果说“天意”类似于“上帝意志”，则“天理”类似于“宇宙理性”。
用 “天意”还是“天理”作为价值的终极根据是不是可以呢，日常观察表明是可以的。而且，“天意”还是“天理”已经被民众接纳为道德的基本标准。在普通民众争论一个日常伦理问题时，在反抗封建社会的“恶法”时，会说“老天爷睁眼吧”或说“天理良心”，也就是说“天理良心”在民众看来是道德和法律的合法性的最根本的依据。甚至《水浒》中的梁山好汉违背当时的法律而造反，打出的口号也是“替天行道”。
西方的民主建立的时候，要靠“天赋人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来取得民主在人们心中的合法性。在中国，“上帝”的观念是不能使用的，神灵性的“老天爷”也是不能使用的，但是，自然化的“天”的观念却是可以用的。作者以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天”更多“自然”的意义，“天意”也更多指一种自然的法则而不是人格化的神的意志，所以“天”的观念不同于“上帝”，是更可取于中国的。
“ 天意”或西方的“上帝意志”是不可能直接知道的，人们能想到的了解天意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假设有一些特殊的人，能够了解“天意”。还有一个就是，假设多数人的意见能够代表“天意”。这类似于测量学的方式，要测的某一个准确数字是不可能达到的。不过我们有两种方式接近这个数字。一是提高仪器的精度，二是多测几次，取平均值。中国和西方都有这两种方式。在西方，用教会做“上帝”代表是第一种方式，用民众的“公意”或“众意”做准则则是第二种方式。而在中国古代，帝王被假设无私无欲的人，因此是可以理解“天意”的，因此我们有了专制制度。
实践证明，绝大多数帝王并不像儒家假设的那样，可以无私无欲，所以他们也不可能代表“天意”。那么，我们就需要找到另一种体现“天意”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有的，那就是用“民意”代表“天意”。而我们的传统文化也认可这个方式，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太誓〉中的那句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章句上第五章）。由此而下，结合各代民本思想，我们可以为中国特色民主找到不少传统文化资源。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中国传统中的民本思想有两种，一种是以君为本位，另一种是以民为本位。后一种民本思想可能而且已经在向民主思想转变。中国传统中的“天 ”，是道德的终极的基础。中国自古就有民意可以代表天意的见解。因此，“天意现于民心”就是中国特色的民主的基础。以此为开端，我们可以让民主的思想深入到民众的内心中，并逐步通过制度的改革，把这一思想转化为实际制度，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提供传统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①论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基本特征，朱仁显，史学集刊，2001年10月第4期，18页
②道咸时期的民本思想述略，胡波，学术研究，2001年第5期，第101-105页
③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尚思、方行编，中华书局1981年，399页
④，⑤，⑦，⑧传统文化与现代民主，苏双碧，学术研究，2001年第1 期，84页，84页，89页，84-89页
⑤转引自论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基本特征，朱仁显，史学集刊，2001年10月第4期，19页
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吴思，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1，51页
⑩释“天人合一”――兼论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及其现代转换，周桂钿，山东社会科学，2002. 1，77页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清代以降，在与日益强大的西方国家的接触中，中国之思想家愈来愈深的体会到了西方民主之长，认识到了西方国家之强盛不仅仅是因为船坚炮利，更有其制度文化之原因。出于富民强国之动机，一部分中国思想家开始研究西方的文化观念，民主的观念就是西方近代文化中之中心成分，也是中国思想家所不得不加以关注的。而中国是不是需要民主？中国有没有可能实现民主？如果需要，又如何在中国推进民主？中国的民主是不是会不同于西方的民主？这些问题则不仅仅是思想家所关注，也是实践中的历代革新和革命者所关注。自戊戌变法、五四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后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思想者与实践者无不继续回答着这个问题。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第一个问题可以说基本得到解决，结论是中国需要民主。但是在其他的问题上，则不能不说还有许多争议。而这些问题的结论，不仅有理论意义，更直接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民主建设的方式与进程，实践意义巨大。
与前述问题相关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是有民主的内容，或接近民主并可以转化为民主的内容？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完全没有民主思想或民主的潜在的思想基础，则我们将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在没有民主基础的民族中有没有可能实现民主？如果不可能，我们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建设。这样的思想是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方向完全相悖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少数人心中依旧有存在，并反映为少数官员的封建官僚作风和民众中的封建思想残余。假如有人认为中国没有或很少民主基础，在逻辑上还会有一种出路，就是“全盘西化”，我们可以看到，也有一些人试图走这样的道路。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民主思想或民主的潜在的思想基础，则我们对民主的建设就会有不同的回答，我们相信中国有可能实现民主，而会把注意力放在以下这类问题上：中国的民主是否会不同于现代西方民主？如何推进民主？
作者相信，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民主的潜在的思想基础，或者说有民主的文化资源。本文试图做一些证明，并就如何利用这些文化资源推进民主建设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 中国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是有民主思想或民主思想的基础？这个问题决是不只有认识意义，而是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文化是一个连续体，一个文化中的精神会以种种形式存在于这个文化中的个体的心理和性格结构中，表现为思想家的观念、民众的态度、社会的风俗习惯。文化是一种社会现实，它对文化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巨大的影响。如果不考虑这种影响，简单的引进民主精神并试图移植于中国，则必定不可能成功。作者认为，我们需要找寻中国文化中民主思想的基础，作为社会主义时期民主建设的文化资源。
有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类似民主的事物，即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起源很早，殷周时期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观念（尚书王子之歌）。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民本思想的建立时期。在这个时期，民本思想得到了更具体明确的阐述。左丘明提出“天生民而树之君”（左传文公十三年）。老子提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荀子则赞同“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第九）的观点。墨子、管仲、商鞅等也都有类似的民本思想。①而孟子的论述中，则民本主义更是一个基本的内容。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上第十四章）、“天视自是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章句上第五章）。
自秦代直到明初，虽然封建专制愈演愈烈，对民众的压抑常会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但民本思想依旧得到保留、延续和发展。这个时期可以看做是春秋战国民本思想的发展延续期。民本思想在君主中、士大夫阶层和下层民众中都占据着一定地位。如李世民教育太子就用"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说法（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士大夫阶层中接受民本思想的也代不乏人。贾谊指出"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新书大政上）。而在民众中，虽然有对帝王官僚的盲目崇拜和恐惧，但是也一样有"发如韭、割复生，头如鸡、割复鸣，上天不可欺，小民从来不可轻"的民谣。不过，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中，民本思想几起几落，总是来说并没有大的改进。
明清之间，民本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黄宗羲、王夫之、唐甄、顾炎武等思想可以作为代表。顾炎武认为：“为民而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唐甄更公开指出“凡为帝王皆贼也”，因为杀人抢夺财富的人就是贼，而帝王“杀天下之人而尽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潜书室语）。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民本思想一度湮没，而在嘉庆道光时期之后则再度兴起。龚自珍、余廷灿、洪亮吉、包亮臣、管同等人的言谈中不乏民本思想的火花②。这之后的民本思想发展都和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或多或少有关系。如魏源、姚莹、等人尽皆如是。
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其思想应该说是结合了中国的民本思想和西方现代民主思想。如谭嗣同明确指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是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君也者，为民办事者……”③。这些思想家更以古代的“明堂之制”、“询民之法”和西方议会做比较，认为和西方议院的模式一样④。在这个思想引导下，戊戌变法进行了实际的实践，但是失败了。
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一方面宣传西方民主，另一方面也在中国传统中寻找民主的基础。如胡适曾经说过中国几千年就是民主的。当然在当今学界看来，胡适所说的民主实际上只是民本而已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更是民主制度化的一次伟大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和实践者继承了五四运动精神，在民主的理论和制度建设上做了很多工作。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思想和实践一方面受到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的民主精神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影响。毛泽东所提倡并传播极为广泛的口号：“为人民服务”，以及干部是“人民公仆”的思想，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精神所含，是毛泽东所发展创新，但是追溯源流可以说远绍孟子、中及顾炎武、近至谭嗣同、孙中山。邓小平时期至今，在民主的实践上也一直继续进行。
二、 “君舟民水”和“树君以利民”――两种不同的民本思想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实际上就有两种不同的取向。一是作为君王统治术的民本思想，二是以民众为中心的民本思想。前者虽称为民本思想，实际上其价值观取向还是以君王为本位。后者才真的是以民为本位。
作为前一种民本思想的代表就是“君舟民水”论，自荀子引经据典说：“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而后，这个观点又曾被一代名君李世民引用，对以后的历代影响都很大。但是，归根结底这个思想还是站在君主统治术的角度的，是为了君主更好的统治而用。荀子用这段话是在讲“王制”的那部分，而李世民也是在教育王储的时候使用这样的比喻，这不是偶然，而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这种思想的表达还有很多，如贾谊提出的“民为政本”；韩非提出“无地无民，尧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强”（韩非子饰邪）。叶适提出君主应当“养民至厚，取之至薄”⑥。
在 “君舟民水”论的视角，民是一种可以利用也可能会引起危险的力量，仿佛一种自然力量。君主必须善于利用这力量，而目标还是达到君王自己的目的。这和过去的农民对待牛马土地的态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农夫要善待牛马，要善待土地，是因为这样他才会有更好的收获。民对于君主如同牛马或土地，善待民则这个君主才可以有更好的收获。“养民至厚，取之至薄”也不过如同劝牧马人要保护草场，劝渔民不要过度打捞。所谓“民本”，可以说只是以民为君王的私产或经营的本钱而已。有位作者苏双碧先生指出，君王重民的原因只是：“只有得到民心，天子的宝座才能坐得牢。” 他进而提出：“不论是孔子是‘仁者，人也……还是唐甄的治乱‘在万民之忧乐’的说法，本质上都是为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着想的，使民能‘载舟’，而不至于‘覆舟’……在这样一种文化形态影响下的中国，怎么有可能产生民主？”⑦。
虽然我也同意苏双碧先生的部分看法，承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中很多甚至说大多都是一种为统治阶级服务。但是，我们仔细辨析，可以看出也有另一种民本思想，它是真正的以民为本位。虽然，这种真正的民本主义的理想并没有实现，但是，对我们中国的民主建设来说，它将是重要的文化资源。
墨子虽然并没有系统明确提出民本思想，但是他的视角却显然是从民的本位出发的。他常常把那些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苦害民众的帝王比做盗贼。“今有一人，入人围困，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而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也，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者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孟子虽为儒家，但是我以为他受到了墨子的一定影响。在比喻上亦多相似，如他对梁惠王说“杀人以梃以刃，有以异乎……以刃以政，有以异乎？……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四章）他甚至提在帝王不仁不义的条件下，臣子可以杀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八章）这样的理论如果说是为帝王服务，未免有些牵强了，故朱元璋要删节孟子之书。孟子还提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一个人只有“ 天受之、民受之”才可以成为天子。（孟子万章章句上第五章）。
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后世也有民为本位的民本思想。其发扬光大，则为黄宗羲、王夫之、唐甄、顾炎武等人的以理想中的君王为“办事者”观念，以中国实际帝王为 “贼”的看法。以至谭嗣同、孙中山、毛泽东的思想，无不属于这一种真正的中国民本思想。毛泽东在谈到继承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时，所指的也是这种民本思想。因为这种民本思想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是为人民所服务的。
由于中国古代专制帝王的势力太大，且许多思想家都试图采用一种“教化帝王”的方式来推行自己的思想。在推行的过程中，有时不得不采用一些帝王可以接受的表达方式，因此，不论是墨子还是孟子，都说了一些站在帝王统治术立场上的话。我以为，这并不能使我们否认他们的思想中有真正的民本位。
三、 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与现代西方民主
中国自古有民本思想，此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是怎样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我将以苏双碧先生的一篇文章开始。
苏双碧先生提出，近代中国革新派主张中国传统中是有民主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以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传统文化中有现代民主的说法就更多了。当然，不赞成这种看法的人也很多”。 ⑧苏双碧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现代民主的内容，理由是：1）中国与欧洲历史开端不同。与春秋战国时代差不多的欧洲，就有了梭伦的改革，建立了雅典的城邦民主制度；而同时期的中国则沿着专制主义的方向走，进一步确认了世袭制。2）传统文化维护封建专制主义。韩非、商鞅等人在理论上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而孔子、韩非、荀子等人更在不同角度论证了君主的至尊。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和各个学派，几乎没有例外维护专制主义。3）民众没有独立的民主意识。民众受到压抑和束缚，没有民主思想。总之，民主思想指国家权利属于人民，而民本思想则没有这样的内容。对苏双碧先生的论点，我有些是赞同的。我们最先见到的现代的民主，是发源于西方或者说来源于欧洲传统的。苏先生所说的“现代民主”，更准确的说是“现代西方民主”。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传统中没有西方的现代民主。不仅如此，中国传统中也没有西方现代民主的基础和种子。因为西方现代民主肇基于古代雅典社会的城邦民主制度；而中国并没有过古雅典的城邦民主制度。
中国的思想家大多更推崇明确的等级制度。如荀子提出“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荀子仲尼第七）。而从这样的等级制度中，自然推演出应该由高等级的人物得到更多权利的见解。荀子认为其合理性在于，没有等级制度，就容易产生竞争和混乱。有了等级制度，下层安于较低的地位，社会就会安宁。这样的社会制度设计，自然是和民众普遍拥有权利的民主制度不同的。说中国传统中不仅没有现代西方民主，就连产生这样的民主的基础和种子都不具备，这个结论也应该说是合理的。
但是，苏双碧先生认为中国的传统民本思想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一点我不能苟同。如上所述，在墨子孟子思想中，已经有了民本位的思想。我们建议不把民主狭义的理解为西方现代的一种思想和制度，而广义的理解为一种以民众为本位，以某种形式的平等为基础，使民众拥有权利的一种思想以至于这种思想基础上建立的制度。那么，墨子孟子的思想中已经有了民主的萌芽。如“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七章）此可以说有民权之萌芽。
至于明末清初、晚清时期的思想家中，所谓君王为“办事者”的观点，实际上更是明确的指出了权利的归属本应是民众，而民众推举君王，把一部分权利给予君王，目的也无非是为了让他办事而已。这样的观点，不仅是民本，也已经实行了由民本向民主思想的转化了。
辛亥革命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民主思想更是在不断发展进步。其中有波折和倒退，如“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一例。但是在倒退之后，如“文化大革命”之后，民主的发展与建设就又重新开始了。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完全没有民主，这又怎么可能实现？完全移植现代西方民主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广大的民众中，特别是农村中，西方现代的思想是影响极小的，中国传统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民主之所以在中国能得到一定程度（当然我们必须说非常不够的）发展，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萌芽的作用。
因此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现代西方民主以及其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没有那种思想可以转化为现代西方民主；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基础上，通过转化民本思想，也通过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可以建设一种新的形式的中国特色的民主。
四、 天意民主――中国特色的民主的合法性根源
如果我们不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寻找民主的根源，推进民主就会有很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来自于民族心理上。民族心理有一种惯性，熟悉的事物更容易接受，而不熟悉的则不容易接受。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当一个新的事物出现，人们会用自己旧有的认识结构去认识它。如果这个新的事物结构上和旧的认识结构差异不大，人们就可以很容易的理解它，这个过程叫做“同化”。如果差异很大，人们只好彻底改变自己的认识结构，这叫做“顺应”。“同化”是对认识结构的改良性的调整，而顺应是对认识结构的革命性的改变。因为一个民族的心理是非常稳固的，我们很难彻底改变它。如果做到了彻底改变，那就是过去的整个文化的消亡。
即使我们把现代民主的制度移植到中国并建立起来，即使我们有用于实现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在民族的心理上却对此没有准备。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人们对封建的制度是有心理准备的。即使是封建社会中不良的事物，人们很怨恨的，在认识上也容易理解，在感情上也容易忍耐。如果某种民主思想中有和我们传统文化中相似的内容，我们比较容易同化它。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它对中华民族文化是完全陌生的，我们就不可能同化它。人们对这样的民主既不理解，也不会应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兴起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是一种封建思想，不过人们对之很容易接受，这是因为人们可以理解，他们很自然的把毛泽东比附为“真命天子”。几千年来的民族心理，相信“天子”是不一般的人，伟大而正确，有神奇的能力和神秘的命运。民间传说毛泽东青年时，有和尚预言他将成为帝王。类似这样的传说很容易被人相信。官僚作风严重，人们有怨气，但是能够理解。因为人们可以把官员比附为封建官吏。而对于封建官吏的高高在上的作风，人们都很容易理解，这是几千年来人们熟悉的东西。几千年的民族心理中，官如同父母，百姓是“子民”。民间有很多俗语、习惯行为都在强化着这种旧的文化。比如我们会说“官大一级压死人”。甚至对腐败行为，民族心理中也有心理准备。因为人们会把贪官比附为封建官员，而有大量如“当官发财”的俗话，暗指腐败的必然性。正如有研究者所说，腐败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潜规则⑨。
而对民主，我们也应该让大家有所比附。人们才可以接受和理解。但是实际上，人们难于比附。对实现民主的具体机构如人民代表大会，人们也无法比附。
即使我们把现代民主的制度移植到中国并建立起来，即使我们有用于实现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但是，我们的民主制度的根源在哪里？西方现代民主的具体制度后面，有一系列的价值观念。每个和民主有关的事物，都要有它存在的终极性的价值根据，它的存在才有合法性。法律不只是法条，更重要的是法的精神。如“法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上帝的意志是爱”。中国要有民主，也必须有中国的民主的终极性的价值根据，它的存在才有合法性，才能深入人心。
作者认为，“天”这个观念是中华文化中的终极性的理念，“天意”是中华文化中的终极性的价值。因此，如果我们可以从“天”的观念中引导出民主的观念，则这种中国特色的民主将更容易得到整个民族的接纳。而作者认为，“天意”这个观念中恰恰也存在着民主的思想基础。
有研究者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中“天”的观念，主要有两种意义：一是自然之天，一是神灵之天。前者的具体含义包含三种：一是和地相对的天空。二是和“人为”相对的“天然”，三是和人相对的自然界。神灵的天是有意志的、能主宰的天，有些类似西方的上帝概念。⑩
中国传统中以“自然”来解说“天”，代表的是一种理性的理解方式；用“有意志的造物主”来解说“天”，是一种感性的理解方式。而实际上，中国人心目中所谓“ 神灵的天”，实际上和“自然”还是有密切的联系，是自然规律的人格化体现，和西方的“上帝”并不完全相同。民众心目中的“老天爷”可以说就是“神灵的天” 的化身，而这个“老天爷”的意志并不是完全不可捉摸的，而是有确定性的。我们认为“天道无私”，也就是说“天”并没有一个像“上帝”一样的独断的意志，“ 老天爷”做事不能凭自己的好恶，而是要根据一个法则，这个法则就是天道，而天道的表达就是“天意”。
“ 天”对人的道德要求，在中国人看来，实际上就是所谓“天人合德”，就是不违背自然。对所谓“天有好生之德”，我们可以理解为“天有促进生命的品质”。而杀害生命，特别是杀人，之所以是一种恶，就是因为它违背了天的品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乾）就是说君子不违背天的自然品质“行健”，并且以自己的主动的有意识的“自强”来效仿天。这就是天人合德，就是人应该有意识地效仿天的品德，如果用人格化的说法，就是顺应天意。在中国哲学中，人的道德的根据也应该是有意识的不违背并效仿自然，因此道德是“天意”的体现，换一种说法就等于说道德是“自然法则在人类中的体现”。孟子认为，“莫之为而为者，天也”（孟子万章下），也就是说天是一种自然的自为的存在。而“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告子上），也就是人性的道德向善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是“天然的”。因此人只要“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在孟子心中，康德所谓的“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本是一物，也就是“天”。自其异者观之，先秦诸子对天的解说各自不同。自其同者观之，则“天”的不同解说只是一个事物的各个不同侧面而已。
晚至宋明理学，虽然暗中接受了佛家的一些思想。但是对于“天”与道德的关系的看法和先秦的思想还是一以贯之。“存天理、灭人欲”这个说法倍受误解，因此也带来了很多不良后果。但是从学理上看，“天理”一词的发明，实际上解决了“天道”和“人伦”的关系问题，为道德伦理提供了合法性。和“天意”一词相比，“天理”更理性化，似乎可以说为“自然之理”。如果说“天意”类似于“上帝意志”，则“天理”类似于“宇宙理性”。
用 “天意”还是“天理”作为价值的终极根据是不是可以呢，日常观察表明是可以的。而且，“天意”还是“天理”已经被民众接纳为道德的基本标准。在普通民众争论一个日常伦理问题时，在反抗封建社会的“恶法”时，会说“老天爷睁眼吧”或说“天理良心”，也就是说“天理良心”在民众看来是道德和法律的合法性的最根本的依据。甚至《水浒》中的梁山好汉违背当时的法律而造反，打出的口号也是“替天行道”。
西方的民主建立的时候，要靠“天赋人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来取得民主在人们心中的合法性。在中国，“上帝”的观念是不能使用的，神灵性的“老天爷”也是不能使用的，但是，自然化的“天”的观念却是可以用的。作者以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天”更多“自然”的意义，“天意”也更多指一种自然的法则而不是人格化的神的意志，所以“天”的观念不同于“上帝”，是更可取于中国的。
“ 天意”或西方的“上帝意志”是不可能直接知道的，人们能想到的了解天意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假设有一些特殊的人，能够了解“天意”。还有一个就是，假设多数人的意见能够代表“天意”。这类似于测量学的方式，要测的某一个准确数字是不可能达到的。不过我们有两种方式接近这个数字。一是提高仪器的精度，二是多测几次，取平均值。中国和西方都有这两种方式。在西方，用教会做“上帝”代表是第一种方式，用民众的“公意”或“众意”做准则则是第二种方式。而在中国古代，帝王被假设无私无欲的人，因此是可以理解“天意”的，因此我们有了专制制度。
实践证明，绝大多数帝王并不像儒家假设的那样，可以无私无欲，所以他们也不可能代表“天意”。那么，我们就需要找到另一种体现“天意”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有的，那就是用“民意”代表“天意”。而我们的传统文化也认可这个方式，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太誓〉中的那句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章句上第五章）。由此而下，结合各代民本思想，我们可以为中国特色民主找到不少传统文化资源。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中国传统中的民本思想有两种，一种是以君为本位，另一种是以民为本位。后一种民本思想可能而且已经在向民主思想转变。中国传统中的“天 ”，是道德的终极的基础。中国自古就有民意可以代表天意的见解。因此，“天意现于民心”就是中国特色的民主的基础。以此为开端，我们可以让民主的思想深入到民众的内心中，并逐步通过制度的改革，把这一思想转化为实际制度，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提供传统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①论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基本特征，朱仁显，史学集刊，2001年10月第4期，18页
②道咸时期的民本思想述略，胡波，学术研究，2001年第5期，第101-105页
③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尚思、方行编，中华书局1981年，399页
④，⑤，⑦，⑧传统文化与现代民主，苏双碧，学术研究，2001年第1 期，84页，84页，89页，84-89页
⑤转引自论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基本特征，朱仁显，史学集刊，2001年10月第4期，19页
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吴思，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1，51页
⑩释“天人合一”――兼论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及其现代转换，周桂钿，山东社会科学，2002. 1，77页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