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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与哲学第四讲
2002.9.26 9am
我们继续。我们非常快地到达了希腊哲学的两个顶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我们能看到在那种意义上对他们来说语言是中心的。因此这个问题（作为事物运动真理性的问题）总是一个先决条件，这仍然是语言，如：我们怎样能认识世界。那么这问题就在于，我不知在哪一时候，语言给我们一个进入，或堤坝挡住。对西方人来说，语言始终是堤坝。是因为文字使语言成为可视的东西，做一个屏幕，在书写中使它成为可视的并不是词的意义，而是声音，即我们能听到的，如用这种方法，声音就孤立于空白纸页，这时，语言起了一种物质性作用，意义就是纯粹精神的，这二者分开的，把它们重组的问题就被提出来的，问题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讲话时能否认识世界，正是这个问题就造就了整个西方哲学，因此整个西方哲学引导人们推动哲学的动力是：我是否能认识世界，我们怎样确定好坏，依赖于我们能否认识这个事物。我想重复，一种紧密联系在语言与哲学中的，是汉字与字母文字作为文字的两个方面，汉字与在空白纸上书写的是语言，当他们在写的时候，并没有区分声音和意义，在写汉字时同时写了声音和声音所包含的意义。因此，中国提出了与西方一样的问题，这并不依赖于一种可能性，就是“能否认识世界”，如公孙龙没有一个奠基者的位置，如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哲学思想的奠基者，公孙龙并不是中国哲学奠基者，中国哲学的奠基者是孔子、老子和庄子，他们直接讲道 ，当一个中国的圣人在发展一种道的理论的时候，同时，他们也是在讲知识，道与知识联系在一起，而在西方，它有一个先在的事是他不确定他们是否能认识事物，他们被这个问题（我们能否认识世界）所困惑，这问题不可能使他们走得很远并解决，在这路上，中国一直走，而西方则停下了，正是这停顿影响了西方的思想，这正是西方的思想，正是这样，对话才是困难的，中国哲学家指责西方哲学家停顿在那里，相对地，西方哲学家指责中国哲学往前走得很远，但没看到问题，因此没有解决，因此，我们很困难讲同样一个事情，是不是有可能做个间隔，离开哲学。对我来说，在四月份会上，我对大家提的问题有兴趣，所以就来这里。我是在哲学以外来讲这些问题，精神分析不需要和某种特殊的哲学粘在一起，对于哲学家来说，什么都讲，这是他工作的一个基础，这就是一个真理。所有人都讲，讲的不一样，因为没讲同样的语言。我们并不是为了思考而做分析，如果处在分析中，仅仅讲就可以了，正是这样，我说，精神分析是哲学的祖国或者家乡，尽管精神分析产生于西方，但它仍然可能成为所有讲话人的东西，精神分析并不是思考这或者那的事物，是面对话语，面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因为话语寄在心灵在身上产生了症状。
现在，讲公孙龙，讲亚里士多德到圣·奥古斯丁、笛卡尔的转换。公孙龙子引用了白马非马的例子（我想知道哪些人知道白马非马的事）。我们能看出公孙龙子提的是个语言问题，在西方就认为那个词怎么能引导我们直接到那个事物，困难的是，我们不能确定那个词能驾驭事物，正因此，亚里士多德停在那里，他开始寻找一个一般性的科学，能谈论所有事物，他找到了一个原则：我们不能同时说这个事物，又说那个事。恰恰我们能说，亚里士多德说这种人是植物，不是人，比动物还糟糕，因为动物能用喊声说，而这些人乱说，因此，比动物还不如。因此，他想建立一个要求：你们能够讲，但讲的仅仅是一个东西，这与公孙龙子说的是同一事情，公孙龙这样一种观点对中国人说不是一个绝对要求，是关于语言思考的有意义的问题，但不是我们赖于思考的基础，引用庄子《指物论》：一个个地指出一匹马的100个部分，并没获得一个马，因为你将马的100个部分建立于另一基础上，这基础仅在于将这些东西称为马，而不是马的整体。韩非子是个雄辩家，他认为白马不是马，是与齐国的稷下学派联在一起的。一天，他骑在白马上，穿越国界线，他付了关税，对于收税的人来说，白马仍然是马，白马不是马是什么？但他经过这个国境，韩非子将仅思考的东西重新带入日常生活中，这是中国哲学的特点，对于公孙龙提的问题，并不能阻挡人们回到日常生活，反思这一刻不能阻挡人们停止了日常生活，而在西方，这个反思的问题恰是停止了日常生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生活的前提是要解决反思的问题，这是他们非常焦虑的问题，在古代后期，欧洲变成基督教领土，基督教对于西方哲学的关系与佛教传入中国哲学的关系是不同的，但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基督教对于西方，诞生在同一地点，而不是外部进来，是创造字母文字的同一民族创了一神教，并不是外来人向大家提出一个新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同一民族的一个新的创造，是一个新的东西，为了显示新的基督教的信息，显示在什么程度上它解决了什么问题，显示出上帝的一种气势，因此就有一个文本，叫《福音》，基督教就是上帝让他的儿子将《福音》带到人间，《福音》使当时人们面对世界有很好的交流。因为是上帝自己在讲，而上帝的话就肯定是真理，因此基督教就提供了一个方式，对于信教的人，就能解决语言阻隔问题。你必须考虑当时人们的焦虑状态，神谕能解除焦虑，这样一种形式就形成一种思维的紧张：逻辑思维引起人们的焦虑，而神谕仅仅是一个情感的领域。在近1000年中人们一直试图把理性的思考和情感回答联在一起，就成了基督教，在这之前，欧洲就仅有一个上帝，这1000年中理性仍然在工作，但不是焦虑中工作，而在一个能够获得真理的确定性中工作，哲学就变成了神学，神学意味着是关于上帝的科学，我没有给你们定义哲学家，哲学家这个词是柏拉图发明的，是由两个词组成，？φ：爱某种东西，？：知识，真理和智慧。在柏拉图时代，有的人说他们有知识，柏拉图的师父苏格拉底说，我们仅仅认识事物的表象，因此柏拉图寻找表象之上的东西。要成为哲学家的第一件事，必须说他不知道，这正是苏格拉底对智者说的。对于柏拉图来说，哲学家就是他知道他不知道，这是通向智者的第一步，你知道你不知道，是你愿意走向真理和智慧的第一步。因为你没有，所以你才爱它，在欧洲基督教中，上面的词变成？？？就是理性和神学。神学就是唯一的神的科学。我们讲圣·奥古斯丁，圣不是他的姓，奥古斯丁是他的姓，天主教会把他塑造成一个圣人，所以说是圣，人们认为他是教会的智者，当时用了一个词，现在称博士。当时，对神的信仰变成一个教义，一个真理性的东西，词的前缀就是。。后缀是。。即把对神的信仰塑成一个真理性的东西的人就称博士，后人就延续用了下来。神学家并不是研究宗教的原理，而是创造这种原理，所以我们称为智者，他们在讲上帝时就能懂得真理，是处在一种真正的知识层面中间，正是这样我做一个神学家和哲学家的区分，哲学的知识在寻找知识，而神学非常确定真理就在那儿，在基督教时兴的时代，理性就遭到了排斥。我们现在来谈一个被纪录下来的事情。
在4、5世纪之间（注：从基督教诞生算起），圣·奥古斯丁出生于非洲，而到罗马学习，他想成为一名教授，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圣人（AMBROISE），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让他得到了彻底的改变。AMBROISE是一基督教徒，同时也是一主教，他要对别人讲基督教的原理，当时，基督教仅仅是来源于罗马帝国的一些东西，在一些没有文化、没有教养的地方传播，因为首先接触的是最下层的人民，哲学和有修养的人没兴趣，因这些话语很没有理性，当时，圣·奥古斯丁所处的时代是有知识、有修养的人从不接受这些东西到接受这些东西的时代，是西方基督教处于扩展到欧洲并持续一千年的时代，这件小事使导致他的一个完全混乱，而后完全改变。他当时是一个很开放的精神状态，很想与AMBROISE有一个讨论，当AMBROISE在教堂里讲的时候，圣·奥古斯丁希望有一个私下的对话，他去AMBROISE家，看见一个男人坐在椅子上，面对一本书，但并没朗读它，在那个时代，默读是非常稀少的事，更多的是大声读，重新找到话语，不仅是AMBROISE不讲，而是他完全专注于书中，而不与圣·奥古斯丁讲话。圣·奥古斯丁就看着他，而这个老人就在那里看书，这样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圣·奥古斯丁想，为什么人们更希望沉默的看书，而不是象希腊那种传统的对话。因为当时哲学的所有学员是在对话中寻找真理，如果人们在连续沉默几个小时，他就有可能变成疯子，AMBROISE看的书是一本圣书，是由上帝写的书，也就说，有一个与真实的话直接接近，而不需要与别人对话就能找到答案，圣·奥古斯丁想知道AMBROISE在书中想找到什么，他发现是上帝在以沉默的方式书中讲，他将做理性的方式，整个阅读对于哲学家来说是什么问题，当他确定整个行为是好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基督教，这里有一个文本，是圣·奥古斯丁和他儿子的对话，是一个非常好的文本。他的儿子当时13岁，很年轻，很聪明，对话1年后就死了，奥古斯丁就在记忆中写了这个文本，在这个文本中向他儿子展示他所有行动步骤，这个步骤不是他做的，而是让他儿子做，是用拉丁文写的，他讲拉丁语，向主人提问，这个主人是上帝，讨论的问题是语言有什么用，回答是：语言用于交流。奥古斯丁就带领他的儿子重看语言的所有的作用，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知道词能用于交流。他们重新阅读书本，从而得出结论是：我们必须通过词，我们不能直接讲事物。你们看到，始终有一个焦虑（在声音被字母化以后），是语言被超载了（多余的），通过字母文字，我们能抓声音的物质方面，这情况下，声音是孤立存在的，没有意义，对西方人来说，他们需要一种文字走向世界，比如为了传递某种东西给他们的儿子，语言作为一个屏幕挡住了教育，就有一个问题：不用语言符号，能不能教育。但回答是不行，必须要有语言，没有符号的情况下我不可能把我们的思想传递给另一人，不能让另外一个人知道我的思想。当他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就有一个对话的转折，伴随着下面的论证：我能不能说一个东西不在的东西（当我不能找到它在的证据的时候），回答是不行的。如果不能找到则不能得到关于这个事物的结论，奥古斯丁在这里显示了整个希腊哲学的知识，尽管有许多例子都说明我们的交流不可能不借助于符号（这是希腊的思想），但我们不能从逻辑上来做一个绝对的结论，奥古斯丁当时正在做的是将理性带到尽可能遥远的地方，但他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理性永远不能达到事物的末端，在这做一个不可能性结论时，我不可能做另一个结论，这个不可能是绝对的。这样，事情就完全颠倒过来了，他说：相反，我们也许可直接认识事物而不需要命名它，如孩子学说话，每个人不可能都用词来教育孩子，孩子听周围人讲，他如何能知道词意（没人跟他说词意）？他逐渐将声音与出现的周围对象联系在一起，他注意到大人讲话的时候词是与哪些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到，某人在学习东西的时候，并不需要命名事物的名字，单独一个人学习的时候他用眼、耳等所有的器官，这时就能理解名字，并具有一种意义。因此，这个意义是人们将它和那些事物联系在一起的，如在白天，太阳光线把整个场面照亮，我们两个或者更多的人看到同一事物，他们面对一个同一个山，听到一个声音，他们就能命名这个山，如果晚上我们看不到，我们就不能命名事物，奥古斯丁向儿子解释，有一个阳光在我们灵魂深处，当一个人相信上帝时，他就被照亮，这就让看不见的事（与整个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事变得看得见，这光线或太阳就是我们真正灵魂的主人，所有人都是上帝创造的，灵魂中都有这种光线，因此，就必须听取外部人的话语，他们就能给予一些空的名称，我们就能通过内心的真理去知道他说的词是真是假，正是这样，传递在奥古斯丁处就成为一个新的理论，真理始终在我心中，就不必要到别人那去找，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别人的东西给传给我，师父只能传递词，那些词仅仅是引起我做内心的这种工作，然后知道这些词相对我心中的主人来说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时，哲学家的交流就变成平静，同时人与人间的交流保持了其重要性，真理不是由他人而来，他人的话语仅在于帮助我知道内心的真理，这是基本的交流，这就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从这知识得到解决开始，伦理学问题和政治学问题同样得到了解决。基督教是伦理、道德，同时是生活的方式，根据这个，基督教有一个政治的计划，就是要使整个世界变得和平。那些国王生活在现实中，而基督教是对未来的问题，这计划要在于让那些国王屈从于基督教，由此重新构造一个罗马帝国，是由教皇来构造，但教皇并不像国王那样统治，他像一个皇帝一样（对于基督教信徒而言）。因为罗马帝国分东西两部分，因此东方的基督教们就不认在罗马的教皇，这新的罗马帝国实际是建立在欧洲的。
这样一种政治计划在1千年中塑造了欧洲，直到16世纪的灾难。那时，基督教内部发生了战争，教徒间战争不严重但经常发生，这个地方的战争不涉及到占领别人领土的问题，而是为了神学领域，因为他们不同意关于同样一个上帝，这导致了一个裂口，在此基督教的主义就终止了，当时，基督教的特性是想将整个大地全包裹起来，然后走向一个未来，路德从小就有这个概念。不是因为谁有道理谁没有道理的问题，是因为仇恨在他们中爆发，仇恨显示了基督教的政治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以上帝的名义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和平是因为上帝的定义引起了人与人间相互斗争，他们以同样一个真理的名义相互仇杀，正是这个我们不能修复它，正是这打开了近代史。
提问：
1 居飞：苏格拉底听到一种声音的神谕：你最聪明。这和奥古斯丁的神有什么不一样？
回答：谕言类似神性的东西，在大地古老的地方都存在，当时是一个习惯，人们都会说，你长得很漂亮，很聪明，对苏格拉底来说是很严肃的问题，苏格拉底让大家知道是一个神在讲，至少我们相信柏拉图（是柏拉图讲的），苏格拉底说话时，这个神的声音在苏格拉底的内心说：苏格拉底，你停下来，你不要乱说。苏格拉底很重视这一事件，他讲了内心的神谕，他声音不是内部的主人，这个内心的主人是一个神，它包括了所有的东西。奥古斯丁最早写的书是《忏悔录》，写了他的私生活，是一个对上帝讲的书，类似一个回答，因为我们有个《圣经》，是上帝写的，他看了后就对上帝说：你是最最伟大的，但是我还是把你包在我的心中，最大的也是最小的，因我最小，我能包容你。奥古斯丁是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是说阳光照射后，人们能利用同一名称来谈事情（因为内心有阳光，所以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
再问：苏格拉底听到的是声音，而这是不是就是他的字母文字产生哲学？
回答：苏格拉底与那些人讲，你并不是和神对话，因声音是出乎意料的来的，是传过来的，而不是神说的。
2002.9.26 讨论：
问题一（萧）：我以前去韩国的牧师那里，牧师说，全世界唯一的一个教就是宗教，他说佛教，穆斯林等宗教都不是信仰，是哲学，圣经里讲的都是故事，就没有什么对还是不对，我想到上午讲的西方人为什么信一神教？我的理解是因为西方人在思想的时候就是书写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找到真理（从古希腊开始），这是不是圣经里有很多故事的原因，而这些故事也是为了让人相信？
回答：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长很长的答案，先可以说的是：一个人为保护自己的信仰宗教，肯定要说我们是对的，他们是不对。因为这个基督教回答时(牧师)同时也是在批评他的书《圣经》，他想说的是关于他的信仰，法语有两个词表示信仰：“你自己相信一个道理，只是相信”和“你接近一个道理，一个人说服你，你就相信”。书里有很多故事，你可以说你不相信这些故事，他相信自己的“foi”不是从书里来的，而是从外面的另一个地方来的，这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注意到，基督教是两个文化相遇在宗教里的一个结果，有一神教在基督教之前，这个一神教是犹太教，犹太教也是靠书讲自己，基督教他们先用犹太教的书，对基督教来说，他们的宗教是犹太人的书产生的效果，这种效果是一种实现，一种历史上的实现，在犹太人中有一些人不停地看这本书，《圣经》的第一部分，因为他们真的的相信这本书就是上帝的话语，一个人能意识到世界万物都在这本书中，去跑全世界看东西就是浪费时间，这种阐释在这本书都有，要提示的是，书中有更多的东西是看不到的东西，但一定在书中。这跟我自己的研究有关，而这种想法在法国是一个新的东西，这是严肃的，不是通俗的。我用希伯来语来写：BERCHIT YAWEH CRRA LE CIEC ET LATERRA即“开始上帝创造天和地”。犹太文人都学希伯来语，对他们来说，每个字母都是一个数字，每个句子中的数字相加都是一样。这个句子是《圣经》的开始，讲的是上帝的儿子如何到世界，《圣经》有四篇文字非常重要，是YEAN写的，但这些文章都是用希腊写的，同时，基督教最重要书都是用希腊语写，因基督教系统慢慢地建立自己实际上是在罗马帝国，最常用的语言是希腊(那里的普通话)。这是他的假设，而这个假设实际上是犹太牧师写过的。
我继续说他的假设，这些希伯来语的文本都被毁掉，因为他们是在犹太教中的少数民族，同时罗马的部队要毁坏他们的国家，从那时起，犹太人就四处散，现在问题犹太人的问题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现在的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是2千年前消失的国家，这是发生在那里历史上较奇怪的事情。原来这个民族像他们写自己的书那样进一步发展，实际上这本书变成了罗马的用希腊语写的了。为什么我敢说这样的事，因为这样看Jean的文章要看希伯来语，如果你仔细看希腊语，有许多说法实际上是希伯来语的说法，一个常用希腊语的人肯定不会用这种写法。如果你们把这个希腊语译成希伯来语，在每个字母下要写一个数字，最后发现数字是一样的。那段话的意思：开始是话语，话语在上帝身边，话语是上帝。这句比上面更长，但数字是一样的(每个字母对应于一个数字)。第二个句子已经有所发展，比上面的句子多了一些解释(顺便可以看看希腊人与希伯来人用词的区别)。就是说，犹太人他们用词的时候，字母对他们来说有自己的存在。对他们来说，字母不是像我昨天讲的“字母是屏幕”，因这个字母就是真理，唯一可以写的就是用上帝的手来写。同时几百公里的地方外的希腊人用自己字母表比西方多些，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希腊的人字母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东西而不是学上帝，他们用字母写悲剧，所以希腊与世界有直接关系，而不是通过上帝。基督教是继续发展犹太人的工作，让犹太牧师的工作没有意义了。因为有了希腊的东西在里面，这文章突然与历史事实有关了而与犹太人的书无关了。准确地说，这两种东西混在了一起：有一个绝对的意义在《福音》里大家都能接受的意思，另一个意思是历史的意思，在书上可以看到历史上的人物。你刚才讲的牧师，可以说《圣经》上的文章与牧师没关，同时他可以相信有一个真理超过书上的东西，今天上午讲的奥古斯丁与这本书有关，每个人实际上在里面是上帝的寺庙，上帝每天可以在里面说话。基督教一神教的特色是，穆斯林和犹太的宗教都是来自一本书或者是上帝自己写的或是上帝启发的，但基督教他们不稳定，因为已经通过了希腊人。昨天讲过一个三角形的概念即文本—读者—作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奥古斯丁说他看到上帝进入这三角的概念，奥古斯丁自己就变成了基督教教徒。
问题二：上午说的一段话“如果是处在分析中，仅仅是说就足够了，所以精神分析是哲学的家乡，祖国”，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回答：我当时说话的意思是，通过哲学思考同时也是记住你自己的思想的记忆方法，就是说，可以把这个思想联在一起，推理从而得到一个结论，这就是思想。用书写对这些很有帮助，可以把每个思想连起来。这是为什么哲学是可以写下来的东西，哲学思考比人的记忆力更宽广。精神分析不写，是话语的一种实践，我们也可试试把它写出来，但这不是分析。分析只需要说话，不需要别的，书写也不要。做分析时就不写字母，因为分析是说话时的情况，在分析中，你分析的每句话都重要，特别是出错(在写中可以改)，在分析中这都是最重要的。分析家不停地听每一个被说出来的东西。我还是说，在分析中不需要思维，而哲学需要推理，不停地思维。在分析中你不停地有思维而不能控制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因话语的推理是不是同的。如果讲精神分析，大家可以结合起来，把它看成一个祖国是大家的祖国，特点是排除推理，只是用分析实践而得出结果，准确地说，在中国和法国那里一个人正在分析与分析者二者之间的情况完全一样，即他正要讲话，与一个不认识的人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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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与哲学第四讲
2002.9.26 9am
我们继续。我们非常快地到达了希腊哲学的两个顶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我们能看到在那种意义上对他们来说语言是中心的。因此这个问题（作为事物运动真理性的问题）总是一个先决条件，这仍然是语言，如：我们怎样能认识世界。那么这问题就在于，我不知在哪一时候，语言给我们一个进入，或堤坝挡住。对西方人来说，语言始终是堤坝。是因为文字使语言成为可视的东西，做一个屏幕，在书写中使它成为可视的并不是词的意义，而是声音，即我们能听到的，如用这种方法，声音就孤立于空白纸页，这时，语言起了一种物质性作用，意义就是纯粹精神的，这二者分开的，把它们重组的问题就被提出来的，问题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讲话时能否认识世界，正是这个问题就造就了整个西方哲学，因此整个西方哲学引导人们推动哲学的动力是：我是否能认识世界，我们怎样确定好坏，依赖于我们能否认识这个事物。我想重复，一种紧密联系在语言与哲学中的，是汉字与字母文字作为文字的两个方面，汉字与在空白纸上书写的是语言，当他们在写的时候，并没有区分声音和意义，在写汉字时同时写了声音和声音所包含的意义。因此，中国提出了与西方一样的问题，这并不依赖于一种可能性，就是“能否认识世界”，如公孙龙没有一个奠基者的位置，如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哲学思想的奠基者，公孙龙并不是中国哲学奠基者，中国哲学的奠基者是孔子、老子和庄子，他们直接讲道 ，当一个中国的圣人在发展一种道的理论的时候，同时，他们也是在讲知识，道与知识联系在一起，而在西方，它有一个先在的事是他不确定他们是否能认识事物，他们被这个问题（我们能否认识世界）所困惑，这问题不可能使他们走得很远并解决，在这路上，中国一直走，而西方则停下了，正是这停顿影响了西方的思想，这正是西方的思想，正是这样，对话才是困难的，中国哲学家指责西方哲学家停顿在那里，相对地，西方哲学家指责中国哲学往前走得很远，但没看到问题，因此没有解决，因此，我们很困难讲同样一个事情，是不是有可能做个间隔，离开哲学。对我来说，在四月份会上，我对大家提的问题有兴趣，所以就来这里。我是在哲学以外来讲这些问题，精神分析不需要和某种特殊的哲学粘在一起，对于哲学家来说，什么都讲，这是他工作的一个基础，这就是一个真理。所有人都讲，讲的不一样，因为没讲同样的语言。我们并不是为了思考而做分析，如果处在分析中，仅仅讲就可以了，正是这样，我说，精神分析是哲学的祖国或者家乡，尽管精神分析产生于西方，但它仍然可能成为所有讲话人的东西，精神分析并不是思考这或者那的事物，是面对话语，面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因为话语寄在心灵在身上产生了症状。
现在，讲公孙龙，讲亚里士多德到圣·奥古斯丁、笛卡尔的转换。公孙龙子引用了白马非马的例子（我想知道哪些人知道白马非马的事）。我们能看出公孙龙子提的是个语言问题，在西方就认为那个词怎么能引导我们直接到那个事物，困难的是，我们不能确定那个词能驾驭事物，正因此，亚里士多德停在那里，他开始寻找一个一般性的科学，能谈论所有事物，他找到了一个原则：我们不能同时说这个事物，又说那个事。恰恰我们能说，亚里士多德说这种人是植物，不是人，比动物还糟糕，因为动物能用喊声说，而这些人乱说，因此，比动物还不如。因此，他想建立一个要求：你们能够讲，但讲的仅仅是一个东西，这与公孙龙子说的是同一事情，公孙龙这样一种观点对中国人说不是一个绝对要求，是关于语言思考的有意义的问题，但不是我们赖于思考的基础，引用庄子《指物论》：一个个地指出一匹马的100个部分，并没获得一个马，因为你将马的100个部分建立于另一基础上，这基础仅在于将这些东西称为马，而不是马的整体。韩非子是个雄辩家，他认为白马不是马，是与齐国的稷下学派联在一起的。一天，他骑在白马上，穿越国界线，他付了关税，对于收税的人来说，白马仍然是马，白马不是马是什么？但他经过这个国境，韩非子将仅思考的东西重新带入日常生活中，这是中国哲学的特点，对于公孙龙提的问题，并不能阻挡人们回到日常生活，反思这一刻不能阻挡人们停止了日常生活，而在西方，这个反思的问题恰是停止了日常生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生活的前提是要解决反思的问题，这是他们非常焦虑的问题，在古代后期，欧洲变成基督教领土，基督教对于西方哲学的关系与佛教传入中国哲学的关系是不同的，但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基督教对于西方，诞生在同一地点，而不是外部进来，是创造字母文字的同一民族创了一神教，并不是外来人向大家提出一个新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同一民族的一个新的创造，是一个新的东西，为了显示新的基督教的信息，显示在什么程度上它解决了什么问题，显示出上帝的一种气势，因此就有一个文本，叫《福音》，基督教就是上帝让他的儿子将《福音》带到人间，《福音》使当时人们面对世界有很好的交流。因为是上帝自己在讲，而上帝的话就肯定是真理，因此基督教就提供了一个方式，对于信教的人，就能解决语言阻隔问题。你必须考虑当时人们的焦虑状态，神谕能解除焦虑，这样一种形式就形成一种思维的紧张：逻辑思维引起人们的焦虑，而神谕仅仅是一个情感的领域。在近1000年中人们一直试图把理性的思考和情感回答联在一起，就成了基督教，在这之前，欧洲就仅有一个上帝，这1000年中理性仍然在工作，但不是焦虑中工作，而在一个能够获得真理的确定性中工作，哲学就变成了神学，神学意味着是关于上帝的科学，我没有给你们定义哲学家，哲学家这个词是柏拉图发明的，是由两个词组成，？φ：爱某种东西，？：知识，真理和智慧。在柏拉图时代，有的人说他们有知识，柏拉图的师父苏格拉底说，我们仅仅认识事物的表象，因此柏拉图寻找表象之上的东西。要成为哲学家的第一件事，必须说他不知道，这正是苏格拉底对智者说的。对于柏拉图来说，哲学家就是他知道他不知道，这是通向智者的第一步，你知道你不知道，是你愿意走向真理和智慧的第一步。因为你没有，所以你才爱它，在欧洲基督教中，上面的词变成？？？就是理性和神学。神学就是唯一的神的科学。我们讲圣·奥古斯丁，圣不是他的姓，奥古斯丁是他的姓，天主教会把他塑造成一个圣人，所以说是圣，人们认为他是教会的智者，当时用了一个词，现在称博士。当时，对神的信仰变成一个教义，一个真理性的东西，词的前缀就是。。后缀是。。即把对神的信仰塑成一个真理性的东西的人就称博士，后人就延续用了下来。神学家并不是研究宗教的原理，而是创造这种原理，所以我们称为智者，他们在讲上帝时就能懂得真理，是处在一种真正的知识层面中间，正是这样我做一个神学家和哲学家的区分，哲学的知识在寻找知识，而神学非常确定真理就在那儿，在基督教时兴的时代，理性就遭到了排斥。我们现在来谈一个被纪录下来的事情。
在4、5世纪之间（注：从基督教诞生算起），圣·奥古斯丁出生于非洲，而到罗马学习，他想成为一名教授，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圣人（AMBROISE），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让他得到了彻底的改变。AMBROISE是一基督教徒，同时也是一主教，他要对别人讲基督教的原理，当时，基督教仅仅是来源于罗马帝国的一些东西，在一些没有文化、没有教养的地方传播，因为首先接触的是最下层的人民，哲学和有修养的人没兴趣，因这些话语很没有理性，当时，圣·奥古斯丁所处的时代是有知识、有修养的人从不接受这些东西到接受这些东西的时代，是西方基督教处于扩展到欧洲并持续一千年的时代，这件小事使导致他的一个完全混乱，而后完全改变。他当时是一个很开放的精神状态，很想与AMBROISE有一个讨论，当AMBROISE在教堂里讲的时候，圣·奥古斯丁希望有一个私下的对话，他去AMBROISE家，看见一个男人坐在椅子上，面对一本书，但并没朗读它，在那个时代，默读是非常稀少的事，更多的是大声读，重新找到话语，不仅是AMBROISE不讲，而是他完全专注于书中，而不与圣·奥古斯丁讲话。圣·奥古斯丁就看着他，而这个老人就在那里看书，这样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圣·奥古斯丁想，为什么人们更希望沉默的看书，而不是象希腊那种传统的对话。因为当时哲学的所有学员是在对话中寻找真理，如果人们在连续沉默几个小时，他就有可能变成疯子，AMBROISE看的书是一本圣书，是由上帝写的书，也就说，有一个与真实的话直接接近，而不需要与别人对话就能找到答案，圣·奥古斯丁想知道AMBROISE在书中想找到什么，他发现是上帝在以沉默的方式书中讲，他将做理性的方式，整个阅读对于哲学家来说是什么问题，当他确定整个行为是好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基督教，这里有一个文本，是圣·奥古斯丁和他儿子的对话，是一个非常好的文本。他的儿子当时13岁，很年轻，很聪明，对话1年后就死了，奥古斯丁就在记忆中写了这个文本，在这个文本中向他儿子展示他所有行动步骤，这个步骤不是他做的，而是让他儿子做，是用拉丁文写的，他讲拉丁语，向主人提问，这个主人是上帝，讨论的问题是语言有什么用，回答是：语言用于交流。奥古斯丁就带领他的儿子重看语言的所有的作用，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知道词能用于交流。他们重新阅读书本，从而得出结论是：我们必须通过词，我们不能直接讲事物。你们看到，始终有一个焦虑（在声音被字母化以后），是语言被超载了（多余的），通过字母文字，我们能抓声音的物质方面，这情况下，声音是孤立存在的，没有意义，对西方人来说，他们需要一种文字走向世界，比如为了传递某种东西给他们的儿子，语言作为一个屏幕挡住了教育，就有一个问题：不用语言符号，能不能教育。但回答是不行，必须要有语言，没有符号的情况下我不可能把我们的思想传递给另一人，不能让另外一个人知道我的思想。当他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就有一个对话的转折，伴随着下面的论证：我能不能说一个东西不在的东西（当我不能找到它在的证据的时候），回答是不行的。如果不能找到则不能得到关于这个事物的结论，奥古斯丁在这里显示了整个希腊哲学的知识，尽管有许多例子都说明我们的交流不可能不借助于符号（这是希腊的思想），但我们不能从逻辑上来做一个绝对的结论，奥古斯丁当时正在做的是将理性带到尽可能遥远的地方，但他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理性永远不能达到事物的末端，在这做一个不可能性结论时，我不可能做另一个结论，这个不可能是绝对的。这样，事情就完全颠倒过来了，他说：相反，我们也许可直接认识事物而不需要命名它，如孩子学说话，每个人不可能都用词来教育孩子，孩子听周围人讲，他如何能知道词意（没人跟他说词意）？他逐渐将声音与出现的周围对象联系在一起，他注意到大人讲话的时候词是与哪些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到，某人在学习东西的时候，并不需要命名事物的名字，单独一个人学习的时候他用眼、耳等所有的器官，这时就能理解名字，并具有一种意义。因此，这个意义是人们将它和那些事物联系在一起的，如在白天，太阳光线把整个场面照亮，我们两个或者更多的人看到同一事物，他们面对一个同一个山，听到一个声音，他们就能命名这个山，如果晚上我们看不到，我们就不能命名事物，奥古斯丁向儿子解释，有一个阳光在我们灵魂深处，当一个人相信上帝时，他就被照亮，这就让看不见的事（与整个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事变得看得见，这光线或太阳就是我们真正灵魂的主人，所有人都是上帝创造的，灵魂中都有这种光线，因此，就必须听取外部人的话语，他们就能给予一些空的名称，我们就能通过内心的真理去知道他说的词是真是假，正是这样，传递在奥古斯丁处就成为一个新的理论，真理始终在我心中，就不必要到别人那去找，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别人的东西给传给我，师父只能传递词，那些词仅仅是引起我做内心的这种工作，然后知道这些词相对我心中的主人来说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时，哲学家的交流就变成平静，同时人与人间的交流保持了其重要性，真理不是由他人而来，他人的话语仅在于帮助我知道内心的真理，这是基本的交流，这就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从这知识得到解决开始，伦理学问题和政治学问题同样得到了解决。基督教是伦理、道德，同时是生活的方式，根据这个，基督教有一个政治的计划，就是要使整个世界变得和平。那些国王生活在现实中，而基督教是对未来的问题，这计划要在于让那些国王屈从于基督教，由此重新构造一个罗马帝国，是由教皇来构造，但教皇并不像国王那样统治，他像一个皇帝一样（对于基督教信徒而言）。因为罗马帝国分东西两部分，因此东方的基督教们就不认在罗马的教皇，这新的罗马帝国实际是建立在欧洲的。
这样一种政治计划在1千年中塑造了欧洲，直到16世纪的灾难。那时，基督教内部发生了战争，教徒间战争不严重但经常发生，这个地方的战争不涉及到占领别人领土的问题，而是为了神学领域，因为他们不同意关于同样一个上帝，这导致了一个裂口，在此基督教的主义就终止了，当时，基督教的特性是想将整个大地全包裹起来，然后走向一个未来，路德从小就有这个概念。不是因为谁有道理谁没有道理的问题，是因为仇恨在他们中爆发，仇恨显示了基督教的政治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以上帝的名义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和平是因为上帝的定义引起了人与人间相互斗争，他们以同样一个真理的名义相互仇杀，正是这个我们不能修复它，正是这打开了近代史。
提问：
1 居飞：苏格拉底听到一种声音的神谕：你最聪明。这和奥古斯丁的神有什么不一样？
回答：谕言类似神性的东西，在大地古老的地方都存在，当时是一个习惯，人们都会说，你长得很漂亮，很聪明，对苏格拉底来说是很严肃的问题，苏格拉底让大家知道是一个神在讲，至少我们相信柏拉图（是柏拉图讲的），苏格拉底说话时，这个神的声音在苏格拉底的内心说：苏格拉底，你停下来，你不要乱说。苏格拉底很重视这一事件，他讲了内心的神谕，他声音不是内部的主人，这个内心的主人是一个神，它包括了所有的东西。奥古斯丁最早写的书是《忏悔录》，写了他的私生活，是一个对上帝讲的书，类似一个回答，因为我们有个《圣经》，是上帝写的，他看了后就对上帝说：你是最最伟大的，但是我还是把你包在我的心中，最大的也是最小的，因我最小，我能包容你。奥古斯丁是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是说阳光照射后，人们能利用同一名称来谈事情（因为内心有阳光，所以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
再问：苏格拉底听到的是声音，而这是不是就是他的字母文字产生哲学？
回答：苏格拉底与那些人讲，你并不是和神对话，因声音是出乎意料的来的，是传过来的，而不是神说的。
2002.9.26 讨论：
问题一（萧）：我以前去韩国的牧师那里，牧师说，全世界唯一的一个教就是宗教，他说佛教，穆斯林等宗教都不是信仰，是哲学，圣经里讲的都是故事，就没有什么对还是不对，我想到上午讲的西方人为什么信一神教？我的理解是因为西方人在思想的时候就是书写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找到真理（从古希腊开始），这是不是圣经里有很多故事的原因，而这些故事也是为了让人相信？
回答：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长很长的答案，先可以说的是：一个人为保护自己的信仰宗教，肯定要说我们是对的，他们是不对。因为这个基督教回答时(牧师)同时也是在批评他的书《圣经》，他想说的是关于他的信仰，法语有两个词表示信仰：“你自己相信一个道理，只是相信”和“你接近一个道理，一个人说服你，你就相信”。书里有很多故事，你可以说你不相信这些故事，他相信自己的“foi”不是从书里来的，而是从外面的另一个地方来的，这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注意到，基督教是两个文化相遇在宗教里的一个结果，有一神教在基督教之前，这个一神教是犹太教，犹太教也是靠书讲自己，基督教他们先用犹太教的书，对基督教来说，他们的宗教是犹太人的书产生的效果，这种效果是一种实现，一种历史上的实现，在犹太人中有一些人不停地看这本书，《圣经》的第一部分，因为他们真的的相信这本书就是上帝的话语，一个人能意识到世界万物都在这本书中，去跑全世界看东西就是浪费时间，这种阐释在这本书都有，要提示的是，书中有更多的东西是看不到的东西，但一定在书中。这跟我自己的研究有关，而这种想法在法国是一个新的东西，这是严肃的，不是通俗的。我用希伯来语来写：BERCHIT YAWEH CRRA LE CIEC ET LATERRA即“开始上帝创造天和地”。犹太文人都学希伯来语，对他们来说，每个字母都是一个数字，每个句子中的数字相加都是一样。这个句子是《圣经》的开始，讲的是上帝的儿子如何到世界，《圣经》有四篇文字非常重要，是YEAN写的，但这些文章都是用希腊写的，同时，基督教最重要书都是用希腊语写，因基督教系统慢慢地建立自己实际上是在罗马帝国，最常用的语言是希腊(那里的普通话)。这是他的假设，而这个假设实际上是犹太牧师写过的。
我继续说他的假设，这些希伯来语的文本都被毁掉，因为他们是在犹太教中的少数民族，同时罗马的部队要毁坏他们的国家，从那时起，犹太人就四处散，现在问题犹太人的问题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现在的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是2千年前消失的国家，这是发生在那里历史上较奇怪的事情。原来这个民族像他们写自己的书那样进一步发展，实际上这本书变成了罗马的用希腊语写的了。为什么我敢说这样的事，因为这样看Jean的文章要看希伯来语，如果你仔细看希腊语，有许多说法实际上是希伯来语的说法，一个常用希腊语的人肯定不会用这种写法。如果你们把这个希腊语译成希伯来语，在每个字母下要写一个数字，最后发现数字是一样的。那段话的意思：开始是话语，话语在上帝身边，话语是上帝。这句比上面更长，但数字是一样的(每个字母对应于一个数字)。第二个句子已经有所发展，比上面的句子多了一些解释(顺便可以看看希腊人与希伯来人用词的区别)。就是说，犹太人他们用词的时候，字母对他们来说有自己的存在。对他们来说，字母不是像我昨天讲的“字母是屏幕”，因这个字母就是真理，唯一可以写的就是用上帝的手来写。同时几百公里的地方外的希腊人用自己字母表比西方多些，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希腊的人字母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东西而不是学上帝，他们用字母写悲剧，所以希腊与世界有直接关系，而不是通过上帝。基督教是继续发展犹太人的工作，让犹太牧师的工作没有意义了。因为有了希腊的东西在里面，这文章突然与历史事实有关了而与犹太人的书无关了。准确地说，这两种东西混在了一起：有一个绝对的意义在《福音》里大家都能接受的意思，另一个意思是历史的意思，在书上可以看到历史上的人物。你刚才讲的牧师，可以说《圣经》上的文章与牧师没关，同时他可以相信有一个真理超过书上的东西，今天上午讲的奥古斯丁与这本书有关，每个人实际上在里面是上帝的寺庙，上帝每天可以在里面说话。基督教一神教的特色是，穆斯林和犹太的宗教都是来自一本书或者是上帝自己写的或是上帝启发的，但基督教他们不稳定，因为已经通过了希腊人。昨天讲过一个三角形的概念即文本—读者—作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奥古斯丁说他看到上帝进入这三角的概念，奥古斯丁自己就变成了基督教教徒。
问题二：上午说的一段话“如果是处在分析中，仅仅是说就足够了，所以精神分析是哲学的家乡，祖国”，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回答：我当时说话的意思是，通过哲学思考同时也是记住你自己的思想的记忆方法，就是说，可以把这个思想联在一起，推理从而得到一个结论，这就是思想。用书写对这些很有帮助，可以把每个思想连起来。这是为什么哲学是可以写下来的东西，哲学思考比人的记忆力更宽广。精神分析不写，是话语的一种实践，我们也可试试把它写出来，但这不是分析。分析只需要说话，不需要别的，书写也不要。做分析时就不写字母，因为分析是说话时的情况，在分析中，你分析的每句话都重要，特别是出错(在写中可以改)，在分析中这都是最重要的。分析家不停地听每一个被说出来的东西。我还是说，在分析中不需要思维，而哲学需要推理，不停地思维。在分析中你不停地有思维而不能控制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因话语的推理是不是同的。如果讲精神分析，大家可以结合起来，把它看成一个祖国是大家的祖国，特点是排除推理，只是用分析实践而得出结果，准确地说，在中国和法国那里一个人正在分析与分析者二者之间的情况完全一样，即他正要讲话，与一个不认识的人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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