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發展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 导读精神分析的發展？還是分裂？／楊明敏（巴黎第七大學精神病理與精神分析研究所博士）
……他（費倫齊）已出版了許多的作品，使所有的分析師成為他的學生。（Sigmund Freud, S.E. XXII, p. 228, 1933）1
巒克，精神分析因他的貢獻而受益良多，他極具功勞地強調了誕生過程與母親分離的重要性。（Sigmund Freud, S.E. XXII, pp. 87-88, 1933）
前言
精神分析，對於台灣大多數的讀者而言，並不是個陌生的詞彙。但深究其實，只見歷來西學引介的風潮中，有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佛洛姆（Eric Fromm）、容格（C. G. Jung）等人的零星著作，但缺乏系統性闡發的結果，時有所聞精神分析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精神分析應用於文學，以及東方哲學灌注於精神分析等云云，流於馬賽克、淺碟式的議論，以致無法洞悉各家理論之間可能的聚合，或者扞格不入。晚近，在跨學科的文化研究或是女性主義研究的推波助瀾之下，精神分析屢獲青睞，但光耀似乎總是環繞著法國的拉崗（J. Lacan），頓時間，精神分析有成為智力遊戲的傾向，幾個重要的課題：例如身體的潛意識、潛意識中的情感（affect），甚至是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性特質（sexuality）——等等，則備受忽略。拉崗的精神分析固然與人文科學多所交會，但獨尊拉崗，對於發展百年、眾家林立的精神分析而言，難免有斷章取義之嫌，而且予人一種拉崗引領精神分析走出黑暗中世紀的錯覺，但是，中世紀如此黑暗嗎？精神分析在此間之為人所知，就在斷簡殘章、選擇性的被注意下，構成了一種東奔西竄、漏隙百出的發展。
即便將精神分析窄化為一門治療技術，它的存在與施行也是有疑義的。在精神醫學界中，受生物精神醫學的衝擊，年輕的精神科醫師往往將精力投注於立竿見影的治療方式（藥物、電氣治療等），精神分析的被採用僅是聊備一格，在治癒的壓力下，甚至可說將心理治療就是等同於精神分析；至於心理學界則在行為主義、唯科學主義的驗證精神下，心理測驗以及各式的量表工具比精神分析更受歡迎，誠然有諮商、輔導、心理治療等項目，甚至間或援引精神分析的理論，但大抵著重於人本中心的強調，或發展階段的重視（如E. Erickson），精神分析理論中的潛意識、夢、性特質等基本概念，往往被視為不科學、泛性主義。至於社會工作者，則汲汲經營於法令、福利等社會現實的問題，在遭逢心理問題時，支持性的療法成為最高指導原則，尋求精神分析的方法無異於緣木求魚。在這樣的背景中，[2]精神分析成為在人文學界、心理學、精神醫學界三者都管，卻又缺乏深入灌溉的地帶，各學科有其主要畛域，僅在有需要時（表示尊重「人」？或表示引領風騷的時髦理論？）精神分析便被拿來截頭斷肢地使用，成為俯拾可得的「拿來主義」的犧牲品。
除了精神分析廁身於各學界而妾身未明的身分之外，我們也可在多如過江之鯽的書市，輕易地觀察到坊間不乏勵志、實用的文集，獨缺嚴謹「深澀」的精神分析著作，讀者對心理現象的理解似乎偏好一種速成的手冊，對曠日廢時的精神分析可能是避之唯恐不及的。精神分析在這些熙攘喧擾的現象中，處於一種熟悉卻又陌生的曖昧地位。在這種環境下，這本1924年出版，由費倫齊（S. Ferenczi）與巒克（O. Rank）合著，名之為《精神分析的發展》（Entwicklungsziele der Psychoanalyse）的小書，其中譯本的驟然問世，無疑是令人有些突兀和難解的，為什麼不是拉崗的理論？誰是費倫齊、巒克？二○年代的理論和現在有何關係？這一連串的狐疑，加上作者本著發展精神分析的初衷，以面對同僚的口吻深入又精簡地探討分析情境、分析的實務以及理論可能的發展，著實增加了閱讀的難度。
為了舒緩這種唐突與困難，在進入正文之前，有兩點在導讀中是有必要詳加介紹的（對熟悉精神分析史的人可能略嫌累贅）。首先是精神分析歷史迄這本書出現之前的發展，以便瞭解本書出版時的脈絡；其次是佛洛伊德對此書主張的反應，以昭顯本書對精神分析所造成的影響。依循著這順序，希望讀者能在閱讀這本內容精簡濃密的小冊子後，將它置於精神分析理論的歷史變遷中，以明白它以及作者對精神分析現狀所造成的影響，最後再回到我們的處境，省思我們取捨精神分析的態度。
國際化的蓬勃發展
在《自傳》（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中，佛洛伊德回憶道：「自從我與布洛伊爾（J. Breuer）分開後，十多年的期間，我沒有任何追隨者。我全然地被孤立。在維也納，人們躲著我；在國外，沒有人注意我。1900年我所出版的《夢的解析》，很少獲得專業期刊的青睞……」（S.E. XX, p. 48, 1925）但從1902年的秋天起，每星期三晚上，在他的候診室裡，聚集了一群為他的理論所吸引的年輕人，固定舉辦研討會，形成了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的前身——「週三心理會社」（The Wednesday Psychological Society）。這會社相當程度彌補了佛洛伊德與佛利斯（W. Fliess）斷交後缺乏意見交換的狀態：「除了早期渲洩療法（catharsis）的時期之外，依我對精神分析歷史之見，可分為兩個時期。首先我是完全孤獨的，必須一個人做所有的工作：這是從1895或1896年到1906或1907年。第二階段，從彼時到現在，我的學生與合作者的貢獻逐漸變得重要……」（ibid., p. 55）佛洛伊德是否如此孤立地營建精神分析，頗成疑問。3但「週三心理會社」新成員的加入，對精神分析傳播的貢獻是殆無疑義的。阿德勒（A. Adler）作為巒克的家庭醫生，於1905年介紹巒克進入這團體，巒克泰半的學識是自修而成，對於這點佛洛伊德相當地訝異，鼓勵並協助他繼續念完中學（Gymnasium）與維也納大學，4翌年巒克即成為週三會社的常任秘書，聚會的討論內容由他負責記錄。5這會社的名聲日益遠播，除了固定的維也納成員之外，也有慕名前來的異鄉人士，日後對精神分析的發展影響至鉅的包括了來自柏林的亞伯拉罕（K. Abraham）、蘇黎世的容格、布達佩斯的費倫齊。費倫齊在1908年寫信求見佛洛伊德之前，6已是布達佩斯的精神醫師，他富啟發性的想像力與勇於嘗試新技巧的個性，相當吸引佛洛伊德，兩人的交往迅速地發展，但日後卻演變成一種不對稱的關係，費倫齊在移情關係中希望佛洛伊德是父親，而後者則希望是對等的朋友，但仍央不過費倫齊的要求，7有關費倫齊的點滴在下文中再作補充。維也納的精神分析圈子不單是吸引了外邦人士前來，佛洛伊德、容格、費倫齊也於1909年前往美國傳播精神分析的種子，精神分析宛如「瘟疫」般地在美洲散佈開來。
值精神分析國際化之際，一方面週三會社內部的維也納成員，彼此的嫌隙摩擦讓佛洛伊德頗為憂心，8另一方面又有和蘇黎世學派結盟的機會，這點則令他備感興奮。他和蘇黎世學派的領導人布洛伊勒（E. Bleuler）聯合掛名，並由容格負責編纂《精神分析與精神病理年鑑》（Jahrbuch f psychoanalytische und psychopathologische Forschunger），佛洛伊德此舉明顯地逐漸將重心偏向於蘇黎世學派，因而引發了維也納成員的不滿，而由阿德勒與史德凱爾（W. Stekel）率先發難。
既分裂又發展
在第二次精神分析大會（1910年，紐倫堡）上，費倫齊主張設置國際性精神分析組織的必要：「精神分析的訓練，最好是能成立一學會，結合個人最大程度的自由與家庭組織的好處。它將是一個大家庭，父親並不享有教條式的權威，他能當父親，純粹是由於他的能力與努力使然。」9他認為這角色應由較嚴謹的蘇黎世學派擔綱，這主張引起了阿德勒、史德凱爾的不滿， 認為費倫齊有反維也納的情緒。折衷的方案是佛洛伊德自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的主席退位讓予阿德勒，以平衡容格作為《精神分析與精神病理年鑑》的編輯，並另創一份刊物：《精神分析的中樞期刊》（Zentralblatt f Psychoanalyse），讓阿德勒當編輯，而容格則順利當上世界精神分析學會主席，但這些折衷妥協並無法阻遏風雨之將至。
1911至1913年間，除了精神分析運動中權力爭奪的政治因素之外，造成阿德勒、容格與佛洛伊德相繼分裂的原因，與他們各自理論上不同的取向，也是息息相關的。阿德勒所主張的「器官的低下性」（organ inferiority）、「男性的競爭」（male protest）等拗口難嚼的術語，以及容格的「情結」（complex）、「非具體存在的象徵」（symbol without real existence）等模糊神祕的概念，不見容於佛洛伊德理論中占決定性地位的性特質、本能等精神分析理論的基本概念。阿德勒在聚會中對佛洛伊德說：「難道你認為一輩子在你的陰影下會帶給我莫大的快樂嗎？」（S.E. XIV, p. 51, 1914）容格則在信件中表示：「無論如何，我必須指出你教導學生如同病人的技巧，是個莫大的錯誤。以這種方式你不是製造了唯唯諾諾的兒子，就是蠻橫無理的小孩（阿德勒和史德凱爾，蠻橫的這幫人在維也納橫行霸道）。我很客觀地看穿了你的詭計，你嗅出周遭所有症狀性的舉動，而將每個人貶到兒子或女兒的地位，這些人面紅耳赤地承認自己的缺點，同時，你卻安穩地坐著，高高在上地如同父親。」10
若要論及佛洛伊德與門生之間父子般的衝突，恐怕以巒克、費倫齊更為典型，這點留待下文中闡明。關於阿德勒、容格對他的指責，加上兩人各自組成「個人心理學」（individual psychology）、「分析心理學」（analytic psychology）學派，使得他們和佛洛伊德所代表的精神分析的關係治絲益棼。尾隨著這些接踵而來的衝突，佛洛伊德在《精神分析運動史》（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中展開清理門戶的舉動，他嚴厲地反擊：「阿德勒跨出了我們衷心感謝的一步，他切斷所有與精神分析的關連，而稱自己的理論為個人心理學（Individual Psychology）。上帝所創造的大地，有足夠的空間讓每個人不受阻擾地去打發消磨，但是當人們停止去瞭解對方，而互不見容時，卻仍然停留在同一屋簷下，這可不是我們所樂見的。」（S.E. XIV, p. 52, 1914）至於容格，他則說：「我準備著隨時被告知，我誤解了新蘇黎世學派的內容與目標；但我事先抗議任何與我看法相左的意見刊登在我的學派的刊物，而不刊登在他們的刊物中。」（ibid., p. 62）佛洛伊德擔心阿德勒、容格的主張，魚目混珠地夾雜在精神分析的理論中：「精神分析是我的發明……直到今日，沒有人比我更瞭解精神分析是什麼、它與其他研究生命與心理的方法之間的差異，以及什麼可被稱為精神分析，什麼最好以他種名義稱之……」（S.E. XIV, p. 7）這篇於1914年發表的《精神分析運動史》，無疑是將精神分析內部的分歧公諸於世，目的在於昭告世人什麼「不是」精神分析。文章發表的數星期後，一次大戰爆發了，在硝煙蔓延的情勢下，精神分析透過戰前在歐陸各地的學會，以及在美國的發展，不但未受戰火的鯨吞蠶食，反倒是在戰後繼續穩定發展，當然，這也受惠於佛洛伊德的忠心弟子於1912年籌組的祕密評議會（the secrete committee），11圍繞著佛洛伊德如同保護查理曼大帝的貼身武士（paradin），佛洛伊德並於1913年贈予這祕密組織每人一只刻有希臘凹雕的金戒指，在給瓊斯（E. Jones）的信中興奮地表示：「關於你的構想，企圖將最值得信賴的人籌組為祕密評議會，保衛精神分析的發展，當我不在人世之後，為了維護這目標，抵抗某些人、事的攻訐……我知道這想法中有一些孩子氣與浪漫的想法，但也許它可以用來調適現實的需要。我讓幻想自由馳騁，而託付你做審核的工作。」12
隱匿著分裂的發展
1918年，第一次大戰即將結束，精神分析的聲勢因戰爭而蟄伏數年後，又再度聚集於布達佩斯，13召開第五次的世界會議。但這次精神分析不再是處身於虎視眈眈的敵意環境下，而是在熱烈期盼的氛圍下粉墨登場。布達佩斯的市長與市議會招待與會者下榻於豪華的旅店Hotel Gellert-Furdo，原因是在大戰中有許多罹患「彈炮休克症」（shell shock）的傷兵，亟待復原，匈牙利政府擬籌設一個心理分析中心，讓這些患者早日復原。
上文提及為了區隔叛離者所立的學派，也為了凸顯精神分析的正統性，佛洛伊德特別於1914發表《精神分析運動史》，嚴厲地批評了阿德勒與容格。佛洛伊德對脫隊弟子的批評言猶在耳，但捍衛他的祕密組織的成員、武士們之間，已悄然地鬧分裂了。這分裂的種子，同樣是萌生於精神分析春風得意的1918年，酒商佛洛映德（De Anton von Freund）因睪丸癌手術後的憂鬱症而求治於佛洛伊德，並應允捐獻以成立精神分析的出版社Verlag，讓精神分析的推廣更加獨立，而原來負責編輯精神分析非醫學面向的雜誌《成像》（Imago）的編輯巒克，則從維也納前來布達佩斯協助此事，但因出版流程而和瓊斯交惡，並由於地緣關係而和費倫齊更為熟稔。但此時巒克，仍是佛洛伊德長期贊助，完成其學業，安插為週三聚會的常任秘書，是刻意栽培的、被佛洛伊德暱稱為「小巒克」的非醫學的精神分析（lay analysis）之子。14問題不在於巒克，而是在費倫齊身上。在《精神分析運動史》中，佛洛伊德如是盛讚費倫齊：「匈牙利在地理上如此接近奧地利，但在科學上卻是如此的遙遠，只產生了一位合作者——費倫齊，但他個人卻勝過一整個學會。」（S.E. XIV, p. 33, 1914）但從1911年起，佛洛伊德即大力斡旋於費倫齊與女病人吉賽拉（Gizella）的糾葛關係中，費倫齊並於1914年、1916年兩度接受佛洛伊德的分析，並在佛洛伊德謄寫《精神分析引論》之際，與他共商演化論與精神分析的關連：「我們的企圖是將拉馬克（Lamark）的立場置於我們的基礎上，顯示他所謂器官的創造或轉化的需要，不過是潛意識的觀念施諸身體的力量，我們可在歇斯底里的患者身上看見這種『意念全能』（omnipotence of thoughts）的殘跡……（演化）的目的與有效性，將被精神分析地加以解釋。有兩則變化或演進的原則出現：一是經由自己身體的調適（自體形塑〔autoplastic〕），另一則是經由改造世界（異質形塑〔heteroplastic〕）。」15一方面，我們得以窺見費倫齊結合後設心理學往生物學發展的大膽臆想，是如何地影響了佛洛伊德；另一方面，他和佛洛伊德的齟齬尚未浮上檯面，在佛洛伊德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他向好友葛羅戴克（G. Groddek）透露了失望與不滿：「在我們一起旅行度暑假的幾年，我接受他的分析（一次三星期，另一次四到五星期）：我無法對他開放胸襟，他對這（我的）靦腆、尊敬是過多了些，對我而言，他委實過於巨大，作為父親，他的確是超過了些。」16
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精神分析表面上雖然風光，但分裂的種子在暗中悄悄萌芽，佛洛伊德對費倫齊的感受渾然未覺，在同年的精神分析大會上發表了〈精神分析治療的前進路線〉（Lines of Advance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而費倫齊首度提出日後為佛洛伊德所詬病的主動技巧（active technique）的技術，集中注意於催眠的暗示（suggestion）模式。往後的幾年，雖然精神分析內部並沒有嚴重的分歧，但佛洛伊德與費倫齊的個人遭遇並不見得好過。費倫齊因政局改變失去了大學中的席位、被剔除匈牙利醫學會，和已成為妻子的昔日的病人吉賽拉雙雙住進葛羅戴克在巴登巴登（Baden-Baden）所開設的療養院；而佛洛伊德則痛失愛女蘇菲（Sophie），在《超越享樂原則》（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中提及「強迫性的重複」（compulsion to repeat）的概念，死亡本能在他晚年思考占重要的位置，並於1923年發現了位於他右上顎的癌症。
粗略地鋪陳在《精神分析的發展》之前的精神分析的發展，我們得見影響精神分析發展的，不僅是精神分析理論的不同主張，外部的社會條件、參與者的個人因素等等，都有各自的影響力。我們必須暫且打住有關外部情況的描繪，才得以深入討論這本書的內容。為了烘托它的關鍵位置，凸顯它在精神分析發展的「分裂」史上的地位，有必要對佛洛伊德筆下與本書內容相關的精神分析技術的文獻，做一簡單的回顧與介紹，畢竟造成分裂的費倫齊的主動技巧、巒克的意志治療（will therapy）、短期治療（short term therapy），是從這些主張中「出走」的。
分析技術指南的發展
佛洛伊德實際如何操作精神分析呢？17他對分析情境的自陳與描述在1910至1920年代，成為弟子們奉為圭臬的指南。從早期1895年發表《論歇斯底里》（Studies on Hysteria）之後，佛洛伊德有一段時期採用壓迫技巧（pressure technique），以雙手覆蓋於病人的額頭上，催化病人的傾吐，接著轉向考古學式地（archaeological）挖掘回憶，歷經夢、語誤的解釋（interpretation），直到晚年〈分析中的建構〉（Constructions in Analysis, 1937）一文中由他主導與病人共同（兩者的位置不是對稱的）修復「記憶中的缺損」、穿透「記憶屏障」（screen memory）的作法，縱覽凡此種種有關技術的主張，可發現其間的變化頗大。
在1911年至1915年間，他陸續完成了六篇有關技術的文章。（S.E. XII, pp. 85-175）前兩篇處理的是有關「夢的解釋」與「移情現象的動態性」，隨後有感於精神分析陣營內部中的紛擾，大部分肇因於沒有遵循正確的技術所致，因此發表以〈給施行精神分析的醫生們的建議〉（Recommendations for Physicians Practising Psycho-Analysis）為大標題的四篇文章。從這四篇文章中，得見他採用較被動、接受性的「懸浮注意力」（suspended attention），18即對病人所言不滲入主觀的看法，不特別強調引起治療者興趣的事務，以避免主觀的偏見，在病人的潛意識之前：「他必須調適自己與病人，成為電話接收器之於傳訊的麥克風。」（S.E. XII, pp. 115-116, 1912）他也勸分析師不要為了說服病人，或其他理由，而將個人的內心世界嫁接於分析的過程中，這將會導致相互分析（mutual analysis）的危險；他接受病人的習慣，是先試行幾星期，以觀察病人的可分析性；熟人或朋友的朋友若尋求分析，常會以先前建立的移情關係阻礙著分析的進行，無論分析後的結果為何，友誼往往會為這種分析付出代價；他也論及了金錢、性、治療的時間等議題，勸導分析師面對移情關係時採剝奪（privation）的原則，以近乎吝嗇、堅硬的態度不讓被分析者的欲望得到完全的滿足、對被分析者解釋移情關係，將移情關係與真愛的的真、假特徵並陳，以及陳述治療時為何必須平躺的個人原因等等不一而足。
簡言之，關於精神分析的實際操作，佛洛伊德認為就像棋譜一樣，往往只有開局與結局的呈現，其過程依個人的不同而變化萬千，許多方式是依他個人的習慣而定，分析師也應依病人的特質與個人的理由做適當的調整。
這系列文章中與本書直接相關的，首推〈回憶、重複與疏通〉（Re-membering, Repeating and Working Through）。文章的中心主旨觸及分析師努力地協助被分析者將記憶的觸角伸入空白、缺損處，但病人往往還是不能憶起，無法將阻抗（resistences）化解，也沒有記憶的浮現以供分析。更糟的是，病人甚至以具體的行動來取代這未能出現的記憶，重複作出對自己不利之舉，為了克服這些重複的舉止，分析師就要經常在移情關係中找尋解釋，透過分析過程中的解釋，傳遞給病人之後，便構成了對阻抗的知識，但是這種知識又必須仰賴病人疏通，才可能進入、穩固地安裝為他的心靈機器的一部分，經過這冗長反覆的過程，治療才得以奏效。職是之故，精神分析的過程往往曠日持久。重複的舉動與治療時間的漫長，這兩個主旨，正是《精神分析的發展》一書引起爭端的相關議題。
回到上文曾特別強調的1918年，佛洛伊德在布達佩斯所發表的〈精神分析治療的前進路線〉。這篇聲明主要是針對費倫齊對精神分析治療技術改進的倡議：即主動技巧。19佛洛伊德坦承自從他將精神分析的主張取代催眠的暗示法之後，精神分析的技術確實應再往前邁進，他問道：除了讓病人潛意識的內容浮現、讓他明白他的阻抗之外，分析師什麼都不能做嗎？難道不能幫助他克服阻抗現象嗎？他認為是可以的，但這端視外在的情況是否允許，結合外在的幫助是可行的。但問題在於外在的幫助要到何種程度？關於分析情境中分析師的態度，佛洛伊德則主張採用一種「禁制」（abstinence）的態度，不要讓病人完全滿足。因為精神官能症的症狀，是挫折後一種替代性的滿足，而治療則提供了他另一種替代滿足的可能性，因此他警告布洛伊勒、容格所屬的蘇黎世學派，讓病人完全依賴醫生、甚至代他做決定、住在安適的療養院裡，這些決定將使得病人永無復原的機會。最常見到的替代性滿足、使得精神官能症瞬間即癒的例子，是分析過程中遭遇不幸的婚姻與罹患重大疾病，病人的罪惡感（sense of guilt）往往在這兩種形式中，獲得比症狀更大的滿足，而讓精神官能症頓時化為烏有。在這聲明的結尾，佛洛伊德自我調侃地承認他有一種幻想：有朝一日，精神分析的病人可獲得國家、外來的援助，像是約瑟夫二世所佈施的慈善行為。這番聲明表明了他認為精神分析的技術可進步，但要謹守「禁制」的原則，讓治療保有「適量」的挫折與不滿足，留心病人的轉移現象，莫讓潛意識中不願康復的可能性兌現，外在的幫助的確會影響病患的症狀，但這影響可能使症狀消失，也可能讓病患永遠耽溺於症狀。
在這幾篇文章中，佛洛伊德的治療模式可化約如下：在分析的情境中，分析師必然遭遇到阻抗，也必然會身陷於移情關係中，但分析師謹守禁制的原則，也必然不會讓被分析者得到完全的滿足，潛意識的內容要透過再回憶的方式浮現於意識中，但強迫性的重複，使得再回憶困難重重，即使是某些回憶出現了，但也需要時間疏通，才能使這些回憶無害或有效地占據於心靈機器中適切的位置。關於分析師的禁制對被分析者的影響、強迫性重複與疏通所需要的時間的不同主張，則構成了本書《精神分析的發展》引起爭議的核心。簡要地勾勒了佛洛伊德分析技巧的主張之後，我們該討論費倫齊、巒克這兩位影響精神分析深遠的第一代精神分析師在這方面的主張。
《精神分析的發展》
本書除第二章〈精神分析的情境〉出自巒克之手外，其餘篇章皆為費倫齊所作。
費倫齊開宗明義表示，相對於當時科學大幅的進展（精神分析的知識也屬其中之一），精神分析的技巧卻顯得停滯不前。佛洛伊德已有將近十年沒有發表和技術相關的文獻了，當時的分析師只能擁有相當稀少、和分析知識落差極大的技術指引，在這情況下，「寫一本《精神分析運動史》的續集是有其必要的」（中譯本頁49）。上文中已介紹了這篇文章的梗要，此處不再贅述。
依循著這個旨趣，巒克將他所認為的精神分析的情境，於第二章中細細的陳述。按巒克的意見，分析進行的要旨是：「把影響個案的移情關係和阻抗的心理事實當作根本條件；如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精神分析的一般定義，有時，對執行治療的分析師而言，精神分析是在一定時間裡依個案自身原慾發展的個別情況而決定了精神分析的過程。」（中譯本頁53）巒克對分析情境的體認，大致也就是環繞著如下的關鍵字眼而發展：移情、阻抗、原慾的發展、一定的時間。
在巒克筆下精神分析師的所為，是要以解釋來寬解精神官能症病人的原慾固制（libidinal fixation），這過程必然遭遇阻抗和移情。所謂的阻抗是「自我一方面會防衛潛意識本身，另一方面更加防衛潛意識材料的被分析」（中譯本頁55）。阻抗不僅是來自自我，也有所謂的原慾的阻抗：「經由移情關係產生的原慾阻抗，此阻抗的出現意謂著本然地對抗分析時必要的強迫剝奪。只有在此刻，移情關係由促進精神分析的角色變成有待克服的客體，這種情況有必要解釋給個案明瞭。」（中譯本頁64）巒克明白指出當移情成為阻抗時，便是分析師給予解釋的適當時機。20
另外他也提到一種自戀的阻抗21：「大多會在自我運作之前，即以理想的形成為第一步，先行出現」（中譯本頁55）。這觀察令人聯想起近年來在芝加哥環繞已逝的柯赫（H. Kohut）為中心而興起的自體學派（self psychology）中，對自戀的重視，但不同於自體學派將自戀抬昇到後設心理學的重要位置，以及強調神入（empathy）的重要性，巒克提到自戀時，僅是為了克服自我阻抗：「須先發生個案的自戀受傷，或使個案暫時擱置他的原始自我理想，而使得原慾本能與渴求的情感表現較以往解放。」（中譯本頁55）而這解放、鬆動的結果，便是移情現象的發生：「代表個案嬰兒期原慾情境的再現」（中譯本頁55）。
除了阻抗之外，在分析情境中另一重要的現象便是移情。22除了上述的移情成為阻抗的例子之外，大體說來，移情適用於排除阻抗，使潛意識中的原慾、情感較容易浮現於意識層面，而為病患所查知。但是更重要的是，移情關係除了可以消解阻抗，還扮演了一個角色，是治療過程不可或缺的，透過這角色，原慾幻想（libidinal phantasy）在分析情境中有了演出的機會。具體言之，就是「精神分析以人為的精神官能症形式，取代了原來的精神官能症的位置」（中譯本頁58）。當移情發生時，常見的情形是「精神分析師替代了原慾的自我理想（父親或母親）的位置後，……臨床上為人所熟悉的、早先的伊底帕斯23式的精神官能症，被轉化為新的精神分析式的移情關係官能症。」24（中譯本頁60）一旦被分析者與分析師的移情關係建立，取代了伊底帕斯情結中的關係後，巒克主張分析就要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認為如此可避免以往精神分析的緩慢冗長，甚至無法終止，甚至可將精神分析的曠日廢時改進為短期治療，關於這主張佛洛伊德則以嘲諷的態度相向，下文中將說明。
和巒克相較下，費倫齊在本書中所討論的主題則較為宏觀與龐雜。
費倫齊對於佛洛伊德在〈回憶、重複與疏通〉有關重複的看法，並不贊同。他認為某些被分析者正是無法回憶，僅能從強迫性的重複中，我們才得以進入潛意識，而為了達到這目的，分析者採匱乏、剝奪的禁制態度是不夠的，分析者必須積極主動地迎合被分析者的重複。明眼的讀者在第一章末讀到：「如同佛洛伊德所發現的，我們強調，需要充分地辨識強迫性重覆在精神官能症裡的絕對重要性。基於對強迫性重覆的瞭解，首先使得『主動治療』在理論上可被理解，也使得『主動治療』的必要得到理論上的支持。假如我們從現在起，把治療中的重複現象賦予一種角色，認為它在生物學上也占據我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我們相信我們與佛洛伊德之間並無區別。」（中譯本頁51）不難看出費倫齊念茲在茲的是主動治療的合法性（理論上說得過去與否），而他為這主動性找尋生物學的基礎，但是，無論這基礎是否穩固，最高的仲裁者仍是佛洛伊德：「我們相信我們與佛洛伊德之間並無區別。」
除了主動治療的主張，費倫齊在第三章中概略性地提及當時對分析技術的錯誤觀點，他所提到的錯誤有如下幾點：1.過於偏重解釋：解釋的正確與否，端視被分析者的全體情況，而不是拘泥於細節，正如同翻譯的工作，僅是查出每一陌生的字彙還不夠，更重要的是與通篇文章內容的扣合。2.局限於症狀的分析：只求症狀的消失，而不深究童年的經歷，這作法立竿見影，但效果並無法持久。此外，汲汲經營情結的分析，也容易造成精神分析的阻礙，例如：某情結與性有關，而讓被分析者耽溺於性的陳述中，那麼，被分析者反而無法經歷原慾的剝奪、匱乏，而使得分析停滯不前。深究其實，情結往往過於龐大，包含著其他有待分析出來（analysing out）的因素，因此執意於情結的分析反而會阻擾精神分析作更深的洞視，另外，不恰當地將情結分析貼上標籤，將使得分析的工作千篇一律，或過早結束。3.太多的知識交流：往往使得分析僵化，分析師可能會閃躲技術的困難，在複雜的心靈活動面前，過早地濃縮每一件事情。將精神分析的理論與其他學科，例如生理學、生物學，作鉅細靡遺的對比，但是這樣的情形必須避免，即使這情形可能在智識上同時滿足分析師與被分析者，因為分析的工作是要讓被分析者在情感上經歷某些他所不願面對或遺忘的記憶，相對於這目標，過多的理論與知識往往構成了阻抗。4.雖然廣義地說：「任何阻礙精神分析工作的即為阻抗。」（S.E. V, p. 517, 1900）但分析停滯不前時，並不總是阻抗的關係。分析師有傾向說：「這就是阻抗」，但這可能造成被分析者擔心自己失禮，過於矜恃有禮反而製造了阻抗。阻抗與移情是必然要發生的，特別是負向的移情關係（negative transference）是「任一個精神分析中如鋼鐵般必然需要的一部分」（中譯本頁79）。分析師應特別留意被分析者心理力量的運作與分布，以避免造成被分析者不必要的罪咎感。5.過於重視被分析者心智的改變，而忽略了精神分析師作為人的身分。最明顯的例子是：矯枉過正地避免在分析情境之外的任何接觸，或是忽略了分析師的反移情關係（counter-transference）。如果分析師的自戀過於強烈，往往會將被分析者引導到取悅分析師的方向，而沒有注意到自己原慾的旨趣。6.最後，費倫齊聲明他所主張的「主動」的技術，是幫助被分析者釋出潛意識的內容，如果被分析者能自動「重複」地發生潛意識中的創傷經驗，那麼就無需要「主動」。但是他的主張被許多分析師誤解了：「某些精神分析師為了避開技術上的困難，而在『主動』之名下，以命令和禁止來壓倒個案，我們可以把這種情形特別標定為『魯莽的主動』。」（中譯本頁81）
在批評歷來技術性的錯誤之後，費倫齊於第四章〈理論與實務的相互效應〉中表達他對理論與技術之間的看法。他認為精神分析的理論除了從知識而來之外，更重要地是親身的體驗（被分析），25只有後者才會有信服（conviction）的力量。技術與理論之間的良性循環，是保證精神分析活力的不二法門，「我們必須推薦開業者，藉必要的研究以及讓自身被分析去填補他們理論知識的空隙，並建議那些有著過多理論的精神分析師，在他們的實務應用中，盡可能地把學術上的興趣拋開。這種盡可能不因理論而偏頗的態度之必要性，不可被認為是反科學的傾向。我們完全欣賞這種為提昇科學，而要求科學態度的價值，當個人的興趣是探索尚待理論研究的主題時，可以藉此態度而將工作與個人興趣相互結合。」（中譯本頁88）然而，不斷追求技術革新的費倫齊，也注意到了講求治癒（技巧）、探索知識（理論）兩者的片面性格，而說：「假如一個人把精神分析技巧當作挖掘新的心理事實與這些事實之間的關連，也就是說，對心智生活的探討，那麼可以說它（技巧）的治療價值純粹是偶然；或者，相對的，從治療的角度來看，那麼科學的成果將是一項極受歡迎的副產品。」（中譯本頁84）有趣的是，在精神分析技巧與理論的主張上，費倫齊一輩子孜孜不倦地開拓新技巧，從主動技巧到放鬆技巧（relaxation technique）以至相互分析，所注重的是治癒的效果，而佛洛伊德則傾向科學與理論的面向，在佛洛伊德晚年的〈可結束與不可結束的分析〉（Analysis 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 1937）中，我們得見他對費倫齊熱愛治癒的批評。26
在本書的最後兩章中，費倫齊總結了他對發展到1920年代的精神分析的看法，以及對它發展的期待。費倫齊除了聲明知識理論進展的重要，同時更強調實務經驗的不可或缺，例如他將精神分析類比於教育：「如同教育自身，出於對老師的感情關係，它包含著比啟蒙因素還多的經驗因素在內。」（中譯本頁93）這種切身經驗的重視，使得他又回到第一章的主題，認為精神分析肇始於安娜歐（Anna O.）在布洛伊爾面前的傾吐，到佛洛伊德的自由聯想，而到1920年時，夢的解析、情結的分析、阻抗、移情、原慾的匱乏等許多概念已蓬勃發展，獨不見相對實務技術的演進。為彌補這缺憾，按費倫齊的主張，在分析別人之前，分析師必須在有分析經驗的分析師處接受自我分析，避免將僅從書本而來的知識直接用於分析者身上，而這些有經驗的分析師最好能成立一機構（如當時的柏林精神分析聯合臨床中心），除治療之外也專事訓練。但是誰有資格成為分析師呢？費倫齊大力支持在醫學訓練之外的「外行人分析」（lay analysis），如同解剖學與生理學對醫學的不可或缺一般，精神分析也是瞭解心靈科學的重要部分，凡是對心理活動的科學有深切認識的人，都是可以執行分析的：「這可以用來回答某些專業人士有些刻意的質疑，是否『外行人』，亦即非醫療相關從業人員，也可以做精神分析。就如現在醫師的處境一般，他們受限於以前的片面式的自然科學訓練，對於心理學事務才是不折不扣的門外漢。我們可誠實地說，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那種純粹生理學的思考方式，已限制他們對心理層面的瞭解。」（中譯本頁101）費倫齊除了大力從事精神分析的政治工程之外，更大的野心是精神分析化的全面推展，將潛意識的內容全面提昇到意識：「這意味著人類發展的重要一步，即它可能被視為重大的生物學上的進步，同時也是第一次在自體控制下所發生的。」27（中譯本頁102）
總結說來，費倫齊對精神分析的發展是熱情洋溢的，他所執著的是精神分析創始人——佛洛伊德——的首肯，他所憂心的是精神分析的技巧在過於著重理論發展的傾向中被忽視。主動治療的嘗試、分析師的自我分析是防止這缺失的寶貴體驗，但並非只有醫生才能從事精神分析，只要是受過分析，對深度心理學有足夠認識的人，皆可執行分析，醫學的訓練不會使得醫生在面對人類的心靈時，比起所謂的外行人更有優先性。
這本書的問世，並沒有立刻引起精神分析之父（佛洛伊德）的不快，而是禍起蕭牆之內——祕密評議會內部的兄弟相殘，特別是柏林的亞伯拉罕與倫敦的瓊斯對巒克的攻訐，以致造成了祕密評議會的瓦解、精神分析又一次的分裂。
祕密評議會的分裂
費倫齊與佛洛伊德的問題，置換到佛洛伊德與「小」巒克的身上，不同處在於前者是隱匿的，而後者則浮上檯面，並引來祕密評議會中弟兄們的攻擊。《精神分析的發展》出版後，同年巒克又出版《生之創傷》，28而費倫齊則出版了《海洋：性蕾性質的理論》。29當《精神分析的發展》並沒有如事先約定，讓祕密評議會的其他成員過目後即先行出版，此舉隨即引來瓊斯的非議，但佛洛伊德的反應並不是全然的否定，他認為精神分析的技巧確實有必要深化，而《生之創傷》應該可以被精神分析的理論所吸納。費倫齊當時汲汲尋求佛洛伊德對主動技巧的首肯，佛洛伊德的回答是：「雖然我對它的評價很高，我不完全同意你們的共同著作，我還對巒克做了一些它的批評。」30事後當他洞悉這本小書的目的之一是要縮短治療的時間時，他則戲謔地認為這書相當適合被「旅行推銷員」31所使用。但這態度無法遏阻戰火的蔓延，巒克隨後出版的《生之創傷》，引起了亞伯拉罕、瓊斯的強烈反對，認為巒克完全忽視精神分析的基石：嬰兒的性特質、伊底帕斯情結等概念。亞伯拉罕甚至將巒克比為容格，重提他在數十年前，第一次薩爾茲堡（Salzburg）的會議上即警告過佛洛伊德要當心容格的叛離：「另一個薩爾斯堡會議又在我們面前，我再一次地在你身邊扮演同樣的角色——一個我不樂於扮演的角色，如果，此刻你願意聽我所說，即使這是令人痛苦的，那麼我將會滿懷希望地參加這會議。」32佛洛伊德對於將巒克類比於容格的說法，極為不悅。但幾個月後改弦易轍，批評巒克，認為他如果被分析過，就不會寫這本書了。33費倫齊曾費勁地居間協調，但隨著巒克於1924年離開祕密評議會，遠赴紐約與巴黎，逐漸與正統精神分析疏遠，使他的努力顯得徒然，也因此和巒克漸行漸遠，數年後寫給佛洛伊德的信中提到巒克在美國吹噓他能在六星期內治癒同性戀者。34
費倫齊雖然沒有與瓊斯、亞伯拉罕等兄弟們決裂，但也漸漸不見容於精神分析主流的圈子，由於他所支持的「外行人分析」，不完全為美國的布里爾（A.A. Brill）和英國的瓊斯所贊同，而未能如願的當上分析學會的主席，使他受挫極深；另外，他長年閉關埋首於技巧的革新以及理論的拓深，也引來佛洛伊德的怨言：「他的朋友們知道，費倫齊不像以前敞開胸襟與人溝通，退縮了許多。」（S.E. XIX, p. 269）不可挽回的決裂，則發生於1932年他發表了〈成人與小孩間言語的混淆〉（The Confusions of Tongues Between Adults and Children），費倫齊於其中主張分析師的姿態太高，並沒有真正在聽被分析者所述，特別是童年遭遇過性虐待的被分析者；35他認為溫柔（Zartlichkeit; tenderness）是前伊底帕斯（pre-oedipal）的經驗，口腔的滿足、親吻、依偎、相互以鼻子搓摩是其特色，而激情（Leidenschaft; passion）則是後伊底帕斯（post-oedipal）的經驗，以陽具為主，充滿了懲罰、罪咎的感覺，成人與小孩對兩種語言的混淆，往往發生於「誘惑的場景」（the scene of seduction）中，小孩要求溫柔，而成人卻以激情回應。這種主張似乎又回到1896年的〈歇斯底里的致病因〉（The Aeriology of Hysteria）中的主張，而這是佛洛伊德早已放棄多年的誘惑理論。當費倫齊堅持要公開發表這見解時，他與佛洛伊德的分裂也成為不可避免，一位作者鮮活地描繪他對佛洛伊德陳述這篇文章時的景象：「佛洛伊德並沒有掩飾他的不耐，他堅持費倫齊在一年內不要刊登這篇文章。費倫齊攤開雙手示意再見，佛洛伊德則不發一語地迅速離開，並向吉賽拉（費倫齊之妻）微笑致意，而她則如淚人一般。」36值此同時，精神分析圈內則盛傳著費倫齊罹患了重大的疾病以致影響了他的思考。巒克與費倫齊身居祕密評議會的成員，原本是要捍衛佛洛伊德與精神分析，但卻在《精神分析的發展》發表後，引發了精神分析內部又一次的分裂，而逐漸淡出精神分析主流的圈子。他們的哪些主張，影響了後世的精神分析師，而與今日的精神分析相關？他們又會如何影響了佛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的發展中留下了重要的烙印呢？
巒克的生之創傷與焦慮
發表了引起祕密評議會分裂的《生之創傷》後，巒克離開了維也納，往來於美國與巴黎之間。早期於紐約精神分析學會有一定影響力，又於1930年因施行短期治療而被剝奪美國精神分析學會會員的資格，在巴黎執業時則與文人亨利．米勒（H. Miller）、阿娜伊思．寧（Ana? Nin）過從甚密。他的創作未曾稍減，陸續發表《精神分析的技巧》（Tecknik der Psychoanalyse），又於1930年發表《意志的鍛鍊與情緒的發展》（The Training of the Will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37他步步為營自我（ego）結構的重要性與自由意志的獨特性，同時也日益遠離了正統佛洛伊德的陣營，並於1939年病逝於紐約。
巒克的學說對今日的精神分析有何影響呢？他的精神分析觀，其中如下的幾點特色，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是他對創傷、焦慮的看法。他認為生之創傷是一切焦慮的根源，伊底帕斯情結與閹割焦慮比不上這威脅重要，生產過程的威脅，具體而微地呈現自我個體化過程中的衝突，這和佛洛伊德主張性本能的享樂原則與現實原則的衝突才是焦慮根源的觀點互別苗頭。38
但人經歷過生的創傷後，生命才正要開展。巒克認為生產及日後外界、社會對個人的衝擊固然不可忽視，但他更強調自由意志（free will）對個人主動性的重要。他主張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潛能，透過精神分析，可以使心靈成長，洞視自己的人格特色，因此他強調意志自由的優先性，在這意義下，無論意志可凌駕或者應該適應外在現實，他都可說是將注意力關注於自我的自我心理學派（ego psychology）的前驅者。按他的看法，精神分析可以幫助個人意志的發揮，但不能賦予這種努力意義。
個人意志要有意義，則在於創造性的有無。巒克認為他和傳統精神分析的差別，在於後者認為個人被成長經驗決定性地影響，沒有人能改變這整個心靈結構，精神分析所作的僅是改變個人受過去所影響的程度；而他則認為個人與母體分離之後，人格便不斷地在個體與群體間擺動、開展，自由的意志與創造力，能形塑一個全然煥新的人格，而所有的人都具有這潛能，人生是一種開放的發展過程。這種對個體的強調，對自體（self）的關注，對人存在意義的重視，無疑是存在主義精神分析（existential analysis）的先河：與母親分離的關係構成了所有日後與他人關係的基礎，而創造力最重要的，便是能從與他人的種種關係中活出、創造出個體。一個人終其一生便是在完成個體，以及尋求與其他社會團體融合，這兩造之間的擺盪。
離開了維也納之後，巒克不認為自己是精神分析主流派的同路人，而將自己與正統佛洛伊德學派區分開來，他援引愛因斯坦的話：「在原子物理學的影響下，當代物理學對嚴格因果性的可行性，表示強烈的懷疑」39，進而移花接木地說：「在世紀之交，當這股反因果性的運動在物理學界興起時，佛洛伊德仍然企圖將自然科學中嚴格的決定論應用於心理的事件，想將以前被阻隔於外的因果原則，呈現於心靈生活當中……佛洛伊德以一種天真的物理方式運用於心靈事件的因果定律，無可避免地得出所有的心靈事件都可以以意志的因果性來瞭解。我的意思並非指因果性的原則是錯誤的，而是它對於我們當下所知道的是不夠充分的，它的心理學的意義損毀了詮釋的價值。」（Rank, 1961, pp. 168-169）
這種詮釋的價值其實就是對人存在意義的探索，因此巒克不只是對誕生過程的焦慮有興趣，他也談到人對死亡的恐懼、對不朽的期望。人對死亡的恐懼，使他不斷地想超越自己，進而是渴望不朽，認為人作為肉體、有限的存在之外，必然有一恆存的精神面相，巒克稱之為靈魂（Seele）。在宗教式微後，這種期望的追求，便轉為對理論（心理學的理論）的仰賴，對政治意識形態的堅持，等而下之是投身於俗世中的權威。企圖作為自然科學的心理學，罔顧人類內心深處對不朽的渴望，無法賦予意義給這對不朽的希望，職是之故，他甚至認為心理學是人類靈魂的敵人。巒克這些主張，不難在後世的佛洛姆的異化、艾力克森（E. Erickson）的認同危機以及大眾心理學中自我實現等等概念中找到身影。
最後，在尚未與精神分析主流分裂之前，巒克在當時傾向只強調父親的氛圍下，於《唐璜的傳奇》（The Don Juan Legend, 1922）一書中，就已強調母親與孩子關係的重要，在這意謂下，他可說是嬰兒的精神分析、客體關係理論的啟發者之一。
費倫齊作為搗蛋的嬰孩
相對於巒克，費倫齊則始終留在精神分析的圈子中。直到九○年代，英語世界對費倫齊的瞭解，大致上仍停留在1920年代已完成的翻譯作品。這位「總是對新的反應進行反覆的試驗，直到有新的念頭、洞識才休止……經常動搖了某些人的堅實信念，而獲致一種毀譽參半、打破偶像崇拜的聲譽：精神分析的搗蛋嬰孩」40，我們對他作品的瞭解仍相當凌亂與殘缺。41
勇於嘗試新技巧的費倫齊，在其他分析師的眼中：「甚至可以治癒一匹馬。」42就是基於這種對治療的熱情，使得他反對佛洛伊德在〈回憶、重複與疏通〉中對回憶的重要性的強調；費倫齊認為有些人重複的舉動，才是瞭解他們的潛意識的入手處，從而主張積極治療。無疑地，這主張動搖了採聆聽、禁制原則的精神分析的架構。在費倫齊的新架構中，分析師不只是坐著聆聽被分析者的回憶而已，而是要積極地瞭解被分析者的潛意識，但是以何種方式「積極介入」呢？費倫齊一連串的技巧革新所要解決的正是這個問題。從1919年起的主動技巧：事先設定治療完成的時間、取得被分析者同意，不得進行性活動，為的是增加分析時的緊張度，讓潛意識的材料釋出，避免被分析者濫用自由聯想作為防禦，甚至主動地挑起被分析者焦慮的情緒；在1925年改採放鬆技巧：培養一種溫馨、寧靜具保育氣氛的分析情境，以取代以往的焦慮氛圍，這方式特別是針對童年受過創傷的被分析者；積極技巧發展的最後一個階段（1929-1932）是相互分析：費倫齊並不認為這技巧可廣為採用，只有在雙方互信、互助的基礎上才能進行，雙方都會發生退化（regression）的現象，這技巧的主張為的是要減低積極技巧中治療者的攻擊性，同時避免放鬆情境中分析師出自於「職業性虛偽」所刻意製造的氣氛。
素以技術見稱的費倫齊，受他教化的學生，犖犖大者有在英國的克萊恩（M. Klein）、瓊斯（E. Jones）、巴林特（M. Balint），43在法國有協助巴黎精神分析學會的元老索羅尼卡（Eug?ie Sololnicka），在美國有創辦芝加哥分析學院的亞歷山大（F. Alexander），建立哥倫比亞大學精神分析臨床研究的哈多（S. Rado），以及自成一家之言的馬勒（M. Mahler）等人，44對精神分析的影響，可說是除了佛洛伊德之外，無人能出其右；但是這些人受他哪方面的影響卻缺乏系統性的研究，例如克萊恩、瓊斯兩人均被費倫齊分析過，但為何這兩人鮮少提及費倫齊的作品，費倫齊對於小孩具內化（introjection）的能力，早在1909年提出，這和克萊恩日後大量以內化、投射（projection）解釋小孩的幻想，有任何的關係嗎？45這些課題頗值得一步的探討，除此之外，值得注意還有費倫齊有關精神分析的生物分析（bioanalysis）、精神分析的建制問題以及反移情——一個涉及分析師本身欲望的問題。
所謂精神分析的生物分析，是指費倫齊在《海洋》一書中，試圖為精神分析找尋一種演化論的生物學基礎的努力。但科學史家蘇洛威（F. Sulloway）則將精神分析知識置於實證科學的傳統，強調精確、一致與線性的進步，進而譴責費倫齊有關小生命的成長、個體的發生（onto-geny），反映了大生命從海底到山巔的種系發展過程（phylogeny）的主張，他認為費倫齊主張一種錯誤的拉馬克主義（Lamarckism），屬於十九世紀末的科學想像，是一種「高度的幻想」；46而費倫齊的捍衛者，以巴林特為例，則回答：「他的科學語言的確令注重語言者或翻譯者感到害怕。對費倫齊而言，言辭與技術用語，或多或少僅是表達心理經驗的有用工具。」47換言之，無論這是生物學的歷史事實，還是所謂的心理事實，都不是費倫齊所主張的原則：一切駭人的言辭與技術的試煉所，應該是在分析的情境中，以是否能進入被分析者的潛意識為最後的裁決。
費倫齊之為搗蛋的嬰孩，除了結合精神分析與生物學的企圖之外，可以從他對精神分析技術改良的激進作風略窺一二，但他不只改變技術而已，他也意圖修正精神分析的建制。他視精神分析的情境為環環相扣的權力結構中的一環，而這些結構是不易整合，也難以完全顛覆的。他認為精神分析的知識儼然是一種妄想性的結構，應該以一種相互性（mutualism）取代，必須把從潛意識動態中的移情與反移情關係衍生而來的依賴給解放出來，因此他敢於試驗諸如「放鬆技巧」、「積極的技巧」、「相互分析」等技巧，進而反對精神分析被醫生所統治，全力擁護「外行人的分析」。
明顯地，費倫齊有政治化精神分析結構、情境、術語的意圖，而這政治傾向是帶著無政府主義的意味。他的政治意圖是要讓分析師、被分析者認清權力結構中的妄想性格：「最終要洞視權威的妄想性（上帝是瘋狂的，世界是混亂的）。要明瞭我的妄想（分析師）不過是模仿（再現）有權力的成人。今後我將沉穩地脫離我的病人，然後他們才能痊癒（具有洞視）。特別的任務是：將被精神分析師的妄想降至卑微地位，倚賴甚至永遠依附的病人們可以從我們（分析師）的手中真正解放出來。」48但這種無政府狀態是在精神分析的圈內進行，並不是要在政治上革命：「我不想『改革』社會，真的，我並不是個妄想者。我僅想在以精神分析為導向的人們當中，逃開一無是處的抑制（inhibitions）的關係，而讓思考與言論有自由。」49但是不可忘記的是，費倫齊修正的不是別人的主張，而是多年前他自己的主張，當時他是呼籲成立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起始人之一，同時也是精神分析的第二原則發明者，按此原則，所有的精神分析師，在分析別人之前，必須要被分析（第一原則是自由聯想），因此費倫齊的無政府傾向，是針對他先前所大力擁護的精神分析體制而發，由此也得見他不但是對精神分析，同時也是針對他自己進行不斷革命（或改革）的熱情。
如上文談到的，費倫齊晚年因創傷、誘惑理論而不見容於精神分析的主流，他在這些主張中特別重視分析者——這個人在分析中所扮演的角色，因而導引出反移情的議題；而對於被分析者，他則非常堅持要達到一種「完全治癒」的狀態，這種期望牽涉了兩個議題：分析者的欲望（他的潛意識不會只希望治癒病人而已）何在？分析有自然的、明確的終止嗎？前者涉及了倫理的問題，50而針對後者，佛洛伊德則在晚年的〈可結束與不可結束的分析〉一文中回應。
巒克、費倫齊的這些改革芻議，確實影響了佛洛伊德，而做出下節中的若干論點，從而影響了日後精神分析理論與實務的發展。
佛洛伊德的回應
佛洛伊德與巒克、費倫齊的交往長達將近二十年，他們對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發展的影響，無法於此作更加詳盡的討論，只能選取與本書相關的幾個主題討論，以利讀者在眾家紛紜中，築構幾個為巒克、費倫齊所開發，又為佛洛伊德視為問題所在，而迄今仍然重要的主題。
在巒克方面，當他在本書第二章中提到伊底帕斯情結與閹割焦慮時，認為閹割焦慮出現於嬰兒尚未能區分男、女之際，是男女共有的雙性時期，因此焦慮雖然與閹割有關，但閹割焦慮定然有更早的來源。而在《生之創傷》中，他進一步認為人類因生產過程的巨變、分離，產生了日後所有焦慮的來源。佛洛伊德一方面駁斥這種說法，一方面又對自己的理論作了修正，在〈伊底帕斯情結的消解〉（Dissolution of the Oedipus Complex, 1924）、〈兩性解剖學差異的某些心理影響〉（Some Psych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Anatom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exes, 1925）中，他認為伊底帕斯情結與閹割焦慮在男、女孩身上有不同的發展：「最基本的差異在於女孩接受閹割為完成之舉，而男孩則畏懼它發生的可能」（S.E. XIX, p. 178, 1924）、「在兩性中伊底帕斯與閹割情結有一根本的不同。在男孩身上伊底帕斯情結被閹割情結所摧毀，在女孩身上，伊底帕斯情結則是為閹割情結所引導並成為可能的。」（S.E. XIX, p. 256）這些主張無疑開啟了女性心性發展的精神分析研究。
巒克對佛洛伊德另一深遠的影響是後者修正了他對焦慮的看法。佛洛伊德對焦慮的看法幾經更迭，從早期認為焦慮是力必多（libido）的變形，能量積聚過高時釋放的產物，到《精神分析引論》第二十五講（1917）中，則認為焦慮是面臨內在或外在危險情境時，為了防止過於強烈的情緒釋放，事先所散發的訊號（signal），除瞭解釋焦慮的起源，他還面臨另一個問題：焦慮的形式，為何焦慮總是和心悸、呼吸急促一起出現？受達爾文（C. Darwin）有關人類與動物情緒表現的著作的影響，51他認為：「……歇斯底里與焦慮性精神官能症的呼吸不順和心悸，是性交這行動分離出的片段。」（S.E. VII, p. 80, 1905）在他的觀點中，每種情感（affect），包括焦慮，定然是某些先前事件的殘留影響，誕生、分離、閹割、失去所愛、不再被愛等，都是造成焦慮、憂傷等等情感的源頭，這主張乍看之下，和巒克所謂所有的精神官能症者的焦慮與不適，都是延續生之創傷、無法抒發（abreact）這創傷情境的焦慮所致，並沒有嚴重的分歧。但佛洛伊德反對的是巒克過於簡化精神官能症的原因。首先是抒發可以治癒焦慮的看法。一方面，抒發其實是在發現精神分析之前，即為佛洛伊德所拋棄的概念；另一方面，因為如果一個人的焦慮程度若非常嚴重，到處找尋抒發的管道，是否意味著他便較容易從不斷的抒發中復原，這明顯是違反精神官能症難以治療的事實；其次，如果誕生過程這一單一因素便造成了精神官能症，那麼，應該很容易用驗證的方式來觀察，是否難產的嬰兒較易罹患此症；最後，佛洛伊德認為應該從多種因素來考慮精神官能症的肇因，這些原因包括了：種系發生的觀點（只有人類的性特質有潛伏期，而成年人則對嬰兒性特質動輒加諸外、內在的管束等等特性）、生物學的觀點（人以一種未臻獨立的狀態誕生於世，處處仰賴他者的照顧，外在世界則時時構成威脅）以及心理學的觀點（自我與原我的分化後，自我除了應付外在的危險，也要防衛來自原我的要求，當原我的欲求過於強烈，自我只能縮小控制範圍，焦慮的症狀於是成為折衷的產物），52在這三方面通盤的考量下，才可能瞭解焦慮的根源。
至於巒克所主張的「短期治療」，佛洛伊德非常不以為然地表示：「這不過是時代的產物，在歐洲戰後的貧瘠與美國的富裕，兩造極端差異的壓力下，調整分析的節奏以適應美國生活的快速步調。我們並不常聽到關於巒克以這種方法施行於病患後造成何種結果。也許正如因翻倒的油燈引燃房子時，被招來救火的消防隊員卻自滿於將屋內肇事的油燈取走，消防隊員此舉當然可縮短時間。巒克的理論與操作已過時了，正如同美國已不再富裕。」（S.E. XXIII, p. 217, 1937）
巒克退出精神分析的圈子後，佛洛伊德幾次為文反對他的《生之創傷》，而費倫齊雖然留在圈內，但與佛洛伊德的來往已不像往日般熱絡，甚至可說有些緊張關係，佛洛伊德也對他多所批評，特別是針對他有關精神分析技巧的一連串的改革；而費倫齊改革的目的無非就是病人的治癒、分析成功地結束，並希望精神分析能針對這兩方面有所進展。
但佛洛伊德對費倫齊的改革則滿腹狐疑，特別是當費倫齊告訴佛洛伊德，每當一次會談結束後，他會給一位女病患（指Clara Thompson）一個吻，佛洛伊德則說：「你沒有隱藏你親吻病人，並且讓他們親吻你的事實……某些對技巧進行獨立思考的同僚，因此會對自己說：『為什麼要停止在接吻呢？』當然，可以走得更遠，包括『擁抱』病人，畢竟這不會讓她懷孕……其他更大膽的人會使各種愛撫、亂交等成為分析技巧的一部分……我們年輕的同僚將會發現很難不逾越他們早先所設定的限制。」53佛洛伊德這種帶「色慾」的聯想，某種程度扭曲了費倫齊的原意，主動技巧並不一定就是「親吻技巧」，而是指分析師要主動地介入，甚至引發被分析者的情感，無論兩者的主張是否有交會，殆無疑義的是分析者的主動開啟了另一個課題：反移情關係。
關於反移情關係，佛洛伊德非常謹慎、節制地以引號框住這新的詞彙：「將我們的注意力轉移到『反移情關係』，這是指醫生潛意識的感受被病人所影響，我們將提高要求讓醫生能夠認識反移情，進而能控制它。」（S.E. XI, p. 144, 1910）提高怎樣的要求呢？他認為：「沒有一個分析師，可以進行得比他自己的情結與內在的阻抗更為深遠。」（ibid., p. 145）因此自我分析是必要的，但除了自我分析之外，佛洛伊德也採納費倫齊的建議，即上文提過的精神分析的第二原則，換一種說法是所謂的教導、養成的分析（didactic, formative analysis），但這樣還不夠，反移情關係的最後防線是：「所有的分析師都應該週期地，比方說每五年，就要讓自己被分析，不要因為這舉止而感到羞愧。」（S.E. XXIII, p.240, 1937）迥異於佛洛伊德對反移情關係所設定的層層關卡，費倫齊則採用一種激進的立場——他和病患相互分析。
但這並不意味費倫齊否認被分析、自我分析的重要性，這可從他與佛洛伊德的你來我往中得見一斑。佛洛伊德曾聲明：「我從來不是一個熱衷於治療的人。」（S.E. XII, p. 151, 1933）在他向費倫齊表明他並不熱心於精神分析的治療面向後，費倫齊埋怨道：「……接著，你成了我的分析師，但是，不利的環境不允許結束我的分析。我最感到遺憾的是，在分析當中，你並沒有察覺我對你的移情關係，其中所透露的負面的感覺與幻想，也因此沒有得到傾抒。我們曉得，沒有一個被分析者，即便像我有多年來自別人的經驗，能夠在沒有協助的狀況下達成……」54。費倫齊埋怨的是他的分析沒有被成功的「結束」。佛洛伊德則在〈可結束與不可結束的分析〉回答了費倫齊的埋怨，他含沙射影地指費倫齊經他的分析多年後，沒有外在的原因下，突然開始不滿當年他沒有注意到的負向的移情關係。佛洛伊德的辯稱是，當年費倫齊並沒有流露負向的移情，況且多年來的友好關係也不是可用正向的移情關係來涵蓋的，如果當年有負向的移情關係，分析師應該處理明顯的、流露的移情關係，還是應該將他察覺可能是隱匿的、潛伏的移情關係都給挖出來呢？明顯地，這爭執中透露了，分析師是否該主動活化被分析者在分析情境中沒有透露的情感。佛洛伊德並不贊同這種介入。另外則是分析的預防效果，是否分析結束後，被分析者永不再罹患相同的症狀？或者再度患病時，定然是另一種症狀，起源於未被分析完全的心理衝突？關於這點，佛洛伊德並沒有明確的回答，而以一種迂迴的方式（針對分析師）聲稱精神分析與教育、政治一般，沒有結束的時刻，並認為費倫齊治療的野心，特別是要女人放棄「陽具欣羨」（penis envy）、男人能放棄對被動性（passivity）的抗爭，55無異於「對風說教」（S.E. XXIII, p. 252, 1937）。
如果說佛洛伊德不熱衷於精神分析中的實務面向，那麼，他為何投注心力於精神分析呢？我們當然可從他的個人分析來揣想，但不可忽略的是除了醫療的目的之外，在佛洛伊德的擘劃中，精神分析作為一門「科學」是更重要的，而這科學的基礎則是後設心理學。後設心理學十二篇中，多篇失散，從他與費倫齊的通信中，我們得知費倫齊是他這些著作的啟發者，同時也身兼未發表前的閱讀者。費倫齊之所以寫下後設心理學、後設生物學的著作《海洋》，其實是佛洛伊德想將科學與幻想共治一爐的延伸作品。即便佛洛伊德日後轉向死亡本能的理論，但對費倫齊的「科學幻想」仍不敢掉以輕忽：「也許是精神分析的應用中最大膽的嘗試……我們可以在其中找到豐富的暗示，從而對生物學的廣大領域有所洞識。當今，試圖去區分什麼是真正的發現與什麼是科學幻想等等，對未來知識的猜測，這項工作是枉然的。」（S.E. XII, p. 228, 1933）而佛洛伊德替精神分析尋找後設心理學的基石的努力，其實和費倫齊是類似的：「我們終究需要女巫的幫忙（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六景）——後設心理學的女巫，如果沒有後設心理學的推測與理論化——我甚至可稱之為幻想——我們無法跨出任何一步。」（S.E. XXIII, p. 225, 1937）精神分析是否為一門科學？它和生物學的交融，到底是達爾文主義，還是拉馬克主義的成分較多？科學的基礎可以有幻想、巫術嗎？這些問題是佛洛伊德以及費倫齊所開出的課題。56
結語
即使佛洛伊德對巒克多處駁斥，但他讚譽：「巒克，精神分析因他的貢獻而受益良多，他極具功勞地強調了誕生過程與母親分離的重要性。」（S.E. XXII, pp. 87-88, 1933）而費倫齊的貢獻則被佛洛伊德推許為：「……他已出版了許多的作品，使所有的分析師成為他的學生。」（S.E. XXII, p. 228, 1933）嬰兒與母親分離對心理的影響，無疑是精神分析在1920年以後相當重要的議題，而費倫齊在技巧上的大膽嘗試，又經由他的得意門生巴林特在1930年代57開發，使得反移情關係成為眾家注意的焦點，費倫齊有關技巧的主張，不僅僅是修正的舊技巧而已，也使得分析的框架改變，從他之後分析師不能以不變應萬變、被動地坐著聆聽，而且他也使佛洛伊德在晚年思索重構（reconstruction）、治癒、分析的結束等問題。
巒克與費倫齊的《精神分析的發展》，從精神分析的內部的技巧、理論著手，希望精神分析更進一步的發展，誠然使精神分析受惠不少，但也引來了分裂；難道精神分析一定要以分裂，以新理論、新技巧的倡議者為代罪羔羊作陪祭，才能進展嗎？答案是否定的，佛洛伊德雖然聲稱精神分析是一門科學，但他也認為除了內部理論的進展，精神分析的發展也有賴於另外兩個因素。首先是仰賴於權威性：「我已說過，隨著時間的進展，權威性的增加必然對我們有利。」（S.E. XI, p. 146, 1910）其次是精神分析的效果：「那些被精神分析輕易揭穿，而無法躲到疾病中的人會怎麼樣呢？他們只好誠實透露在心中的本能，面對衝突，爭取他們所要的，或者放棄它，而經過精神分析啟蒙的社會容忍性，將會幫助他們。」（ibid., p. 150）可見佛洛伊德並不認為僅靠精神分析理論或技巧的進步，會使精神分析發展，隨著權威的性格、實用的價值而來的社會接受度，也是精神分析發展的必要因素，這些考量則是《精神分析的發展》所沒有討論的。
英文版序言希望讀者在閱讀這本書時：「學到不僅僅是歷史而已」，言下之意是「歷史」已過時，但「不僅僅是歷史」，則使我們認為歷史有當下性（希望這正是作序者的期望）：正是閱讀歷史，閱讀有關舊技術的發展，而不是閱讀「最新」的發展，更不是奇情的個案報告，俾能瞭解當下我們處於何種理論的影響，俾能洞悉分析情境到底發生何事。透過這種瞭解，我們才可能判斷精神分析理論的發展，我們才可能體會精神分析實務的變化。希望有一本「教戰手冊」羅列清晰有關分析的規則，以便逐一依循以施行精神分析的人，以及企盼透過分析情境的描繪，可以滿足類似電影情節中駭人聽聞的偷窺癖者，在閱讀這本書（或者根本唸不完）後，定然因欲望的不滿足而感到失望，但這不會影響精神分析的發展，因為有志於精神分析者的不滿與懷疑，會驅策他進一步思索，找尋近似的資料，或以相關的臨床現象，作進一步的補充或質疑，但是那些喜歡屈從權威甚於面對自己，而對本書嗤之以鼻的讀者，當然有權利繼續浸淫在誇大簡化精神分析的驚悚劇中，或者甚至在有關星座、血型的測命數中得到更多的快感。
最後，回應前言中所提的精神分析在此間的現況，以及本書中譯版令人突如其來的感覺。這些現象部分反映了精神分析在當前台灣社會的特殊性，58值得作進一步的探討，但是若要有利於精神分析的完整與獨立性，除了本書之外，若干和精神分析史、精神分析理論相關的主題還是需要引介的，如精神分析的史前史、59佛洛伊德的作品、佛洛伊德與容格、阿德勒的爭議、克萊恩與安娜．佛洛伊德（A. Freud）的爭辯、拉崗與正統精神分析分裂的內容、客體分析學派的主張、自體心理學派的論點以及精神分析與其他學科、主題的交會等等，不一而足。附帶一提的是本書許多專有名詞的翻譯，所倚賴的是若干現有的中譯，其出處是新潮文庫中零星的佛洛伊德的著作、心理學界與精神醫學界約定俗成的譯法，如transfernce或作轉移，或作移情，libido該作原慾或力必多，ego應作自我，或本我，如何與self的中譯（自體？）區隔？其他如心理分析或是精神分析、潛意識或無意識較恰當？還有superego、ego-ideal、ideal-ego等名詞的翻譯也有不同的主張；本書中容易混淆的是，被分析者在分析情境因移情關係取代、再現了原先精神官能症的症狀時，這是一種人造的移情關係精神官能症（artificial transference neorosis），和佛洛伊德所謂的精神官能症（transference neorosis），如歇斯底里、強迫症等不同，也切莫將精神官能症與身心症混為一談，這方面譯詞、譯名、概念的澄清，有翻譯者所做的中譯名詞附於書末，以及導讀所做的解釋、註腳，力圖作為匡正，若有任何不足、瑕疵之處，敬請費心良久的人士不吝指正，期能有助精神分析在中文世界的「發展」，當然，也可能是分裂。
【註釋：】
1. 以下凡是佛洛伊德的引言，均摘自A. Strachey（1953-1974）等人編纂的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24 volumes, Hogarth, London。
2. 此處極為粗糙地刻畫精神分析在台灣的狀況，只是為了使這本有些老舊、但在精神分析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小冊子的中譯本，問世時不至於太過突兀。對精神分析知識在台灣的引介、使用，需要另外為文，俾能有更深入、更具啟發的觀點。
3. P. Gay舉了數個證據，指出佛洛伊德的孤獨是誇大之詞，見P. Gay（1988）:A Life for Our Time, W.W. Norton, N.Y. p. 140。
4. 有關巒克生平種種，可參考Lieberman, E. J.（1985）: Acts of Will: The Life and Work of Otto Rank, The Free Press; Menaker, E.（1982）: Otto Rank: A Rediscovered Legac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aft, J.（1958）Otto Rank. N.Y.: The Julian Press, 1958。
5. 日後輯為H. Nunberg（1962-1975）et. al. trans. & ed., Minutes of the Vienna Psychoanalytic Society, 4 volumes, Int. Uni. Press, N.Y。
6. 有關費倫齊年輕時期的描繪，見Lorin, Claude（1983）：Le Jeune Ferenczi, Aubier, Paris。
7. 「我樂於承認我較喜歡一個獨立的朋友……但是如果你如此努力地嘗試，那麼，我便認你為兒子……再見了，平安，來自父親的祝福。」（Freud/Ferenzi, 17/11/1911），見Andre Haynal and le groupe de traduction du Cog-Heron: Sigmund Freud/Sdor Ferenczi Correspondance, Tome 1, 1908-1914, Calmann-Levy, Paris。又見Judith Dupont（1985）：Sdor Ferenczi: Journal Clinique janvier-octobre 1932 （Payot, Paris）的前言。
8. 可見於Max Graf（1942）: 淯eminiscences of Professor Sigmund Freud?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XI, pp. 465-477。Graf是佛洛伊德著名個案小漢斯的父親，日後因阿德勒的事件，而和佛洛伊德漸行漸遠。另外可參考Sterba, R.F.（1982）: Reminiscences of a Viennese Psychoanalyst, Detroit, Mich.: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9. 參考S. Ferenczi: Vol. 3: Final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blems and Methods of Psycho-Analysis, p. 303; 費倫齊的作品可參考Vol. 1 First Contributions to Psycho-Analysis（1952, 1980）,Vol. 2 Further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and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1926, 1980）, Vol. 3 Final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blems and Methods of Psycho-Analysis（1955, 1980） Hogarth, London。
10. 佛洛伊德與容格的通信參考W. McGuire（1988）ed.：The Freud/Jung Lette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此信件日期為1912年12月18日。
11. 成員包括K. Abraham, M. Eitingon, E. Jones, S. Ferenczi, O. Rank, H. Sachs。這些成員的彼此關係與最後的去留，見P. Grosskurth（1991）: The Secret Ring: Freud掇 Inner Circle and the Politics of Psychoanalysis, Jonathan Cape, London。
12. 佛洛伊德與瓊斯的信件，01/08/1912，見R. Andrew Paskauskas（1993） ed.: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of Sigmund Freud and Ernest Jones, 1908-1939,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或者是甫問世的Pierre-Emmanuel Dauzat trans.（1988): Sigmund Freud, Ernest Jones Correspondance Complete, 1908-1939。P.U.F.簡單的引介可參考M. Plon（1998）: 浘e Movement psychanalytique au quotidien?in La Quinzaine litteraire, 747。
13. 布達佩斯原本是戰後佛洛伊德屬意為精神分析發展的中心，但奧匈帝國的瓦解，各民族獨立運動的興起，夾在西歐與蘇俄之間，庫恩（Bela Kun）共黨政權（親蘇）不敵羅馬尼亞、捷克的入侵，內部又受右派勢力的鞭笞，匈牙利政治、經濟的動盪，使得精神分析的重心逐漸遷移到柏林，1920到1930年間，慕名前來柏林精神分析聯合臨床中心（Berlin Psychoanalytic Polyclinic）以及柏林分析學院（Berlin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接受治療或訓練者絡繹不絕，高峰時治療師達九十多人，成為日後精神分析發展建制化的典範。詳見H. Stierlin et al, trans.（1985）: On forme des Psychanalystes: Rapport original sur les dix ans de l庹nstiut Psychanalytique de Berlin 1920-1930, Denoel, Paris。
14. 當時巒克已發表頗受好評的 涆he Myth of the Birth of the Hero?1909), Brunner, N.Y., 1952。或見 In Quest of the Hero, Ed. by R.A. Sega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15. 佛洛伊德與亞伯拉罕的通信，11/11/1917，見E. L. Freud und H. C. Abraham herausgeben（1965）: Sigmund Freud, Karl Abraham, Briefe 1907-1926, Verlag, Frankfurt. p. 247。
16. 費倫齊與葛羅戴克的信件，25/12/1921, 參考Le groupe de traduction du Coq-Heron（1982）: Ferenczi/Groddeck Correspondance 1921-1933, Payot, Paris, p. 56。
17. 可從文獻、通信，或者是被分析者的主觀經驗略窺一二。可參考L. Flem（1986）: La Vie Quotidienne de Freud et de Ses Patients, Hachette, Paris。大抵仍偏重日常生活的細節。更接近分析情境的刻畫則見S. Blaton（1971）: Diary of My Analysis with Sigmund Freud, Hawthorn Books, N.Y.; H. Doolittle（1956）: Tribute to Freud, D.R. Godine, Boston。或是P. Roazen（1975, 1989）: Comment Freud Analysait, tr. par E. Doisneau , Navarin。大部分摘自Freud And His Followers, De Capo Press, N.Y. Ch. 4。
18. 懸浮注意力的最終目的，是分析者以潛意識與被分析者潛意識的接觸，T. Reik（1948）形容以「第三隻耳朵（third ear）來聆聽」。見Listening with the Third Ear: The Inner Experience of a Psychoanalyst, Grove Press, N.Y.。
19. 見S. Ferenzi（1919）：涆echnical Difficulties in an Analysis of Hysteria? in Further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and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London（1926, 1980） Ch. XV。下文將會再論及主動技巧。
20. 解釋的功能與適當時機可參考E. Glover（1955）: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N.Y., I.U.P, 以及P. Aulagnier（1977）:浘e travail de l掂nterpretation?in Comment L掂nterpr?ation vint au psychanalyste, Aubier, Paris。
21. 阻抗受被壓抑內容的管轄，在記憶中形成以致病核心為中心點的層層同心圓，這一佛洛伊德早期對阻抗的觀點，逐漸讓位給阻抗在治療過程中的呈現，即本我（ego）對不愉快念頭的防衛（defense）的看法，在〈抑制、症狀與焦慮〉（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中，佛洛伊德區分了五種阻抗，有來自本我的：壓抑（repression）、移情阻抗以及受益於附帶收穫（secondary gain），將症狀同化於本我的阻抗；來自原我（id）的強迫性重複，這阻抗使得疏通的過程不可或缺；最後是來自超我（superego）的阻抗：一種潛意識的渴望被懲罰的罪咎感。（S.E. XX, pp. 158-160, 1926）
22. 移情泛指潛意識欲望的具體化，嬰兒時期的欲望原形，日後與特定客體的關係中再度浮現，尋找即刻性的滿足；而此處是狹義的用法，特指移情在治療情境中的功能，它一方面以移情阻抗（transference-resistence; ertragungswiderstand）構成治療的障礙，另一方面，又是嬰兒時期衝突的活靈活現，成為分析者與被分析者的兵家必爭之地：「移情以它正向或負向的形式成為阻抗的武器，但在醫生的手裡它成為最有利的治療工具，在治療過程的動態關係中，它的重要性是難以被過於高估的。」（S.E. XVIII, p. 247, 1923）關於移情的清晰說明，除了下文中巒克的說明之外，可參考J. Laplanche et J.B. Pontalis（1967）:Vocabulaire de la Psychanalyse, P.U.F. Paris. pp.492-499。
23. 巒克對伊底帕斯情結、閹割焦慮的看法，並沒有鋪陳出男女之間的不同路徑，在下文中會論及佛洛伊德不同的意見。
24. 此處是指在分析情境中，人為的、利用被分析者移情於分析者所產生的精神官能症，是一種artificial transference neurosis，和佛洛伊德的分類：Actual neuroses vs. Psychoneuroses不同，後者又可分為narcissistic neuroses 和transference neuroses，前者和日後精神醫學分類中的psychoses較近，而transference neuroses則包括anxiety hysteria、conversion hysteria以及obsessional neurosis。
25. 佛洛伊德對費倫齊有關training及didactive analysis的觀點，可見〈可結束與不可結束的分析〉（S.E. XXIII, 1937），特別是第七章。
26. Ibid, Ch. VIII，以及下文相應的部分。
27. 相對於這野心，佛洛伊德無疑是較謹慎、悲觀的，ibid., pp. 251-253。
28. O. Rank（1924, 1945）: The Trauma of Birth. New York: Knopf.
29. S. Ferenczi（1924, 1968）: Thalassa: A Theory of Genitality, The Norton Library.
30. P. Grosskurth（1991）同註11，p. 140. Freud/Ferenczi, 22/01/1923。
31. Ibid. p. 142. Freud/Ferenczi, 04/02/1924.
32. 同註15，p. 326。相關的描述也可見M. Schur（1972: Freud: Living and Dying,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N.Y., pp. 386-389, Freud/Abraham 26/02/1924。
33. 同註11，p. 160。作者親炙佛洛伊德與巒克的通信，存置於Rank Collection in Columbia University。
34. Ibid., p. 184, Freud/Ferenczi, 09/01/1927.
35. 費倫齊的這篇文章可見於Jeffrey M. Masson, The Assault on Truth,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1984。Masson在大力譴責精神分析忽視小孩被虐的「真實」（truth）的控訴中，哄抬費倫齊的膽識，凸顯佛洛伊德及其他精神分析大老的腐化蒙昧，其立論允當與否的討論，不在本文的範圍。
36. 同註11，p. 212。
37. 巒克這期間的重要作品包括 Art and Artist（1932, 1989）, Knopf, N.Y.; Psychology and the Soul（1931, 1961）, Perpetua Edition, N.Y.; Technik der Psychoanalyse 1（1926）: Die Analytische Situation. Vienna: Vols. 2（1929） and 3（1931）of 涆echnik?的英譯收在 Will Therapy, Knopf, N. Y. 1945。可參考The Diary of Ana? Nin（1966-67）, 2 volumes, Harcourt, Brace & World。
38. 佛洛伊德回應巒克關於焦慮的說法，在佛洛伊德受巒克影響的段落中討論。
39. 見註4，Lieberman, E. J.（1985）, p. 132。
40. M. Balint（1966）, pp.148-149 in 浿dor Ferenczi掇 technical experiments?in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s ed. by B.B, Wolman, Basic Books, N.Y. 1966, pp. 147-167.
41. 費倫齊可說是與佛洛伊德最「親密」的弟子，他與佛洛伊德的關係，兩者相互的影響，隨著近年來兩人從1910年代起魚雁往返的書信全集的問世，而逐漸明朗，1996年出版了Freud/Ferenczi Correspondances Tome II 1915-1919, Calmann-Levy，其所涵蓋的主題包括精神分析運動的推廣、作為精神分析基石的後設心理學、兩人如父子般的移情關係等等，筆者僅擷取其中和精神分析理論發展有關的一些片段，進行討論。費倫齊的法譯作品，在匈牙利籍的分析師及Le Cog-Heron翻譯群的長年努力之下，就完整性及費倫齊交雜使用德文與匈牙利文的特色這兩方面說來，要比英譯本（註9）來得翔實，可比較註9的作品與Sdor Ferenczi, Psychanalyse, aeuvres compl?es, I-IV, 1908-1933, tr. par l?quipe du Coq Heron（1968-1982）, Payot。另外還有費倫齊早期的作品 Les rits de Sdor Ferenczi, tr. par G. Kurczet et C. Lorin（1994）, E. P. E. L。
42. 見註8，R F. Sterba（1982）, p. 88。
43. A. E. Haynal（1988）: The Technique at Issue, Controversies in Psychoanalysis: From Freud and Ferennczi to Michael Balint, tr. by E. Holder, Karnac Books, London，是本精彩扼要的書。
44. 參考Martin Stanton: Sdor Ferenzi: Reconsidering Active Interventi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London。
45. 克萊恩並沒有明白承認這思想上的延續。另一極端的例子，是被費倫齊分析的瓊斯，在他為佛洛伊德所寫的傳記: E. Jones（1953-1957）: 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 3 volumes, Basic books Inc., N.Y.，將費倫齊描繪得有些天真莽撞，甚至認為他晚年的心智有些異常，特別在vol. 3 , pp. 176-178。但P. Gay（1988）:同註2；P. Roazen（1975）同註17；P. Grosskurth（1991）: The Secret Ring: Freud掇 Inner Circle and the Politics of Psychoanalysis, Jonathan Cape, London等人指出，是瓊斯本人有「心結」所致。
46. 見F. J. Sulloway（1979）: Freud, Biologist of the Mind: Beyond the Psychoanalytic Legend, pp. 379-81。不同於Sulloway的意見，可見L. B. Ritvo（1992）: Darwin掇 Influence on Freud: A Tale of Two Sciences。
47. M. Balint（1949）: 浿dor Ferenczi?, Int. J. Psycho-Ana. 30. p. 216。當然，巴林特這種說法偏向於經驗層次，並不能解決精神分析援引生物學作為後設的基礎時，是否可增加它的「科學」成分？是否可作為獨立的學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它和心理學或生物學有何不同？諸如此類在認識論層次的問題。
48. 同註7，J. Dupont（1985）ed. pp. 160-161。
49. 見註7，A. Haynal et l?quipe de Coq Heron, p. 230, Freud/Ferenczi 03/10/1910。
50. 關於這方面的闡發可參考J. Lacan（1959-1960）: Le Seminaire livre VII: L?thique de la psychanalyse, Seuil, 特別是XXII—XXIV講。
51. 即C. Darwin（1872）: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London 一書。佛洛伊德受影響處散見S.E. II, p. 91, p. 181; XVI, p. 396, p. 399; XX, p. 84, p. 133。
52. 佛洛伊德對巒克有關《生之創傷》的反駁，詳見〈抑制、症狀與焦慮〉（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S.E. XX, 1926），特別是pp. 85-86。
53. 詳見Torok, M.（1984）：浘a correspondance Ferenczi-Freud: La vie de la lettre dans l掊istoire de la psychanalyse,?Confrontations, 12: 119-122。
54. 同註7，J. Dupont（1985）, Avant-Propos, p. 25, Freud/Ferenczi 17/01/1930。
55. 佛洛伊德此處特別是針對S. Ferenczi（1927）: 浘a probleme de la fin de l惊nalyse? S. Ferenczi, Psychanalyse III, (Oeuvres Compl?es, 1927-1933, Payot, Paris. pp. 42-52。
56. 參考Ilse Grubrich-Simitis（1987）: 浢etapsychology and Metabiology?in A Phylogenetic Fantasy, ed. by I. Grubrich-Simitis; tr. by A. Hoffer and P. T. Hoffer,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75-107。
57. Balint, M & Balint, A.（1939）: 浯n Transference and Counter-transference?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20/3-4: 223-230。
58. 見陳傳興（1991）一篇意旨不同，但也涉及這現象的部分探討：〈不可能的話語：精神分析或心理分析〉，《當代思想的先河——十九世紀的思想家》，葉啟政主編，台北：正中，頁170-217。
59. 一個好的例子，捭闔縱橫又不自限於精神分析史內部的著作是Henri F. Ellenberger（1970）: 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Dynamic Psychiatry, Fantana Press, London；已由劉絮愷等（2003）翻譯為《發現無意識》四冊，台北：遠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