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20至30年代是社会心理学大发展时期。这种发展与繁荣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经过一些训练有素的实验心理学家的促进，社会心理学的科学性更强了，如美国的谢里夫(M.Sherif,1906―)对社会常模的团体实验研究，已达到了十分先进的水平。另一方面，社会心理学向历史的广度进军，在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的接壤处开辟了新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主要涉及后一方面的社会心理学，并对这一研究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图腾与禁忌》出版之前，文化人类学家主要侧重对文化特质的分析，注重研究各种文化的风俗、习惯和礼仪等。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一书极大地冲击了文化人类学，完全扭转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弗洛伊德以精辟的心理分析和绝妙的联想将文化人类学家引入了文化与人格这一研究领域。通过对图腾制和外婚制这两种原始社会常见的禁忌现象的心理基础的分析，弗洛伊德打开了人类学通往心理学的大门。此后，文化与人格的研究或心理人类学的研究蓬勃发展，在社会心理学中成为一个最活跃的领域。
一、文明的心理起源
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类能够建立一套约束本能冲动，使之以互不损害方式释放的社会制度或社会契约。许多人类学家发现，最早建立的约束人们本能释放的文化形式是对图腾的崇拜及其所带来的禁忌。但人类学家对图腾崇拜的心理根源却一直迷惑不解，直到弗洛伊德，对于这个问题才有了重大的突破。
图腾崇拜是澳洲、非洲和美洲某些原始民族中代替宗教的一种信仰系统。每一部落都有自己崇拜的偶象，这一偶象通常是某一动物。原始人相信自己是从图腾繁衍而来的，所以，他们不会伤害图腾动物，有时甚至禁止触摸它和注视它。“图腾崇拜的社会面貌主要表现于极端严厉的强制禁令和全面的限制”。图腾部族里的成员都是兄弟姐妹，必须要相互保护，与之相对应的禁忌是禁止同部族的人相互通婚或发生性关系。弗洛伊德从图腾崇拜与儿童强迫神经症的对比研究中发现了二者的一致性。原始人对图腾动物的态度及其对部族内通婚的禁忌，与儿童对父亲的态度和对乱伦欲望的禁忌有着惊人的相似，于是弗洛伊德大胆地运用精神分析对病人心理冲突的发现，将之推广到图腾崇拜过程。弗洛伊德设想，在原始社会里，存在着一个专制的父亲，他占有所有的女性，却驱逐已长大的儿子们，从而迫使他们禁欲，某一天，被驱除的儿子们一同回来，杀死了暴君──父亲，并吞食了他，结束了家长统治的方式。这就是恋母情结，杀父娶母神话的原型。图腾制即是这一过程留下来的仪式。图腾代表着专制的父亲，人们既恨他、怕他，又爱戴他。杀父产生的罪疚可以说明人们为什么禁止伤害图腾，而分吃父亲、与父亲同化则可以说明人们的图腾餐。乱伦的禁忌也与杀父有关：一方面杀父产生的罪疚使儿子们放弃了对妇女的要求，并让他们获得了自由；另一方面，儿子们尽管希望拥有所有的妇女，但谁也没有父亲那样的超人力量，为了不致在混战中同归于尽，他们便制定了禁止乱伦的法律。这样，人类的第一个社会契约从原始部落中产生了，这就是文明的开端，因为人们已经理智地制定了道德规范，约束无序的本能。这样，弗洛伊德便用恋母情结说，解释与说明了文明的起源。所谓人类的文明和道德的起源不过是性本能及其压抑的结果，本能冲动的破坏性使人类建立了一个约束本能的社会规范，一旦社会规范建立起来，它便最大限度地保护人的本能释放，使之有节制、合理地释放。
二、本能与文明的冲突
弗洛伊德认为，要求人类本能有节制、合理地释放的社会文明与本能的求乐性是相冲突的。在晚年的著作《一个幻觉的未来》和《文明及其不满》中，他对文明进行了批评。文明固然促进了物质的丰富和财富的增加，但也对人的本能尤其是性生活进行了极大的限制和否定。在弗洛伊德看来，史前的人类是幸福的，他们无拘无束，可以肆意满足自己的本能；由于“快乐原则制定了生命目的的程序”，人的幸福就在于寻求最大的快乐，所以，任何压抑和妨碍这一快乐目的的东西都是与人性相悖的。文明的各种规章制度体现了对本能的控制，就人的性爱本能而言，文明中的禁忌、法律和习俗给性爱生活加上了很多限制。文明要求人们压抑性欲，将节余下来的能量运用于生产劳动。在童年，文明社会禁止儿童的性满足，在成年，社会将性欲缩小在结婚和生育上，文明不重视人们性欲的多样性，千篇一律地要求人们按照固定程序求爱，人性受到了摧残。另一方面，文明不仅要求人们做出性欲的牺牲，而且要求做出攻击本能的牺牲。攻击本能即是死本能，它是弗洛伊德后期提出的另一人类基本本能。人类原始的攻击本能在文明的压抑下，演化成超我对自我的惩罚，向外的攻击受到阻碍后便指向个人内部，在人的心理生活中，又多了一重罪恶感，一重焦虑，原始的宁静一去不复返了。
在文明与本能的冲突中，文明不应承担全部的罪责。弗洛伊德并未因文明与人性的冲突而主张取消文明，而是分析了这一冲突的必然性。为了物质利益，为了协手合作，代替个人力量的软弱，人们必然要创造出本能的对立面──文明。但弗洛伊德并没有看到文明与人性相一致的方面，更不知人类可以创造出一种非常符合人性的文明。他面对战乱纷繁、危机四起的社会现状，得出了文明必将永远与人性冲突的结论，这一点显得目光短浅了。
弗洛伊德的根本错误是，只分析了人的本能结构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忽视了社会对本能的影响，事实上，弗洛伊德所谓恋母情结和第一个性压抑的出现不过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点上，奥地利的精神病学家，社会批评家赖希(W.Reich,1891―1957)对弗洛伊德的修正可谓触及了问题的实质。赖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论来解释性压抑的产生。根据人类学的发现，赖希指出，社会进化的最初阶段是母权制，母权制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共产主义，其特征是一群氏族成员由一个母亲的血缘关系联系起来，在母权制阶段，不存在阶级，社会对婴儿和青春期的性欲完全采取放任的态度，因此，人类没有任何性压抑和恋母情结，只有进入了父权制社会之后，人类才产生了性压抑。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人类本能结构的这种转变呢?赖希认为并不是由于父亲专制，而是由于经济因素。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特别是由于女人结婚为男人带来嫁妆而增强了男人的统治地位，出现了私有财产，社会不平等和阶级的划分。从此，积累财产、保存财产便和人的自然性欲的释放发生了分裂，为了保住经济地位和财产，从而间接为了维护等级制、阶级剥削和父权制，人们必须压抑自己的性欲。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家庭、教育和宗教等机构向人们灌输竞争、守纪律、自我牺牲和家庭责任等观念更加深了性压抑的程度，产生了商品社会所固有的性本能压抑结构。同时，被压抑的性本能结构又反过来产生了维护阶级统治、等级制的副作用。性压抑使正常的性生活和充分的性体验成为不可能，使人的主动性和感受性降低，形成了恐惧、僵化、生硬、消沉的性格结构。赖希不同意弗洛伊德所谓“压抑是文明不可逆转的代价”这一思想，认为性压抑不是为文明发展所必需，性压抑并不是文明发展的工具，而是维护经济奴役的生产过程的一个工具。
在人类历史的演化中，人的本能结构确实可以通过引发行为来影响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本能、需要影响社会的过程。然而，人的本能结构并不是抽象的，固定不变的，性本能也是因历史条件而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人类本能的指向性及其表现方式。仅仅从本能对社会的影响入手是片面的，不可能真正说明社会的发展，赖希的最大贡献即是为弗洛伊德的这一片面性补足了社会环境因素。我们认为，本能和社会环境是相互影响，交织在一起的，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要求适合自己特点的本能结构，某一特定的本能结构制约着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在此，起决定作用的既非社会环境，也非人的本能，而是某一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它决定了人类社会形态，也决定了人性之能达的境界。
深入探讨这些问题乃是属于社会哲学领域，本书的内容不允许我们对之进行更详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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