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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它的难处在于，只有一个世界级的大师才能驾驭如此深刻的内容。当我们提到莎士比亚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哈姆雷特，当我们说到弗洛伊德，我们会想到俄狄浦斯情结，当我们说到圣经，会想到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的忠诚而要求他将儿子作为祭祀……
哈姆雷特也好，好莱坞的《狮子王》也好，都说的是一个为死去的父亲报仇，而杀死一个抚养自己的父亲的故事；俄狄浦斯的故事则更直接，说的是希腊神话中忒拜（Thebe）的国王拉伊奥斯（Laius）和王后约卡斯塔（Jocasta）的儿子，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并娶了自己的母亲。圣经的故事中也出现了这种为了更高的理想和信仰而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的情节。
而我们的《赵氏孤儿》则是集杀子、杀父、杀父的仇人兼自己的养父这样题材。这是只有莎士比亚这样的级别的大师才能真正驾驭的内容，凯歌同学想驾驭，实在是有些吃力了。
不过有趣的是，无论是哈姆雷特还是俄狄浦斯，说的都是一个男孩如何面对一个既是杀父仇人又是养育的恩人爱恨情仇的纠结过程，哈姆雷特为了这种纠结几乎发疯，而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而亚伯拉罕面临的是为了一个更伟大的父亲——上帝，而牺牲掉自己的孩子，其实也是一种自戕的痛苦，他做出了选择，但这个选择所造成的伤害则很难消除。
我们的《赵氏孤儿》在元杂剧创造之初篡改了司马迁的故事的原意——程婴的确换了孩子，但是用别人家的孩子换的，可是在元杂剧时期的《赵氏孤儿》变成了将自己的孩子掉包——为了突出政治正确的主流意识形态。
很多人都说陈凯歌这个作品中似乎让人很难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我试图了解的是，他没法说清楚，因为他自己试图为这场悬案提出一个结论，可是他无法得出结论，这是一个千古谜题，怎么能给出一个答案？
这是一个什么命题？
第一个命题就是父与子之间的攻击性与融合。
科学家发现，孩子在出生后的一两周内，面相会长得非常像父亲，然后才会开始有“自己”的面相发展趋势，从生物学上，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一个幼小的生命一出生就像父亲一样，那么会减少因为被父亲怀疑不是自己的子嗣而被消灭的危险。
在儿子开始的人生中，他们的第一个任务是和母亲融合——继续他们在娘胎里与母亲一体的状态，但是慢慢地他们会发现父亲会分享自己的母亲，母亲因而无法时时关注自己，也无法完全属于自己，这对孩子来说是一种生存的威胁，于是他们对父亲就会有愤怒的感受。
毁灭的冲动会在两个争夺女人的男人和男孩中慢慢萌生，但是这种萌生往往是无法表达的，因为首先孩子也能发现父亲的爱，同时也能发现父亲对于自己的妻子必须分神而照顾孩子而对孩子有了一些恨意；而且力量对比的巨大反差也让儿子对父亲的攻击性潜抑下来。
这时候，他往往会羡慕父亲的力量和权力，而试图认同父亲，希望自己也会成为父亲那样的人，渴望和父亲融合，但最终的冲动是取而代之。
在第一次自我意识觉醒期（3——5岁）无法完成的任务往往会在青春期时候再次需要完成，那时孩子已经有了成人的力量，开始试图反抗父权的压抑尝试寻求自我表达。
第二、杀死还是超越。
有趣的是，当孩子试图超越父亲的时候，他们所用的武器就是父亲所教给他们的，他们也必须要用父亲交到他手中的剑杀死父亲以完成一个男孩到男人的转化。我说的杀死父亲是指精神意义上的，一个无法在精神上超越父亲的人，或者说颠覆对父亲的权威崇拜的人，是无法真正长大的。然而毁灭绝不是超越，因为毁灭只是一种伤害和灭绝，一个人是无法在一片废墟中建立自己的家园的，父亲是无法被毁灭的，因为我们来自父亲，我们的血液和我们的精神都有父亲的痕迹，毁灭他就等于毁灭自己。这就是哈姆雷特们的悖论。他的痛苦不只是杀死一个他爱的人，而是他要杀死内心的一部分，他是为自己而哭泣。
张艺谋拍了《黄金甲》、再到陈凯歌拍的《赵氏孤儿》，他们的视角都是站在父亲这一边的，而西方的类似题材其实都是站在孩子这一边的——哈姆雷特、狮子王、俄狄浦斯……
张艺谋的《黄金甲》说的是一个父亲如何毁灭自己孩子试图成为男人的企图的，而陈凯歌则更是将这个孩子最终演变为一个实现内心恨意的工具。这个15岁孩子最终还是成为了一个刺客，这是他一出生就命定的任务，也是他生存下来的唯一意义。
如果说圣经中的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杀子命令只是一种测试——看看他是否心诚，看到亚伯拉罕真正将孩子放在祭坛上，上帝收回成命——只是一个有些过分的玩笑的话，那么我们的文化对此可要彻底得多。
为什么鲁迅的《狂人日记》中说中国五千年是一个吃人的历史，看看下面的典故就知道了：
在三国演义的第十九回，原文如下：且说玄德匹马逃难。正行间，背后一人赶至，视之乃孙干也。玄德曰：「吾今两弟不知存亡，妻小失散，为之奈何？」孙干曰：「不若且投曹操，以图后计。」玄德依言，寻小路投许都。途次绝粮，尝往村中求食。但到处，闻刘豫州，皆争进饮食。一日，到一家投信，其家一少年出拜，问其姓名，乃猎户刘安也。当下刘安闻刘豫州牧至，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妻以食之。玄德曰：「此何肉也？」安曰：「乃狼肉也。」玄德不疑，乃饱食了一顿，天晚就宿。至晓将去，往后院取马，忽见一妇人杀于厨下，臂上肉已都割去。玄德惊问，方知昨夜食者，乃其妻之肉也。玄德不胜伤感，洒泪上马。刘安告玄德曰：「本欲相随使君，因老母在堂，未敢远行。」玄德称谢而别，取路出梁城，忽见尘头蔽日，一彪大军来到。玄德知是曹操之军，同孙干径至中军旗下，与曹操相见，且说失沛城，散二弟，陷妻小之事。操亦为之下泪。又说刘安杀妻为食之事。操乃令孙干以金百两往赐之。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
管仲病重之后，齐桓公问他："你死后群臣之中谁可做相国？"管仲说："知臣莫如君。"桓公说："易牙这人怎么样？"回答说："他杀死自己的儿子来迎合国君，不合人情，不能任用。"桓公问："开方这人怎么样？"回答说："他抛弃双亲来迎合国君，不合人情，不可接近。"桓公说："竖刀（ｄｉāｏ，貂）这人怎么样？"回答说："阉割自己来迎合国君，不合人情，不可亲信。"
至于著名的刘邦和项羽的故事那更不用提了：项羽抓了刘邦的父亲要下锅，刘邦说，那让我也分一杯羹？
杀妻、杀子、杀父、自我阉割……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中最残酷的一面。刘安杀妻后，无论是刘备还是曹操都为之表彰；而《赵氏孤儿》更是在元代开始就宣扬为了崇高的理想，可以牺牲掉自己的孩子……
说了这么多一言以蔽之：我们的文化就是八个字：“欲练神功，挥刀自宫”，我们的文化的这个面向是一种自我阉割的文化。
如果我们的文化中有等级和阶层的概念，那么一些伟大的词汇就像那些需要我们驯服和融合的父亲一样，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词汇——中国人都知道，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些词汇的包围中，我们一度靠呼吸它们长大。
为了实现融合，我们的文化要求我们的儿子们成为精神的太监，而取悦文化的需要。我们的文化不仅需要女人的贞洁，更要求男人的“去势”。这个国家只有一个人，或者说只有一种人是有雄性特质的，其他人都要成为没有性别的工蚁，这也许是我们文化的一个潜台词。
在这样的文化暗示里，刘安这样的人，是被鼓励和允许将其他人当成工具来实现崇高的目标，而最终服从追随这种文化，也会让自己成为这个文化的道具。
于是我们的文化就是只有小男孩和大太监的文化。或者说我们每个人都成了工具。即使是皇帝也要发现自己的权力几乎等于零，因为无论这个酒喝与不喝，他都是错的。（剧透）一个权臣（屠岸贾）最大的悲哀就是当他将所有人都当成工具，而且还是不值得真正信任的工具时，他生活在处处都是敌人的世界，他也试图放下屠刀，可是最终还是无法放下，他的敌人在他心里。
那些靠奴役、驱使、操纵和剥削以及毁灭试图完成需要的人，最终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悖论，那就是当我们需要爱，需要认可、接纳、归属感和价值感的时候，我们用剥夺其他人的认可、接纳、归属感和价值感的方式是无法得到的。
他们所得到的都是一个幻象，一个似是而非，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赝品，他们试图成为当年那个剥夺了他们的自我，使他们成为工具的父亲，但最终发现当自己成为父亲，并打败了父亲以后，却要面对的是一个更荒芜的自己，这就好像一个人为了成为皇帝而拥有三宫六院而通过做太监篡位，最后发现自己没有能力一样。
这是一个悖论。
在这一点上，我不相信革命，不相信暴力专政，罗伯斯庇尔的法国大革命的实验已经证实了一切，我不相信战争，我不相信权力和控制，我相信超越父亲，一定要用爱。
而我们的文化如果坚持用父亲的眼光来审视这个命题的话，就说明我们根本没有试图长大，我们没有真正体验过哈姆雷特式的悲哀，没有体会到俄狄浦斯的悲怆，没有感受到剥离文化母体而发现新生的再生过程。
如果说张艺谋的《黄金甲》试图告诉我们，孩儿们还是无法动摇父权的基座，那么陈凯歌则告诉我们《赵氏孤儿》终于谋杀了父亲，但却是以成为另一个父亲的工具做代价。
他们这一代，看来是无法摆脱伟大父亲们的窠臼了，伟大的理想将他们抓住了，让他们踉跄地在这个混乱的文化世界里奔走，他们真的想成为那个至高无上的父亲，可是他们动摇了，同时成为工具的快感，融为一体的幸福他又强烈地吸引着他们，于是他们无法真正表达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于是只剩下空洞的说教与蹩脚的情节。
某种程度上，陈凯歌的那个荒诞的结局——杀死了一国的权臣的父子居然满身鲜血从相府里走出，还是在某一点让我高兴的，那就是父亲死了，而儿子可以做老百姓了，他可以选择成为他自己了，这本来是上一代的恩怨，和这个孩子无关。
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传承的，而何时我们可以放下文化放在我们的肩头的重担，拒绝父亲们孩子般的期待，告诉他们：我很爱你，爸爸；可是我不能接受不属于我的东西，你的情绪，你的任务和你的人生，我想把属于你的还给你，我想用我的方式，表达我对你的爱。
再见。
一个无法在精神上超越父亲的人，或者说颠覆对父亲的权威崇拜的人，是无法真正长大的。然而毁灭绝不是超越，因为毁灭只是一种伤害和灭绝，一个人是无法在一片废墟中建立自己的家园的，父亲是无法被毁灭的，因为我们来自父亲，我们的血液和我们的精神都有父亲的痕迹，毁灭他就等于毁灭自己。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它的难处在于，只有一个世界级的大师才能驾驭如此深刻的内容。当我们提到莎士比亚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哈姆雷特，当我们说到弗洛伊德，我们会想到俄狄浦斯情结，当我们说到圣经，会想到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的忠诚而要求他将儿子作为祭祀……
哈姆雷特也好，好莱坞的《狮子王》也好，都说的是一个为死去的父亲报仇，而杀死一个抚养自己的父亲的故事；俄狄浦斯的故事则更直接，说的是希腊神话中忒拜（Thebe）的国王拉伊奥斯（Laius）和王后约卡斯塔（Jocasta）的儿子，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并娶了自己的母亲。圣经的故事中也出现了这种为了更高的理想和信仰而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的情节。
而我们的《赵氏孤儿》则是集杀子、杀父、杀父的仇人兼自己的养父这样题材。这是只有莎士比亚这样的级别的大师才能真正驾驭的内容，凯歌同学想驾驭，实在是有些吃力了。
不过有趣的是，无论是哈姆雷特还是俄狄浦斯，说的都是一个男孩如何面对一个既是杀父仇人又是养育的恩人爱恨情仇的纠结过程，哈姆雷特为了这种纠结几乎发疯，而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而亚伯拉罕面临的是为了一个更伟大的父亲——上帝，而牺牲掉自己的孩子，其实也是一种自戕的痛苦，他做出了选择，但这个选择所造成的伤害则很难消除。
我们的《赵氏孤儿》在元杂剧创造之初篡改了司马迁的故事的原意——程婴的确换了孩子，但是用别人家的孩子换的，可是在元杂剧时期的《赵氏孤儿》变成了将自己的孩子掉包——为了突出政治正确的主流意识形态。
很多人都说陈凯歌这个作品中似乎让人很难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我试图了解的是，他没法说清楚，因为他自己试图为这场悬案提出一个结论，可是他无法得出结论，这是一个千古谜题，怎么能给出一个答案？
这是一个什么命题？
第一个命题就是父与子之间的攻击性与融合。
科学家发现，孩子在出生后的一两周内，面相会长得非常像父亲，然后才会开始有“自己”的面相发展趋势，从生物学上，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一个幼小的生命一出生就像父亲一样，那么会减少因为被父亲怀疑不是自己的子嗣而被消灭的危险。
在儿子开始的人生中，他们的第一个任务是和母亲融合——继续他们在娘胎里与母亲一体的状态，但是慢慢地他们会发现父亲会分享自己的母亲，母亲因而无法时时关注自己，也无法完全属于自己，这对孩子来说是一种生存的威胁，于是他们对父亲就会有愤怒的感受。
毁灭的冲动会在两个争夺女人的男人和男孩中慢慢萌生，但是这种萌生往往是无法表达的，因为首先孩子也能发现父亲的爱，同时也能发现父亲对于自己的妻子必须分神而照顾孩子而对孩子有了一些恨意；而且力量对比的巨大反差也让儿子对父亲的攻击性潜抑下来。
这时候，他往往会羡慕父亲的力量和权力，而试图认同父亲，希望自己也会成为父亲那样的人，渴望和父亲融合，但最终的冲动是取而代之。
在第一次自我意识觉醒期（3——5岁）无法完成的任务往往会在青春期时候再次需要完成，那时孩子已经有了成人的力量，开始试图反抗父权的压抑尝试寻求自我表达。
第二、杀死还是超越。
有趣的是，当孩子试图超越父亲的时候，他们所用的武器就是父亲所教给他们的，他们也必须要用父亲交到他手中的剑杀死父亲以完成一个男孩到男人的转化。我说的杀死父亲是指精神意义上的，一个无法在精神上超越父亲的人，或者说颠覆对父亲的权威崇拜的人，是无法真正长大的。然而毁灭绝不是超越，因为毁灭只是一种伤害和灭绝，一个人是无法在一片废墟中建立自己的家园的，父亲是无法被毁灭的，因为我们来自父亲，我们的血液和我们的精神都有父亲的痕迹，毁灭他就等于毁灭自己。这就是哈姆雷特们的悖论。他的痛苦不只是杀死一个他爱的人，而是他要杀死内心的一部分，他是为自己而哭泣。
张艺谋拍了《黄金甲》、再到陈凯歌拍的《赵氏孤儿》，他们的视角都是站在父亲这一边的，而西方的类似题材其实都是站在孩子这一边的——哈姆雷特、狮子王、俄狄浦斯……
张艺谋的《黄金甲》说的是一个父亲如何毁灭自己孩子试图成为男人的企图的，而陈凯歌则更是将这个孩子最终演变为一个实现内心恨意的工具。这个15岁孩子最终还是成为了一个刺客，这是他一出生就命定的任务，也是他生存下来的唯一意义。
如果说圣经中的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杀子命令只是一种测试——看看他是否心诚，看到亚伯拉罕真正将孩子放在祭坛上，上帝收回成命——只是一个有些过分的玩笑的话，那么我们的文化对此可要彻底得多。
为什么鲁迅的《狂人日记》中说中国五千年是一个吃人的历史，看看下面的典故就知道了：
在三国演义的第十九回，原文如下：且说玄德匹马逃难。正行间，背后一人赶至，视之乃孙干也。玄德曰：「吾今两弟不知存亡，妻小失散，为之奈何？」孙干曰：「不若且投曹操，以图后计。」玄德依言，寻小路投许都。途次绝粮，尝往村中求食。但到处，闻刘豫州，皆争进饮食。一日，到一家投信，其家一少年出拜，问其姓名，乃猎户刘安也。当下刘安闻刘豫州牧至，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妻以食之。玄德曰：「此何肉也？」安曰：「乃狼肉也。」玄德不疑，乃饱食了一顿，天晚就宿。至晓将去，往后院取马，忽见一妇人杀于厨下，臂上肉已都割去。玄德惊问，方知昨夜食者，乃其妻之肉也。玄德不胜伤感，洒泪上马。刘安告玄德曰：「本欲相随使君，因老母在堂，未敢远行。」玄德称谢而别，取路出梁城，忽见尘头蔽日，一彪大军来到。玄德知是曹操之军，同孙干径至中军旗下，与曹操相见，且说失沛城，散二弟，陷妻小之事。操亦为之下泪。又说刘安杀妻为食之事。操乃令孙干以金百两往赐之。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
管仲病重之后，齐桓公问他："你死后群臣之中谁可做相国？"管仲说："知臣莫如君。"桓公说："易牙这人怎么样？"回答说："他杀死自己的儿子来迎合国君，不合人情，不能任用。"桓公问："开方这人怎么样？"回答说："他抛弃双亲来迎合国君，不合人情，不可接近。"桓公说："竖刀（ｄｉāｏ，貂）这人怎么样？"回答说："阉割自己来迎合国君，不合人情，不可亲信。"
至于著名的刘邦和项羽的故事那更不用提了：项羽抓了刘邦的父亲要下锅，刘邦说，那让我也分一杯羹？
杀妻、杀子、杀父、自我阉割……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中最残酷的一面。刘安杀妻后，无论是刘备还是曹操都为之表彰；而《赵氏孤儿》更是在元代开始就宣扬为了崇高的理想，可以牺牲掉自己的孩子……
说了这么多一言以蔽之：我们的文化就是八个字：“欲练神功，挥刀自宫”，我们的文化的这个面向是一种自我阉割的文化。
如果我们的文化中有等级和阶层的概念，那么一些伟大的词汇就像那些需要我们驯服和融合的父亲一样，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词汇——中国人都知道，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些词汇的包围中，我们一度靠呼吸它们长大。
为了实现融合，我们的文化要求我们的儿子们成为精神的太监，而取悦文化的需要。我们的文化不仅需要女人的贞洁，更要求男人的“去势”。这个国家只有一个人，或者说只有一种人是有雄性特质的，其他人都要成为没有性别的工蚁，这也许是我们文化的一个潜台词。
在这样的文化暗示里，刘安这样的人，是被鼓励和允许将其他人当成工具来实现崇高的目标，而最终服从追随这种文化，也会让自己成为这个文化的道具。
于是我们的文化就是只有小男孩和大太监的文化。或者说我们每个人都成了工具。即使是皇帝也要发现自己的权力几乎等于零，因为无论这个酒喝与不喝，他都是错的。（剧透）一个权臣（屠岸贾）最大的悲哀就是当他将所有人都当成工具，而且还是不值得真正信任的工具时，他生活在处处都是敌人的世界，他也试图放下屠刀，可是最终还是无法放下，他的敌人在他心里。
那些靠奴役、驱使、操纵和剥削以及毁灭试图完成需要的人，最终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悖论，那就是当我们需要爱，需要认可、接纳、归属感和价值感的时候，我们用剥夺其他人的认可、接纳、归属感和价值感的方式是无法得到的。
他们所得到的都是一个幻象，一个似是而非，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赝品，他们试图成为当年那个剥夺了他们的自我，使他们成为工具的父亲，但最终发现当自己成为父亲，并打败了父亲以后，却要面对的是一个更荒芜的自己，这就好像一个人为了成为皇帝而拥有三宫六院而通过做太监篡位，最后发现自己没有能力一样。
这是一个悖论。
在这一点上，我不相信革命，不相信暴力专政，罗伯斯庇尔的法国大革命的实验已经证实了一切，我不相信战争，我不相信权力和控制，我相信超越父亲，一定要用爱。
而我们的文化如果坚持用父亲的眼光来审视这个命题的话，就说明我们根本没有试图长大，我们没有真正体验过哈姆雷特式的悲哀，没有体会到俄狄浦斯的悲怆，没有感受到剥离文化母体而发现新生的再生过程。
如果说张艺谋的《黄金甲》试图告诉我们，孩儿们还是无法动摇父权的基座，那么陈凯歌则告诉我们《赵氏孤儿》终于谋杀了父亲，但却是以成为另一个父亲的工具做代价。
他们这一代，看来是无法摆脱伟大父亲们的窠臼了，伟大的理想将他们抓住了，让他们踉跄地在这个混乱的文化世界里奔走，他们真的想成为那个至高无上的父亲，可是他们动摇了，同时成为工具的快感，融为一体的幸福他又强烈地吸引着他们，于是他们无法真正表达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于是只剩下空洞的说教与蹩脚的情节。
某种程度上，陈凯歌的那个荒诞的结局——杀死了一国的权臣的父子居然满身鲜血从相府里走出，还是在某一点让我高兴的，那就是父亲死了，而儿子可以做老百姓了，他可以选择成为他自己了，这本来是上一代的恩怨，和这个孩子无关。
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传承的，而何时我们可以放下文化放在我们的肩头的重担，拒绝父亲们孩子般的期待，告诉他们：我很爱你，爸爸；可是我不能接受不属于我的东西，你的情绪，你的任务和你的人生，我想把属于你的还给你，我想用我的方式，表达我对你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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