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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社会大动荡前夜,在1968年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前夕,拉康在巴黎大学课堂上,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暴风雨。这将不仅是一场关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争论,而且也是精神分析学的社会命运的大检阅和考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经过20年代超现实主义思潮与实践的冲击和挑战,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已经不能继续停留在原有的理论层面上,更不能继续作为纯粹的自然科学的一门“学科”,继续作为医学、心理学和生理学的一门“学科分支”而存在。精神分析学已经充分地显示了它的社会性、思想性和实践性,它已经作为各种权力进行争斗的场所,它不可能脱离社会生活和权力争斗的旋涡。如果说,自从形成精神分析学以来,它一直活跃在社会生活和社会运动的前沿,一直在无形中变成了贯彻统治者“治理”社会和控制文化创造活动的精神手段的话,那么,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它所提供的强大理论力量的时候,特别是当人们发现它关于“无意识”的观点具有无穷的潜力的时候,它的社会命运就不再是它自身所能够决定的。对于文学艺术创作者来说,当他们发现精神分析学已经成为社会运动的“酵母”(le ferment du mouvement social),甚至变成“为革命服务”(au service de la révolution)的理论手段[1]的时候,对精神分析学的理解,对它的社会运用及教学活动的性质和方法,就必须根据现实社会的发展状况以及社会对它的需要进行重新估计。拉康试图超越弗洛伊德的视野,不仅从精神分析学本身的多学科性,而且也从它的理论和实践的活生生性质出发,对整个精神分析学进行彻底地重建。
所以,根据拉康的新观点,了解精神分析学,就必须沿用尼采的系谱学方法,以“在场”或“即席出席”的立场,在拉康本人所处的具体位置上,在拉康所面临的各种现实力量相互争斗的紧张网络的处境中进行审时度势。这不但涉及到拉康自己在法国精神分析学领域的地位,而且也关系到精神分析学本身的内外结构及其潜在可能性。因此,这不是单纯对于一门学科的理论性质的重新估价,而是活生生地把握精神分析学的生命本身及其创造精神,当然也涉及到与当时当地的精神分析学同它所处的社会的复杂关系问题。
为此,在1967年,拉康经历十多年的精神分析学教学活动与精神分析实践的经验之后,当他来到里昂维纳季耶精神治疗所(Centre hospitalier du Vinatier à Lyon)发表学术演讲的时候,在回顾和瞻望的双重视野内,把“历史”和“未来”在“现实”的交合点上加以整合,试图把环绕精神分析学的各种争论,集中地在拉康当时所处的实际地位中,在他所面临的现实力量对比的紧张关系中活生生地再现出来。于是,拉康在这次学术演讲的开场白中直截了当地宣称:“开始,并不是起源问题,而是位置。…(Au début, ce n’est pas l’origine, c’est la place….)[2]显然,拉康很清醒地把精神分析学的根本问题,归结为关于各种力量相互斗争的具体场所问题。
(1)“事件”在“位置”上发生
(2)权力意志在“位置”上喷发
(3)“能指”在“位置”上指向一切可能的“所指”
(4)“他者”在“位置”上产生并主宰“自我”
(5)历史在“位置”上改变方向
位置,已经包含或浓缩了时间,同时它又把时间加以具体化和事件化;它把时间从其抽象的结构转化为具体的以及网络化的活生生的“现场”,变成为各种力量相互拉扯的“即席表演”场所。于是,历史在此终结并重新开始:历史由此改变方向。
位置,是各种力量经历多次反复紧张拉扯而逐步确定下来的,而且,在具体场所呈现出的位置,又是有待进一步的激烈斗争才能从其不稳定性转变成稳定的场所。因此,具体的位置,就是历史和未来在现时的交合,同时它又是进一步导向未来方向的预示性的信号点。
拉康说:“‘位置’是我经常使用的一个语词,因为在支撑我的论述的具体场合中所指的具体位置往往有它的参照架构。为了要在这些场合中找到位置,往往需要具备在别的领域中所称呼的所谓形态学结构,而且,也需要对关于被质疑的问题的基础的建构过程具有一个倾斜的观念。…但是‘位置’还具备一个不同于形态结构学的另一种范围,也就是说,它关系到一个表面是一个领域或者是一个圆环的问题,而在不同的情况下,问题就完全不一样。但问题还不归结为如此。位置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它涉及到‘我是从哪里来到那个位置上’以及‘是谁让我在那里展示教学的姿态’…”。[3]
(二)在危机中“回到弗洛伊德”
当拉康在50年代正式开展他的精神分析学教学活动的时候,他充分意识到:只有首先把新的精神分析学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清除干净,才能顺利地展开他本人所创建的新思想;而为了实现对障碍的清除和完成新思想的创造,拉康必须对他自己所处的位置进行一再的分析和估计。
拉康清楚地指出:一切围绕“位置”的探讨和争论,并非一目了然,也并非轻而易举。他说:“一切都围绕着这个问题,精神分析学的功能并非自然而然的;也不能满足于人家已经给予的状态,不能满足于人家规定的惯例”。“至于我的位置,事情要回溯到1953年。当时,法国的精神分析学的处境,可以说,正处于危机”(En ce qui concerne ma place, les choses remontent à l’année 1953. On est alors, dans la psychanalyse en France, en un moment que l’on pourrait dire de crise.)。[4]
正是在此基础上,他适时地提出了“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的背景意义,同时也是拉康本人的“实践智慧”及其灵活策略的集中表现。
在危机中,就意味着:第一,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即在各种力量相互紧张拉扯并处于焦灼状态的时候;第二,在各种力量斗争面临抉择的时候;第三,在潜在的未来倾向已经初露头角的时候;第四,在各种力量的性质趋于全面暴露的时候。
“危机”原义是“考验时刻”或“紧急事件”,来自希腊文κρίσις ,它表示一种不可预测的、不确定的和隐含危险性的事件的威胁,意味着原有的秩序和状态已经不可能继续稳定地维持下去,从而也意味着新的希望的苗头的流露。拉康选择在危机时刻向弗洛伊德发出挑战,正好体现了他的智慧和机敏。
拉康所提出的“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具有悖论性,它一方面声称“回到弗洛伊德”,使人不怀疑他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事业的忠诚,另一方面又恰好策略地表现了拉康对弗洛伊德的原有理论和方法的不满,也为拉康本人创造性地发展新的精神分析学的正当性进行论证。
(三)拉康的悖论(Paradoxes de Lacan)
拉康根据自己的思考以及精神分析实践的经验,越来越意识到:精神分析学,不论就其理论和方法,也不论是其分析实践过程及其技巧,都不是单靠外人的教导,靠第三者的教育或传授,就可以学到手。这涉及到精神分析学这门学科及其实践的性质,也涉及到把握它的过程中所牵涉到的多面向、多维度及多领域的相互穿插、重叠和渗透的运动变化过程,尤其涉及到语言、精神活动、人对自身的理解以及其他非常复杂的问题。在拉康那里,尤其还要加上文风的因素,作为表达和理解精神分析学的关键:文风不仅使精神分析学内容的复杂性展现出来,而且也靠它来维持精神分析学的发展、传播和实践。
所以,拉康的传人贾克-阿兰·米勒,根据拉康本人对他的反复指示和暗示,在出版拉康著作和讲演录时,强调说:“一种精神分析教给你的,并不是通过其他任何途径所能获得的;既不靠教学,也不靠其他任何精神活动。那么,怎么办?难道说,这门学问必须闭嘴沉默?如果它对任何个人都是如此特殊,难道就没有办法教会他,没有办法哪怕向他教些基本原则及其结果?拉康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他还在回答中又特别强调了文风问题。在他的各种研讨会上,他轻快自如地对此进行论证。在他的《文集》中,拉康试图论证,并愉快地对文字进行刁难。另外,还有他的研讨会论文,他的对话录以及他的各种即席插话等等,也都是如此。在这些场合,这一切都瞬时即逝地自然进行的。显然,这是为了让公众感到惊异好奇,以便更好地引诱他们关注精神分析活动。这就是悖论。究竟谁在讲?是一位有智慧的大师,但这是一种不随波逐流的智慧,一种反智慧的、爱讽刺的、嘲弄性的智慧。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把他的理念实施成一种行为[5]”。拉康自己在谈到精神分析学的高难度的时候,非常强调语言及其运用风格的决定性意义。他说:“从弗洛伊德以来,精神分析学团体总是靠一种被恰当地称为‘吹牛’(boniment)的文风来做宣传”[6];“我的教学,无非就是语言,如此而已,没有别的”[7]。
(四)对“无意识”的重新诠释
不同于弗洛伊德,拉康强调“无意识”(l’inconscient)的结构及其活动的独立性,反对把无意识当成意识低下、并附属于意识的 “潜意识”(la subconscience) 或“次结构”,也反对把无意识与“自我”(Ego; le moi)联系在一起。
无意识不是被压抑的意识,不是意识的一部分,不是由意识转化而成的,更不是潜在的意识,也不是可以由意识来指挥和管辖的附属部分,而是一种自在的创造性力量,即它本身是独立的,具有其自身的生命活力,是人的生命,即人的精神和身体所构成的完整生命体的基础。
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超越:“回到弗洛伊德”
(高宣扬在南京大学的演讲提纲)
2010,04,23
一 “回到弗洛伊德”(Le retour à Freud)
(一)首先确定“位置”(la place)在法国社会大动荡前夜,在1968年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前夕,拉康在巴黎大学课堂上,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暴风雨。这将不仅是一场关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争论,而且也是精神分析学的社会命运的大检阅和考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经过20年代超现实主义思潮与实践的冲击和挑战,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已经不能继续停留在原有的理论层面上,更不能继续作为纯粹的自然科学的一门“学科”,继续作为医学、心理学和生理学的一门“学科分支”而存在。精神分析学已经充分地显示了它的社会性、思想性和实践性,它已经作为各种权力进行争斗的场所,它不可能脱离社会生活和权力争斗的旋涡。如果说,自从形成精神分析学以来,它一直活跃在社会生活和社会运动的前沿,一直在无形中变成了贯彻统治者“治理”社会和控制文化创造活动的精神手段的话,那么,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它所提供的强大理论力量的时候,特别是当人们发现它关于“无意识”的观点具有无穷的潜力的时候,它的社会命运就不再是它自身所能够决定的。对于文学艺术创作者来说,当他们发现精神分析学已经成为社会运动的“酵母”(le ferment du mouvement social),甚至变成“为革命服务”(au service de la révolution)的理论手段[1]的时候,对精神分析学的理解,对它的社会运用及教学活动的性质和方法,就必须根据现实社会的发展状况以及社会对它的需要进行重新估计。拉康试图超越弗洛伊德的视野,不仅从精神分析学本身的多学科性,而且也从它的理论和实践的活生生性质出发,对整个精神分析学进行彻底地重建。
所以,根据拉康的新观点,了解精神分析学,就必须沿用尼采的系谱学方法,以“在场”或“即席出席”的立场,在拉康本人所处的具体位置上,在拉康所面临的各种现实力量相互争斗的紧张网络的处境中进行审时度势。这不但涉及到拉康自己在法国精神分析学领域的地位,而且也关系到精神分析学本身的内外结构及其潜在可能性。因此,这不是单纯对于一门学科的理论性质的重新估价,而是活生生地把握精神分析学的生命本身及其创造精神,当然也涉及到与当时当地的精神分析学同它所处的社会的复杂关系问题。
为此,在1967年,拉康经历十多年的精神分析学教学活动与精神分析实践的经验之后,当他来到里昂维纳季耶精神治疗所(Centre hospitalier du Vinatier à Lyon)发表学术演讲的时候,在回顾和瞻望的双重视野内,把“历史”和“未来”在“现实”的交合点上加以整合,试图把环绕精神分析学的各种争论,集中地在拉康当时所处的实际地位中,在他所面临的现实力量对比的紧张关系中活生生地再现出来。于是,拉康在这次学术演讲的开场白中直截了当地宣称:“开始,并不是起源问题,而是位置。…(Au début, ce n’est pas l’origine, c’est la place….)[2]显然,拉康很清醒地把精神分析学的根本问题,归结为关于各种力量相互斗争的具体场所问题。
(1)“事件”在“位置”上发生
(2)权力意志在“位置”上喷发
(3)“能指”在“位置”上指向一切可能的“所指”
(4)“他者”在“位置”上产生并主宰“自我”
(5)历史在“位置”上改变方向
位置,已经包含或浓缩了时间,同时它又把时间加以具体化和事件化;它把时间从其抽象的结构转化为具体的以及网络化的活生生的“现场”,变成为各种力量相互拉扯的“即席表演”场所。于是,历史在此终结并重新开始:历史由此改变方向。
位置,是各种力量经历多次反复紧张拉扯而逐步确定下来的,而且,在具体场所呈现出的位置,又是有待进一步的激烈斗争才能从其不稳定性转变成稳定的场所。因此,具体的位置,就是历史和未来在现时的交合,同时它又是进一步导向未来方向的预示性的信号点。
拉康说:“‘位置’是我经常使用的一个语词,因为在支撑我的论述的具体场合中所指的具体位置往往有它的参照架构。为了要在这些场合中找到位置,往往需要具备在别的领域中所称呼的所谓形态学结构,而且,也需要对关于被质疑的问题的基础的建构过程具有一个倾斜的观念。…但是‘位置’还具备一个不同于形态结构学的另一种范围,也就是说,它关系到一个表面是一个领域或者是一个圆环的问题,而在不同的情况下,问题就完全不一样。但问题还不归结为如此。位置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它涉及到‘我是从哪里来到那个位置上’以及‘是谁让我在那里展示教学的姿态’…”。[3]
(二)在危机中“回到弗洛伊德”
当拉康在50年代正式开展他的精神分析学教学活动的时候,他充分意识到:只有首先把新的精神分析学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清除干净,才能顺利地展开他本人所创建的新思想;而为了实现对障碍的清除和完成新思想的创造,拉康必须对他自己所处的位置进行一再的分析和估计。
拉康清楚地指出:一切围绕“位置”的探讨和争论,并非一目了然,也并非轻而易举。他说:“一切都围绕着这个问题,精神分析学的功能并非自然而然的;也不能满足于人家已经给予的状态,不能满足于人家规定的惯例”。“至于我的位置,事情要回溯到1953年。当时,法国的精神分析学的处境,可以说,正处于危机”(En ce qui concerne ma place, les choses remontent à l’année 1953. On est alors, dans la psychanalyse en France, en un moment que l’on pourrait dire de crise.)。[4]
正是在此基础上,他适时地提出了“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的背景意义,同时也是拉康本人的“实践智慧”及其灵活策略的集中表现。
在危机中,就意味着:第一,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即在各种力量相互紧张拉扯并处于焦灼状态的时候;第二,在各种力量斗争面临抉择的时候;第三,在潜在的未来倾向已经初露头角的时候;第四,在各种力量的性质趋于全面暴露的时候。
“危机”原义是“考验时刻”或“紧急事件”,来自希腊文κρίσις ,它表示一种不可预测的、不确定的和隐含危险性的事件的威胁,意味着原有的秩序和状态已经不可能继续稳定地维持下去,从而也意味着新的希望的苗头的流露。拉康选择在危机时刻向弗洛伊德发出挑战,正好体现了他的智慧和机敏。
拉康所提出的“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具有悖论性,它一方面声称“回到弗洛伊德”,使人不怀疑他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事业的忠诚,另一方面又恰好策略地表现了拉康对弗洛伊德的原有理论和方法的不满,也为拉康本人创造性地发展新的精神分析学的正当性进行论证。
(三)拉康的悖论(Paradoxes de Lacan)
拉康根据自己的思考以及精神分析实践的经验,越来越意识到:精神分析学,不论就其理论和方法,也不论是其分析实践过程及其技巧,都不是单靠外人的教导,靠第三者的教育或传授,就可以学到手。这涉及到精神分析学这门学科及其实践的性质,也涉及到把握它的过程中所牵涉到的多面向、多维度及多领域的相互穿插、重叠和渗透的运动变化过程,尤其涉及到语言、精神活动、人对自身的理解以及其他非常复杂的问题。在拉康那里,尤其还要加上文风的因素,作为表达和理解精神分析学的关键:文风不仅使精神分析学内容的复杂性展现出来,而且也靠它来维持精神分析学的发展、传播和实践。
所以,拉康的传人贾克-阿兰·米勒,根据拉康本人对他的反复指示和暗示,在出版拉康著作和讲演录时,强调说:“一种精神分析教给你的,并不是通过其他任何途径所能获得的;既不靠教学,也不靠其他任何精神活动。那么,怎么办?难道说,这门学问必须闭嘴沉默?如果它对任何个人都是如此特殊,难道就没有办法教会他,没有办法哪怕向他教些基本原则及其结果?拉康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他还在回答中又特别强调了文风问题。在他的各种研讨会上,他轻快自如地对此进行论证。在他的《文集》中,拉康试图论证,并愉快地对文字进行刁难。另外,还有他的研讨会论文,他的对话录以及他的各种即席插话等等,也都是如此。在这些场合,这一切都瞬时即逝地自然进行的。显然,这是为了让公众感到惊异好奇,以便更好地引诱他们关注精神分析活动。这就是悖论。究竟谁在讲?是一位有智慧的大师,但这是一种不随波逐流的智慧,一种反智慧的、爱讽刺的、嘲弄性的智慧。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把他的理念实施成一种行为[5]”。拉康自己在谈到精神分析学的高难度的时候,非常强调语言及其运用风格的决定性意义。他说:“从弗洛伊德以来,精神分析学团体总是靠一种被恰当地称为‘吹牛’(boniment)的文风来做宣传”[6];“我的教学,无非就是语言,如此而已,没有别的”[7]。
(四)对“无意识”的重新诠释
不同于弗洛伊德,拉康强调“无意识”(l’inconscient)的结构及其活动的独立性,反对把无意识当成意识低下、并附属于意识的 “潜意识”(la subconscience) 或“次结构”,也反对把无意识与“自我”(Ego; le moi)联系在一起。
无意识不是被压抑的意识,不是意识的一部分,不是由意识转化而成的,更不是潜在的意识,也不是可以由意识来指挥和管辖的附属部分,而是一种自在的创造性力量,即它本身是独立的,具有其自身的生命活力,是人的生命,即人的精神和身体所构成的完整生命体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