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晶燕
心理治疗中的言说与倾听
在心理治疗中，被治疗者的言说和治疗师的倾听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它是决定治疗效果的首要环节。关于治疗师倾听的态度及原则，不少心理咨询的著作中多有介绍。但在国内心理治疗界较少得到讨论。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治疗师如何看待被治疗者的言语行为本身，这一问题又直接决定着治疗师企图在对方言语中倾听到的内容。之所以不同学派的治疗师对同一治疗者的症状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正是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差异。
一
精神分析学派是对治疗中的言语活动讨论得最为详尽的学派。从其创始人弗洛依德到法国20世纪具有精神分析学家和哲学家双重身份的思想大师雅克·拉康，都力图从理论上阐明，何以在治疗过程中，当患者高声地说出自己内心回忆的内容时，其症状就会奇迹般地消失。
弗洛依德在其学派的始创初期就显示了对被治疗者言语的浓厚兴趣。在这一基础上，他构建了整个精神分析的治疗原则。在著名的安娜·欧（Anna·O）个案中，弗氏与布洛伊尔共同注意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如果人们成功地将脱钩的事件的记忆重新清楚地回忆起来，如果人们成功地唤起与脱钩的事件相联系的情绪，接着病人非常细节化地描述出现在头脑中的这一切，并对他们自身的情绪给予一个话语的表达，那么任何一个癔症症状就会立即消失并再也不会回复。”这就意味着语词被言说的过程能逐渐消除症状，因而可以说其症状是被“说掉”的。[1]为了解释这一现象，弗氏认为在人的心理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系统，一个以事物的视觉表象为记忆投注的载体，另一以语词的听觉表象为其载体。为此他在元心理学的文献中提出了“物表象”（thing-presentation）和“词表象”（word-presentation）的概念。这两个术语被弗氏利用来区别两种不同类型的“表象”：其一在本质上是视觉的，源于事物，其二在本质上是听觉的，源于语词。这种区别对弗氏而言具有元心理学的意义。从物表象到词表象的联结对应着前意识、意识系统与之迥异的无意识系统的联结，而后者只包括事物的物表象。[2]
物表象产生在个体的前语言阶段，在其发生学上具有一阶性；而词表象的产生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具有二阶性。后者一旦建立，两个系统之间形成了联系。只有当人们以语词的语音指代某视觉表象时，物的记忆象才能进入以语言作为运作工具的意识系统从而被主体所觉察。根据弗氏的观点，“压抑在于割断物表象与词表象之间的联系”。[3]二者之间的断裂，意味着无意识系统与意识系统之间失去联系。
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认为，任何一个语言符号的单位都是一个概念与其标定它的听觉映象的联合。其结构用所指/能指表示。在这里，能指的性质是听觉的，所指的性质是视觉的。索绪尔指出，二者的联结关系具有任意性，不但同一概念可被不同语言的声音映象所标示，二者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而且在同一语言中，某一听觉映象是相对于或者是对立于其它听觉映象才具有指示的能力[4]。符号的任意性本身就意味着能指和所指可能存在的分裂。
雅克·拉康接受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点，在“回归弗洛依德”的旗帜下，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工具，对弗氏的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重新解释。拉康认为：心理治疗之所以可以通过谈话，纯粹借助于语言缓解甚至是永久性地消除症状，在于无意识具有类似语言的结构。无意识是心灵的另类话语，与意识操作的语言在结构及运作机制上都具有对应性，二者在某种条件下可相互转换。他把索绪尔的公式修正为能指/所指[5]，并认为弗氏的“词表象”与“物表象”的概念，可分别以“能指”与“所指”表示。由于压抑导致了二者联系的断裂，这样，弗氏提出理解症状的基本原则可以在语言学的层面上得到解释。弗氏认为：所有的症状只有被阅读为一个被歪曲与被乔装的思想时，症状才能被理解[6]，而这一被歪曲与被乔装的思想，其实质是患者被压抑的愿望。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症状的实质是由于压抑而失去了与其词表象（能指）联系的物表象（所指）的象征性言说。据此，我们可把症状的结构作如下表达：症状：症状表现/愿望（中间的横杠代表压抑）
这样，我们看到症状学平面的症状表现/愿望与意识，无意识平面的词表象/物表象以及语言符号的能指/所指之间在结构上的对应联系。事实上，三者不仅在结构上类似，在运作机制上也有其对应之处。
在意识操作的言语中，拉康认为，其能指与所指属于两个互不重合的关系的网络，在言说活动中，它们分别在不同方向的网络上运作。[7]
作为语言系统的能指，其网络是语言的物质的共时性结构。这一结构中，从语言的最小元素单位音素直到最大单位词组的所有层面上，每一元素都必须与其他同时在场的所有元素之间确切区分，才能获得其指代意义。能指在言说活动中呈纵向水平运动。作为思想的言说或言说链的所指，在言说中以横向水平展现出历时性结构。言说的话语流在时间中展开，它依赖于话语被言说到一个段落后（如一个词组、一句话说完后），借助于回溯前面所说的所有词项，并把它们联系起来，其意义才能产生。例如，“我很想喝一杯”这样的言说，在其能指的层面上，“我”的语音必须与其同时共存在语音系统中的“你”、“他”等的语音有确切的区分，而“喝”要与“吃”、“吞”等区别，如此等等，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其所指平面上，“我”指代的主体，“想喝”指代的主体的动作，“一杯”指代动作实施的对象等等必须横结成特定联系，才能表达主体的愿望。
这样我们看到，能指符号的共时性运动意味着，任何一个语言符号在呈现出它特定的指代意义时，必然是要排斥其他不合适的符号并唤起其他类似关系的可比较符号，这一运作机制就决定了修辞学中隐喻手法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如“山”不但可以使人联想到“泰山”、“黄山”等等各山峰山脉，同时还可喻示着成年人在儿童眼中所显示的如山般的“高大”、“力量”和“威严”。再如前例所举的“我很想喝一杯”这样的话语，在特定环境中很可能用来隐喻两性之间的性要求。而言说中所指的历时性运动的基础，在于语言符号之间的连接或邻近关系。言说的本质就是在这些符号中寻找并造成连接关系，形成句子或段落。由于符号之间存在着的邻近或连接关系，因而一个符号可替换另一个与已有邻近或接近关系的符号。如“我很想喝一杯”中，言说者以“一杯”替换了“杯中之物”，该话语的意义借助于杯子与其杯中所盛内容的连接关系而得到呈现，能指运作的这一机制对应着修辞学上的换喻方法。
拉康认为，无意识的运作机制与意识操作的语言运作机制类似。在弗洛依德那里，物表象的运作机制为凝缩与移置。拉康认为，隐喻和换喻的运作机制显示，能指相对于所指而言具有自主性。语言可以被用来言说与它所说的完全不同的东西。因而，意识中的隐喻与换喻的工作，可分别与无意识的凝缩与移置相匹配。[8]正是借助于以上机制，无意识的愿望才在梦、语（笔）误及神经症状中获得了象征性地言说。
患者的症状往往表现为妨碍患者心理与社会功能的顽固性观念、由这一观念支配的不可理喻的行为、以及伴随二者的情绪体验三个部分。患者能自知其不合理性，但却无法用自我言语来摆脱其困扰，因之造成了长期的痛苦。根据精神分析的观点，症状的起因往往源于患者个人生活史、尤其是早年生活史中当时曾被意识到（但对孩子来说未必理解），并能以外部或内部语言言说的某种过去经验，其性质往往是未得到充分满足的某种愿望，由于该经验不能通过超我代表的检查机制，不能被意识系统所接纳，因而构成该经验的能指（词表象）与所指（物表象）部分被压抑的心理机制所割裂。
压抑导致了两种后果。其一，所指被压抑在无意识系统中不能被患者所意识。由于无时间性是无意识愿望的一大显著特征，正如弗氏所说“不可破坏性构成了无意识过程的持久特征，在无意识中，没有什么可以被结束，也没有什么是过去了的，亦没有什么是被遗忘了的”，[9]被压抑在无意识中的愿望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减弱其想得到满足的冲动，因此它总是在患者的心理生活中以不能觉察的方式过分地在场，并通过隐喻的方式不断地象征性地言说看自身，影响着患者的心理面貌。同时，由于它不能被能指所标定，所明晰化以及被患者在现在的认知水平上给以重新解释，导致患者长期地为自己的症状感到痛苦，且不能明白何以无法摆脱其症状的原因。
例如，在笔者的一例治疗个案中，一位22岁容颜美丽的女性医科大学学生自述自己长期以来“视觉异常”，即她在教室或其他公众场所，眼睛余光总是无法控制地被迫注视到周围异性的一举一动，并担心这些异性也能发觉自己的余光所指，对自己作出“不好”的猜疑。由于对视觉余光问题极度苦恼且又不知为何无法摆脱，患者时常独自以泪洗面，甚至产生轻生产头。不难看到，患者在意识的层面上言说的话语是“我没有性愿望”。这一话语不但通过患者对自己“视觉异常”行为的批判—如认为这“很不好”——以及对这一行为的痛恨不断得到表达，它还通过患者对自己体相、智力、性格的过度贬低，认为自己太糟，不值被异性关注的观念，通过她随时避免与异性接触并发誓不谈男朋友的行为所反复言说。并且，它还通过患者即使已经在非暴力的情景下，与某位她评价相当低的异性多次有过拥吻等性接触，仍坚持说当时自己完全是由于性格懦弱因而产生了服从行为这样的症状性表现所再次重复。但在治疗中，这一话语被治疗师解读为由于患者童年期性创伤经历而被压抑在其无意识层面的真实话语：“我有性愿望”。这一推测在治疗过程中一步步得到了证实。我们看到，这一个案中，无意识中的真实所指正是通过反向形成的方式完成其换喻的。
压抑导致的第二个后果是，能指失去了所指的规范与约束，必将从原有的位置上漂移和滑动，在患者的个人生活史中与原初的所指拉开距离，演变成衍生为另外的能指符号。这样，我们可观察到上述个案中患者不喜接触异性的种种症状表现与其下方被压抑的愿望之间的距离：二者并非直接的对应关系，前者必然是后者以“乔装和歪曲”伪装起来的隐喻式表达。同时还可从这里找到为何患者曾一度运用过的自我宽慰、自我言语鼓励等能指层面的调整，均因不能触动其原初所指而告无效的答案。
根据拉康的理论，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隐喻是用一能指代替另一被压抑的能指，换喻是以一能指代替另一不在场的能指。隐喻的概念可阐明症状，换喻的概念可解释欲望。换言之，症状就是隐喻，而欲望就是换喻。[11]这样，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角度，精神分析理论对意识操作的语言、无意识操作的话语、以及症状三者的关系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同时也就规定了心理治疗中治疗师倾听治疗者言说的立场。
在精神分析理论指导的治疗过程中，被治疗者的言说被治疗师理解为失去其原初所指的能指链；被倾听为无意识的所指经过置换而改装成的迷语或寓言；被认为是被治疗者真诚的谎言。治疗师集中精力凝神倾听的，是被治疗者言说链的裂缝（如言说中的停顿，前后矛盾、语误、某些值得注意的用词和语气等等），并在此搜寻通往无意识中真实话语的蛛丝马迹，推测并最终捕获其被遮蔽的所指，破解其谜语。
如前所述，压抑导致的能指与所指的断裂，使心理愿望完成了由意识进入无意识的第一个转换。治疗过程则相反，它通过治疗师引导被治疗者一点点地回溯过去经验，体验自己话语中能指和所指的错位，并在治疗过程中不断把能指向原初所指的方向移动，从一个层面追溯到另一个层面，从一个能指链追溯到另一个能指链，直到最终找到那个曾被失去联系的所指，并在话语中重建二者的联系。一但如此，无意识的话语被患者翻译为意识的话语，患者必然在意识与无意识的平面上对过去经验进行重新解释。这样，导致患者症状性痛苦的所指就还原为它本来的心理功能，成了患者过去经验中的一个生活事体（尽管它仍然可能是痛苦的），而不能以隐蔽的过分在场的方式影响患者的心理生活，症状就随着压抑一起被消解。
语言与无意识话语类似的运作机制隐喻和换喻的存在，使精神分析学家运用的“自由联想”技术获得了它的全部价值和其存在的理由。不但如此，它还决定了治疗师在治疗中言说的方式。治疗师在治疗中不能直喻地向被治疗者言说自己对对方症状的理解，因为直喻的话语难以从外部越过被治疗者的压抑机制，替代被治疗者消除压抑。治疗师只能通过隐喻和换喻的言说方式，推动被治疗者自己完成对自己的治疗过程。例如，在上述个案中，该患者在治疗中谈到自己少女时代一次无意识和某男生目光相遇，感到对方目光异样，内心震动。
笔者（甲）：“那么，你心里对他……”
患者（乙）：“我佩服他。”
甲：“佩服……”
乙（沉默良久）：“也许……当时有点爱他。”
甲：“也许？”
乙：“我习惯这样说话。我从来都是说也许的。”
甲：“刚才你说，你佩服他，却没有说你也许佩服他。”
乙：脸红。
因此拉康认为，精神分析学家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充当着四个角色：听者、译者、他者、“桥牌明家”（celui du mort）[12]。所谓“桥牌明家”，即如同桥牌游戏中充当明家的一方，在牌局开始前向自己的对家全部摊牌一样，分析学家在分析开始时，就向前来准备进行分析的人摊开自己在分析中所起作用的全部底牌：不介入、不干预，仅充当处在分析状态中人的人话语的镜子，而整个分析过程，实际上是由处在分析状态中的人自己完成对自己话语分析的。尽管以精神分析理论指导的咨询治疗，在技术操作上与分析过程在时间、进程安排、分析深度等方面有较大差异，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与被治疗者的互动关系比前者明显，但治疗师无论用何种方式干预，都同样必须坚持让被治疗者自己完成由无意识话语向意话话语翻译的原则。
二
认知治疗学派对被治疗者的言说持有全然不同的理解。这使得这一学派的治疗师对来访者的症状与精神分析学派相比有不同的解释，以及两派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风格迥异的言说与倾听方式。我们以这一学派很有影响的咨询方法“合理情绪疗法”为例，试对这一问题作一粗浅的分析。
“合理情绪疗法”的创始人美国心理学家艾利斯（A·Ellis）认为，在人身上理性和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同时并存。当人用理性的观点和方式去看待外部世界及自己的内心世界，并调节、控制自己行为时，人就处于一种快乐、富有竞争精神、有所作为的合理情绪状态，人的心理是健康的。反之，当人的非理性、不合逻辑的思维方式及观念占了上风，由此又产生了难以摆脱的不合理的情绪困扰，而这种状态又导致了人对社会适应能力下降时，人就产生了心理障碍。[13]在健康及不健康的心理状态产生及保持的过程中，艾利斯都关注着语言所起到的作用。
艾利斯认为，使用语言是人类的特性，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思维都常常运用内化语言进行[14]，导致二者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化语言所言说的观念本身是否合理。艾利斯认为，通过语言，人们的信念体系本身接纳并内化了某些不合理的观念；通过内化的语言重复地言说这些不合理的观念，又导致了心理障碍的产生。由于这些观念通常包含了衡量生活事件的武断、教条式的评判标准，因此当人们用这些不合理的评判标准来衡量外部生活事件及自身的内心世界时，会做出各种不合逻辑的假设，这又导致了不合理的情绪困扰，这样就构成了完整的症状表现。在艾利斯那里，语言通过言说不合理的观念这一中介，与症状联系在了一起。
运用合理情绪疗法的著名临床心理学家郑日昌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与笔者前面论述的个案在症状表现上类似的一个案例，由此清楚地显示了合理情绪疗法治疗师是怎样理解语言与症状的关系的。郑先生接待的被治疗者是位大学二年级的女学生，20岁。在她担任团干部期间，曾给一位男同学写过一封信，鼓励其多参加集体活动，此事后来为同学所知晓，被同学当众开过玩笑。此后该同学便对学校生活形成恐惧，自觉被人瞧不起，责怪自己做了蠢事，不愿再去上学，后在其母亲陪伴下前来咨询。[15]
根据艾利斯的观点，郑先生认为该女生给男同学写信并被同学们当众开玩笑这一生活事件本身并不是她产生心理障碍的直接原因。事实上，是她对众人知道她给男同学写信这一事件的认识——如认为别人会记得此事，自己被人瞧不起——导致了她的恐怖情绪。这一不合理的认识背后隐含着这样一种不合理的评判生活事件的标准：“我不能做蠢事，因为人应该是完美无缺的，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犯错误”。
艾利斯认为，人是有能力了解自己的缺陷的，人也能改变自己儿童期内化而来的基本观念与价值观，并且能向自我失败的趋向挑战。因此心理治疗的实质，就是咨询师通过与被治疗者谈话，使被治疗者领悟到自己信念体系存在的那些错误观念，改变其人生哲学，以合理的观念取代其不合理观念，从而产生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的过程。
在这一工作假设下，郑日昌先生在了解基本情况，确定问题之后，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与被治疗者不合理的观念进行辨论上。如：
（郑）甲：“我还想了解一下，你对自己做过这件事以后，怎么想的？”
（女生）乙：“我太不应该了，我这人太笨、不会想那么多，当时只想自己是好心肠，没想到更多的，我后悔死了。”
甲：“想把事情办好是对的，你是不是必须一定要办得好呢？有哪个法典上这样写着吗？”
乙：“没有，谁也不是完人。”
甲：“那你对自己要求是不是太完美了呢？”
乙：“你说人不应该追求完美吗？”
甲：“我们办什么事情，可以要求自己尽心尽力去把事情办好，但是，不一定要求自己办好每一件事，如果不能接受自己可能犯些错误的话，这种绝对化的要求就不现实，不理智了。”
乙：“你是说理想和现实要求要分开，是吗？”
甲：“可以这么说吧！总之，你现在不愿去上学，害怕和同学交往，责怪自己，心情也不好，并不是直接由那件事引起的，主要责任是在于头脑中那些想法。如果你认为这件事在你这儿绝不应该发生，别人知道这件事你就绝对受不了的话，那你的想法就不理智，不符合逻辑了，由此影响到你的情绪和行为。你现在通过我们刚才的讨论，该知道什么样的想法、观念才是理智的、符合逻辑的了吧！”[16]
从治疗师在治疗中与被治疗者的这段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合理情绪疗法的治疗师对被治疗者的言说所持的与精神分析学家全然不同的态度。
首先，在合理情绪方法对症状的理解中，并未给精神分析学家强调的“压抑”的心理机制留下位置，这样，就必须设定被治疗者话语的构成部分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并相信被治疗者是以直喻的方式在言说。因此合理情绪疗法设定被治疗者是在言说着自己的心理真实、认为该生对学校生活恐怖的情绪体验确如她所说由自认为的“蠢事”导致，而不象精神分析学家那样把患者的言说看成是由真诚的谎言所构成的谜语的谜面，症状性的情绪反应应是这谜面下隐藏的谜底所致。
以上这一根本的区别直接决定了两学派治疗师在心理治疗中力图想要倾听的不同内容：精神分析学家企图倾听的，是言说者话语中能指与所指的错位，并探明被遮蔽的真实所指；而合理情绪疗法治疗师所致力的，是言说者能指与所指对应的叙述中的非理性成分，并探明导致这种结果的不合理的核心信念。
上述差异又必然导致了两学派治疗师对自己在治疗过程中角色的不同认同。精神分析学家认为自己仅充当处在分析状态中的人话语的一面客观的镜子，相信对方必须，并且也有能力自己完成对自己话语的由无意识到意识层面的翻译；而合理情绪疗法却认为治疗的性质是教育性的，治病师以指导者与教师的身份言说，被治疗者处在学习者与学生的位置接受治疗师的指导。
在言说方式上，精神分析学家只能用隐喻的方式对处在分析状态中的人进行暗示；而从郑日昌先生与被治疗者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治疗师以直喻的方式言说。他通过主动向对方挑战，和对方展开辩论，使对方不合理的观念得到暴露，从而被对方所领悟，以达到其改变人生哲学的目的。并且，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和被治疗者双方都在意识层面操作。而精神分析学家与此不同的是，他总是期望通过对方话语中能指链的缝隙，力图抵达对方心理的无意识深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勿庸置疑的结论：心理治疗实则并不存在纯粹的倾听与言说的技术。任何一种倾听与言说的方式，都建立在不同学派对症状不同工作假设的理论背景之下。在具体治疗实践过程中，治疗师从被治疗者言说中试图倾听什么，是远比一般心理咨询指导手册中所提出的治疗师必须“耐心、关注”这样的倾听态度更为重要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弗洛依德文集》第二卷，车文博主编，长春出版社，P48。
[2]Jeam Laplanche et J.B.Pontalis, 《Vocabulaire de la Psychanalys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8e edition, 1984, paris, p417.
[3]John Forrester, 《le Language aux origines de la psychanalyse》, Editions Gallimard,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84, p46.
[4]参见弗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
[5]Anika lemaire, 《Jacques Lacan》, Pierre Mardaga, Editeur, Bruxelles 1977, p44。
[6]同[3]p210.
[7]J．Lacan, 《Ecris》, Sellil, Paris, 1966, p410.
[8]同[5]p88.
[9]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freud, 24 vol, v, p577.
[10]同[2]，p169.
[11]王小章、郭本禹《潜意识的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202.
[12]同[5]p324。
[13][14][15][16]郑日昌主编《大学生心理咨询》，山东教育出版社，第七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