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简介》引起的联想
作者:李小龙
这是一本从一开始就让人感到意外的书：谁是病人？什么是精神分析？所有的问题都从这里展开。
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介绍一门学科，必然要涉及到它的产生、发展、理论、技术、与相关学科的关联等内容，这些方面《精神分析简介》都留意到了，而且说得提纲挈领，要言不烦，甚至可以从书中查到对诸如专业机构、学术杂志的介绍，从阅读上就给人一种审美的依赖。
但一边读，一边却想起另外的事情来：有一个咨客来到治疗室，彬彬有礼地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他是来为他的父亲的情况做咨询的。我请他坐下，他开始谈他的父亲，谈到大约二十分钟时，我感觉到他其实并不是想说他父亲的事，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你是想说你自己的事吧？”他略一沉默，有点窘迫地说：“是，其实我是想来咨询一下我的情况……”当然可以认为这位咨客对来做心理咨询有种种顾忌，所以他以先讲他父亲的方式开始，这似乎是顺理成章，可以理解的。但是出于职业习惯，我还是不断地回到开头二十分钟的谈话感受中，并将这些感受与咨客后来讲的情形联起来，对于任何一个熟悉心理动力学治疗的治疗师，咨客这种开始咨询的方式所包含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我再一次回到本书的开头部分：谁是病人？什么是精神分析？这样的提问有什么意义？
在遵循传统的医生看来，这甚至不成其为问题：病人就是其症状表现符合某种诊断标准的人，精神分析就是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就像回答什么是感冒，什么是治疗感冒的药一样简单。但是，读完这一部分，并没有看到作者给病人下的明确的定义，印在脑子里的只是几个不同的咨客，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治疗师对他们的境遇的理解。我在这里清晰地感觉到了施琪嘉博士写的前言中所说到的女性精神分析师的角度。我在这里停留了一会儿，又习惯性地走下去：问题在于，这能算是对“谁是病人”的回答吗？如果不是，那么当我们说“病人”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什么呢？也许我们在判断，在鉴别，在把一些人从我们的群体中分离出去。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描述了18世纪的情形：精神病人被从正常社会中驱逐，坐在一艘愚人船上四处漂泊，这种驱逐被认为是他们获得拯救的方式……日本小说家横光利一在一篇小说中描写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坐在公交车里，彼此视若无物，忽然出现了一个小偷，这群人骤然间聚合起来，就像面对一个共同的、可怕的敌人……我的自由联想竟然呈现了这样的情景，连我自己也惊讶不已。一味地跑野马终究不行，接下去又看什么是精神分析，作者的描述是：访谈的频率、治疗室、访谈环境、治疗师的态度、治疗师和咨客所坐的位置，等等，接下来讲到精神分析过程：自由联想、移情、反移情、阻抗……这时我想起的是某次培训中的情形：一个国外的精神分析师在课程开始时就讲到这些内容，挨到课间休息时，有好几个学员纷纷退场，一边走一边抱怨：“这有什么可听的，都知道了。”当然还要感谢他们良好的修养，没有像某某演唱会那样当场提出抗议，算是一种很优雅的绅士风度。
而作为一本出版于今年4月份的介绍精神分析的书，重复这些内容有什么意义呢？这时想起来的是曾奇峰博士在序言中反复提到的两个字：简洁。把可以写成几十本书的内容写成一本书，固然是简洁，而另一方面，当我们有了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找到自身依托的完备的文化体系时，当难以列举的高度发达的技术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时，我们却在不断地做着一个梦：回到原始的、自然的状态中，这就不仅仅是出自于外部的昭示，而简直可以说是我们内在的简洁的本能在萌动了。然而，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一次又一次闯入我们从未涉足的领地，试图回到只有空气、水、泥土和草地的喜悦中，同时却又一次又一次用各种观念诠释我们面对的这一切，把它们变得越来越臃肿而庞大，仿佛我们已经无法喜悦，只有繁复的观念才能让生活变得可能。我们似乎走上了一条寻找天国的道路，而忘记了我们漠然地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可能是我们的目标……
我似乎有点明白了。精神分析仍然在发展，在创新，但已经不大可能是治疗师自己想出来的某个概念或术语。或许我们仍然需要不断地回到最基本的问题，这可能是理解精神分析的一个重要途径，当我们真正面对咨客时，当我们把对人的理解还原为最初的直观的感受时，它就会展示出更多的可能性。于是想到Howard
A. Bacal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的话：
“排除传统基础的东西不可能是独创性的”（温尼可特）。不过，在我们的领域中已经取得了很多进展，而且还将继续得到发展，这些成就都是治疗师们不懈努力的结果，他们带着非理想化的理论走进自己的咨询室，当他们从病人那里听到更好的东西时，他们就会修正或放弃这些理论。
李小龙，注册心理督导师，心理治疗师，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武汉市心理医院门诊部主任，武汉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