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捐卵与女性的阉割焦虑
2003年8月28日 施琪嘉
人的健康的标准目前认为有三个层次：躯体、心理和社会。长期以来，疾病的概念首先被认为是生物性的，如脏器的不适（炎症或肿瘤或代谢障碍）、脏器的缺损或丧失等，不过，想到由脏器的不适或丧失也会导致个人劳动力的下降或丧失，以至于累及家人，就不会仅将脏器损害视为单纯的生物性损害。如肿瘤的病人会因为面临着器官被癌肿侵蚀、被摘除而感到焦虑、害怕，除了身体损伤带来的恐惧感外，对脏器的完整受到威胁始终是根植于人类心目中深深的基本焦虑的来源（想想幼儿对父母离开时的恐惧或被威胁要割掉“某处”的玩笑所带给幼儿的焦虑，在精神分析中，这种焦虑分别被称为“分离焦虑”和“阉割焦虑”）。
器官移植、人工授精及基因克隆及美容技术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即脏器不是被摘除、减少，不是消失了，而是被替换（骨髓移植）、替代（人工心脏瓣膜移植）或增加（隆胸）或创造（整容）。
捐精捐卵者应该属于象征性脏器丧失的范畴，受中国文化背景的影响，当事人的行为和由此导致的后果有着动力学上的深刻含义。
首先，捐精或捐卵者存在着生物差异，男性在一次排出的精液约2~6 ml，平均为2.4 ±1.3ml，约含1-2个亿的精子；而卵子由女性性腺――卵巢所产生,卵巢的主要功能除分泌女性必需的性激素外,就是产生卵子。女孩在胚胎时期约3～6孕周时既已形成卵巢的雏形。出生前,卵巢中已有数百万个卵母细胞形成,经过儿童期、青春期, 到成年也就只剩10万多个卵母细胞了。卵母细胞包裹在原始卵泡中,在性激素的影响下,每月只有一个原始卵泡成熟,成熟的卵子再从卵巢排出到腹腔。一般来讲,女性一生成熟的卵子约为300～400个,其余的卵母细胞便自生自灭了。
男性自青春期开始就出现遗精（或手淫）现象，在该期，排精最高频繁程度可达每日数次，其精子排出量完全是几何级数级，而自女性月经初潮开始每月排卵为一个（偶然或罕见的情况为双卵甚至多卵同排），在一些情景下，如摄食障碍（特别是神经性厌食症）病人会有数月甚至数年的月经终止，排卵就更少了。
其次，以多取胜的捐精者与少而精的捐卵者在心理上存在着差别，前者完成过程不费吹灰之力，如果指向生殖为目的，则精子的去向与非捐赠时的去向相同，即在女性的体内与卵子结合，捐献者仍会认为自己的精子与卵子结合产生的后代是他的后代（典型的例子为英国的一个医生所做的人工授精的精子均来自于自己本人）；而捐卵者的卵子被“取出”，被转移到另外的母体内与精子结合，在动力学上这具有母性功能被剥夺的象征性意义，当事者不仅会感到本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拿走，而且会感到自己受孕的过程也被同时买卖，这就是为何纠纷多发生在捐卵者或代人怀孕者身上。产生于对男性由于害怕“重要”脏器的丧失（生殖器）而产生的“阉割焦虑”也可用于描述女性在这种情形下的焦虑。
我们现在知道，阉割焦虑实际促进了孩子在家庭内对人际关系处理的习得过程，如儿子在对母亲亲近的过程中也对父亲进行了认同，女儿与母亲竞争父亲的过程中也对母亲进行了认同，这些过程形成了孩子今后在社会上处理人际关系的模式。德国精神分析师乌里.斯图尔说得好：隐含着“阉割焦虑”的娥底浦斯情结代表着对与他人分享痛苦和幸福的考验。
未婚女性对婚姻的向往和走向新的家庭的过程往往代表着对其所来自家庭的相同或相反（背叛）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婚女性同样有此解不开的结），我们肯定听过这样的说法，即“嫁一个象自己爸爸一样的人”或“决不象自己母亲一样嫁给象父亲这样的男人”。不仅在择偶的对象上未婚或未育女性有着这种想象，她们在很早也会有对自己的怀孕能力或自己能够生出什么样的孩子也有着幻想，辛晓琪有一首歌《味道》就很形象地表达了女性的这种心情。
我们设想一下，捐卵是否能够象献血一样作为无偿的常规在社会推行呢？显然是不行的；一个正常、健康而无生活之虞的人是否会捐卵呢？恐怕也不会。中国的文化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仍在深深地影响着人们，这种影响当然不仅是对男性的，女性的社会角色能否得到验证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生殖和抚育孩子的能力有关。作为一种现时有偿的付出，支出的不止是自己的漂亮、高智商的遗传基因，也是自己的整体的一个部分。
我们想，即便是捐卵是个社会认可的一桩“善事”，考虑到当事人是不会在常态下来要求作这种“善事”的事实，故在实施之前，系统性地对其作心理咨询，安抚并了解当事人的情绪和动机，从长远来说可以避免“被剥夺”的心理创伤的发生，另外一个更大的意义在于，使卵子作为一个被尊重――而非纯纯粹是被买卖的状态下的个体被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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