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中
前天(2009年3月26日)，非常痛心地得知钟友彬老师因病去世的消息。此消息激发了我头脑中的很多往事和记忆，让我深切怀念钟友彬老师。
一、钟友彬老师，带我走上心理治疗临床操作之路
作为精神科的晚辈，结识钟友彬老师，是我的幸运。
我是1989年作为许又新教授指导的硕士生而考入北京医科大学的。许又新教授跟钟友彬老师是好朋友，他遇到一些心情问题时，也会去找钟友彬老师聊天解闷。
许又新教授对神经症及心理治疗特别有理论建树，但是，在心理治疗操作方面，钟又彬老师更是见长。
其实，在没有见到钟友彬老师之前，我就曾经读过他写的“心理防御机制”（见湖南医学院主编的《精神医学丛书》，我至今认为，关于“心理防御机制”，钟老师写的这个章节，是我所见到的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
我已经不记得首次与钟友彬相遇具体是在什么时间地点了。我现在能够记得的是他曾经在1989年作为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当时北京大学心理学系陈仲庚教授为主任委员），为北京的心理治疗同行举办的定期心理治疗案例讨论，当时北京的很多同行参加了这一系列的案例讨论会，这大概也算是心理治疗临床操作实践与督导在北京的一个重要开端吧。当时我也是在这个讨论会上认识了朱建军、杨眉、李林英、张坚学、贾晓明、郑宁等同行，并在后来成为了同行好友。
中-德心理治疗培训项目，1988年第一次培训在昆明，1990年第二次培训在青岛。许又新教授作为专家和翻译，带我参加了青岛的这次培训班，该培训班有精神分析组和行为及家庭治疗等组的培训。我当时参加的是精神分析组的培训，德国老师是Hagg博士和Berger教授，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了心理治疗还要有时间、收费设置等操作方面的要求。当年参加过青岛培训班的人还有王登峰、方新、王建平等同行，在1990年，这些人都是小伙子和小姑娘呢。
青岛培训结束后，我就想着在临床工作中实际开展心理治疗工作。记得我的第一个案例是26岁的女病人，患有神经性呕吐。我当时每接待病人一次，就会跑去钟友彬老师家请教：“钟老师，这是我会谈的情况，下次会谈，我该谈什么呢？”然后钟老师就会告诉我如何去深入了解病人的内心冲突，了解她对性的压抑，探讨病人的症状与心理冲突之间的关系、分析病人的梦等。经过钟老师的指导，我用了6次会谈的时间，治愈了这个病人。后来我将这个案例的治疗过程撰写了“认识领悟疗法治愈神经性呕吐一例报告”论文，在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第二届年会上进行了案例报告。这个案例，后来在钟友彬老师《认识领悟疗法》著作中有所引用。钟老师说：这表明，认识领悟疗法可以用于治疗像“神经性呕吐”这样的临床疾病。
我是幸运的，不仅在心理治疗理论方面得到了许又新教授的指导，更在治疗操作方面得到了钟友彬老师的案例督导，应该说，是钟友彬老师把我具体带进了心理治疗的临床操作当中。而且，从认识领悟疗法开始学习精神分析疗法，是一个很方便的路线。同样非常幸运的是，我的第一个治疗案例取得了“治愈”的疗效，这极大地鼓舞了我后来从事心理治疗的热情。试想，如果第一个心理治疗案例就是失败的，首次治疗就让自己受到打击的话，我以后或许就不这么热情地去从事心理治疗工作了。
后来，与钟老师的交往就越来越多了。每次我都会把我临床遇到的一些案例和我对这些案例的想法讲给他听，他总是能够耐心倾听，让我把大段的案例内容讲完，然后，他帮助我分析其中的各种可能性，他也很鼓励我继续努力，还夸我“头脑清楚”，我听了之后，满心喜悦，更激发了我继续从事心理治疗的热情。“头脑清楚”，别看这几个字非常简单，这可是钟老师对人的最高褒奖了。当然了，得到这样褒奖的可不只我一个人，我还会经常从钟老师的口中听到他也同样地夸奖着其他的同行。现在我能明白了，这是钟老师对年轻人的期望和鼓励。他特别注意在案例督导中给学生以心理支持和热情鼓励。
二、钟友彬老师的为人处事
钟老师1925年出生于墨子的故乡——山东滕州，1945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1952年毕业留校任教（当时的工作单位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第六医院”）。作为山东人，钟老师比较高大，说话是声音洪亮，谈起事情来，从来都是直来直去，从不拐弯抹角。
他曾经给我讲述：
在他大学刚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学习前苏联的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神经反射）学说，当时也有很多的病人，其中包括一些革命老干部，被诊断为“神经衰弱”。那时候，认为神经衰弱就是神经活动的过度兴奋之后的衰竭，老干部们也会自己解释说“只所以得神经衰弱，都是因为革命工作太劳累，得不到休息”，所以，当时的很多精神科医生都会认为“神经衰弱是由于劳累过度所致”。于是，那些老干部们就被接收住院治疗，采用的治疗方法是“集体快速综合治疗”(见《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1958年；《心理学报》，1959），让老干部们修养的同时，安排各种体育活动，还给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等，以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觉悟。经过几个星期的“集体快速综合治疗”之后，老干部们就会说：“我的病已经痊愈了，康复了，我要求出院回家。”所以，当时很多精神科医生会认为这样的“集体快速综合治疗”能够有效地“治愈”“神经衰弱”，并总结出临床治疗的文章发表在专业杂志上。
所以，到现在为止，仍然有一些老专家会回顾说中国的心理治疗是从解放后五十年代的“神经衰弱的快速综合治疗”开始的，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甚至这样的说法已经写进了中国心理治疗的历史书记之中。
然后，钟老师跟我讲，当时的老干部“神经衰弱”病人出院后，又悄悄来找他看门诊，说仍然是心烦、难以入眠。钟老师就问他们：你们不是已经“痊愈”出院了吗？怎么又失眠了？病人回答说：当时并没有真的痊愈，只是特别想回家，就说了假话，而且，经过政治学习，如果自己还不痊愈的话，就表明自己的政治觉悟不够高。由于病人信得过钟老师，所以，病人就跟他讲述自己内心的想法，“干革命要大公无私，可是有很多事情，自己也不想去做的，如果不去做的话，别人就会说这是思想觉悟不够高”。由于钟老师善于观察和思考，人也直爽，所以，很多病人会愿意跟钟老师私下里说“心里话”，钟老师此后与很多病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交谈，发现这些神经衰弱的病人根本就不是神经反射出了问题，也不是他们革命工作太累，也不是他们思想觉悟不高，而是他们工作中的人际关系太复杂，存在大量的难以处理的现实问题，存在明显的心理冲突，所以他们就患上了“神经衰弱”。钟老师经过几年的时间，收集了三百多例“神经衰弱”病人的会谈资料，并撰写论文（发表在《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上）报告他的研究成果：神经衰弱只要是心理原因所致。该论文的发表，不仅是对“神经衰弱”病因学的研究突破，同时也打击了那些坚持“集体快速综合治疗”的同行观点。后来钟老师听说，他的这篇学术论文，被组织部长康生看到了，康生说“给我查一查这个精神科医生，看他的出身和立场是否有问题，他怎么能说老干部得神经衰弱不是工作累出来的呢？！”还好，这事情并没有真的被政治追查，可见，钟老师学术研究和发现，险些给他带来了政治上的危难。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心理学都会当作是“唯心主义”来批判的，心理治疗，包括精神分析疗法，也是同样的命运。1979年之前，现在最著名的“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原来是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的精神科。毛主席曾经说：群众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革命的，真正的反动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在文革期间，许又新教授被打成了“反革命”，在病房里打扫卫生，一直到1979年平反，重新开始做精神科医生。许又新教授一直没有离开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因为这个单位一直需要有人充当扮演这个“百分之一二三”的角色。与许又新老师相比，钟友彬老师还是比较幸运的，没有受到明显的政治迫害，却被以“支援重工业”的名义，派去了“首钢医院”工作。从此他的专业工作就离开了“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开始了他艰辛而独特的心理治疗专业发展历程。刘连沛医生，比钟老师年龄小13岁，当时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小伙子，被派出去支援新疆。对于离开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这件事，钟老师每次提及，都会是很生气的，因为他后来在首钢医院精神科工作直到退休，他每天早晨都要很早就出门，赶车两个多小时去上班，很是辛苦。很多年，他的职称晋升都没有得到顺利解决，他做了很多年的副主任医师，直到他快退休的时候，医院才给他晋升为主任医师。大家能理解：职称，在那个年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职称对应着工作收入，也对应着住房分配等现实生活问题。
钟老师的老伴，曾经是北医三院的护士长，因为患有帕金森氏病而病退在家，钟老师除了工作、钻研业务，还要照顾他的老伴。在我1990年认识钟老师的时候，他的身体健康状态已经不太好，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长期服药，他自己无法做剧烈的身体运动。记得1989年，“大自然中心功”（一种气功）在北京盛大流行，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张洪林先生及当时的商报记者司马南经常站出来反对“伪气功”，我当时也作为一个成员，加入了反对“伪气功”的队伍，我把张洪林先生关于气功的看法告诉钟老师后，钟老师让我领他去拜访张洪林先生，从东直门地铁口出来，爬了差不多上百个台阶，他就有些气喘，而那次回来之后，钟老师因为心脏功能不好而双脚水肿了好几天。由于经济不宽余，身体健康状况不佳，钟老师平时很少出门，更少出差去外地讲学或参加会议，这样一来，他就比较有时间在家看书，写书。他1988年出版了《中国心理分析-认识领悟心理疗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这是他多年临床心理治疗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精神分析治疗的开端。这本书，在中国的心理治疗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后面我会再加以介绍）。当然，与这本书几乎是前后脚的是曾文星、徐静合著的《心理治疗》（人民卫生出版社,1989版），这两本书都在心理治疗的临床操作方面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心理治疗的发展。
钟老师，一生大致发表过六十多篇论文，出版接近十本专著。他的论文几乎都是在2000年之前发表的。这大概是四年前吧，钟老师还在写论文，他用方格纸手写了一篇论文，交给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结果没有得到发表，其中可能的原因是他的论文观点不再像前些年那么具有“先进性”和“创新性”了。钟老师的著作主要写成在九十年代，也就是他有病在家的那些年，他一直都没有忘记读书，他每个星期还会去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图书馆看书，做笔记，坚持学习。比如，钟老师是第一个撰文向中国介绍日本森田疗法的人，文章发表在《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1985年期刊上（如果我没有记错日期的话）。
石家庄的张雁平医生，比我小几岁，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导师许又新教授时常会赠送书给他，书上会写着：“雁平弟雅正”。雁平兄就会跟我开玩笑：“你看，你导师都把我叫做‘弟’了，你就该叫我‘叔’啦！”我会回答说：“钟友彬老师送我书的时候，总是写上：‘请丛中兄惠存’，钟老师比许老师年长，都称我为‘兄’啦。”由此可见，许老师和钟老师两位前辈，学问高深，但为人都很谦和。我个人觉得，钟老师比许老师更亲人一等吧。
中国很多年来一直都会认为“手淫有害”。外科专家吴阶平先生提出：手淫无害，但不要过度。钟老师就反对说：既然手淫无害，就无所谓“过度不过度的”，如果“手淫无害”后面再加一个尾巴“不要过度”，这个说法仍然是不科学的，这个尾巴又会增加人们的心理负担。钟老师还给我讲了他家的一件事情，让我至今觉得很有趣。他说，有一年，他儿子十四岁了，放学回家后，低头不语，也不去吃饭。钟老师就询问他：“老师批评你了？考试不几个了？跟同学闹意见了？”儿子低着头说：“都不是，是我没出息，我手淫……”钟老师听后，哈哈大笑说：“儿子，你都十四岁了，才学会手淫？你爸我八岁就会啦，哈哈……”儿子惊奇地抬起头，看着爸爸，笑了，然后就吃饭去了。这事情让我一直佩服钟老师的坦诚和他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在儿子面前，在我们这些学生们面前，在任何人面前，他都要坚持真理，保持“坦诚一致”。
三、钟友彬老师的学术思想
钟老师被派去首钢医院工作至退休，这是他的“认识领悟疗法”逐渐创立的过程，也是他的学术思想迅猛发展的过程。
钟老师刚到首钢医院的时候，一切都是空白。他白手起家，给上千名的精神病患者建立了病历档案，去他们家进行定期随访，在首钢医院建立起了治疗跟预防相结合的精神医学模式。
首钢医院的精神科，只有门诊，没有住院部。钟老师很善于与病人交流和沟通，也很愿意帮助病人解除他们的精神痛苦。当时虽然有一些精神药物，但是，钟老师会坚持以心理的方法去帮助病人。当时给病人做心理治疗，除了上班时间，钟老师经常会是利用中午吃饭的时间，端着饭碗在走廊上与病人谈话，甚至是“偷”着给病人做心理治疗。
钟老师没有受过严格的精神分析培训，也没有人能够教他如何做治疗，更没有人给他做案例督导或个人分析。在当时的中国，没有谁能够作为钟老师的“老师”去指导他如何做心理治疗。在这种情况下，钟老师也凭着他的热情和执着，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然后再到病人的内心去探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他多年的努力探索，逐渐形成了他的《中国式的精神分析疗法》，钟老师给这个疗法叫做取名叫《认识领悟疗法》，后来被河北驻马店的一位同行首次提出叫做《钟式领悟疗法》。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疗法，是弗洛伊德本人在其临床工作中总结而成的。认识领悟疗法，是钟友彬老师在他自己的临床工作逐渐摸索而成。钟老师比弗洛伊德要方便一些，因为钟老师可以去阅读弗洛伊德的书籍，借鉴弗洛伊德的学术观点。钟老师并不是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简单地照搬套用，而是经过他的理解和实践，对精神分析疗法进行改造，逐渐形成他自己的心理治疗特色。在这样的中国环境里开展精神分析治疗，钟老师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精神分析第一人”。
认识领悟疗法，由于承认和分析病人的阻抗和移情，重视分析病人的幼年经历对现在症状的影响，所以，该疗法属于精神分析疗法的范围，而不是属于认知疗法。认识领悟疗法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疗法，有什么区别呢？我个人的理解，主要区别有如下几点：
首先，认识领悟疗法，疗程短，疗效好，十至二十次的会谈，就能够消除临床症状。因此属于短程精神分析疗法的一种。
其次，认识领悟疗法非常强调病人的现实感，特别是注意强化病人对现实的认知，加强病人EGO的功能。比如，社交恐怖症病人经常会说别人瞧不起他，或者别人能读出他内心的“肮脏的、性的”想法（敏感性关系妄想），这时，钟老师会要求病人去向自己的家人或好朋友进行调查，看别人是否真的是那么想的。经过调查，病人会发现，别人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去看待他。经过了这样的调查了解之后，病人的敏感性关系妄想就能够很快缓解。
再次，钟老师特别重视幼年的生活经历对病人心理的影响。比如，他发现社交恐怖症、恋物症、窥阴症、露阴症、挨擦症等的病人，经常会有幼年的性经历，他们的心理发展一直还停留在幼年心理发展的某个阶段，现在他们的生理年龄已经是成年人了，可是他们的感情和思维、行为方式都还处于孩童阶段。所以，钟老师在治疗的时候，就会特别注意让病人以成年人的思维方式重新看待他自己，看到自己的幼稚性。一旦病人能够以成年人的眼光看待自己了，他的病就会快速地痊愈。当然了，这需要用一些办法帮助病人领悟他的幼稚性。
为了帮助病人获得领悟，钟老师发明了一段经典对话。
对于一个对蛇恐怖的病人，钟老师会把左侧口袋翻开，让病人看清楚里边确实没有东西，然后翻回去，用手捂住左口袋，跟病人说：我口袋里有一只小兔子，掏出来咬你耳朵，你怕不怕？
病人回答：大夫，别开玩笑了，我是成年人，我刚看过你口袋里没有东西，怎么会怕呢？
然后钟老师再把右侧口袋翻开，让病人看清楚里边没有任何东西，然后翻回去，用手捂住右侧口袋，对病人说：我的右侧口袋里有一条蛇，掏出来咬你鼻子，你怕不怕？
病人（吓得往后仰着身体）：大夫，我怕，你千万别把蛇拿出来，你知道我是怕蛇的。
钟老师：你看，刚才我说小兔子咬你的耳朵，你都不怕，你知道那不是真的，那是成年人的反应方式，而现在，我说蛇咬你的鼻子，你就以为是真的，这是不是儿童式的幼稚的反应方式呢？
病人（沉思）：……哦，大夫，我明白了，我现在仍然是用孩子的方式来看问题的。
钟老师在进行这样的对话时，声音很大，很坚定，很有权威性，对病人也很热情，这样就能很有力量地促进病人对其症状和行为方式的思考，也很能激发病人的领悟。
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做心理治疗，病人最常见的移情是把医生当作是权威来依赖，这其实是病人对父亲权威的依赖转化而成的。在中国文化中，“男主外、女主内”，孩子成长过程中，经常会是缺少父亲形象的，或者叫“缺乏父爱”的，孩子经常会与妈妈粘在一起，心理发展停滞在跟妈妈所形成的封闭的“二人关系”之中。钟老师，以其山东人热情豪爽的个性特征，在治疗中扮演了一个“新的父亲权威”，这个新的权威，既有力量，是权威，又与病人幼年的“父亲”有所不同，打破了病人与妈妈的“二人关系”，有利于病人进入心理发展的“三人关系”阶段。医生所扮演的“权威”是符合病人心理健康发展方向的，也是可以供病人认同内化的一个“权威”，或者是填补了病人内心“父亲”的空白。所以，这样的心理治疗对话，对于消除病人的症状，乃至促进病人人格发展，都与非常有用的。
认识领悟疗法，在钟老师的临床实践中，能够有效地解除恐怖症等神经症的症状，也可以有效地治愈像恋物症、窥阴症、露阴症、挨擦症等性心理障碍。认识领悟疗法之所以这样有效，我认为这跟钟老师个人的人格特征及其操作方法很有关系，也跟病人的心理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些病症的人格基础一般是刚好在进入“俄底浦斯期”的早期发展阶段，病人在心理上缺少一个强大的父亲的心理支持。钟老师在治疗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这样一个“父亲”，正好契合了病人心理发展的需要。这只是我对认识领悟疗法的个人理解，我不敢保证我这样来理解钟老师的精神分析疗法，是否能够得到钟老师本人的认可。遗憾的是，现在已经没有机会再就这些问题向钟老师请教了。好在，认识领悟疗法有两个重要的传人，一个是谭玉慈（已经于10多年前去了美国），另一个是张坚学医生，他老兄目前仍然坚守在首钢医院精神科门诊，继续为病人进行认识领悟疗法，将钟老师留下的宝贵财产继续发扬光大。
钟老师在治学方面，非常严谨。比如，他会强调“反移情”有可能导致人们产生误解，会认为医生在“反抗”或“反对”病人的移情，所以，钟老师就建议把“反移情”改为“逆移情”。钟老师还特别强调，过去所使用的性心理障碍的一些名词，比如“恋物癖”、“窥阴癖”等，这个“癖”字很不好，具有对病人的道德歧视色彩，如果我们认为这些现象都是一些精神疾病的表现的话，就应该用“症”这个字，而不是使用“癖”字。钟老师的这个提法，反映了他对病人的尊重和医生式的人文关怀。
四、钟友彬老师的遗言
在我念研究生的时候，我的住处与钟老师的家只隔着几排楼房，所以，经常会去钟老师家讨教一些问题。那时候，钟老师经济状态不宽裕，我也是穷学生一个，所以，去钟老师家的时候，我会去小卖部买几斤鸡蛋带上，去看望他老人家。
钟老师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我就给钟老师留了我的电话，如果万一有情况，就可以给我打电话。
有一次，大概是1991年夏季的一天，下午四点多，我正在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上班，突然接到师母的一个电话，说：钟老师有些神志不清，你赶紧过来一趟吧，可能是低血糖。放下电话，我立刻带了一个空针，带了两只25%和两个50%的葡萄糖注射液，赶去钟老师家。进门后，师母说：他最近刚调换了降糖药物，下午去参加了一个学术会，别人把他送回家来，在楼下就不知道自己家住在哪个楼洞了。别人扶他上来时，他还能说话，别人走了之后，他现在躺在床上，只是哈哈大笑，不能再说话，身体出了一些汗。他中午出门时，就没有吃足够的饭。我立刻明白了，钟老师应该是低血糖导致的意识模糊状态，毕竟我曾经亲自为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做过胰岛素低血糖治疗，我对低血糖所致的意识障碍的临床表现非常熟悉。我到床边看望钟老师，他也只是笑，已经无法说出我的名字。我想跟钟老师静脉注射葡萄糖，我又担心这样快速推进葡萄糖，有可能会产生“高渗性高血压”，所以就听诊他的心脏，可是他家里又没有听诊器，我只好像希波克拉底当年那样，用耳朵贴在他胸前，听他心脏的情况。我听到他的心脏有早搏，师母说他平时血压就高，经常有早搏的。所以，我立刻决定，先把一只25%的葡萄糖注射液和一只50%的葡萄糖注射液掰开后放在碗里，加一点热水，扶钟老师坐着，让他喝下去。如果再不行的话，就给钟老师静脉注射葡萄糖。还好，钟老师喝了糖水之后，不到两分钟，就醒过来了，睁大眼睛看着我，说：我这是在哪里？你什么时候来的？我说：刚才的事情您记不得了吧？刚才您不说话，只是哈哈地笑。钟老师听了，有些不好感到不好意思。然后我又把剩下的葡萄糖放在碗里让钟老师喝了。过了一会儿，看钟老师一切稳定了，我才离开。
几天之后，突然有人敲我宿舍的门，开门一看，是钟老师。他老人家来到我的宿舍后，拿出来一瓶麦乳精，说是对我的感谢，他说，那天是我救了他一命。我很高兴听他这么说，也十分感动于他还为这事而特地来我宿舍感谢我。
我博士毕业后，回山东工作了七年多。只要有来北京的机会，我都会去看望钟老师，当然还是提上几斤鸡蛋就去他家，不需要带更多的礼物。钟老师也比较喜欢我这么的见面方式，一进门，看我提着塑料袋，就会主动说：你又带鸡蛋来了吧？哈哈哈哈……其实每次见到钟老师，钟老师都会热情地跟我们谈论着他的很多想法，师母就会坐在旁边听着我们开心的交谈。出门时，当跟钟老师说再见的时候，会看到师母的眼里转动着泪花。
由于钟老师的身体健康欠佳，所以，他在九十年代初，就经常会跟我们说他的遗言：“认真学习前人的东西，然后用自己的临床实践去推翻它。”钟老师去世了，我不巧正在巴黎访问，31号才能回到北京，我无法参加他3月30号的遗体告别仪式，无法见他老人家最后一面了，心中很是难过，更有些遗憾。不过，想来钟老师已经在差不多20年前就已经把他的遗言留给我们了，所以，内心也就少了一些遗憾和内疚吧。
其实，在钟老师在世的时候，我们几个学生就曾经建议钟老师给自己写一个传记，以便我们以后能够深入准确地理解他的学术思想。后来，钟老师说：有一位叫做“张仲芬”的女士，曾经采访过他了，他已经把想说的话，都说了。钟老师自己认可张仲芬女士对他的采访和所撰写的钟老师的个人简历。这应该是钟老师留给我们的另外一个遗言、一笔财富。
记得2000年前后，有一次我见到钟老师，我跟钟老师说：“我对你的学说有疑问，我想提出反对你的意见。你说恐人症有童年的性经历，我认为，性经历不是致病的决定性因素，而是对性经历的态度。”钟老师着笑说：你如果想要推翻我的观点，你一定要拿出你的临床资料和数据来，如果你拿不出来，你就还是无法推翻我的学说。哈哈……”我当时有些不服气，就想：您等着看吧，我一定会拿出来可靠的临床资料来推翻您的学说的。可是，又快十年过去了，我虽然制作了一个“性态度问卷”，但是一直都没有把这个问卷标准化，所以，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能够拿出可靠的临床资料来“推翻”钟老师的学说。想来，更感到惭愧，钟老师所在的工作单位不是很高的学术机构，他个人的身体也不是很好，而他却能够做出那么的成绩和学术贡献，而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比他好，学术环境也比他好，可是，很多年过去了，到现在我都没有提出自己的学说和概念。
一般地，每年四月份，是钟老师的生日，钱铭怡、康成俊、司马南、张坚学和我，我们都会去看望钟老师，为他祝贺生日。后来，由于他的身体几乎没有能力下楼了，我们就在他家为他过生日。即使这样，他也仍然是非常健谈，非常高兴地、大声地跟我们一起谈论着各种事情。我们去看望他老人家，这大概也是钟老师生活中最高兴的事情了。
尽管我现在的住处距离钟老师家不到一公里，可是，由于平时太忙，最近三年，我就一直都没有见到钟老师，2007年4月份他生日的时候，我正好在夏威夷访问，2008年的生日，因为我出差去外地讲学，也没有能够见到他，2009年三月2号，我来巴黎与法国的精神分析界进行学术交流，本来我还想着：等我回北京之后，还能赶得上钟老师的生日。可是，没有想到，他老人家却在他84岁生日之前去世了。
记得最后一面见到钟老师是在三年前的他生日那天了，我们几个又去了他家，聆听着钟老师的教诲，还跟他拍了一些照片。没想到，这些照片今天竟然成了他的遗照，那次见面竟然成了跟钟友彬老师的最后一面，生离成为了死别。
我知道，钟老师已经在两年前就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好了，包括他的财产继承等事宜。钟老师辛苦地走完了他的一生，他可以安息啦。
钟老师，已经离开了我们。钟老师不仅留给我们了很多论文和专著，留下了“认识领悟疗法”，更留给我们了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谦虚严谨、实事求是、不屈不挠、艰苦奋斗、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等的治学和做人等方面的丰富而宝贵精神财富。
钟老师，安息吧。我们会一直记得您的遗言：“认真学习前人的东西，然后用自己的临床实践去推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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