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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笔记第五讲
发表时间：2002-1-25 14:42:57
《超越现实原则》中现象学描述的第四段落。
拉康讲，在精神分析中分析学家要求患者理解其所扮演的和所是角色。弗洛伊德、拉康是医生，习惯上，患者找他们就是来找医生。但是在精神分析中，弗洛伊德、拉康拒绝承担“我是医生”这一角色，而且要求患者发现新的意象——在拉康那里意象可能是一个人面孔的意象、身体的意象。拉康用一个拉丁词imago来表示。一般地，意象不为观念所支撑。在罗马帝国时代，人们祭祀先人是用一个雕塑来代表死者，正经雕塑即是意象。当患难与共者避开了分析学家和自己的意象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空位，于是意象就来填补这一空位——它可能是许多东西，存在于患者的童年。这一填补或者说替代使分析得以完成。拉康想以此移置来建立一个实证的科学。意象一旦出现，分析学家和患者同时第一次发现它。
在分析学家工作时知道自己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将有一个意象从主体那里浮现，但具体是什么意象并不为分析学家知道。这多少有些象“道”——存在一个一般的道，但是不同学派有不同的道，所以每一个个体自身有独特的道——事先所不知道的“道”。
弗洛伊德在癔症中发现了此意象，但是在重性精神中未发现此意象，这当然是以事的话题了。
拉康认为，患者来找分析学家，把医生的意象投射到分析学家上，分析学家拒绝医生的角色，于是患者就把另外的意象投射到分析学家身上——此为移情。
患者来到分析学家处，说：“我多么多么痛苦，我有什么什么症状。”这是屈从医生。而分析学家拒绝当医生，于是患者不得不改变行为，于是向一个新的意象讲述在医生那里不会讲的东西——许多感情的东西——因为医生不倾听感情的东西。
患者逐渐地用儿时的方式来讲述他的历史——这构成了分析的证词。
患者向意象说的时候，是将分析学家当作了它者，把一个它者投射到分析学家上。分析学家从言说的环境、病人的言说中找到了这一它者。
法文trait：特征，笔划。有些特征不清楚，一如模糊的笔划。有些特征只要一笔——如汉字的“一”——就清楚了。
我们可能从一个小的特征而知道，也可能要许多特征才知道那个意象——关键是投射了一个意象。但是分析学家要躲避这一投射，而要在患者那里找到原来的意象。但是分析学家要躲避这一投射，而要在患者那里找到原来的意象。但是分析学家要躲避这一投射，而要在
比如：丿丨乛亅ヽ亇 → 你
时间
在患者那里找到原来的意象。
这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第一笔划出现时主体不高兴，因为不懂。分析学家则不需要懂得，只是倾听和提问：你为什么不高兴？——就象赤子一样，不断地问，从而患者就不断地说，特别是语误。
关于分析学家是镜像的问题，有时是；自我心理学过分地强调这一点，因为有时并不是，否则就过分的消极和死板。
孩子是开放的，例如孩子有讲任何一种语言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分析学家也应该象孩子一样开放，可以接受任何东西。
拉康临终前说：“我希望成为大它”， 同时又说：“那是因为我要死了。”
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说死了父亲成了禁忌，从而成了大它。
不过大它的问题很复杂，如果我来讲拉康所说的“大它是能指的宝库”这一句话，那是需要10天的时间的。
你们手头上的这本《拉康》写得不错，只是其中的一句话，说拉康之后只有Miller在工作，这说得不对，拉康之后有许多人在工作。
也许拉康是受了中文的影响而说各行其是的逐渐的显现。
拉康引用了大量的中文文献和故事，比如京剧《三贫口》和庄子梦蝶，但未注明出处。拉康还写过几次中文。
分析学家找到了意象，是患者投射到分析学家身上的。分析学家躲避的过程使患者产生新的意象——人类的意象，各种各样的情绪——爱、恨、沮丧等等。
此意象被主体所忽略，但被不断的重复。弗洛伊德和拉康都重视重复——例如不断的重复头痛，病人因为重复的症状才来找分析学家，找到分析学家之后继续重复意象。患者始终认为这是分析学家的意象——这过程中也重复了患者的性格（caractere也有汉字的意思）。
意象的投射的过程，例如患者把分析学爱当作母亲，分析学家必须能够容忍此投射。这不同于医生，医生会将此当作是精神病，而分析学家则无所不能谈——爱与恨——是此意象驱使患者不断地讲。分析学家通过解释和移情进行工作—向解释移情。
拉康从德国引入弗洛伊德理论，着重于“解释”和“移情”。
（听众：请讲一讲解释。）弗洛伊德的早期概念如1900年的《释梦》是，是弗洛伊德在父亲死后对于自己的梦、对于父亲的爱等等的一个解释。你们开了《释梦》会议，肯定对此有看法，有什么看法？
Die Traumdeutung，法语译为“梦的科学”，它在德文中的意思较复杂。在此书中，弗洛伊德并未象以前那样做一种固定的解释。例如梦见烟灰缸，要问为什么梦见它，它与父亲残废有关。弗洛伊德为此而无法工作，并做了一些梦，又不理解这些梦的意思，于是自由联想。现在许多人把象征固定化，弗洛伊德生前也试图这样做，IPA也这样，拉康批评这样的做法。
解释也是翻译，翻译又可以是背叛。分析学家的工作是让患者说下去，在此期间，分析学家听患者说。
正是充分考虑了这些可能的联想，患者才能够充分地自由联想。
梦见烟灰缸，为失去父亲而痛苦，所以接受分析；分析学家接受此一角色。当分析学家去度假这际，患者可能又经历了父亲死亡的情感。
我到了中国之后抽烟较多，也许就是由于我失去了父亲的原因。
我的父亲正好死在十二月，而我的母亲八十多岁了，还活着，也许我希望是母亲而不是父亲死亡。上边的联想是我的联想，现在我是教师，而教师则是被你们分析的对象。
三星堆出土的高头饰和纵目，前者是父亲，后者是视的权威。
弗洛伊德、拉康和霍大同将成为父亲。
要把词的固定打破，去结构、去中心，使能指与所指分开。在日常生活中存在许多约定，分析要打破这些约定。找到一个新的个人的问题的约定。
问题=固着
打破固着，类似于物理学家的基本粒子的工作：以加速器撞击粒子，使之成为碎片，然后，研究这些碎片。
拉康说：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而代表着无意识主体。
法文为：
Un signifant represente le sujet inconscient pour l’autre singinfant.
其中的pour一词很复杂，我花了许多时间来研究它，这需要回到十四世纪才讲得清楚。
分析学家不能想念患者说的是真实的，例如患者说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了烟灰缸。至于是不是这样的，分析学家是不知道的，他只知道患者这样说了，只有声音作为能指在这里才是工作的对象。
（听众：刚才的cendrier 的例子中可以有收敛性的假设吗？）有收敛，但是发生在患者身上，不发生分析学家身上。
举一个例子，我启身来中国之前，有一个以前的女病人，她已经停止分析好几年了，现在又要求重新开始分析，而这时我们两个人都要离开巴黎（她也要去度假），所以只有一次分析的机会。在分析中她说了家中几个人都有死了，接下来说了一句话，我没有听清楚。她本来说的是小猫死了（la mort du petit chat）使她很痛苦，我却听成了精神病学家死了(la mort du psychiatre)。我于是反问自己为什么出现此一听误？我原来是精神病医生，后来成了精神分析学家，而我自己一直认为自己身上的精神病学家已经死了，此一听误才使我明白它刚刚死去，当然我下一步的工作是埋葬它。
这就是拉康所说的分析学家的抵抗。
弗洛伊德因认识荣格而很高兴，荣格也为认识弗洛伊德而很高兴。一次荣格去阿姆斯特丹开会，准备介绍弗洛伊德的理论，但不准备讲性的问题，因为这将引起公众的抵抗。弗洛伊德说：“不行，必须讲性！”
我们可以将分析学家与被分析者的关系表示为：拉康说分析学家必然有一种抵抗，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彻底地完成分析。所以分析学家的工作就是分析自己何以有此抵抗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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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笔记第五讲
发表时间：2002-1-25 14:42:57
《超越现实原则》中现象学描述的第四段落。
拉康讲，在精神分析中分析学家要求患者理解其所扮演的和所是角色。弗洛伊德、拉康是医生，习惯上，患者找他们就是来找医生。但是在精神分析中，弗洛伊德、拉康拒绝承担“我是医生”这一角色，而且要求患者发现新的意象——在拉康那里意象可能是一个人面孔的意象、身体的意象。拉康用一个拉丁词imago来表示。一般地，意象不为观念所支撑。在罗马帝国时代，人们祭祀先人是用一个雕塑来代表死者，正经雕塑即是意象。当患难与共者避开了分析学家和自己的意象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空位，于是意象就来填补这一空位——它可能是许多东西，存在于患者的童年。这一填补或者说替代使分析得以完成。拉康想以此移置来建立一个实证的科学。意象一旦出现，分析学家和患者同时第一次发现它。
在分析学家工作时知道自己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将有一个意象从主体那里浮现，但具体是什么意象并不为分析学家知道。这多少有些象“道”——存在一个一般的道，但是不同学派有不同的道，所以每一个个体自身有独特的道——事先所不知道的“道”。
弗洛伊德在癔症中发现了此意象，但是在重性精神中未发现此意象，这当然是以事的话题了。
拉康认为，患者来找分析学家，把医生的意象投射到分析学家上，分析学家拒绝医生的角色，于是患者就把另外的意象投射到分析学家身上——此为移情。
患者来到分析学家处，说：“我多么多么痛苦，我有什么什么症状。”这是屈从医生。而分析学家拒绝当医生，于是患者不得不改变行为，于是向一个新的意象讲述在医生那里不会讲的东西——许多感情的东西——因为医生不倾听感情的东西。
患者逐渐地用儿时的方式来讲述他的历史——这构成了分析的证词。
患者向意象说的时候，是将分析学家当作了它者，把一个它者投射到分析学家上。分析学家从言说的环境、病人的言说中找到了这一它者。
法文trait：特征，笔划。有些特征不清楚，一如模糊的笔划。有些特征只要一笔——如汉字的“一”——就清楚了。
我们可能从一个小的特征而知道，也可能要许多特征才知道那个意象——关键是投射了一个意象。但是分析学家要躲避这一投射，而要在患者那里找到原来的意象。但是分析学家要躲避这一投射，而要在患者那里找到原来的意象。但是分析学家要躲避这一投射，而要在
比如：丿丨乛亅ヽ亇 → 你
时间
在患者那里找到原来的意象。
这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第一笔划出现时主体不高兴，因为不懂。分析学家则不需要懂得，只是倾听和提问：你为什么不高兴？——就象赤子一样，不断地问，从而患者就不断地说，特别是语误。
关于分析学家是镜像的问题，有时是；自我心理学过分地强调这一点，因为有时并不是，否则就过分的消极和死板。
孩子是开放的，例如孩子有讲任何一种语言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分析学家也应该象孩子一样开放，可以接受任何东西。
拉康临终前说：“我希望成为大它”， 同时又说：“那是因为我要死了。”
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说死了父亲成了禁忌，从而成了大它。
不过大它的问题很复杂，如果我来讲拉康所说的“大它是能指的宝库”这一句话，那是需要10天的时间的。
你们手头上的这本《拉康》写得不错，只是其中的一句话，说拉康之后只有Miller在工作，这说得不对，拉康之后有许多人在工作。
也许拉康是受了中文的影响而说各行其是的逐渐的显现。
拉康引用了大量的中文文献和故事，比如京剧《三贫口》和庄子梦蝶，但未注明出处。拉康还写过几次中文。
分析学家找到了意象，是患者投射到分析学家身上的。分析学家躲避的过程使患者产生新的意象——人类的意象，各种各样的情绪——爱、恨、沮丧等等。
此意象被主体所忽略，但被不断的重复。弗洛伊德和拉康都重视重复——例如不断的重复头痛，病人因为重复的症状才来找分析学家，找到分析学家之后继续重复意象。患者始终认为这是分析学家的意象——这过程中也重复了患者的性格（caractere也有汉字的意思）。
意象的投射的过程，例如患者把分析学爱当作母亲，分析学家必须能够容忍此投射。这不同于医生，医生会将此当作是精神病，而分析学家则无所不能谈——爱与恨——是此意象驱使患者不断地讲。分析学家通过解释和移情进行工作—向解释移情。
拉康从德国引入弗洛伊德理论，着重于“解释”和“移情”。
（听众：请讲一讲解释。）弗洛伊德的早期概念如1900年的《释梦》是，是弗洛伊德在父亲死后对于自己的梦、对于父亲的爱等等的一个解释。你们开了《释梦》会议，肯定对此有看法，有什么看法？
Die Traumdeutung，法语译为“梦的科学”，它在德文中的意思较复杂。在此书中，弗洛伊德并未象以前那样做一种固定的解释。例如梦见烟灰缸，要问为什么梦见它，它与父亲残废有关。弗洛伊德为此而无法工作，并做了一些梦，又不理解这些梦的意思，于是自由联想。现在许多人把象征固定化，弗洛伊德生前也试图这样做，IPA也这样，拉康批评这样的做法。
解释也是翻译，翻译又可以是背叛。分析学家的工作是让患者说下去，在此期间，分析学家听患者说。
正是充分考虑了这些可能的联想，患者才能够充分地自由联想。
梦见烟灰缸，为失去父亲而痛苦，所以接受分析；分析学家接受此一角色。当分析学家去度假这际，患者可能又经历了父亲死亡的情感。
我到了中国之后抽烟较多，也许就是由于我失去了父亲的原因。
我的父亲正好死在十二月，而我的母亲八十多岁了，还活着，也许我希望是母亲而不是父亲死亡。上边的联想是我的联想，现在我是教师，而教师则是被你们分析的对象。
三星堆出土的高头饰和纵目，前者是父亲，后者是视的权威。
弗洛伊德、拉康和霍大同将成为父亲。
要把词的固定打破，去结构、去中心，使能指与所指分开。在日常生活中存在许多约定，分析要打破这些约定。找到一个新的个人的问题的约定。
问题=固着
打破固着，类似于物理学家的基本粒子的工作：以加速器撞击粒子，使之成为碎片，然后，研究这些碎片。
拉康说：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而代表着无意识主体。
法文为：
Un signifant represente le sujet inconscient pour l’autre singinfant.
其中的pour一词很复杂，我花了许多时间来研究它，这需要回到十四世纪才讲得清楚。
分析学家不能想念患者说的是真实的，例如患者说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了烟灰缸。至于是不是这样的，分析学家是不知道的，他只知道患者这样说了，只有声音作为能指在这里才是工作的对象。
（听众：刚才的cendrier 的例子中可以有收敛性的假设吗？）有收敛，但是发生在患者身上，不发生分析学家身上。
举一个例子，我启身来中国之前，有一个以前的女病人，她已经停止分析好几年了，现在又要求重新开始分析，而这时我们两个人都要离开巴黎（她也要去度假），所以只有一次分析的机会。在分析中她说了家中几个人都有死了，接下来说了一句话，我没有听清楚。她本来说的是小猫死了（la mort du petit chat）使她很痛苦，我却听成了精神病学家死了(la mort du psychiatre)。我于是反问自己为什么出现此一听误？我原来是精神病医生，后来成了精神分析学家，而我自己一直认为自己身上的精神病学家已经死了，此一听误才使我明白它刚刚死去，当然我下一步的工作是埋葬它。
这就是拉康所说的分析学家的抵抗。
弗洛伊德因认识荣格而很高兴，荣格也为认识弗洛伊德而很高兴。一次荣格去阿姆斯特丹开会，准备介绍弗洛伊德的理论，但不准备讲性的问题，因为这将引起公众的抵抗。弗洛伊德说：“不行，必须讲性！”
我们可以将分析学家与被分析者的关系表示为：拉康说分析学家必然有一种抵抗，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彻底地完成分析。所以分析学家的工作就是分析自己何以有此抵抗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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