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流派VS合作取向治疗
李小龙
美国心理学史家舒尔兹在他所著的《成长心理学》中讲过这么一件事:1920年,刚从大学毕业的奥尔波特途经维也纳,怀着期待的心情去拜访了弗洛伊德:
在他们会面的这天,弗洛伊德接待奥尔波特进入他的办公室,并请他坐下来,但没再说什么,而是等奥尔波特说话。沉默的时间越来越长,奥尔波特在世界著名精神分析学家的强烈而稳定的注视之下,变得局促不安了。
最后,急于想以某种方法开始交谈的奥尔波特,脱口说出他在乘有轨电车来弗洛伊德家时目睹的一件小事——一个四岁的孩子非常怕脏。这男孩认为他周围的任何东西都是脏的。他对他母亲诉苦说“我不愿意坐在那儿。”“不要让肮脏的人坐在我旁边。”据奥尔波特看,这母亲是盛气凌人的、极端整洁的,而且衣服“浆洗得很好”,他认为,这孩子对脏的厌恶显然来源于此。
在奥尔波特结束了他的故事之后,由于弗洛伊德象先前一样,继续注视着这个整洁而体面的年轻美国人,结果又一次地沉默了。然后,弗洛伊德问道:“那么,你过去也是这样的小男孩吧?”
由于这次会面,奥尔波特对精神分析发生疑问,转而研究人格心理学,后来自成一家之说。
在谙熟精神分析的人,对弗洛伊德那一问当然颇能会心:每个人所说的东西都对应于他内心潜在的情感和冲突,这个提问很可能正好触到了奥尔波特内心的某个压抑的情结。但从奥尔波特这一面说,他显然感到一种来自权威的压力,即便弗洛伊德所言不虚,这种方式也让他很难接受。半个世纪后,奥尔波特的质疑在以后现代主义为参照的心理治疗中得到了回应,一位名叫贺琳的心理治疗师和她的同事以不同的视角展开他们的工作,他们接待了大量有严重心理问题、被很多机构认为是难以治疗的来访者,这些来访者在讲述他们以往接受心理治疗的经历时,很多都会说到同样的对于治疗师的感受,如同贺琳在《合作取向治疗》一书中引用的那位母亲的话:“我们觉得他们有一套理论,不管是否适合我们,就想直接套用在我们身上。当它一再被证明效果有限,他们还是换汤不换药地继续使用。”、“我们常觉得医生只听他们想听的话,其它部分就弃之不顾,不予置评。”正是对于来访者的这类感受的尊重和思考,使得贺琳和她的同事从不同的角度探索现代心理治疗的可能性,《合作取向治疗》一书集中展示了他们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断探索的成果。
现代心理治疗虽然流派众多,理论和实践方法各异,但其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于人文关怀的呼唤,强调尊重和理解来访者,帮助他们走出心理困境,达到成长和自我实现的目标。如何尊重来访者?这个问题时常以悖论的方式或隐或现地渗透在临床工作中。比如,来访者选择了某个治疗师,对他呈现一系列材料,治疗师根据他的理论背景来理解这些材料的意义,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但如果同一个来访者换到另一个学派的治疗师那里,治疗师对于同样的材料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治疗方法也大相径庭。治疗师往往都会坚持自己的看法,把来访者可能提出的疑问视为某种需要克服的对于对治疗不利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治疗师以一种预设的理论来看待来访者呈现的材料,并有意无意地成为解释来访者生活和经历的权威,引导来访者以同样的思路去探索自己的内心。问题是:这些理解哪一种更符合来访者的真实情形?或许这样的提问本身就是问题。关键不在于治疗师用哪种理论去理解来访者才是正确的,而在于来访者本身呈现了什么。基于这一点,合作取向治疗首先质疑的就是治疗师的知的权力。按照贺琳的说法,在合作取向中,治疗过程不再是“由治疗师主导的权力结构的组织与过程”,而是“观点与专业能力不同的人们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治疗师不是知者,他的知是透过交谈中他人呈现的知”。贺琳在书中反复申说的这个观点,从更深的层面引发了对于现代心理治疗中治疗师隐含的权力地位的思考。也就是说,尽管现代心理治疗师把平等、尊重、接纳视为治疗关系的核心,但当他们以预设的理论去解释来访者呈现的材料时,他们仍然在或多或少地扮演着权威的角色,来访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则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贺琳引用贝特森的话说:“不论我们努力治疗病人的动机本身有多么良善,但‘治疗’这个观念永远代表了权力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