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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与哲学第五讲
2002-09-27 am 9:00-12:00
今天早上人稍微少一点，很有可能是一神教的东西理解起来很困难，我们思想的运行已经经过了几个比较困难的阶段，为了到达今天我们讲的东西，前几次讲座是作为一个序。
今天，我们讲欧洲科学事件，这事件是科学上是非常重要的阶段。为了理解精神分析的诞生，为了不失掉我们的目的，我总是考虑到我的想法，有时也许会岔开而讲了别的东西而似乎失掉了目的。因有两周讨论的时间，我们有时间做我们很少做的事情，我们可以非常详细化地讨论精神分析的史前和史后的事情。
我希望具体描述基督教的特征，神学（关于上帝的非常确定的话语）是非常丰富的，尽管是强调关于事物的一个方面。对于犹太人来说上帝是一个呼唤的破灭，而这种东西是与希腊敏感、细腻的思想是相对立的。这个对立是通过一个解决方法而结束，正是这样，基督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严肃的宗教，仅仅是两个东西相遇的结果，是相遇而产生的新的东西。在两拼音文字（文化之间）之间，中东总是受到埃及的强大影响，及叙利亚文明的影响，希伯来民族是第一个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的”的民族。在这里非常重要的是，犹太民族是通过上帝在讲话，这些话在书中，书是最珍贵的东西，被保存在神庙里。希腊语是闪米特语言的分支，在希腊语中，《圣经》是书的意思。当时写书的文字不是字母文字，而差不多是音节文字。在他们看来，每个字母都是上帝的话，是真理的一个片断。这个民族可以通过他们的民族在其它民族之间做一个屏幕，为了解决这个屏幕间隔，他们就说他们的话语是上帝在说，通过呈现真理而将屏幕去掉。
相同或稍晚些时候，希腊也在利用文字，希伯来的书也继续在书写，同时被希腊人读。在这种相遇中有一个拒绝，因此需要4、5个世纪。首先是基督教的东西被写成希腊文，再往西走，写成罗马文，拉丁文，相同的时候。罗马军队到了犹太人的地方，毁了他们的神庙。犹太人没有了土地，仅剩下书了，这样书就成了他们的国家。他们认为哪有书，哪儿就有上帝，哪儿就有他们的国家。问题是从那开始的，那时就有两个一神教，是一些犹太人忠实于传统（也就是犹太的一神教），他们在等上帝拯救。，基督教说，拯救者已经来临了，而犹太人始终在等待，因他不能确定能拯救者。
有些犹太人，他们能认识拯救者，就创造了不同的东西，相对于传统而进入了人类，同时推动了西方的文化。那些基督教徒说，他们宗教不同于一般的宗教，因为是由历史事件造成。尽管这事件是不可理解的，尽管这一事件说一个人可能是上帝，一个上帝可能是个人，这样一个看不见的变成了看得见的。你们从这可以看见来看那些看不见的，这时就可看到希腊人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这时西方人就处在一种矛盾中，要么跟追随理性道路，这道路对他们说，我们能通过符号抓住世界，穿越或利用这些符号可以理解存在的世界；另一边，宗教对信徒说，从看不见的到看得见的就有一个直接道路，不是理性的道路，而是一个相信的道路。相信的东西是理性不能解释的。基督教是建立在神秘基础上（即不能理解的），这是西方人的矛盾（能理性地理解一个非理性的东西），这就是圣·奥古斯丁的步骤，但并不是一个非理性的，而仅仅是基督教的神秘性，就是神秘者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发明，这种发明在人类上仅有一次，它覆盖了所有的事件和国家，这种紧张在基督教始终存在。
在理性和信仰之间，圣·奥古斯丁试图把二者联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在差不多一千年后这二者将分开。我们第二次讲这事，肯定比第一次理解的要好，尽管没讲圣·奥古斯丁的论证。有一历史时期叫基督教时代，这一时代是在智力上是相对平静的时代（霍：西方一词modern有时称近代、现代，我们这里翻译成现代）。西方从19世纪到现在都称现代，因为在这个时代产生的新东西太少，因为它允许一个稳定的建立。在这差不多1千年历史中，尽管在许多国家、王国中有很多冲突，但基督教把所有国家集合在一起，所有的基督教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计划。这计划考虑的是死后的问题，因为在地球上的生活仅是一个过渡的阶段，人们希望可能在地球实现和平。在他们看来，所有的物质等世俗问题对他们信仰的目标来说都是次要的。他们都同意这个目标，有一天，这个同意不存在了，基督教时代被分开了，这时已经到达了16世纪，这就在于路德·卡尔文和其他人的改革。必须理解，当时在欧洲发生的战争，表达的是一个差别的本质，是一个自然的状态，在其他地方也可发生。这种所谓“自然状态”是一个野蛮、不尊重规则的东西，因为我们不是寻找其他人财富的所有权，人们在寻找被另一人威胁的真理。问题在于：要么你同意我，要么我杀掉你。这个东西，就预先假定了一个超越人的生命的目的。当一个人处于超越人的生命的状态之中，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不遵循一切人类的规则，也许是一种幻想主义（如果一个人追求一个超越的理想，他就认为有权毁掉一切与这个理想不符的东西，包括我们的城市村庄、人，而不遵守一切人类规则）。这正是基督教教徒之间常常发生的事情，这样就导致一种内讧。作为一个结果，有一些基督教的变种，但这变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欧洲人那时意识到，人们为了绝对真理并不能和其他人分享它。这种观念接受起来非常困难，为什么我自己非常确定它是真理，为什么一个人通过他的灵魂是一个正直不邪恶的人，而他人却完全感觉不到。人们试图说服他人，这种改革是战前的改革。这时，有一种经历（即不可能说服他人在自己看来是真理的东西），这经历是相互的，其他人也是这样讲。当时人们很难理解“上帝给我一个真理而其他人不能接受”，就是这种不可能性唤起了人们内心的东西，比基督教神秘主义唤起的东西更强烈。尽管一个神不能说，但能吸引很多人。当我们开始试图理解的时候我们开始了提问。神学的进步导致宗教的改革，它让我们处于同样的紧张中（在理性与信仰之间），理性仍然存在天主教、新教中，它能理解相同的神秘主义，因为它涉及信仰的神秘性，这种宗教改革的讨论引起了战争，因为不可能这两种都是理性。两派都同意这种观点，所以相互仇杀、引起战争。人们必须同意我们哪一点是不同意的，而且这一点对两派都是本质的。当时发生的战争是“法拉第式”的战争，要说的是欧洲为现代性付出的代价，这代价是最后放弃了“法拉第式”，就是对基督教政治计划的放弃，人们再也不（通过死后的事情）来主宰地上的生活，再也不通过宗教理想来阻止地上的生活，如果做了就会发生战争。为了避免战争，宗教必须成为一个私人的事情而不是政治的事，所有人都可能拥有真理，因为每个人拥有的真理是不同的。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每人都保留自己的真理，如果每个人都保留自己的宗教真理，我们就不可能建立宏大的包括所有东西的真理，人类的共同生活（理想生活）就被处理生活的不同方式所替代。
人们宣布一些基本规则，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去选择生活，能思考所有他相信是正确的东西就叫宽容。我保留我的观念，同时接受他人有他人的观念，我可以通过讨论试图说服他人，但有一个界线，不能因为他与我们有不同的观念而杀掉他，法国有一个名字代表着现代人的觉醒，他叫蒙恬（MONTAIGNE），他一生中写了一本《Les Essais》（论文集），他一个孤独的人，在战争时代生活。通过思考做了刚才这样的一个推理，他写的这个类似个人日记的东西我们称之为现代性，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因此那个事件已构成了很多世纪的事件，因仅有宽容是不够的，每个人都能想他们认为对的东西。从柏拉图那里出发的哲学家寻找着真理，他们不能接受一个东西完全是发散的，这时就强调哲学的再生，尽管神学的时代结束了，但本质上是完全结束了，所有问题就都提出来了。正是在那个时期，欧洲发明了印刷术，正是那个时期人们复制了那些寺庙、古代的书籍，复制者实际是基督教教士。我说过那不是复制所有的东西，他们在希腊、拉丁文中选择他们认为值得复制的东西进行复制。人们找出一些书，然后印刷出来，同时做了一个很巨大的翻译工作，为了阅读柏拉图，就要翻译成各种语言（德文、发问、荷兰语等），这个工作从16世纪开始。正是那些同意宽容的人在希腊文本中想寻找新思想，寻找一种所谓人性，思考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时西方人开始通过自己来学习和思考，并不是通过在教育中学到的真理，而是通过自己精神来做判断，这些古老的文本构成人们思考的基础。因此这时人们突然理解到神学也是建立在希腊、拉丁的文本上，仅仅是对它的观念一个解释。人们开始理解神学是怎样构成的，人开始从神学退出，考虑他自已。这时有三个事情发生：文艺复兴，宽容以及科学。
我现在使用科学这词。这词在拉丁语中是真正的知识的意思，但在现代性背景下，这个词成了一个独立思想知识性的类型，也对应完全独特的规则的人。如果没有刚才宗教的战争科学就不可能诞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科学能让人们认识到，要生活下去就必须将世界分开，必须将圣·奥古斯丁的理性与神秘缠在一起的结打开，这时再次找到了希腊人首先已经感到的问题，但第二次感到这个问题上是用粗野的方法实现的。基督教的上帝是把所有的希腊的神拢在一起，如果这个上帝不能给一个真理，现代人就什么都没有，人们感觉到世界如同虚空，叫PASCAC危机，它充满了欧洲的世界。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科学创造了出来，这种形势的科学创造是必须的。什么叫学者？现代学者不能对那个不能讲的世界讲话。在基督教理论中，自然界是一个哑的世界；在圣·奥古斯丁那儿，自然的美歌颂的仅仅是它的创造者；对于伽利略，星星的运动仅仅是一个自在的运动，是没有意义的，他并不认为那个星星在那个程度上能跟人们说话，他不试图破译星星传递的信息，他将世界分开来了，为了观察他用了一个天文望远镜，当他看月亮时并不是为了沉思自然，夸张点说他并没看见，他提问，智者不能再对自然界沉思，智者们是通过看来寻找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他提出的。什么是伽利略提出的问题？当然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在看天，中国也是。当我们看天时我们是处在地上，这时我们并不思考我们赖以观察的点（点在运动），恰恰是星星在运动，我们看到星星在运动，而且是有规则的，我们能确定星星，它有一个中心，其他星星在围着他转，古代人对天的观察是很仔细的。天空的星星在运动，有些小星在闪烁，在迅速流动，这运动闪烁又好像是和其他不同的，人们试图理解这种星星的运动轨迹，因此，计算、画图并预计，什么时候星星到达什么地方，如早看晚看的是金星（西方叫维纳斯）。这时有一人有一非常独特的观点，copernic这个行星的运动在我们看来特殊、不规的。因为我们在地球上看，地球在天空的中心，但不一定是宇宙的中心，很可能太阳是中心。我们每天看到太阳早东晚西，实际上太阳没动，是我们在动。尽管这运动是我们看到的，但并不是太阳产生的。
哥白尼是一个15世纪的教士（你能看到基督教教士所想的问题还没有一个禁忌），哥白尼不是一个学者，是个思想家。伽利略是个学者，一个现代人，伽利略再也不相信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伽利略不仅创造理论，他拿他的望远镜询问星星哥白尼理论是不是真的。他放眼于世界，这时这世界并不是一个神圣的，而是可看的、可询问的。这时他不沉思而询问，他需要工具不断更精细地询问，没有工具就没有科学，因为科学不等于看世界，而是测度它。对世界的测度给了问题一个回答，问题是地球是绕着太阳转还是固定在某个位置上？他不涉及一个观念，而涉及证实真理。通过望远镜他将有一个答案，他用眼睛看。地球不动是不可能的，所以地球在动，因此哥白尼是正确的。哥白尼也是不正确的，因太阳也不是固定的地球在动，太阳也在转，哥白尼没说，伽利略也没有说，伽利略做的就是他创造了一个确定性，这确定性是他在观察天空的那一点不是一个定点，这是一个仅有的确定的事情。从那时开始，这一确定性都是不能抹去的。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我们不能忘记地球在转，他通过他的眼证实这点，是不可能抹掉的真理，并不是神学真理，如同上帝的真理。我们可以有新教、天主教的真理，但它不是一个理论，地球转动就是这样，没有人说地球不转。
什么是科学？---科学是由确定性创造出来的方法。科学是在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立场上产生的。伽利略观察天空时并不知道哥白尼对还是不对，他怀疑他，他接受一个确定性——地球在动。但哥白尼的理论不完全，没说的更多。而伽利略确定的仅仅是一个事情，你们需理解这一点，我们通过科学的确定性找理论，但科学不是这些理论，科学总是质疑这些理论。随着工具的越来越完善，我们就越来越建立了对的事物的确定性。在这个过程，总有一个人将小的确定性连在一起建立一个理论，而真正的科学是建立确定性的实践。19世纪末有些工具比以前的更完善，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牛顿后的一些新的理论，如果用牛顿时代的工具看待世界，牛顿是对的。如果我们不用天文工具而只用眼睛看世界，那么牛顿的理论与我们看到的更接近，但我们在智力上知道爱因斯坦更正确、更有说服力。我们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科学建立了越来越细的事情，我们通过实例老解释世界。我们仍然是我们，我们看世界如同2000年前祖先看世界，我们获得了一个距离，这个距离是我们能感觉到的，通过科学知道的。
现在讲笛卡尔了，他的东西对现代人是一个苏醒，他自己所写的东西最重要的一个词是“怀疑”---现代人的怀疑，他再也没有一个真理在他的口袋里，他在一个寻找真理的范围内怀疑，为什么说他是一个现代人？人们使用同样的词“哲学家”称柏拉图和笛卡尔，他二者共同之处就是有一个渴望真理的欲望，但在古代与现代哲学家间有一个大的区别：在古代，哲学是个实践的东西，哲学学校是一个生活的、伦理的学校（我相信，古代西方哲学家与古代中国哲学家相似。在中国，哲学家互相讨论生活、伦理的问题，但我认为中国哲学家讨论关于生活问题的更少），如亚里斯多德的例子，因亚里斯多德希望有一个包括整个世界的科学，他试图唤起一个反思——导致实践与理论的区分，赋予知识的价值，这价值与善的价值是不同的。我们能找到知识，但不一定能找到那个善。在中国古代真与善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能看到在希腊就有一个区分的东西的存在，在基督教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有一个真的善，也有个善的真，哲学希望通过真理的道路来寻找善。首先要确定的是什么是善，接下来是这个真如何将人带到善。这时笛卡尔还不在，笛卡尔是孤独自由的人，他当兵服役，有很长军队的时间，他不做事而仅思考，思考实事是不是真理。
有一个时刻，他相信我们获得的所有东西是真的，但不确定。我们找到一个确定的名字，他的确定与所寻找的相反，那个确定性是新的东西—一个科学刚触及的东西。从伽利略开始，确定性并不是给宗教一个理由，或给某个理论一个理由，笛卡尔寻找到的确定性是伽利略的那个确定性，是任何声音话语都不能抹去的确定性。所有他相信是真的东西能通过一个话语放在一个疑问的位置上，这时笛卡尔做了一个决定。在欧洲，现代那些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有点疯狂，这是真理，是他们的疯狂使我们认为他们伟大。什么是疯狂，疯狂是一个非常严格意义上希望追溯一个逻辑直到尽头。我们之所以没有疯是因为在某一时刻我们停下来了，不那么逻辑，能接受另外的人。疯子是逻辑带着逻辑的人，任何人对他们都没有兴趣，除了他自己，他们在谵语状态下讲话，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兴趣,因此，他们有非常悲惨的生活。有一些人对几个问题有逻辑的对待，所有人都有兴趣是因为我们分享了他的疯狂。对一般人来讲，我们没有他的勇气。他的书让我们去我们要去的地方（孤独时），笛卡尔的是疯狂是现代人的疯狂—怀疑症，疯狂是存在一个孤立和焦虑状态中的，在这之中寻找一个科学赖以建立的确定性。有一个科学的时刻来了，科学允许人们获得确定性（通过他自己），确定性并不是理论，仅仅是事实。相对于事实，信仰显得非常软弱，现代人不愿意其他人对他说，你应该如何思考而宁愿独立思考，笛卡尔就是这种人。因此，他做出一个决定，每次我相信我所思考的东西是真实的的东西，因此每次我都能批评一个信仰。根据这信仰我相信所有的东西是真。一个真理是真的在于我能怀疑它是假的，当你在怀疑时，这个怀疑是疯的。这样他怀疑所有的东西，当我看、听、触外部世界，通过感觉我接受了它，我怀疑它，怀疑感官欺骗我，我怀疑所有东西。我们能看到现代人与世界分开了，所有我们所听所触所看到的东西都是假的。笛卡尔拒绝通过一个感官建立一个理论，科学也拒绝通过一个知觉建立它的知识，对于这个来说，并没有笛卡尔逻辑那么严格。他们接受某种东西，认为科学是经验性的东西。对笛卡尔主义来说，没有一个科学直接从经验来，伽利略并没有看到星星，仅仅利用一个望远镜，证明一个假设，一个假设仅仅是个智力的问题，地球是转动的吗？回答不是对世界的描述，仅仅是为了是或者不是，由此就得到一个确定性。我们在描述时不能获得确定性，仅获得对世界现象或多或少的精确。也许足够充分（也许对制造一个技术是充分的）我引入现代科学提出的。
问题：有两种方式，一：笛卡尔式——以确定性术语提出问题。二：美国的方法——科学完成它的工作在于利用它有效的技术，技术也许不是真的，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用。因此，笛卡尔时代的问题是确定性的问题，确定性与科学联在一起是理解笛卡尔很重要的事情。因此拉康提到了笛卡尔，我们更多将精神分析与治疗联系在一起，评判它根据结果，更多地把当成一个技术。对拉康来说，我们不能通过结果来判断精神分析，只有在忽略的结果的时候精神分析的实践才是可能的。如果在此前我知道将会到什么地方，那么精神分析将成为一个影响他人的技术。拉康谈到弗洛伊德的发现是一个实践，不是技术（是一个自由的实践，而不是一个影响的技术）。因此，笛卡尔做出他的决定。有一个真正的经历，在一个晚上，1619.11冬天晚上，在荷兰，有雪，在它的后面是黑夜。在某一时刻，世界是被抹去的，因为所有代表脑子里的东西都被放在怀疑里，世界是不存在。我说不存在是通过自己的方法（他还没有疯狂），是一个方法的怀疑，是一种精神的操作。操作是技术性的，笛卡尔说，在我身上有一刻让我知道什么是真的，但我不相信。如也许我睡了，我在做梦，怎么能确定我做的一个恶梦，如同庄子。笛卡尔有一个明确的经历但他走的更远，因为他是数学家，是科学家。尽管我睡了，做了梦，但至少存在着一个三个角加在一起是180度的东西。尽管我睡了，我还能梦到2+3=5，为什么我脑子中想2+3是真的？是一个创造者的力量通过他的方法将这些东西放在我脑子吗？我能不能找一个方法找到2+3=5的确定性。这时他比疯子走的更远，他说世界的创造者也许是有恶意的，也许是开玩笑，也许是一个上帝因欺骗了我而高兴，就将2+3的确定性放在我的脑子里，我希望如此，但可能不是这样，也许是一个鬼精灵将这些东西放在我的脑子里。我有最基本的观点允许我们推理2+3=5，如因果性。如在实践中一个事在另一事情中，也许是我头脑中的某种思维创造了他们，并不对应所有现实。我这样是因为鬼精灵把我创造成这样，我把所有东西放在怀疑上，摧毁了所有的确定性。我是不是存在，我只能说不。没有身体，我不能说任何话。在做这个理论时，他说“我在做什么”“我正在想，思考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没有任何东西。不存在的东西是什么？——是我。我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我仅仅有他，人仅仅是这个世界的洞，思想是个洞，世界是个非现实化的世界，笛卡尔就将是非确定性达到了某一点，将放在否定上的确定性达到了这一点，“我思故我在”。意思是：我在这个位置上。？就是亚里斯多德在科学努力时作为一个对象的同一个东西（想做一个存在的科学）。笛卡尔想，通过“我在”做什么呢？如果我在，是我创造，如果我在，上帝也存在。笛卡尔的步骤不依赖于上帝的存在，对上帝的遗失是依赖于人自身的遗失，这样就离开了宗教信仰。宗教首先确定上帝，然后才是他的创造者。笛卡尔否定了所有的东西，抓住了他的“我”，离开了上帝。确定一个我，才有上帝的存在。接下来下一个阶段才开始。
这个世界作为一个被分离的东西，并不是我与他之间有个自然的关系，这个世界有一个与我思想对立的东西。我思的是外在的世界，不占有任何一个位置，而世界是占据位置的东西，是思想的他者。仅有的是对这个世界的接触是真的，也就是科学对世界的测定，而不是世界的形象。可以看到，在科学的路上有一个法国的道路——笛卡尔的，另一个是美国的路。
版权所有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用心理学2002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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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9-27 am 9:00-12:00
今天早上人稍微少一点，很有可能是一神教的东西理解起来很困难，我们思想的运行已经经过了几个比较困难的阶段，为了到达今天我们讲的东西，前几次讲座是作为一个序。
今天，我们讲欧洲科学事件，这事件是科学上是非常重要的阶段。为了理解精神分析的诞生，为了不失掉我们的目的，我总是考虑到我的想法，有时也许会岔开而讲了别的东西而似乎失掉了目的。因有两周讨论的时间，我们有时间做我们很少做的事情，我们可以非常详细化地讨论精神分析的史前和史后的事情。
我希望具体描述基督教的特征，神学（关于上帝的非常确定的话语）是非常丰富的，尽管是强调关于事物的一个方面。对于犹太人来说上帝是一个呼唤的破灭，而这种东西是与希腊敏感、细腻的思想是相对立的。这个对立是通过一个解决方法而结束，正是这样，基督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严肃的宗教，仅仅是两个东西相遇的结果，是相遇而产生的新的东西。在两拼音文字（文化之间）之间，中东总是受到埃及的强大影响，及叙利亚文明的影响，希伯来民族是第一个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的”的民族。在这里非常重要的是，犹太民族是通过上帝在讲话，这些话在书中，书是最珍贵的东西，被保存在神庙里。希腊语是闪米特语言的分支，在希腊语中，《圣经》是书的意思。当时写书的文字不是字母文字，而差不多是音节文字。在他们看来，每个字母都是上帝的话，是真理的一个片断。这个民族可以通过他们的民族在其它民族之间做一个屏幕，为了解决这个屏幕间隔，他们就说他们的话语是上帝在说，通过呈现真理而将屏幕去掉。
相同或稍晚些时候，希腊也在利用文字，希伯来的书也继续在书写，同时被希腊人读。在这种相遇中有一个拒绝，因此需要4、5个世纪。首先是基督教的东西被写成希腊文，再往西走，写成罗马文，拉丁文，相同的时候。罗马军队到了犹太人的地方，毁了他们的神庙。犹太人没有了土地，仅剩下书了，这样书就成了他们的国家。他们认为哪有书，哪儿就有上帝，哪儿就有他们的国家。问题是从那开始的，那时就有两个一神教，是一些犹太人忠实于传统（也就是犹太的一神教），他们在等上帝拯救。，基督教说，拯救者已经来临了，而犹太人始终在等待，因他不能确定能拯救者。
有些犹太人，他们能认识拯救者，就创造了不同的东西，相对于传统而进入了人类，同时推动了西方的文化。那些基督教徒说，他们宗教不同于一般的宗教，因为是由历史事件造成。尽管这事件是不可理解的，尽管这一事件说一个人可能是上帝，一个上帝可能是个人，这样一个看不见的变成了看得见的。你们从这可以看见来看那些看不见的，这时就可看到希腊人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这时西方人就处在一种矛盾中，要么跟追随理性道路，这道路对他们说，我们能通过符号抓住世界，穿越或利用这些符号可以理解存在的世界；另一边，宗教对信徒说，从看不见的到看得见的就有一个直接道路，不是理性的道路，而是一个相信的道路。相信的东西是理性不能解释的。基督教是建立在神秘基础上（即不能理解的），这是西方人的矛盾（能理性地理解一个非理性的东西），这就是圣·奥古斯丁的步骤，但并不是一个非理性的，而仅仅是基督教的神秘性，就是神秘者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发明，这种发明在人类上仅有一次，它覆盖了所有的事件和国家，这种紧张在基督教始终存在。
在理性和信仰之间，圣·奥古斯丁试图把二者联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在差不多一千年后这二者将分开。我们第二次讲这事，肯定比第一次理解的要好，尽管没讲圣·奥古斯丁的论证。有一历史时期叫基督教时代，这一时代是在智力上是相对平静的时代（霍：西方一词modern有时称近代、现代，我们这里翻译成现代）。西方从19世纪到现在都称现代，因为在这个时代产生的新东西太少，因为它允许一个稳定的建立。在这差不多1千年历史中，尽管在许多国家、王国中有很多冲突，但基督教把所有国家集合在一起，所有的基督教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计划。这计划考虑的是死后的问题，因为在地球上的生活仅是一个过渡的阶段，人们希望可能在地球实现和平。在他们看来，所有的物质等世俗问题对他们信仰的目标来说都是次要的。他们都同意这个目标，有一天，这个同意不存在了，基督教时代被分开了，这时已经到达了16世纪，这就在于路德·卡尔文和其他人的改革。必须理解，当时在欧洲发生的战争，表达的是一个差别的本质，是一个自然的状态，在其他地方也可发生。这种所谓“自然状态”是一个野蛮、不尊重规则的东西，因为我们不是寻找其他人财富的所有权，人们在寻找被另一人威胁的真理。问题在于：要么你同意我，要么我杀掉你。这个东西，就预先假定了一个超越人的生命的目的。当一个人处于超越人的生命的状态之中，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不遵循一切人类的规则，也许是一种幻想主义（如果一个人追求一个超越的理想，他就认为有权毁掉一切与这个理想不符的东西，包括我们的城市村庄、人，而不遵守一切人类规则）。这正是基督教教徒之间常常发生的事情，这样就导致一种内讧。作为一个结果，有一些基督教的变种，但这变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欧洲人那时意识到，人们为了绝对真理并不能和其他人分享它。这种观念接受起来非常困难，为什么我自己非常确定它是真理，为什么一个人通过他的灵魂是一个正直不邪恶的人，而他人却完全感觉不到。人们试图说服他人，这种改革是战前的改革。这时，有一种经历（即不可能说服他人在自己看来是真理的东西），这经历是相互的，其他人也是这样讲。当时人们很难理解“上帝给我一个真理而其他人不能接受”，就是这种不可能性唤起了人们内心的东西，比基督教神秘主义唤起的东西更强烈。尽管一个神不能说，但能吸引很多人。当我们开始试图理解的时候我们开始了提问。神学的进步导致宗教的改革，它让我们处于同样的紧张中（在理性与信仰之间），理性仍然存在天主教、新教中，它能理解相同的神秘主义，因为它涉及信仰的神秘性，这种宗教改革的讨论引起了战争，因为不可能这两种都是理性。两派都同意这种观点，所以相互仇杀、引起战争。人们必须同意我们哪一点是不同意的，而且这一点对两派都是本质的。当时发生的战争是“法拉第式”的战争，要说的是欧洲为现代性付出的代价，这代价是最后放弃了“法拉第式”，就是对基督教政治计划的放弃，人们再也不（通过死后的事情）来主宰地上的生活，再也不通过宗教理想来阻止地上的生活，如果做了就会发生战争。为了避免战争，宗教必须成为一个私人的事情而不是政治的事，所有人都可能拥有真理，因为每个人拥有的真理是不同的。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每人都保留自己的真理，如果每个人都保留自己的宗教真理，我们就不可能建立宏大的包括所有东西的真理，人类的共同生活（理想生活）就被处理生活的不同方式所替代。
人们宣布一些基本规则，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去选择生活，能思考所有他相信是正确的东西就叫宽容。我保留我的观念，同时接受他人有他人的观念，我可以通过讨论试图说服他人，但有一个界线，不能因为他与我们有不同的观念而杀掉他，法国有一个名字代表着现代人的觉醒，他叫蒙恬（MONTAIGNE），他一生中写了一本《Les Essais》（论文集），他一个孤独的人，在战争时代生活。通过思考做了刚才这样的一个推理，他写的这个类似个人日记的东西我们称之为现代性，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因此那个事件已构成了很多世纪的事件，因仅有宽容是不够的，每个人都能想他们认为对的东西。从柏拉图那里出发的哲学家寻找着真理，他们不能接受一个东西完全是发散的，这时就强调哲学的再生，尽管神学的时代结束了，但本质上是完全结束了，所有问题就都提出来了。正是在那个时期，欧洲发明了印刷术，正是那个时期人们复制了那些寺庙、古代的书籍，复制者实际是基督教教士。我说过那不是复制所有的东西，他们在希腊、拉丁文中选择他们认为值得复制的东西进行复制。人们找出一些书，然后印刷出来，同时做了一个很巨大的翻译工作，为了阅读柏拉图，就要翻译成各种语言（德文、发问、荷兰语等），这个工作从16世纪开始。正是那些同意宽容的人在希腊文本中想寻找新思想，寻找一种所谓人性，思考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时西方人开始通过自己来学习和思考，并不是通过在教育中学到的真理，而是通过自己精神来做判断，这些古老的文本构成人们思考的基础。因此这时人们突然理解到神学也是建立在希腊、拉丁的文本上，仅仅是对它的观念一个解释。人们开始理解神学是怎样构成的，人开始从神学退出，考虑他自已。这时有三个事情发生：文艺复兴，宽容以及科学。
我现在使用科学这词。这词在拉丁语中是真正的知识的意思，但在现代性背景下，这个词成了一个独立思想知识性的类型，也对应完全独特的规则的人。如果没有刚才宗教的战争科学就不可能诞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科学能让人们认识到，要生活下去就必须将世界分开，必须将圣·奥古斯丁的理性与神秘缠在一起的结打开，这时再次找到了希腊人首先已经感到的问题，但第二次感到这个问题上是用粗野的方法实现的。基督教的上帝是把所有的希腊的神拢在一起，如果这个上帝不能给一个真理，现代人就什么都没有，人们感觉到世界如同虚空，叫PASCAC危机，它充满了欧洲的世界。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科学创造了出来，这种形势的科学创造是必须的。什么叫学者？现代学者不能对那个不能讲的世界讲话。在基督教理论中，自然界是一个哑的世界；在圣·奥古斯丁那儿，自然的美歌颂的仅仅是它的创造者；对于伽利略，星星的运动仅仅是一个自在的运动，是没有意义的，他并不认为那个星星在那个程度上能跟人们说话，他不试图破译星星传递的信息，他将世界分开来了，为了观察他用了一个天文望远镜，当他看月亮时并不是为了沉思自然，夸张点说他并没看见，他提问，智者不能再对自然界沉思，智者们是通过看来寻找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他提出的。什么是伽利略提出的问题？当然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在看天，中国也是。当我们看天时我们是处在地上，这时我们并不思考我们赖以观察的点（点在运动），恰恰是星星在运动，我们看到星星在运动，而且是有规则的，我们能确定星星，它有一个中心，其他星星在围着他转，古代人对天的观察是很仔细的。天空的星星在运动，有些小星在闪烁，在迅速流动，这运动闪烁又好像是和其他不同的，人们试图理解这种星星的运动轨迹，因此，计算、画图并预计，什么时候星星到达什么地方，如早看晚看的是金星（西方叫维纳斯）。这时有一人有一非常独特的观点，copernic这个行星的运动在我们看来特殊、不规的。因为我们在地球上看，地球在天空的中心，但不一定是宇宙的中心，很可能太阳是中心。我们每天看到太阳早东晚西，实际上太阳没动，是我们在动。尽管这运动是我们看到的，但并不是太阳产生的。
哥白尼是一个15世纪的教士（你能看到基督教教士所想的问题还没有一个禁忌），哥白尼不是一个学者，是个思想家。伽利略是个学者，一个现代人，伽利略再也不相信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伽利略不仅创造理论，他拿他的望远镜询问星星哥白尼理论是不是真的。他放眼于世界，这时这世界并不是一个神圣的，而是可看的、可询问的。这时他不沉思而询问，他需要工具不断更精细地询问，没有工具就没有科学，因为科学不等于看世界，而是测度它。对世界的测度给了问题一个回答，问题是地球是绕着太阳转还是固定在某个位置上？他不涉及一个观念，而涉及证实真理。通过望远镜他将有一个答案，他用眼睛看。地球不动是不可能的，所以地球在动，因此哥白尼是正确的。哥白尼也是不正确的，因太阳也不是固定的地球在动，太阳也在转，哥白尼没说，伽利略也没有说，伽利略做的就是他创造了一个确定性，这确定性是他在观察天空的那一点不是一个定点，这是一个仅有的确定的事情。从那时开始，这一确定性都是不能抹去的。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我们不能忘记地球在转，他通过他的眼证实这点，是不可能抹掉的真理，并不是神学真理，如同上帝的真理。我们可以有新教、天主教的真理，但它不是一个理论，地球转动就是这样，没有人说地球不转。
什么是科学？---科学是由确定性创造出来的方法。科学是在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立场上产生的。伽利略观察天空时并不知道哥白尼对还是不对，他怀疑他，他接受一个确定性——地球在动。但哥白尼的理论不完全，没说的更多。而伽利略确定的仅仅是一个事情，你们需理解这一点，我们通过科学的确定性找理论，但科学不是这些理论，科学总是质疑这些理论。随着工具的越来越完善，我们就越来越建立了对的事物的确定性。在这个过程，总有一个人将小的确定性连在一起建立一个理论，而真正的科学是建立确定性的实践。19世纪末有些工具比以前的更完善，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牛顿后的一些新的理论，如果用牛顿时代的工具看待世界，牛顿是对的。如果我们不用天文工具而只用眼睛看世界，那么牛顿的理论与我们看到的更接近，但我们在智力上知道爱因斯坦更正确、更有说服力。我们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科学建立了越来越细的事情，我们通过实例老解释世界。我们仍然是我们，我们看世界如同2000年前祖先看世界，我们获得了一个距离，这个距离是我们能感觉到的，通过科学知道的。
现在讲笛卡尔了，他的东西对现代人是一个苏醒，他自己所写的东西最重要的一个词是“怀疑”---现代人的怀疑，他再也没有一个真理在他的口袋里，他在一个寻找真理的范围内怀疑，为什么说他是一个现代人？人们使用同样的词“哲学家”称柏拉图和笛卡尔，他二者共同之处就是有一个渴望真理的欲望，但在古代与现代哲学家间有一个大的区别：在古代，哲学是个实践的东西，哲学学校是一个生活的、伦理的学校（我相信，古代西方哲学家与古代中国哲学家相似。在中国，哲学家互相讨论生活、伦理的问题，但我认为中国哲学家讨论关于生活问题的更少），如亚里斯多德的例子，因亚里斯多德希望有一个包括整个世界的科学，他试图唤起一个反思——导致实践与理论的区分，赋予知识的价值，这价值与善的价值是不同的。我们能找到知识，但不一定能找到那个善。在中国古代真与善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能看到在希腊就有一个区分的东西的存在，在基督教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有一个真的善，也有个善的真，哲学希望通过真理的道路来寻找善。首先要确定的是什么是善，接下来是这个真如何将人带到善。这时笛卡尔还不在，笛卡尔是孤独自由的人，他当兵服役，有很长军队的时间，他不做事而仅思考，思考实事是不是真理。
有一个时刻，他相信我们获得的所有东西是真的，但不确定。我们找到一个确定的名字，他的确定与所寻找的相反，那个确定性是新的东西—一个科学刚触及的东西。从伽利略开始，确定性并不是给宗教一个理由，或给某个理论一个理由，笛卡尔寻找到的确定性是伽利略的那个确定性，是任何声音话语都不能抹去的确定性。所有他相信是真的东西能通过一个话语放在一个疑问的位置上，这时笛卡尔做了一个决定。在欧洲，现代那些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有点疯狂，这是真理，是他们的疯狂使我们认为他们伟大。什么是疯狂，疯狂是一个非常严格意义上希望追溯一个逻辑直到尽头。我们之所以没有疯是因为在某一时刻我们停下来了，不那么逻辑，能接受另外的人。疯子是逻辑带着逻辑的人，任何人对他们都没有兴趣，除了他自己，他们在谵语状态下讲话，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兴趣,因此，他们有非常悲惨的生活。有一些人对几个问题有逻辑的对待，所有人都有兴趣是因为我们分享了他的疯狂。对一般人来讲，我们没有他的勇气。他的书让我们去我们要去的地方（孤独时），笛卡尔的是疯狂是现代人的疯狂—怀疑症，疯狂是存在一个孤立和焦虑状态中的，在这之中寻找一个科学赖以建立的确定性。有一个科学的时刻来了，科学允许人们获得确定性（通过他自己），确定性并不是理论，仅仅是事实。相对于事实，信仰显得非常软弱，现代人不愿意其他人对他说，你应该如何思考而宁愿独立思考，笛卡尔就是这种人。因此，他做出一个决定，每次我相信我所思考的东西是真实的的东西，因此每次我都能批评一个信仰。根据这信仰我相信所有的东西是真。一个真理是真的在于我能怀疑它是假的，当你在怀疑时，这个怀疑是疯的。这样他怀疑所有的东西，当我看、听、触外部世界，通过感觉我接受了它，我怀疑它，怀疑感官欺骗我，我怀疑所有东西。我们能看到现代人与世界分开了，所有我们所听所触所看到的东西都是假的。笛卡尔拒绝通过一个感官建立一个理论，科学也拒绝通过一个知觉建立它的知识，对于这个来说，并没有笛卡尔逻辑那么严格。他们接受某种东西，认为科学是经验性的东西。对笛卡尔主义来说，没有一个科学直接从经验来，伽利略并没有看到星星，仅仅利用一个望远镜，证明一个假设，一个假设仅仅是个智力的问题，地球是转动的吗？回答不是对世界的描述，仅仅是为了是或者不是，由此就得到一个确定性。我们在描述时不能获得确定性，仅获得对世界现象或多或少的精确。也许足够充分（也许对制造一个技术是充分的）我引入现代科学提出的。
问题：有两种方式，一：笛卡尔式——以确定性术语提出问题。二：美国的方法——科学完成它的工作在于利用它有效的技术，技术也许不是真的，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用。因此，笛卡尔时代的问题是确定性的问题，确定性与科学联在一起是理解笛卡尔很重要的事情。因此拉康提到了笛卡尔，我们更多将精神分析与治疗联系在一起，评判它根据结果，更多地把当成一个技术。对拉康来说，我们不能通过结果来判断精神分析，只有在忽略的结果的时候精神分析的实践才是可能的。如果在此前我知道将会到什么地方，那么精神分析将成为一个影响他人的技术。拉康谈到弗洛伊德的发现是一个实践，不是技术（是一个自由的实践，而不是一个影响的技术）。因此，笛卡尔做出他的决定。有一个真正的经历，在一个晚上，1619.11冬天晚上，在荷兰，有雪，在它的后面是黑夜。在某一时刻，世界是被抹去的，因为所有代表脑子里的东西都被放在怀疑里，世界是不存在。我说不存在是通过自己的方法（他还没有疯狂），是一个方法的怀疑，是一种精神的操作。操作是技术性的，笛卡尔说，在我身上有一刻让我知道什么是真的，但我不相信。如也许我睡了，我在做梦，怎么能确定我做的一个恶梦，如同庄子。笛卡尔有一个明确的经历但他走的更远，因为他是数学家，是科学家。尽管我睡了，做了梦，但至少存在着一个三个角加在一起是180度的东西。尽管我睡了，我还能梦到2+3=5，为什么我脑子中想2+3是真的？是一个创造者的力量通过他的方法将这些东西放在我脑子吗？我能不能找一个方法找到2+3=5的确定性。这时他比疯子走的更远，他说世界的创造者也许是有恶意的，也许是开玩笑，也许是一个上帝因欺骗了我而高兴，就将2+3的确定性放在我的脑子里，我希望如此，但可能不是这样，也许是一个鬼精灵将这些东西放在我的脑子里。我有最基本的观点允许我们推理2+3=5，如因果性。如在实践中一个事在另一事情中，也许是我头脑中的某种思维创造了他们，并不对应所有现实。我这样是因为鬼精灵把我创造成这样，我把所有东西放在怀疑上，摧毁了所有的确定性。我是不是存在，我只能说不。没有身体，我不能说任何话。在做这个理论时，他说“我在做什么”“我正在想，思考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没有任何东西。不存在的东西是什么？——是我。我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我仅仅有他，人仅仅是这个世界的洞，思想是个洞，世界是个非现实化的世界，笛卡尔就将是非确定性达到了某一点，将放在否定上的确定性达到了这一点，“我思故我在”。意思是：我在这个位置上。？就是亚里斯多德在科学努力时作为一个对象的同一个东西（想做一个存在的科学）。笛卡尔想，通过“我在”做什么呢？如果我在，是我创造，如果我在，上帝也存在。笛卡尔的步骤不依赖于上帝的存在，对上帝的遗失是依赖于人自身的遗失，这样就离开了宗教信仰。宗教首先确定上帝，然后才是他的创造者。笛卡尔否定了所有的东西，抓住了他的“我”，离开了上帝。确定一个我，才有上帝的存在。接下来下一个阶段才开始。
这个世界作为一个被分离的东西，并不是我与他之间有个自然的关系，这个世界有一个与我思想对立的东西。我思的是外在的世界，不占有任何一个位置，而世界是占据位置的东西，是思想的他者。仅有的是对这个世界的接触是真的，也就是科学对世界的测定，而不是世界的形象。可以看到，在科学的路上有一个法国的道路——笛卡尔的，另一个是美国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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