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三年，在巴尔干地区发生了两次战争。战争的结果，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势力进一步在这个地区渗透进来。奥匈帝国还伺机蓄意消灭塞尔维亚国家；俄国则把塞尔维亚当作自己争霸巴尔干的前哨。在奥塞冲突的背后，酝酿着俄奥的冲突并势必引起俄、英、法三国协约与德、奥、意三国同盟的斗争。这样，巴尔干成了各西方列强矛盾的焦点和欧洲的火药库。
弗洛伊德对于战争爆发前所发生的国际危机早就心怀不满。一九一二年，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谴责各大国的争夺，称当时为“可恨的时代”。但是，他对政治的厌恶又使他千方百计地逃离政治，因此，他和其他许多奥地利人一样，并没预料到战争将在一九一四年爆发。当战争爆发时，他感到震惊。但很快他又陷入少年时代的那种热情――读者可以回顾弗洛伊德在一八七零年普法战争爆发时的狂热态度。接着，弗洛伊德陷入了冷静状态，置战争于不顾，专心研究他的理论问题。
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月内，他坚持指导两份杂志――《精神分析杂志》和《意象》――的出版工作。同时，在一九一五年春的六周内分写出了五篇包含着他的重要理论观点的论文。《本能及其变迁》和《论压抑》是在三周内写成的，他最满意的《论潜意识》是在两周内写成的，而《对梦的理论的超心理学的补充》和《悲伤与忧郁症》则是在十一天内完成的。
在一九一五年春末夏初的六周内，他又接二连三地写出了五篇以上的论文。八月，他写信给钟斯说，他计划要写的关于超心理学的十二篇论文全部完成了。他说，他准备将这些文章以书的形式发表出去，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后来，在这一系列论文中，有七篇没有正式发表。这些论文可能被弗洛伊德本人烧毁了，因为他不满这些文章的质量。
从表面看来，战争的爆发并没有严重地干扰弗洛伊德的学术活动，即使是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活动也仍然没有中断。
由于阿德勒与容格相继离开弗洛伊德，一九一三年夏天，就组成了一个“守护”弗洛伊德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首先由钟斯向费伦齐提出，接着，又得到了奥多兰克、查赫、阿伯拉罕以及弗洛伊德本人的支持。但是，弗洛伊德觉得，这个委员会如果要发挥它的作用，就必须继续扩大。所以，弗洛伊德本人亲自推荐马克斯艾丁根也参加这个委员会。在写给艾丁根的信中，弗洛伊德说：“这个委员会的奥妙在于分负我的重担以保证未来的前途，这样一来，我才可以平稳而安心地沿着我的道路走到底。”
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它的创始人钟斯。这个委员会成立以后，至少在十年之内，一直很顺利和很圆满地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保卫弗洛伊德的荣誉与学说，反击对于弗洛伊德本人及其学说的各种攻击。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中，对这个委员会所起的作用表示非常满意。他说：“和那些离弃我的人（如容格、阿德勒、斯泰克尔及其他少数人）相比，还有更多的人如阿伯拉罕、艾丁根、费伦齐、兰克、钟斯、布利尔、查赫、裴斯特、范埃姆登、雷克及其他等人，都忠诚地与我合作十五年以上，而且绝大多数都和我私交甚笃。”
一九一五年，兰克和查赫被征召入伍，费伦齐也成为匈牙利军队的军医。这时，弗洛伊德逐渐地感觉到了这场战争的危害性――它正逐渐地夺去他的亲密朋友和亲人（他的大儿子马丁和小儿子厄纳斯特在大战爆发后不久就参军了）。弗洛伊德不得不在与他的亲密朋友的通信中寻求慰藉。
战争的爆发还促使弗洛伊德诊疗所的病人越来越少。战前，从欧洲各地来看病的人很多；现在，病人寥寥无几。所以在弗洛伊德的一生中，这是一段最空闲的时期。他利用这段时间写了不少论文。他不仅努力地写作，还绞尽脑汁地思考各种问题。他用学术和理论上的艰苦研究工作来回避外间世界的讨厌事务。他在给费伦齐的信中说：“我给这个世界的贡献大大地超过了它所给予我的东西。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脱离这个世界，我希望这种状况能一直维持到大战结束。……”
在当时，弗洛伊德除了著述以外，还给维也纳大学开讲《精神分析学导引》。在弗洛伊德的学生当中，有一位叫洛安德利斯。沙洛姆的女学生。她在战前就已经是弗洛伊德的学生，她是善于敏锐地发现伟大人物的女人，她的朋友包括许多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如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瑞典剧作家斯特林贝格，奥地利诗人李尔克，
奥地利剧作家斯尼兹尔和法国雕塑家罗丹等人。
沙洛姆曾自豪他说，她曾迷恋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两位最伟大的人物：尼采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高度地评价了沙洛姆女士的品格，而沙洛姆也很推崇弗洛伊德的科学成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弗洛伊德一直保持同沙洛姆的联系。沙洛姆在致弗洛伊德的信中表示，人类的未来是乐观的。弗洛伊德在给他的回信中说，“人类将战胜这场战争，但我确实认识到我和我的同代人将再也不会看到一个快乐的世界。一切都是令人讨厌的……”
弗洛伊德一方面厌恨战争，另一方面也对容格等人的分裂运动感到愤慨。所以，他对形势的看法越来越悲观。一九一四年，弗洛伊德曾在他所著的《论精神分析运动史》中严厉地批评了容格与阿德勒的观点。在大战爆发期间，他集中精力深入研究潜意识及其他有关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课题。通过这些不停地著述活动，他试图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阵地。
一九一五年，奥地利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李尔克访问弗洛伊德。当时，李尔克已经四十岁，而弗洛伊德则已经是快六十岁的老人。李尔克因被征入伍而来到维也纳，两人在谈话中讨论了文学创作的问题。
一九一六年新年，弗洛伊德在致艾丁根的信中说，“关于战争，很难说到什么。没有人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会导致什么以及会延续到多久。……这里的消耗是很严重的，而且即使在德国也不再存在牢靠的乐观前景。”他在信中还说，他的大儿子已升为中尉，而小儿子是准尉，他们俩都正在意大利前线作战。他的另一个儿子奥利沃作为工程兵正在喀尔巴阡山开凿隧道。弗洛伊德很关心自己的儿子的生死前途，他每天都以焦急的心情看四份报纸。
一九一六年，弗洛伊德的生活面临许多困难。战争使粮食严重地缺乏起来。在这一年弗洛伊德的许多信中，弗洛伊德都提到他的家人面临着缺粮的威胁。他还得了重感冒病，使他的身体衰弱起来。他的六十岁生日是过得很凄惨的――几个儿子都在前线，又没有足够的东西吃。
到了一九一七年，弗洛伊德的境况更加困难。物质短缺、粮食不足、经济上更加紧张。弗洛伊德还患了严重的风湿症，写字的时候，手不停地颤抖着。但弗洛伊德在信中说：“我的精神并没有受到动摇。……这就表明，一个人的精神生活是多么重要啊！”
一九一七年夏天，他在措尔巴多山区度假。这个有四千尺高的山区，天气很凉快，但时时有风暴。弗洛伊德尚能到户外散步，并兴致勃勃地去搜集蘑菇。费伦齐、查赫、艾丁根和兰克也到那儿同他一块度假。
那年春天，弗洛伊德写了一篇论文――《精神分析过程中的一个难题》。在这一年，弗洛伊德还把一九一五年出版过的《精神分析导引》加以扩充再版发行。
一九一七年底，弗洛伊德的下颚癌的最初征候开始表现出来。他的这种病最忌吸烟，但对他来说，戒烟是很大的精神痛苦。他的下颚经常颤抖，而且不时地发痛。弗洛伊德逐渐地担心，他会在他母亲去世前死去，而这将给他的老母一个不堪忍受的打击。一想到这，他就更加忧虑。
一九一八年八月，德军固守多年的“兴登堡防线”被英、美、法联军突破。这时，德国的战败已成定局。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布结束前夕，中断了三年多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第五次大会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
九月二十八日，大会在布达佩斯的匈牙利科学院大厅正式开幕。
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说：“在德国全面崩溃之前，最后一次集会于一九一八年在布达佩斯举行。那时中欧同盟国曾派官方代表参加大会，他们赞同设立一些精神分析站，以治疗战场神经质病。可惜这个目标一直都没有实现。同样的，我们的主要会员之一安东弗伦德曾设想一套周密的计划，要在布达佩斯设立一个精神分析研究与治疗中心，但也因为当时政治形势混乱，加上弗伦德本人的早死，而无法实现。此外，在布尔什维克统治匈牙利时期，费伦齐也以官方正式承认的精神分析专家的身分在布达佩斯大学开设精神分析课。”
这里所说的东欧各国政府指的是奥地利、德国和匈牙利政府。这些国家的政府代表参加了大会，表明在世界大战中出现了许多患严重精神病的士兵。
布达佩斯代表大会推选费伦齐担任主席。几个月以后，即到一九一九年春夏期间，布达佩斯大学有数千名学生请求政府委派费伦齐到大学开设精神分析课。
在布达佩斯代表大会上，弗洛伊德宣讲的论文的题目是《精神分析治疗法的前进方向》。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大战结束了。
弗洛伊德焦急地等候他的儿子们能从前线平安地归来。他等了好几个礼拜，一直没有得到大儿子的音信。十二月三日，他终于收到他的大儿子马丁自意大利寄来的明信片，他才知道：马丁和其他奥地利军队被意大利人民包围，后来，他被送到意大利医院治疗。马丁在医院里，一直住到一九一九年八月为止。
在战争刚刚结束、纸张短缺的情况下，弗洛伊德还成功地出版了他的《精神分析短论集》第四卷。这一卷厚达七百多页，比前三卷的总数还要多。
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和平并没有真正的到来。弗洛伊德在苦闷的气氛中，只好继续
发奋著书。这一年，他的爱情心理学中的第三篇论文――《处女之谜――一种禁忌》――发表了。与此同时，“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在维也纳正式成立。弗洛伊德的其他著作――《一个神经质儿童的故事》（又名《狼人》）、《恶心的东西》和《孩子挨打》――也先后出版。
社会的动乱使弗洛伊德一家人的生活笼罩了一片阴影。弗洛伊德本人的诊所收入少得可怜，他的儿子、女婿找不到工作。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零年的冬天，天气寒冷，又买不到燃料。弗洛伊德不得不在零下十多度的严寒下，守候着没有暖气的诊室，寒冷迫使他在室内穿上大衣和皮手套。晚上，弗洛伊德又要用冻僵了的手执笔写稿和校阅稿样。
由于经济困难，弗洛伊德不得不靠借债度日。通货膨胀的结果，使他原有的价值十五万克朗的存款化为乌有。这样，当他六十岁开外的时候，他手头仍然一文不名。
在这一时期，弗洛伊德曾写信给钟斯说：“我简直不堪回首那最暗淡的日子……我知道你的处境也是很困难……遗憾的是，我不能为你提供任何有益的东西……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很坏的年头里。”
一九一九年底，弗洛伊德夫人也身患重感冒而更加衰弱了。
在战后一段时间内，唯一给弗洛伊德带来慰藉的，是精神分析运动的广泛发展。
战争带来的灾难，使精神病患者的人数更多了。另外，更重要的是，人们在精神上的空虚、苦闷和悲观，使人们更加重视精神分析学，希望求助于它来探索解除精神苦闷的奥秘。
因此，战争结束以后，西欧各国政府、学者和普通人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大大增加。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各国的支会进一步有所发展，对于精神分析的研究活动也大大增加了。
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说：“欧战虽然摧毁了好多好多的社团组织，但对我们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却毫无影响。战后第一次集会在中立国荷兰的海牙举行。东主国荷兰殷勤地接待来自中欧各国的赤贫挨饿的代表们，景况令人感动。我相信这是英、德两国的人在战后的废墟上第一次围桌而坐，共同友善地讨论双方感兴趣的问题。对于战场神经病的观察，终于打开了医学界的眼界，使他们看到了心理因素在神经病中的重要地位。”
一九二零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召开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精神分析学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稳固基础。战争使精神分析学深入人心，渗透到各个社会生活领域，渗透到一切与人类的精神生活有关的学科中去。从此，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迈入了崭新的阶段。精神分析学开始成为无形的精神酵母注人文学、艺术、社会学、教育学、法学、政治学等领域；而在渗透的过程中，不但精神分析学起到了改造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部门的作用，而且，精神分析学的不足部分得到了发展和补充，它的不准确部分得到了纠正和改造。
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弗洛伊德担负起更重的任务――他要负起在理论上补充、发展、修正精神分析学的重任，还要指导它在各部门的实际应用，总结新的经验。
一九一九年，维也纳大学把弗洛伊德从副教授提升到正教授，但仍然没有让他在学校和系里担任学术上或行政上的领导职务。
一九二零年三月，弗洛伊德写信给费伦齐说：“我刚刚完成一篇二十六页长的论被虐待狂的病源学的论文，这篇论文的题目叫做《孩子挨打》。我已经开始写第二篇文章，它的题目带有神秘的色彩：《快乐原则的彼岸》。”这篇文章于那年夏末写就。
《快乐原则的彼岸》是弗洛伊德在整个二十年代所写的有关本能的一系列论文的第一篇。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由于“本能”理论的建立，使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理论更加成熟和更加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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