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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与哲学第六讲
2002.9.30 jc-a604 上午演讲
今天我将谈卢梭和萨特，通过他们我将给你们展示什么叫现代性。为了让某些东西重新进入你们的记忆，你们必须记在脑子里的就是人们做的一种教育带给现代性的东西。在很长时期(上周)里我给大家做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带星号的，因为这选择不是与你的意愿联在一起的。在欧洲，这选择首先是拼音文字的选择，人们书写声音而不是语言的意义。这个选择唯一的是希腊民族做出的，这样一个选择的发生要么是偶然的，要么是一个决定主义(不知道是谁决定的)，之所以我喜欢“选择”这词，因为尽管这选择不是自愿的，不是与它的意义联在一起的，但至少是西方人的欲望干预进去的。人的欲望始终干预一个人的讲话，生活方式和干预方式是相连的。在中东地区，人们发明文字时仍然被欲望引导而找到的一种解决方式，但当时那些文字仅仅是始终和唯一的语言联系在一起。有重大的一步发生在公元3千年前，有一个外来民族进入美索布达米亚这个地方，遇到这个文字，他们（外来民族？）就将它变得与他们的语言相适应，我们现称为两河文明的地区(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叙利亚文字是用芦苇在泥板上文字的（因为当时没有纸），称契形文字。
刚才说一个“选择”在希腊，但在美索布达米亚已经发生，即同样一种文字可以写两种语言。这时出现一个区别在书写的文字与话语之间，这种区分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所有语言都是听的并都是建立在声音的基础上的。文字系统在腓尼基被简化到最简单的程度，对他们来说仅仅需要22个字母，他们用字母写下的东西是22个声音，在此基础上建立他们的语言。如我用国际音标写[K]，为了听到这个声音就必须加上一个元音，为此就要有个声音序列，所有序列都从[K]a-u-o-e等开始。举个例子，腓尼基的22个字母相当于中文的部首，但没有任何意义而仅仅是声音，这些声音被选择出来而成为腓尼基的语言。对他们来说，就已经与字母文字非常接近，这个文字的声音已非常接近我们的语言。一个文本写成文字，写在文本上的文字声音是不能发出来的，因为只有辅音，是读者将声音放上去的，因此我们只能读文本（文本是我们先认识到的），这个文本就只能帮助我们记忆（我们通过口头知道文本，若有问题，文本能帮助我们唤起记忆）。现在的阿拉伯文字直接来自这个形式，阿拉伯文字仅标识辅音，因而与腓尼基语言有亲缘的关系。因为不能直接发音，所以必须通过文本读原著。今天为了使人们相互间交流更方便（通过文字），我们就加进了这些点子，就是所谓的元音。正如此，阿拉伯文字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抓住了字母文字，但字母文字是在希腊被发明的，我说选择要么是偶然，要么是决定性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某种相遇，是亚述的辅音文字与希腊文字的相遇，而希腊语是一个如不能清楚区分元音就不能理解的语言。希腊与所有欧洲语言一样，主语对于宾语是补充关系，中间就要有一个谓语（根据主语的状况和时间而改变），所有的标志是哪个人讲，再是什么时间讲，都在元音基础上。因此，希腊人将腓尼基人的文字转过去，修改使之既具有辅音又带元音的字母，正是希腊人做了这件事，我才能做这些。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我能够写一个音节，而这个音节包括两个字母。因此当我写ka后，西方人就知道k是孤立出来的，另一个则不能。
希腊人遇到的事实是27个世纪后西方人才在这个基础上将它理论化的。对于索绪尔等语言学家来说，语言学的基础并不是音节，音节是如果我们慢慢讲就能区分开的东西，音节就成了我们自然讲话的语言单位。现代语言学家亚格布森和索绪尔，他们揭示语言类似一个结构，即很小的因素（元素）被他们之间相互定义，结构元素就叫语素。语素是从拼音文字开始就把它们分开的东西。严格意义上讲语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关于语素的定义是整体的。如法语有36个语素，有17个辅音，有16个元音，但我们只有6个字母是元音字母，亚格布森是从音义学来建立语言结构的，对他来说有一个区别，我们听到的元音能区分出两个不同的词，如法文中的Bo和Bone，在它们之间有一个语素是相同的，即[b]，第一个词的第二个音是[o]，前一个词的声音从口出，后一个则是鼻音，同样的气流从口出来。对亚格布森来说，鼻音和非鼻音的语音差别是语言结构中的基本区分。大家注意，我正在讲结构的概念，仅仅有[o]并不是语素，一个语素是与[o]是有区分的，重要的不是声音，重要的是一个声音相对另一声音所具有的区别，这区别完全能通过讲话来使大家知道。语言学家教导我们说，语言是声音区别性的系统。正是这样，所有的民族选择不同的声音系统，这样就具有一个区分性，就成了语言的本身，而所有语言都是建立在这种区分性上。希腊用一个非常接近这个系统结构的方式写，但还没有写类似国际音标的方式，在这意义上，真正的字母文字是国际音标写的。但目前为止，还没人用这个音标来写，若这样写了就是非常的逻辑了。这样世界就能用同样的音标清楚的表达一种声音。为什么？因为刚才的选择是具有权威意义的。
所有民族与他们语言的联系是躯体性的联系，因为语言是刚出生的孩子从母亲那里吞进去的，进入身体，让我们很舒服，如母亲的唱歌一样，但同时它也会让你恼火（若父亲阻止时）。语言是躯体性的，通过嗓音气息表达的，在这有个物质性发明。文字展示了语言的物质性方面，因为他们做了语言的实体，这个实体就是书。对结构主义语言家来说，人们选择某种语言是是因为它表达了一种区分，这区分能允许意义被表达出来。正是这个在成人与孩子之间传递。当孩子长大，就开始对其他东西和自己都有了一个意识。他的记忆基础是被童年的遗忘构成的，没有人能回忆他的童年，而语言就唤起了那时的东西。你们认为母子关系是建立在某种意义上的，母亲唱轻柔的歌是关于词的意义或者是父亲讲话的意义（如父亲对你的惩罚），你有能力认识到这个意义的很早之前，这个声音就已经进入你的身体，你们听到并消化了这个声音，证据是你们讲了同样的语言，你们并没有意识到。如果你有意识，你应先讲，我怎能学会讲呢？
pot和pont，差别在于pot是[p][o]，pont是[p][?]，语素的区别是对整个语言的区分，也可以是专门注意一个声音的区分（松气和不松气的区分），如[b][p]。孩子在母亲那里吞掉了[b][p]的区别。诗在做这种区分性的游戏，它让我有一个情感的唤起。如果我要传递诗歌的情绪，那么我就要翻译这个诗歌，但它仅仅让这个意义过来（而且是不准确的），但就没有同样的情感。之所以我有这个情感是因为我在意识上懂得这种声音的意义，在无意识上回到了古老的从前。世界上各种语言都会产生他们的诗（诗歌就像字母上的花，但这花是不一样的），所有语言都有不同的语素。为什么世界上不采取国际音标系统，回答是因为语言不是在书中也不是在媒体中，也不是在我们的记忆中，而是在躯体中，正是这称为语言的无意识选择。没有一个欧洲民族采取音标，他们都采取一种拼音系统来记录声音。每个语言都产生自己的诗歌，利用正字法在学校里教孩子正确书写他们的文字。中国汉字100％是拼写的文字，你们写你们思想的东西只能用这个唯一的方式，其他的不行。正字法是正确书写的方式，在欧洲常有个大问题被提出来，人们说正字法太复杂，如在小学上学的孩子能学会BEAU（美），但我们简化写成BO，这从正字法上来说是错的，但小孩常写成那样。BEAU中的每个字母都与[o]无关，但三个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整体发[o]。人们认为这样复杂，为什么不用国际音标来教孩子，这样岂不简单？但这种改革从来没有实现。在欧洲总是用正字法教那些没有文化的人，是文化的重要标志。这些学生离开中小学时仍然带有很多拼写错误，为什么要写成BEAU，因为文字收集了整个语言的历史。拉丁字的的传递在法国和意大利就不同，许多法语是从拉丁语过来的，拉丁语和意大利语都在罗马，变化就不大，但在较远的地方如法国，就有其它语言的影响，就将之转变为BEAU。因为我们总处在两个或多种文化之中，法国恰恰处在南北欧之间，南是拉丁语，北是日耳曼语，如果我们耳朵听到了be，法文始终写be？这词让人们想到拉丁语，o始终在BEAU中出来，e始终在UV和AV之间，对这些我们没有时间和孩子讲，他们仅仅学怎样写，但孩子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写，但必须这样，否则是错的。正字法在学校始终是一个问题，一方面它让孩子面对一个不理解的文字，另一个方面要让孩子做出判断，然后你才自由。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是变成非常有文化的人，你才能理解为什么是这样，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成为有教养的人来理解这些，因此正字法始终有这个问题。
现在将你们引到结构，开始理解拉康阅读弗洛伊德时的发现，我不愿推得太迟。
我想走快点，但我必须讲一下从希腊到现代性的过程。关于希腊，我想展现的东西是字母文字系统的实践，让人们意识到语言的浓度或厚度，字母文字让人们能意识到语言文字的物质的方面，声音的稠密性类似画家染料的东西的稠密性。当我们在写这个声音时就让语言的物质性展示出来了，“我们怎样从声音出发写一种真实东西”这个问题的提出正是哲学的诞生，因为在希腊，他们第一次有了这个经历。现在世界的表现比我们所想的更复杂，因为对这个世界的解释在很早以前就存在，以话语的形式。这个话语的解释总是带神秘性的，不那么准确，因此我们总是可以批评它，它打开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叫哲学（柏拉图说，我不拥有这个知识，所以我正在寻找）。第一次人有一种退行，通过退行然后重新面对世界的明显性。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基督教与一神教就给了一个解决方法——这个方法在于说，人仅依靠自己不能认识世界的真理，这个解决方法是上帝来到人间，是和人一起才能去理解这个世界的真理，尽管这是个神秘的解释，一直到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以更强烈的方式重新打开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基督教的解决方法实际上属于一个话语，据蒙恬说，新教讲一些东西，而天主教讲另一些东西，但都是讲一些话语，这些话语是让人们重新和世界建立协调性。但笛卡尔所做的事更强烈，比希腊人走的更远，做了一个思想与世界的分离，这样一种打开带来了一个科学的很小的确定性，这时科学就开始观察离人类更远的客体，如星星。在科学的开始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分（主体与客体），在世界中，人们看到的是客体是和看它们的主体没有任何关系的客体，如星星是与我们无关的客体。这时，人们再也不向星星询问它们对我们命运有什么作用，星星仅仅是客体。一个问题是：客体是如何运行的。带着这个问题人们创造了一些工具，使我们距离星星更近，从而找到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希望你们更好地理解科学的步骤和方法，科学首先要求观察者必须是与客体分开的，这样一种分离意味着客体再也不跟人讲话（以前讲的人与客体和谐，是意味着客体要与主体讲话），这时科学家们再也不要求获得一个世界的意义，因他们不假设世界有意义，以至他们可以计算它。现在人们再也不请教（询问客体）但仍然对客体提问，得到的一个回答并不是让客体给我讲而是通过对客体的观察找到一个事实。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请教，例如对教授请教是教授有一个知道的答案，而对客体的询问是要靠自己去证实才得到一个答案。这时科学活动不是对意义的智慧的寻找，科学活动可能是在于人们不再寻找智慧，在于人们不再假设世界有意义，而让这个意义悬起来，只有这样人们才能通过物理、数学去计算客体，而这计算是与一个假设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假设就是根据客体是怎样发生的而建立的，科学活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能处理这个客体，而这个客体越来越接近这个做科学的人。人们把客体看成一个死的，星星运动是通过外力造成的——机械性的特征是只能通过外力力量来导致它的运动；在此之后，人们开始计算地上的事，如炮弹的轨迹，所有这些与几何联在一起；后来看到一个自发的运动，如人们研究电磁，最后人们发现这种运动是活的，它们可以自己动，同时人也是活动的，因此他们接近人，这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就开始。到现在人类可以控制基因，我们干预到生命的内部过程，但总是有些问题，研究客体的是人，始终是外在于客体的，它不给人带来任何意义。正是这样当科学越来越接近人的时候，伦理问题就越来越明显。正是这样人们提出了“我们能否制造生命”的问题。“干细胞”使人们能在实验室里制造生命，我们能制造一些植物，例如水稻，她们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人工的，我们有权做这个，但谁说我们有仅做这个事情？这时科学的运动超越了人的意愿，正是在这我们看到科学的实践并不通过意义来实践的，而是通过实践遵循自己的规律。
当科学注意到人的时候，人们这时就处于无意识中，这时就很明显地显示出，人们能做的事是一种不能有意识控制的力量，精神分析伴随着科学运动但不是科学，它并不参加这种运动，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就试图参与这些科学，他们在做这些的时候就有很多困难，因为他们天天都遇到伦理学的问题。心理学在研究人的时候将人看成一个客体。相对科学来说，精神分析如何确定自己的位置？精神分析伴随科学但并不是一种智慧，精神分析不是对意义的寻找。如果精神分析是一种智慧，那么它将在人类注意到人之前就产生了。我不是批评某人，而是为讲清楚而必须说到荣格，荣格把精神分析看成是对于科学在处理人的时候的一种保护，他在智慧中重新翻译了弗洛伊德。正是在做这个的时候，他重新找到了传统智慧，给传统智慧一些力量，但拉康做的却完全是相反的。拉康认为精神分析是对着现代性来回忆现代性。他认为现代人是处在科学运动中，过去的智慧不能解决现代性的问题，因为那智慧不认识现代性，那种态度（荣格）是害怕现代性而想回到古代性的表现。拉康认为神经症产生的原因在于人们处于一个科学主体的位置上，尽管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是科学的主体，而在意识层面上他认为他完全不懂科学。但是今天在地球上的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由科学创造的条件中，这种问题越来越被科学技术所证实，我们应看到这个技术后面是科学，科学是一个位置，主体始终在智慧中转，因为他失掉了主体关于生命意识的控制，但他获得了一个关系即世界建立在科学的确定性的，这个确定性是我们不可能将它抹掉的，是伽利略的意识。
他也可以成一个宗教信仰者（如牛顿是非常宗教化的），当他把望远镜对准星星时，突然收到对其观察的确定性，即哥白尼的假设并不是一个观察（星星以某个方式运动，这是伽利略在一个定点是不可能观察到的），这时伽利略就触及到一点，就是任何一个话语都不可能颠覆。这时有个冲突，官方话语的真理有个政治上的权力，他能将伽利略送入监狱并杀掉，但他不能对现在来到的确定性起任何作用。伴随着科学的确定性，现代人超越了话语的真理性，重新找到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绝对失掉了一个是无意义的世界，现在的冲突依赖于科学的确定性，或在科学中寻找真理性（一种想象），这是现代科学的冲突。我想说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人与文化都不能逃避它，为什么有精神分析在成都出现，因为你们都处在现代（无论愿意与否），正是因为现代性唤起了自己的问题。每个人都有他的文化、宗教传统和语言，我们就与这些东西有一个外在关系，你们和我们一样生活在一个时代，但你们的传统与我们的一样不能充分给我们解释，也不可能重新复制一个古老的传统。传统存在，语言也存在，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非常强，你们和我们都类似笛卡尔的位置上，能从外在看传统。当那个传统非常有效，人们就不知道这个传统，因为人们生活在这个传统中。今天你们并不是在这个传统中，而是有一个传统。正是这样有一个科学的冲突。
正是在这，主体对峙于弗洛伊德所讲的无意识的东西，在这，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提出了一个经验：是你们的身体在讲。这不是涉及重新构造道德和伦理，而涉及到重新把我们身体和科学连接起来。神经症者做这联结的不可能性是担心、焦虑、有罪恶感等，精神分析并不消除这些东西，精神分析允许我们面对这些，但是不应该害怕。精神分析试图允许现代人生活的稍好点，允许每个现代人与超越他的意愿的力量生活在一起，生活的好一些。政治也正是想攻克这个力量，但它将所有的意愿合在一起，整个政治的努力并不能让人信服，如民主是一个接受政治而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解决方法的事实，我们不可能实现建立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更智慧更容易的方法是每天都去处理这种冲突，这也许是关于民主的定义。这个问题并不能回答主体提出的本质问题，正是在这，精神分析安置了这个提议。
我们没时间讲卢梭和萨特了，因为我讲的是一些重要的东西，但仍能用三句话来概括，卢梭与萨德是两个生活在18世纪的人，卢梭是法国革命以前的人，萨德是处在革命中的人，这时科学已经存在并已开始产生一些效果，但它仍然讲外部的事，而没有涉及到人，生命的科学成为人的科学正是在法国革命后开始的。在那个时代，整个欧洲人对科学都非常信任，没有看到一种危险，他们相信他们能创造科学也能控制科学，仍想不到科学将做的事，如同今天科学在世界上所做的。在法国18世纪，希望是政治性的，他们想“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同时认为科学可以帮助人们实现这些，人们想这些时并没有理解科学是什么。我想人们开始知道是在20世纪，因为20世纪科学获得了一些结构，科学超越了人的能力，科学的仪器变得非常强大，以至我们不能想象科学给我们一个怎样的世界，我能确定你们想象量子力学的事，科学计算的世界是我们的身体不能认识的，科学的解释是我们的感知不能抵达的，现在科学所做的是我们用工具才能直接看到的，我们能看到的是这一客体的效果，科学越进步就越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完全是我们不知道的。科学发现了一些力，我们对它没有一个观念而只能计算（如引力、斥力等等）。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科学的发现和人类的道德没有关系，同时相反，科学到达这程度产生的一些成果不仅是个人甚至是社会也不能控制的，比如说原子。我不想把这些东西描述得那么奇特，另一方面，科学的发展允许我们去修改科学导致的后果。18世纪，人们忽视了所有这些问题，人们当时大部分都认为处在一个十字口——科学能改善人性的十字口。卢梭和萨特都是从政治角度来思考的，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关于萨特的印象，也许你们认为萨特仅仅是写关于性的东西，尽管在萨特的书中写的完全是骇人惊闻的关于性的东西，但是对政治活动，他做了同样的事情（通过想象）。卢梭证明人诞生的时候没有一个我，他的态度类似于孟子“人性善”，对卢梭来说，在人的心里确实存在一些恶，但那是社会带给他的。当人诞生时，他并没有给恶控制。作为一个论证，他讲了一个孩子的故事：刚诞生的孩子就受到教育，20-30年后他将结婚，卢梭的论证是想在这之间对孩子来说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能给他一个教育是社会不骗他。所有的困难是孩子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卢梭想的是一个孩子成为一个大人时在社会中生活而不会发生变化，
即不进入一个社会的恶的游戏。卢梭想象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总能通过自己的心灵判断其行动，他从不屈服于任何人，正是这样卢梭想象了一个社会系统，所有的人都象他那样生活，他们之间有一个平等的系统。这样我们就能创造一个无恶的社会，因为卢梭说恶来自于我屈从于他人，来自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性。一个人说“我对你有一个权利”是现代社会一个伟大的观念，是创造了一个自由的社会。但卢梭并没有说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他认为男人是平等的，而女人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孟子的“仁”。现在说萨特，他用同样的步骤，但说的是另一个原则，他有平等原则，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萨特那里是建立在享乐关系上的，他想象（他有时间想，他在监狱中过了27年），他想象的社会是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去享乐另一个人的身体，他解释了这个原则的后果，在他的著作中，伴随着更远的过程，他遇到了谋杀的问题，正是这点上萨特是一个厉害的思想家。他讲的是思维的水平，他没有因此后退而不去思考，所有他在整个西方思想中有一个特别的位置。因为他完全被禁止了以至19世纪人们都不知道他的存在，我们发现他的著作是在20世纪，我们读得很困难，因为他的东西非常暴力化，现在来看，他是个预言家或先行者，是第一个人在想，处于人性之外的人。他同时提出在理想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享乐的问题。他直面一个人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一般意义上没有办法解决的。
下午的讨论：
问题一（秦）：一个大的问题是精神分析在科学时代不同于科学，不是智慧，不参与科学运动，是否请老师再讲讲这些。
回答：今天早上说的是不是不够，还不足以让你们提问？你们可以从真正的问题开始。
问题二：语言是身体的东西，拉康说症状是表现在语言中的身体的东西，拉康的精神分析中的身体与语言有什么区别？
回答：在中国有一个说法，说我会不会与分析者一起哭。我回答说：我不会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抓住一个问题，提问的人感到惊讶，他让老师老实回答这个问题。做一个分析家，在这个位置感受到这种情绪，然后我开始回忆一些事情，在回忆中更多情况是他想的事情，然后他对着这样的哭而想。分析者能讲他的生活，大部分是不太好玩的事情。他想的东西实际上不是分析者自己的情况，而想是从分析实践中出来的，不是从说话者那里来的，是他的能指让他讲。因为没想到这个能指能突然出来，且提供一个新的东西。在分析中有一种移动（他没想到会发生一种移动），他发现同时可以控制这个想，有时他干脆让他哭出来。这时，分析者仍然可以把它当成一种诚实，那时分析者完全讲他不想的事情，但不能不出来，是自发出来的，这个想就与分析者自己的话语的表象分离出来，突然进入他自己的能指（他的风格）。这个能指有一种东西让他继续想。实际上我永远不会对分析者哭，如果我突然感到一种情绪与刚才的想有一样的理由——比如分析者突然讲他的梦一样，我们没想到会在这个时候出来，这时我听到这个梦时会感动——我找一个办法，让分析者自己听到他说的。一个阐释：一般的情况下写上做这个阐释，如果有一个同样的情况发生，有时他没办法表示。最重要的是分析者的记忆，这样的机会要等2、3甚至6个月才能发生。 这个例子发现，在分析中，分析者说的话是没有意义的，完全不是说话者的意思。重要的是说话的方法，不是说的意义，分析家的工作完全不是与分析者一样的感受，一样的问题，而主要是强调这种情况。分析家突然想到最重要的东西是保证他真实的故事不出来，自己完全不受影响，这样分析家要靠真正分析者的话才能做到阐释，使分析者明白一些东西。
问题三（秦）：如果语言是关于自己身体的东西，症状是困在身体中的语言的表现，无意识象语言那样构成，那么就有三个概念，“语言”“症状”和“无意识”，请问这三者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回答：关于无意识，症状，语言三个概念，拉康说，无意识是有语言的结构，这个症状不管多么与身体有关。把它当成一个切点，不是分析家的语言。精神分析不是魔术，而是一个分析实践，这个分析实践是一个计划，在这个计划下，分析者必须说话，同时没有具体的话题。分析者只要面对说话这个行为。关于精神分析的技术效果，精神分析就像一种游戏，分析者说与症状有关的东西像是在打赌，要区分要说的、不是想说的和实际上是他说的，分析家的工作就是寻找一种方法。
问题四（法国来的翻译）：我想知道什么是个有效的临床策略，分析家什么时候可以干预，而我以前听到分析家一般不能干涉？
回答：分析者是一个人面对自己的语言，分析者在语言中感到孤独。解释一下为什么孤独，分析家说什么都可以讲，什么都有意思，相当于什么都没意思，分析家一直不说话很有威胁。如果分析者太自由，他什么都能讲，同时分析家也完全对所指完全没有兴趣，这时分析者就有这种感觉，这时分析者就开始直触那个能者。分析家应该非常小心，不要把分析当作一种对话，应尊重分析者的孤独，保持一个距离，不过他还是要让分析者说自己的话，然后“唔唔”，从分析者的话中找个开始。如果你看成分析者的过程是对的，一部分分析者就会变成自己的分析家，但这还要看在分析中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问题五：为什么一个分析家遇到一个案例时要把它看成一个新的，而不面对他过去的经历？
回答：关于这个分析家听的事情，无论从哪儿来的都是新的，当然分析家要完全忘掉他自己的经历这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他开始看个案而不联想过去，因为他经历的能力被凝缩到个案当中，面对新的个案他就会绕过，这个新的个案没有一本书可以找到作者，分析是语言的事情，是一种技术，是去抓住分析者的话语中能让你抓住症状的。现在回答一个你没提的问题，精神分析中理论的地位不象在科学中的地位——如心理学，理论在分析中不能把症状概括出来，理论在精神分析中语言出生的地方，一个对于科学是个矛盾的地方。在这，客体与主休不能分出，但这两者的分开是科学的起点。因为分析者在分析中一面是他正在讲一个与他症状有关（他不知道）的东西，但他在无意识当中，精神分析是找个办法，提供工具、给它一个地方让这个矛盾存在，所以，拉康不停地找方法，说“什么是说”。在这有一个不可能性的矛盾在你的无意识中，不是用语言，是在语言出生的地方，每个分析都容易到这个地方，这个分析把分析者话语放在这个位置，说出他不能说的（在没有对象的情况下）。人的定义是：把他放在对立面，然后开始说话，这两个人不停的说话，找出他们共同的地方，分析的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如你在一个车厢里，你不能出来，48小时。分析家不玩这个游戏，他不想说话，所以分析者是孤独的，但他还是要说，因为他是人，慢慢地他会到语言的出生的地方，这点是与他的症状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理论就是要找到一个方法抓住这个症状（出生这一点），分析家是非常自由的，对他来说是一个新个案。拉康就是在释梦中这样做，且做的很好。梦是象征和想象，人完全自由地在一个个案间，拉康从未提到他自己的个案，没有一句是关于拉康的分析者，对拉康来说是个意愿性的选择（是故意的）。
问题六：1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的理性传统，是不是造成神经症的根源？ 2：中国的神经症与西方的有什么不同？
回答：在精神分析中要抓住语言，语言出生点是语言与身体有关的地方，所以精神分析研究的症状的根源是从语言来的，与国家没有什么关系（即无论是哪个国家的语言），有两种语言，有一个是父母教育的，是具体的，有一个是国家的，是抽象的。症状寄居在抽象的语言而不是具体的语言上，精神分析不是一种哲学，精神分析不是西方文化的东西，实际上与每个人都有关。现代化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我强调的科学恰恰涉及的是与一个国家的文化有关的东西，科学是穿透了国家，用一个技术去测量的研究，不是一个文化。伽利略不是为了西方理性的思维，没有伽利略你完全不能理解地球是能动的东西。不管地球能不能动，你们仍然是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在另一边有科学给你提供一个关于地球的知识，文化自己不足以让你产生这种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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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9.30 jc-a604 上午演讲
今天我将谈卢梭和萨特，通过他们我将给你们展示什么叫现代性。为了让某些东西重新进入你们的记忆，你们必须记在脑子里的就是人们做的一种教育带给现代性的东西。在很长时期(上周)里我给大家做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带星号的，因为这选择不是与你的意愿联在一起的。在欧洲，这选择首先是拼音文字的选择，人们书写声音而不是语言的意义。这个选择唯一的是希腊民族做出的，这样一个选择的发生要么是偶然的，要么是一个决定主义(不知道是谁决定的)，之所以我喜欢“选择”这词，因为尽管这选择不是自愿的，不是与它的意义联在一起的，但至少是西方人的欲望干预进去的。人的欲望始终干预一个人的讲话，生活方式和干预方式是相连的。在中东地区，人们发明文字时仍然被欲望引导而找到的一种解决方式，但当时那些文字仅仅是始终和唯一的语言联系在一起。有重大的一步发生在公元3千年前，有一个外来民族进入美索布达米亚这个地方，遇到这个文字，他们（外来民族？）就将它变得与他们的语言相适应，我们现称为两河文明的地区(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叙利亚文字是用芦苇在泥板上文字的（因为当时没有纸），称契形文字。
刚才说一个“选择”在希腊，但在美索布达米亚已经发生，即同样一种文字可以写两种语言。这时出现一个区别在书写的文字与话语之间，这种区分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所有语言都是听的并都是建立在声音的基础上的。文字系统在腓尼基被简化到最简单的程度，对他们来说仅仅需要22个字母，他们用字母写下的东西是22个声音，在此基础上建立他们的语言。如我用国际音标写[K]，为了听到这个声音就必须加上一个元音，为此就要有个声音序列，所有序列都从[K]a-u-o-e等开始。举个例子，腓尼基的22个字母相当于中文的部首，但没有任何意义而仅仅是声音，这些声音被选择出来而成为腓尼基的语言。对他们来说，就已经与字母文字非常接近，这个文字的声音已非常接近我们的语言。一个文本写成文字，写在文本上的文字声音是不能发出来的，因为只有辅音，是读者将声音放上去的，因此我们只能读文本（文本是我们先认识到的），这个文本就只能帮助我们记忆（我们通过口头知道文本，若有问题，文本能帮助我们唤起记忆）。现在的阿拉伯文字直接来自这个形式，阿拉伯文字仅标识辅音，因而与腓尼基语言有亲缘的关系。因为不能直接发音，所以必须通过文本读原著。今天为了使人们相互间交流更方便（通过文字），我们就加进了这些点子，就是所谓的元音。正如此，阿拉伯文字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抓住了字母文字，但字母文字是在希腊被发明的，我说选择要么是偶然，要么是决定性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某种相遇，是亚述的辅音文字与希腊文字的相遇，而希腊语是一个如不能清楚区分元音就不能理解的语言。希腊与所有欧洲语言一样，主语对于宾语是补充关系，中间就要有一个谓语（根据主语的状况和时间而改变），所有的标志是哪个人讲，再是什么时间讲，都在元音基础上。因此，希腊人将腓尼基人的文字转过去，修改使之既具有辅音又带元音的字母，正是希腊人做了这件事，我才能做这些。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我能够写一个音节，而这个音节包括两个字母。因此当我写ka后，西方人就知道k是孤立出来的，另一个则不能。
希腊人遇到的事实是27个世纪后西方人才在这个基础上将它理论化的。对于索绪尔等语言学家来说，语言学的基础并不是音节，音节是如果我们慢慢讲就能区分开的东西，音节就成了我们自然讲话的语言单位。现代语言学家亚格布森和索绪尔，他们揭示语言类似一个结构，即很小的因素（元素）被他们之间相互定义，结构元素就叫语素。语素是从拼音文字开始就把它们分开的东西。严格意义上讲语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关于语素的定义是整体的。如法语有36个语素，有17个辅音，有16个元音，但我们只有6个字母是元音字母，亚格布森是从音义学来建立语言结构的，对他来说有一个区别，我们听到的元音能区分出两个不同的词，如法文中的Bo和Bone，在它们之间有一个语素是相同的，即[b]，第一个词的第二个音是[o]，前一个词的声音从口出，后一个则是鼻音，同样的气流从口出来。对亚格布森来说，鼻音和非鼻音的语音差别是语言结构中的基本区分。大家注意，我正在讲结构的概念，仅仅有[o]并不是语素，一个语素是与[o]是有区分的，重要的不是声音，重要的是一个声音相对另一声音所具有的区别，这区别完全能通过讲话来使大家知道。语言学家教导我们说，语言是声音区别性的系统。正是这样，所有的民族选择不同的声音系统，这样就具有一个区分性，就成了语言的本身，而所有语言都是建立在这种区分性上。希腊用一个非常接近这个系统结构的方式写，但还没有写类似国际音标的方式，在这意义上，真正的字母文字是国际音标写的。但目前为止，还没人用这个音标来写，若这样写了就是非常的逻辑了。这样世界就能用同样的音标清楚的表达一种声音。为什么？因为刚才的选择是具有权威意义的。
所有民族与他们语言的联系是躯体性的联系，因为语言是刚出生的孩子从母亲那里吞进去的，进入身体，让我们很舒服，如母亲的唱歌一样，但同时它也会让你恼火（若父亲阻止时）。语言是躯体性的，通过嗓音气息表达的，在这有个物质性发明。文字展示了语言的物质性方面，因为他们做了语言的实体，这个实体就是书。对结构主义语言家来说，人们选择某种语言是是因为它表达了一种区分，这区分能允许意义被表达出来。正是这个在成人与孩子之间传递。当孩子长大，就开始对其他东西和自己都有了一个意识。他的记忆基础是被童年的遗忘构成的，没有人能回忆他的童年，而语言就唤起了那时的东西。你们认为母子关系是建立在某种意义上的，母亲唱轻柔的歌是关于词的意义或者是父亲讲话的意义（如父亲对你的惩罚），你有能力认识到这个意义的很早之前，这个声音就已经进入你的身体，你们听到并消化了这个声音，证据是你们讲了同样的语言，你们并没有意识到。如果你有意识，你应先讲，我怎能学会讲呢？
pot和pont，差别在于pot是[p][o]，pont是[p][?]，语素的区别是对整个语言的区分，也可以是专门注意一个声音的区分（松气和不松气的区分），如[b][p]。孩子在母亲那里吞掉了[b][p]的区别。诗在做这种区分性的游戏，它让我有一个情感的唤起。如果我要传递诗歌的情绪，那么我就要翻译这个诗歌，但它仅仅让这个意义过来（而且是不准确的），但就没有同样的情感。之所以我有这个情感是因为我在意识上懂得这种声音的意义，在无意识上回到了古老的从前。世界上各种语言都会产生他们的诗（诗歌就像字母上的花，但这花是不一样的），所有语言都有不同的语素。为什么世界上不采取国际音标系统，回答是因为语言不是在书中也不是在媒体中，也不是在我们的记忆中，而是在躯体中，正是这称为语言的无意识选择。没有一个欧洲民族采取音标，他们都采取一种拼音系统来记录声音。每个语言都产生自己的诗歌，利用正字法在学校里教孩子正确书写他们的文字。中国汉字100％是拼写的文字，你们写你们思想的东西只能用这个唯一的方式，其他的不行。正字法是正确书写的方式，在欧洲常有个大问题被提出来，人们说正字法太复杂，如在小学上学的孩子能学会BEAU（美），但我们简化写成BO，这从正字法上来说是错的，但小孩常写成那样。BEAU中的每个字母都与[o]无关，但三个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整体发[o]。人们认为这样复杂，为什么不用国际音标来教孩子，这样岂不简单？但这种改革从来没有实现。在欧洲总是用正字法教那些没有文化的人，是文化的重要标志。这些学生离开中小学时仍然带有很多拼写错误，为什么要写成BEAU，因为文字收集了整个语言的历史。拉丁字的的传递在法国和意大利就不同，许多法语是从拉丁语过来的，拉丁语和意大利语都在罗马，变化就不大，但在较远的地方如法国，就有其它语言的影响，就将之转变为BEAU。因为我们总处在两个或多种文化之中，法国恰恰处在南北欧之间，南是拉丁语，北是日耳曼语，如果我们耳朵听到了be，法文始终写be？这词让人们想到拉丁语，o始终在BEAU中出来，e始终在UV和AV之间，对这些我们没有时间和孩子讲，他们仅仅学怎样写，但孩子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写，但必须这样，否则是错的。正字法在学校始终是一个问题，一方面它让孩子面对一个不理解的文字，另一个方面要让孩子做出判断，然后你才自由。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是变成非常有文化的人，你才能理解为什么是这样，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成为有教养的人来理解这些，因此正字法始终有这个问题。
现在将你们引到结构，开始理解拉康阅读弗洛伊德时的发现，我不愿推得太迟。
我想走快点，但我必须讲一下从希腊到现代性的过程。关于希腊，我想展现的东西是字母文字系统的实践，让人们意识到语言的浓度或厚度，字母文字让人们能意识到语言文字的物质的方面，声音的稠密性类似画家染料的东西的稠密性。当我们在写这个声音时就让语言的物质性展示出来了，“我们怎样从声音出发写一种真实东西”这个问题的提出正是哲学的诞生，因为在希腊，他们第一次有了这个经历。现在世界的表现比我们所想的更复杂，因为对这个世界的解释在很早以前就存在，以话语的形式。这个话语的解释总是带神秘性的，不那么准确，因此我们总是可以批评它，它打开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叫哲学（柏拉图说，我不拥有这个知识，所以我正在寻找）。第一次人有一种退行，通过退行然后重新面对世界的明显性。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基督教与一神教就给了一个解决方法——这个方法在于说，人仅依靠自己不能认识世界的真理，这个解决方法是上帝来到人间，是和人一起才能去理解这个世界的真理，尽管这是个神秘的解释，一直到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以更强烈的方式重新打开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基督教的解决方法实际上属于一个话语，据蒙恬说，新教讲一些东西，而天主教讲另一些东西，但都是讲一些话语，这些话语是让人们重新和世界建立协调性。但笛卡尔所做的事更强烈，比希腊人走的更远，做了一个思想与世界的分离，这样一种打开带来了一个科学的很小的确定性，这时科学就开始观察离人类更远的客体，如星星。在科学的开始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分（主体与客体），在世界中，人们看到的是客体是和看它们的主体没有任何关系的客体，如星星是与我们无关的客体。这时，人们再也不向星星询问它们对我们命运有什么作用，星星仅仅是客体。一个问题是：客体是如何运行的。带着这个问题人们创造了一些工具，使我们距离星星更近，从而找到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希望你们更好地理解科学的步骤和方法，科学首先要求观察者必须是与客体分开的，这样一种分离意味着客体再也不跟人讲话（以前讲的人与客体和谐，是意味着客体要与主体讲话），这时科学家们再也不要求获得一个世界的意义，因他们不假设世界有意义，以至他们可以计算它。现在人们再也不请教（询问客体）但仍然对客体提问，得到的一个回答并不是让客体给我讲而是通过对客体的观察找到一个事实。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请教，例如对教授请教是教授有一个知道的答案，而对客体的询问是要靠自己去证实才得到一个答案。这时科学活动不是对意义的智慧的寻找，科学活动可能是在于人们不再寻找智慧，在于人们不再假设世界有意义，而让这个意义悬起来，只有这样人们才能通过物理、数学去计算客体，而这计算是与一个假设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假设就是根据客体是怎样发生的而建立的，科学活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能处理这个客体，而这个客体越来越接近这个做科学的人。人们把客体看成一个死的，星星运动是通过外力造成的——机械性的特征是只能通过外力力量来导致它的运动；在此之后，人们开始计算地上的事，如炮弹的轨迹，所有这些与几何联在一起；后来看到一个自发的运动，如人们研究电磁，最后人们发现这种运动是活的，它们可以自己动，同时人也是活动的，因此他们接近人，这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就开始。到现在人类可以控制基因，我们干预到生命的内部过程，但总是有些问题，研究客体的是人，始终是外在于客体的，它不给人带来任何意义。正是这样当科学越来越接近人的时候，伦理问题就越来越明显。正是这样人们提出了“我们能否制造生命”的问题。“干细胞”使人们能在实验室里制造生命，我们能制造一些植物，例如水稻，她们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人工的，我们有权做这个，但谁说我们有仅做这个事情？这时科学的运动超越了人的意愿，正是在这我们看到科学的实践并不通过意义来实践的，而是通过实践遵循自己的规律。
当科学注意到人的时候，人们这时就处于无意识中，这时就很明显地显示出，人们能做的事是一种不能有意识控制的力量，精神分析伴随着科学运动但不是科学，它并不参加这种运动，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就试图参与这些科学，他们在做这些的时候就有很多困难，因为他们天天都遇到伦理学的问题。心理学在研究人的时候将人看成一个客体。相对科学来说，精神分析如何确定自己的位置？精神分析伴随科学但并不是一种智慧，精神分析不是对意义的寻找。如果精神分析是一种智慧，那么它将在人类注意到人之前就产生了。我不是批评某人，而是为讲清楚而必须说到荣格，荣格把精神分析看成是对于科学在处理人的时候的一种保护，他在智慧中重新翻译了弗洛伊德。正是在做这个的时候，他重新找到了传统智慧，给传统智慧一些力量，但拉康做的却完全是相反的。拉康认为精神分析是对着现代性来回忆现代性。他认为现代人是处在科学运动中，过去的智慧不能解决现代性的问题，因为那智慧不认识现代性，那种态度（荣格）是害怕现代性而想回到古代性的表现。拉康认为神经症产生的原因在于人们处于一个科学主体的位置上，尽管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是科学的主体，而在意识层面上他认为他完全不懂科学。但是今天在地球上的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由科学创造的条件中，这种问题越来越被科学技术所证实，我们应看到这个技术后面是科学，科学是一个位置，主体始终在智慧中转，因为他失掉了主体关于生命意识的控制，但他获得了一个关系即世界建立在科学的确定性的，这个确定性是我们不可能将它抹掉的，是伽利略的意识。
他也可以成一个宗教信仰者（如牛顿是非常宗教化的），当他把望远镜对准星星时，突然收到对其观察的确定性，即哥白尼的假设并不是一个观察（星星以某个方式运动，这是伽利略在一个定点是不可能观察到的），这时伽利略就触及到一点，就是任何一个话语都不可能颠覆。这时有个冲突，官方话语的真理有个政治上的权力，他能将伽利略送入监狱并杀掉，但他不能对现在来到的确定性起任何作用。伴随着科学的确定性，现代人超越了话语的真理性，重新找到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绝对失掉了一个是无意义的世界，现在的冲突依赖于科学的确定性，或在科学中寻找真理性（一种想象），这是现代科学的冲突。我想说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人与文化都不能逃避它，为什么有精神分析在成都出现，因为你们都处在现代（无论愿意与否），正是因为现代性唤起了自己的问题。每个人都有他的文化、宗教传统和语言，我们就与这些东西有一个外在关系，你们和我们一样生活在一个时代，但你们的传统与我们的一样不能充分给我们解释，也不可能重新复制一个古老的传统。传统存在，语言也存在，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非常强，你们和我们都类似笛卡尔的位置上，能从外在看传统。当那个传统非常有效，人们就不知道这个传统，因为人们生活在这个传统中。今天你们并不是在这个传统中，而是有一个传统。正是这样有一个科学的冲突。
正是在这，主体对峙于弗洛伊德所讲的无意识的东西，在这，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提出了一个经验：是你们的身体在讲。这不是涉及重新构造道德和伦理，而涉及到重新把我们身体和科学连接起来。神经症者做这联结的不可能性是担心、焦虑、有罪恶感等，精神分析并不消除这些东西，精神分析允许我们面对这些，但是不应该害怕。精神分析试图允许现代人生活的稍好点，允许每个现代人与超越他的意愿的力量生活在一起，生活的好一些。政治也正是想攻克这个力量，但它将所有的意愿合在一起，整个政治的努力并不能让人信服，如民主是一个接受政治而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解决方法的事实，我们不可能实现建立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更智慧更容易的方法是每天都去处理这种冲突，这也许是关于民主的定义。这个问题并不能回答主体提出的本质问题，正是在这，精神分析安置了这个提议。
我们没时间讲卢梭和萨特了，因为我讲的是一些重要的东西，但仍能用三句话来概括，卢梭与萨德是两个生活在18世纪的人，卢梭是法国革命以前的人，萨德是处在革命中的人，这时科学已经存在并已开始产生一些效果，但它仍然讲外部的事，而没有涉及到人，生命的科学成为人的科学正是在法国革命后开始的。在那个时代，整个欧洲人对科学都非常信任，没有看到一种危险，他们相信他们能创造科学也能控制科学，仍想不到科学将做的事，如同今天科学在世界上所做的。在法国18世纪，希望是政治性的，他们想“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同时认为科学可以帮助人们实现这些，人们想这些时并没有理解科学是什么。我想人们开始知道是在20世纪，因为20世纪科学获得了一些结构，科学超越了人的能力，科学的仪器变得非常强大，以至我们不能想象科学给我们一个怎样的世界，我能确定你们想象量子力学的事，科学计算的世界是我们的身体不能认识的，科学的解释是我们的感知不能抵达的，现在科学所做的是我们用工具才能直接看到的，我们能看到的是这一客体的效果，科学越进步就越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完全是我们不知道的。科学发现了一些力，我们对它没有一个观念而只能计算（如引力、斥力等等）。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科学的发现和人类的道德没有关系，同时相反，科学到达这程度产生的一些成果不仅是个人甚至是社会也不能控制的，比如说原子。我不想把这些东西描述得那么奇特，另一方面，科学的发展允许我们去修改科学导致的后果。18世纪，人们忽视了所有这些问题，人们当时大部分都认为处在一个十字口——科学能改善人性的十字口。卢梭和萨特都是从政治角度来思考的，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关于萨特的印象，也许你们认为萨特仅仅是写关于性的东西，尽管在萨特的书中写的完全是骇人惊闻的关于性的东西，但是对政治活动，他做了同样的事情（通过想象）。卢梭证明人诞生的时候没有一个我，他的态度类似于孟子“人性善”，对卢梭来说，在人的心里确实存在一些恶，但那是社会带给他的。当人诞生时，他并没有给恶控制。作为一个论证，他讲了一个孩子的故事：刚诞生的孩子就受到教育，20-30年后他将结婚，卢梭的论证是想在这之间对孩子来说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能给他一个教育是社会不骗他。所有的困难是孩子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卢梭想的是一个孩子成为一个大人时在社会中生活而不会发生变化，
即不进入一个社会的恶的游戏。卢梭想象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总能通过自己的心灵判断其行动，他从不屈服于任何人，正是这样卢梭想象了一个社会系统，所有的人都象他那样生活，他们之间有一个平等的系统。这样我们就能创造一个无恶的社会，因为卢梭说恶来自于我屈从于他人，来自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性。一个人说“我对你有一个权利”是现代社会一个伟大的观念，是创造了一个自由的社会。但卢梭并没有说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他认为男人是平等的，而女人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孟子的“仁”。现在说萨特，他用同样的步骤，但说的是另一个原则，他有平等原则，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萨特那里是建立在享乐关系上的，他想象（他有时间想，他在监狱中过了27年），他想象的社会是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去享乐另一个人的身体，他解释了这个原则的后果，在他的著作中，伴随着更远的过程，他遇到了谋杀的问题，正是这点上萨特是一个厉害的思想家。他讲的是思维的水平，他没有因此后退而不去思考，所有他在整个西方思想中有一个特别的位置。因为他完全被禁止了以至19世纪人们都不知道他的存在，我们发现他的著作是在20世纪，我们读得很困难，因为他的东西非常暴力化，现在来看，他是个预言家或先行者，是第一个人在想，处于人性之外的人。他同时提出在理想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享乐的问题。他直面一个人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一般意义上没有办法解决的。
下午的讨论：
问题一（秦）：一个大的问题是精神分析在科学时代不同于科学，不是智慧，不参与科学运动，是否请老师再讲讲这些。
回答：今天早上说的是不是不够，还不足以让你们提问？你们可以从真正的问题开始。
问题二：语言是身体的东西，拉康说症状是表现在语言中的身体的东西，拉康的精神分析中的身体与语言有什么区别？
回答：在中国有一个说法，说我会不会与分析者一起哭。我回答说：我不会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抓住一个问题，提问的人感到惊讶，他让老师老实回答这个问题。做一个分析家，在这个位置感受到这种情绪，然后我开始回忆一些事情，在回忆中更多情况是他想的事情，然后他对着这样的哭而想。分析者能讲他的生活，大部分是不太好玩的事情。他想的东西实际上不是分析者自己的情况，而想是从分析实践中出来的，不是从说话者那里来的，是他的能指让他讲。因为没想到这个能指能突然出来，且提供一个新的东西。在分析中有一种移动（他没想到会发生一种移动），他发现同时可以控制这个想，有时他干脆让他哭出来。这时，分析者仍然可以把它当成一种诚实，那时分析者完全讲他不想的事情，但不能不出来，是自发出来的，这个想就与分析者自己的话语的表象分离出来，突然进入他自己的能指（他的风格）。这个能指有一种东西让他继续想。实际上我永远不会对分析者哭，如果我突然感到一种情绪与刚才的想有一样的理由——比如分析者突然讲他的梦一样，我们没想到会在这个时候出来，这时我听到这个梦时会感动——我找一个办法，让分析者自己听到他说的。一个阐释：一般的情况下写上做这个阐释，如果有一个同样的情况发生，有时他没办法表示。最重要的是分析者的记忆，这样的机会要等2、3甚至6个月才能发生。 这个例子发现，在分析中，分析者说的话是没有意义的，完全不是说话者的意思。重要的是说话的方法，不是说的意义，分析家的工作完全不是与分析者一样的感受，一样的问题，而主要是强调这种情况。分析家突然想到最重要的东西是保证他真实的故事不出来，自己完全不受影响，这样分析家要靠真正分析者的话才能做到阐释，使分析者明白一些东西。
问题三（秦）：如果语言是关于自己身体的东西，症状是困在身体中的语言的表现，无意识象语言那样构成，那么就有三个概念，“语言”“症状”和“无意识”，请问这三者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回答：关于无意识，症状，语言三个概念，拉康说，无意识是有语言的结构，这个症状不管多么与身体有关。把它当成一个切点，不是分析家的语言。精神分析不是魔术，而是一个分析实践，这个分析实践是一个计划，在这个计划下，分析者必须说话，同时没有具体的话题。分析者只要面对说话这个行为。关于精神分析的技术效果，精神分析就像一种游戏，分析者说与症状有关的东西像是在打赌，要区分要说的、不是想说的和实际上是他说的，分析家的工作就是寻找一种方法。
问题四（法国来的翻译）：我想知道什么是个有效的临床策略，分析家什么时候可以干预，而我以前听到分析家一般不能干涉？
回答：分析者是一个人面对自己的语言，分析者在语言中感到孤独。解释一下为什么孤独，分析家说什么都可以讲，什么都有意思，相当于什么都没意思，分析家一直不说话很有威胁。如果分析者太自由，他什么都能讲，同时分析家也完全对所指完全没有兴趣，这时分析者就有这种感觉，这时分析者就开始直触那个能者。分析家应该非常小心，不要把分析当作一种对话，应尊重分析者的孤独，保持一个距离，不过他还是要让分析者说自己的话，然后“唔唔”，从分析者的话中找个开始。如果你看成分析者的过程是对的，一部分分析者就会变成自己的分析家，但这还要看在分析中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问题五：为什么一个分析家遇到一个案例时要把它看成一个新的，而不面对他过去的经历？
回答：关于这个分析家听的事情，无论从哪儿来的都是新的，当然分析家要完全忘掉他自己的经历这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他开始看个案而不联想过去，因为他经历的能力被凝缩到个案当中，面对新的个案他就会绕过，这个新的个案没有一本书可以找到作者，分析是语言的事情，是一种技术，是去抓住分析者的话语中能让你抓住症状的。现在回答一个你没提的问题，精神分析中理论的地位不象在科学中的地位——如心理学，理论在分析中不能把症状概括出来，理论在精神分析中语言出生的地方，一个对于科学是个矛盾的地方。在这，客体与主休不能分出，但这两者的分开是科学的起点。因为分析者在分析中一面是他正在讲一个与他症状有关（他不知道）的东西，但他在无意识当中，精神分析是找个办法，提供工具、给它一个地方让这个矛盾存在，所以，拉康不停地找方法，说“什么是说”。在这有一个不可能性的矛盾在你的无意识中，不是用语言，是在语言出生的地方，每个分析都容易到这个地方，这个分析把分析者话语放在这个位置，说出他不能说的（在没有对象的情况下）。人的定义是：把他放在对立面，然后开始说话，这两个人不停的说话，找出他们共同的地方，分析的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如你在一个车厢里，你不能出来，48小时。分析家不玩这个游戏，他不想说话，所以分析者是孤独的，但他还是要说，因为他是人，慢慢地他会到语言的出生的地方，这点是与他的症状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理论就是要找到一个方法抓住这个症状（出生这一点），分析家是非常自由的，对他来说是一个新个案。拉康就是在释梦中这样做，且做的很好。梦是象征和想象，人完全自由地在一个个案间，拉康从未提到他自己的个案，没有一句是关于拉康的分析者，对拉康来说是个意愿性的选择（是故意的）。
问题六：1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的理性传统，是不是造成神经症的根源？ 2：中国的神经症与西方的有什么不同？
回答：在精神分析中要抓住语言，语言出生点是语言与身体有关的地方，所以精神分析研究的症状的根源是从语言来的，与国家没有什么关系（即无论是哪个国家的语言），有两种语言，有一个是父母教育的，是具体的，有一个是国家的，是抽象的。症状寄居在抽象的语言而不是具体的语言上，精神分析不是一种哲学，精神分析不是西方文化的东西，实际上与每个人都有关。现代化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我强调的科学恰恰涉及的是与一个国家的文化有关的东西，科学是穿透了国家，用一个技术去测量的研究，不是一个文化。伽利略不是为了西方理性的思维，没有伽利略你完全不能理解地球是能动的东西。不管地球能不能动，你们仍然是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在另一边有科学给你提供一个关于地球的知识，文化自己不足以让你产生这种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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