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符茨堡学派无意象思维实验的争论与启示
作者: 陈巍,郭本禹 / 4428次阅读 时间: 2011年3月12日
来源: 心理学 2011年第2期 标签: 陈巍 符茨堡学派 构造主义 郭本禹 联想主义 无意象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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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符茨堡学派无意象思维实验的争论与启示*
——纪念符茨堡学派创立110周年
陈巍郭本禹
(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系,江苏 南京,210097)
摘要:以屈尔佩为首的符茨堡学派通过系统性实验内省法发现了人类思维的无意象特征。这不仅揭开了科学心理学对高级心理学过程的研究序幕,也是实验心理学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之一。围绕无意象思维实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根据相关文献史料,对符茨堡学派重要成员在无意象思维领域内的各自理论、概念与实验论据进行了系统介绍。分析和讨论了对无意象思维实验的积极、消极与混合反馈。最后阐明了这场争论对拓宽心理学研究对象,丰富心理学科学方法上所具有的双重意义与启示。
关键词:符茨堡学派;无意象思维;系统性实验内省法;构造主义联想主义

Controversy and Enlightenment from the Würzburg School’s Experiment of Imageless Thought
——110th Anniversary of Originated with the Würzburg School
Chen Wei, Guo Benyu
(Psychology Department;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Würzburg School, headed by Oswald Külpe, discovered human imageless thought by using systematic experimental introspection. It is not only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that scientific psychology takes up research on higher mental processes, but also the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The experiments of imageless thought triggered a firestorm of controversy. Based on the related material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s the theories, conceptions, empirical evidence of Würzburgers in field of imageless thought; analyses and discusses the negative, positive, and mixed reactions; finally, elucidates the double significances and enlightenments of this controversy, namely broadening the study object of psychology and enriching the scientific method of psychology.
Key words: Würzburg School; Imageless Thought; Method of Systematic Experimental Introspection; Structuralism; Associationism

一、符茨堡学派的缘起
符茨堡学派(Würzburg School)因奥斯瓦尔德·屈尔佩(Oswald Külpe)领导以符茨堡大学为中心的心理学家研究无意象思维(imageless thought)而得名。这一学派存在于1900年至1920年间[①]。学派的主要成员有:迈尔(A.Mayer)、奥尔特(J.Orth)、马尔比(K.Marbe)、瓦特(H.J.Watt)、阿赫(N.K.Ach)、彪勒(K.Bühler)、麦塞尔(A.Messer)、塞尔兹(O.Selz)、奥格登(R.M.Ogden)、惠特海默(M.Wertheimer)、考夫卡(K.Koffka)等人。1894年,作为冯特得意门生的屈尔佩来到符茨堡大学任教授,并于1896年与马尔比一起按冯特的莱比锡模式建立了心理学研究所。在符茨堡大学工作的15年间,他指导、鼓励其实验室的学生和同事进行了许多关于思维的实验研究,先后取得了50多项研究成果。
符茨堡的工作最早发轫于迈尔(A.Mayer)和奥尔特(J.Orth)在1901年发表的《联想性质的研究》一文。他们的实验发现在联想过程中,除了具有意象特征的情感基调(feeling tone)和意志行为(acts of will)外,还存在“第三种意识活动”。迈尔作为被试通过观察发现,紧跟着刺激词“韵律”(meter)之后不是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定义,而会出现一种特殊的意识过程,接着报告反应词“扬抑格”(trochee)[②],并且无法在他的意识中找到用来对心理事件做出反应的意象的丝毫痕迹[1]。他们将这类意识经验称之为无意象思维(imageless thought)。符茨堡学派的主要研究范式基本都是通过被试自主控制来对思维过程进行检验。那么,他们的实验是怎样进行的呢?其核心方法便是在思想进程中对自我进行系统和实验性的观察,又称“系统性实验内省法”(systematic experimental introspection)[2]。这种方法是把整个内省过程分成几个阶段来进行自我观察,通过实验引发特定的心理进程,要求被试准确汇报进程中的意识经历,同时用仪器记录下每个阶段的时间。如屈尔佩在实验中问被试:“你是否理解这句话:想法是如此难理解,以至有些人更愿意给他下判断?”被试要尽可能准确描述测试期间的意识过程[3]。此外,他们还要求被试尽可能精确详细地去描述他们先前的回答。通过对这些实验的分析使被试产生一种自我观察(Selbstbeobachtung, self-observation)。研究发现,对思维过程的观测是不能被解释成完全由意象联结起来的结果。于是,他们相信存在着一些无意象的因素,这些因素驱使思维朝着某一方向运行,并且决定了思维的过程。

囿于篇幅,我们仅围绕符茨堡学派几位重要成员在无意象思维领域各自提出的理论观点、概念与实验论据展开简要阐述,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无意象思维实验所引发的争论与启示。

二、无意象思维实验研究

1. 马尔比与重量判断研究

马尔比(K.Marbe, 1869-1953)是德国心理学家,也是符茨堡心理学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和符茨堡学派的重要成员。他在《判断的实验心理学研究:逻辑导论》(1901)一书中,详细论述了他关于判断的实验研究。在马尔比的判断实验中,他想要回答如下问题:是否所有形成的判断行为都存在一种具有同样特征的现象学特质?是否存在一种特殊的可感受的特质(quale)(如感觉)来区别行为和判断的来源?当时的许多研究者都认为这样的可感受的特质是确实存在的。为了验证这些假设,马尔比设计了一些实验情境驱使被试形成判断,进而要求被试在形成这些判断的过程中报告他们的有意识的心理体验。所谓实验中的判断,马尔比指的是预言“正确”和“错误”的意识过程,并能在有意义的方式下使用[4]。例如任务——实验中要求被试提起两个圆柱形的重物(这两个圆柱体的重量是不同的,一个为25克,另一个为110克,但看起来两者相同),先提起一个后再提起另一个。接着让这些被试判断这两个圆柱体哪个更重,并把他们认为更重的圆柱体正面朝下放置。被试回答——在把重物翻过来放之前,在意识中出现了声学上的口头描述“翻转”。但除了对重物重量的感觉和动觉(kinaesthetic sensations)外并没有任何感觉[5]。

对整个符茨堡学派的无意象思维研究而言,马尔比的判断实验研究的意义在于假使内省发现的意象和感觉不足解释意识,那么意识中还有何种其他内容可以为意识所解释呢?马尔提出了“意识态度”(Bewusstseinslagen, conscious attitudes)的概念来解释这一问题。也就是说,被试的理性结论可能产生于非理性的思维过程中。这一实验结果与冯特等人的传统观点发生了冲突。传统观点认为,被试作出正确判断的心理条件是将两个重量的意象进行比较,思维的过程像逻辑学的三段论过程那么清晰明确[6]。

2. 阿赫与思维研究

阿赫(N.K.Ach, 1871-1946)是德国心理学家。阿赫对无意象思维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提出的三个重要概念上,即:系统性实验内省法、决定趋势和觉知。“系统性”这一形容词意旨分段,也即将内省过程分成三个阶段:1.内省前的阶段,包括在信号词(预备/开始)和刺激呈现之间的时间。2.内省中阶段,包括实验过程中实际的体验(不是反应本身,而是导致反应的体验)。3.内省后阶段,伴随反应阶段之后的心理过程[7]。“实验”一词意指计时器或其他装置,主要是运用希普计时器(Hipp’s chronoscope)这样的装置。阿赫以此说明,要了解系统性内省或内省的阶段,必须依靠严密的自然科学技术。

阿赫通过使用计时码表打印机(Chronotyper),在实验中发现了决定趋势(determining tendency)现象。意指被试在完成一个任务时,往往受到其在知觉刺激前所处状态的影响,而这种状态是无意识。阿赫把这种无意识影响称做“预备中的一个因素”,它会促进被试的联想趋势,所以叫做“决定趋势”。例如,阿赫进行了一系列有处于催眠状态的被试参加的专门实验。被试根据指令从催眠状态中醒来,尽管他们已经不记得这个指令以及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他们是以这些指令和问题为根据来解题的[8]。在这些实验中揭示了在思维过程中具有直接影响被试思维加工的无意识的定性和选择性因素,这便是决定趋势,它不同于联想,因为在思维过程中后者不具有明确的加工方向。

阿赫在实验中还发现了觉知(Bewusstheit, awareness)现象,并将其从奥尔特、迈尔与马尔比的“意识状态”概念中分离出来,作为一类特殊的感受类别[9]。觉知意指一种无意象的、感觉模糊的、不易描述的意识内容。比如,一个人可能在实际上并未听到闹钟响的情况下意识到闹钟将响。阿赫将其注解为“unanschaulich”,后来铁钦纳把它译成“不易理会的”(impalpable)[10]。阿赫的系统性实验内省研究不仅发现思维中存在可以理会的内容,而且还有不易理会的内容。

3. 彪勒与思维实验

彪勒(K.Bühler, 1879-1963)是德国心理学家,也是符茨堡学派中的激进分子。彪勒认为,当思维逐渐并有意识地发生时,它们是完全可以被观察到的。但实验任务的设置要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和难度,否则被试可以通过快速的、机械的和不可观察的方法去解决那些较简单的问题。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实验中所呈现的问题越难越好,彪勒更多强调的是对被试任务的合理选择。因为,即便是同样一个问题,并不都能引发每一个被试的思考。因而,在实验过程中,主试不仅要合理选择问题,还要在问题的选择上多尝试,以激发被试的思考。在被试回答完问题后,又要求被试尽可能说清楚他在实验过程中经验到什么。另外,这种自我观察的方法是否可靠和客观也是彪勒所要考虑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三种办法来保证自我观察结果的客观性。首先,使用有经验的被试。彪勒只信任当时的屈尔佩教授和杜尔(J. Dürr)讲师。第二,被试能检查报告的内部一致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彪勒相信,最近的思维过程的自我观察报告也能在某一时间点后通过对这些同样思维过程的记忆来测试。

彪勒一共主导完成了六个自我观察报告实验系列。在第一个实验系列中,被试所面对的是,诸如“你知道奥伊肯(Eucken)所说的世界历史统觉(world-historical apperception)的意思吗?”。被试用“是”或“否”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在第三个系列中,主试读出20对观念,比如,“思想的高尚力量——康德印象”。在每一对念完之后,被试要指明他们已经理解了的观念。在进行短暂的休息后,主试再次读出前面那一部分,被试则被要求重复与之相应的后面那一部分[11]。

实验之后,通过被试的自我观察报告发现,被试的思维经验除了由感觉,意象,情感组成外,还包括意识情境(situations of consciousness)。按照彪勒的说法,意识情境都是意识的非描述性的(non-depictive)和非意向性的(non-intentional)状态。彪勒的被试也报告了其他的一些片段性的经历,并将这些片断归诸于“意识”或“知识”,更多的是归诸于“思维”。彪勒认为这些思维是作为问题解决过程中最基本的部分。显而易见,问题解决过程中最基本的部分不是意象,它们不可能成为思维紧密联结和连续内容的载体。相反,意识中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不完整的、零碎的、随机的东西出现在我们的思维过程中。因此,思维是无意象的过程。

4. 塞尔兹与特定反应理论

塞尔兹(O.Selz, 1881-1943)是德国心理学家,也是符茨堡学派后期的重要成员。符茨堡学派的工作一直被当成对缪勒联想主义的反动。但如汉弗莱(G. Humphrey)认为的那样“符茨堡学派的工作一直无法完全绕过联想主义,从他们的研究中,我们更多的是认识到如果脱离任务和决定趋势,那么联想主义不足以解释思维的事实”[12]。为了弥补符茨堡学派的无意象思维研究所留下的鸿沟以及他们所一直信奉的联想主义是思维活动的必要但非充分要素的不足,塞尔兹决意否认将两者的简单结合作为思维的根本机制。

为了证实以上观点,塞尔兹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以下仅举一例并予以说明。塞尔兹给被试呈现一个单词,接着让他说出在某种程度上与第一个单词相关的另一个单词:例如,“绞刑架”作为“审讯的场所”(与之相关的“梯子”);“农场主”作为“地位高的”(与之相关的“职业”);“水晶”作为“具体的凝结”(与之相关的“花瓶”)。此外,从呈现单词到被试做出反应的时间,即被试为寻找恰当的单词的内省时间也被记录下来。实验结果显示,被试经常不能报告正确的反应词。例如,一个被试对“农场主”产生联想的词为“商人”,它与“农场主”并列,而不是所需的“地位高的”一词。内省分析发现,这类失败不是由于相关词语之间的竞争增加了对“农场主”产生的联想,而是由于对刺激词使用了错误的“预期图式”(anticipatory schema)[13]。

塞尔兹所谓的“预期图式”,即为“一旦我们意识到在精神、生命、欲望、控制中最原始的驱力是其对最终状态的预期,这种期待就成为图式。因此,图式预期的重要性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即使我们对实现上述目标的部分条件还不得而知。”[14]在讨论这些观察数据的基础之上,塞尔兹提出了特定反应理论(theory of specific responses)。在上述实验中被试说出“地位高的”一词的任务和刺激词“农场主”不能被视为孤立的因素,它们就像连贯的问题:“农场主的一般概念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按照图式预期了认知的图式单位(复型)(Komplex),即“农场主是一个职业”,并且被被试获得[15]。这种在预期图式引导下产生的特定联想过程同样具有无意象的特征。

三、关于无意象思维研究的争论

在屈尔佩的的领导与规划下,从迈尔和奥尔特最初发现的模糊的、难以捕捉的、几乎无法描述的无意象思维和马尔比定义的意识状态,到阿赫的决定趋势和觉知,再到彪勒所谓的思维元素和塞尔兹的特定反应理论。符茨堡研究者们的通力合作和步步深入,逐渐建构出一张相对独立于冯特内容心理学体系的概念网络。符茨堡研究者在数年中不断改进他们的方法,但结果是相同的:确实存在着无意象思维。他们一直在不断丰富并深化无意象思维的定义、描述与解释,并最终认定,思维可以等同于心理意动,在思维的过程中并不必然存在着感觉、情感和意象的元素,而且联想主义也无法解释思维的无意象特征。这种激进的立场旋即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1. 消极反应——冯特、缪勒和铁钦纳

至今为止,对符茨堡思维心理学最具影响力的批判来自1907年冯特的长文《论思维心理学的追问实验和方法》。本文专门抨击了符茨堡的方法,力图以此证明符茨堡的结果是错误的。在文中,冯特认为符茨堡的“追问实验”(interrogation experiments)不能被称之为真正的实验。在冯特眼中,在心理学中,内省法作为一种严格的科学方法必须是客观、定量的施测,其应变量指标必须是精确的,如反应时和心理物理学中对重量的判断。而系统实验性内省法强调主观性、定性和来自被试对其思维过程的详细报告,是不可靠的[16]。他悲叹道,符茨堡研究者眼中的“实验”成了为实验者对某些实验对象产生影响的剧本。这种做法无异于实验心理学中的“青少年犯罪行为”[17]。他们的虚假实验(sham experiments)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甚至无视一个严谨实验的基本准则。第一,观察者作为实验对象,是无法单独决定是否观察到了心理过程中发生的事件。这个工作必须由实验者本人来完成。实验者必须带有“一种无法预期事件”的态度去对待被试的反应。第二,在符茨堡实验中,观察者会禁不住妨碍被观察的心理过程[18]。比如彪勒的实验在提问和回答之间需要有一个很长的间隔(大约5-20秒),因此,内省报告必然很容易受到许多错误的影响。冯特认为,符茨堡的实验妨碍了被试在问题解决的同时进行内省。符茨堡实验预先假设被试会专注于问题和他们对问题的解决,但具备这种“双重人格”是不可能的[19]。

随后,哥廷根学派(Göttingen School)的领袖,作为屈尔佩和阿赫曾经老师的缪勒(G.E.Müller)也对符茨堡学派的无意象思维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根据缪勒的理解,心灵意象的运作规律主要有两类:即联想的规律和保持的规律。联想的规律关注意象间的联系,也就是,不同的意象是怎样联系起来的,一种重复触发的联想是怎样加强两个意象间的联结。或者是不同意象的联结怎样加强或抑制另一个意象。如果一个意象a是伴随在意象b之后出现的,那么当意象a再次出现时,心灵中就会产生一种呈现意象b的趋势。保持的规律说明任何意象都出现在意识的过程中,每个意象具有在意识中再次自由产生的趋势,这就是保持趋势。虽然这种趋势经常很快就衰退了,但其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起到了更加强烈地集中注意以直接指向意象的作用。如果在思考问题过程中意象被不断重复,那么这种趋势就会被增加[20]。而这种观点显然是与塞尔兹的特定反应理论相悖,根据特定反应理论,每个意象在意识中产生的趋势并非是完全自由的,而是在受到被试经验中的“预期图式”所严格限制后做出的某种特定反应。

另外,缪勒还对符茨堡学派实验中一些看似细节的方面提出严厉的质疑,他认为,这种疏忽会进一步导致实验的误差,甚至使得实验要证明的结果变得不可信。比如,缪勒首先反对阿赫没有与被试签署一份完整的研究协议,并使用了大量匿名被试,缪勒指出:“这种方法不符合良好科学的要求,我们可以想象历史学家提到了他所依赖的目击者却无法指出是哪一个目击者做出了这样的陈述。”[21]进一步地,即便认同询问被试经验的做法是不可避免的或有效的,缪勒仍对阿赫如此频繁地甚至略显不近人情地提问被试,而从中得出的结果表示怀疑。他认为阿赫过多的问题无疑提示并导致被试凭借记忆去重复解释那些由问题所诱导但实际并不存在的意象。缪勒对阿赫被试的能力也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并称:“我将要驱逐那些任何声明具备回答阿赫实验中涉及的所有或大多数问题能力的被试,并将其视作一种耻辱和欺骗。”[22]在缪勒看来,阿赫和其他符茨堡成员没有正确地训练其实验被试,尤其是实验者没有教授被试在其反省报告阶段对其意象持有一种正确的怀疑倾向。他认为,符茨堡成员忽视了明显的心理学原则,即“不记得并不意味着没发生过”。被试没有能力回忆起一种心理状态,并不能作为这种心理状态未曾发生的无懈可击的论据。缪勒进而把这种对阿赫实验的不满辐射到整个符茨堡成员。他嘲讽道:“一旦成为屈尔佩学派的被试,命运马上安排他成为一个具有上帝恩赐的非描述性的记忆,这是一种我和其他凡人并不拥有的记忆。”[23]继冯特和缪勒之后,与屈尔佩同为冯特高足的铁钦纳(E.B.Titchener)也从方法论和理论上对符茨堡学派的研究展开攻击。铁钦纳力主思维过程的感觉及意象性质,反对符茨堡学派的无意象思维。他认为,思维过程纵然有时拒绝内省,但这不意味着它们就是无意象的,“意识态度”并没有什么新意,仍然属于传统的心理元素[24]。虽然铁钦纳承认阿赫的决定趋势和符茨堡学派的这个前提——即思维可以是无意识的。但他在《思维过程的实验心理学演讲稿》(1909)一书中指出符茨堡的被试关于“无意象思维”的报告根本不是对意识的描述,而是根据他们对一个人应怎样解决实验中的问题的信念所进行的捏造。因为他们犯了内省实验中常见的“刺激错误”(stimulus error)。即被试误将刺激本身所产生的意识内容与伴随意识内容产生的体验相混淆的倾向[25]。比如看到一张长方形的桌面,被试即报告体验到了长方形,那就犯了“刺激错误”。因为,桌面投射到视网膜上产生的真实意识内容应该是梯形的。因此,在内省实验前被试需要接受严格训练,以学会区分直接的意识体验和对意识体验所做出的解释。为了验证符茨堡无意象思维的真实性,铁钦纳还在其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实验室,指导其学生针对符茨堡学派提出的概念进行检验。最终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无意象思维存在的迹象,并成功地把所有的意识内容追溯至感觉、情感和意象等基本元素[26]。铁钦纳总结认为符茨堡学派拒绝对一个心理内容进行分析却称它为“无意象思维”,这对于内省主义者的符茨堡学派来说是一个失败。 

2. 积极反应——新康德主义者、斯顿夫和武德沃斯

在一片甚嚣尘上的质疑声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站出来肯定了符茨堡学派的工作。他们赞誉其实验结果,并且宣称符茨堡的研究项目才是“心理学史上一个真正的重要事件”[27]。这其中,来自新康德主义者(Neo-Kantians)的反应最为积极与友善。传统康德主义认为,所谓先验心理就是认识主体存在着心理上的一定先天结构和形式,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及其拥有的科学知识,是由人的这种先天心理结构决定的。新康德主义认为,康德的心理主义是康德哲学的不彻底性的表现,因为这种心理主义,既有可能把心理意识活动的对象当作是意识之外的自在之物而导致自然主义,也有可能由于把心理意识活动的对象归结为主体的先天能力而导致主观主义。他们要求排除主观主义和自然主义,从而也要求排除心理主义。而符茨堡的工作从实验的角度很好地印证了他们的这种观点。著名哲学家李凯尔特(H. Rickert)对马尔比(1901)的著作极其推崇。他认为,马尔比的研究主题,即“判断”是一种逻辑形式而不属于一种心理类别的观点——是对新康德主义反心理主义(anti-psychologistic)运动的最有力支持。科恩(J.Cohn)重估了阿赫(1905)的工作,并且称赞其尝试“在实验工作中引入了更高级和更复杂的问题”[28]。卡西尔(E.Cassirer)在其巨著《实体概念和功能概念》(The concepts of substance and functions)中,还祝贺思维心理学研究发现了非描述性的心理元素。尼希斯瓦尔德(R.Hönigswald)于1913年发表了一篇长达40页的文章《关于思维心理学的原则问题》(Questions of principle regarding thought psychology)。他指出,符茨堡思维心理学并不仅仅反对联想主义,而且重新捕捉到了康德的关键见解。这些见解包括思维是反身的(reflexive)。思考“我思”必须伴随其他我的所有思维过程——涉及非描述性的概念或意义,并与所有心理内容,包括描述性意象混合在一起[29]。

另外,也有来自心理学内部的学者给予积极响应。作为当时德国四大心理学研究所的领袖之一——柏林学派(Berlin School)的斯顿夫(C.Stumpf)就力挺符茨堡的研究明确了“较之长时间来联想主义心理学所信奉和讲授的思维本质,符茨堡实验所证明的发生在所有心理活动中的观念思维更加具有独立呈现的特点”[30]。显然,反对冯特的元素主义和缪勒的联想主义使得斯顿夫和符茨堡研究者们殊途同归地走到了一起。在大洋彼岸,美国实验心理学家武德沃斯(R.Woodworth)无疑是无意象思维最为坚定的支持者。1915年,他通过实验支持了符茨堡的假设。在他的实验中教会被试按照某种方式学习一些词(如A、B、C、D),前后两词呈现的时间间隔相同,并达到让每一对词的第一个词出现时能引起对第二个词的回想效果。按传统联想主义者的设想B与C的联结会像A与B的联结一样牢固地建立。但实验结果显示第一个对子的第一项引起第二项联想是后者引起下一个对子第一项的联想倾向的85倍。即,被试更倾向于把A和B当成对子。武德沃斯认为造成这种结果不是前后词汇的相邻性,也不是简单的学习愿望或特殊的态度,而是知觉动作自身建立了这种联系。这种知觉动作没有符号性的特征,是一种无意象思维[31]。

3. 混合反应

除了正面和负面的激烈意见之外,对符茨堡工作的评价也夹杂着许多混合反应(mixed reactions)。彼德森(P.Petersen)注意到符茨堡的研究片面地关注“科学思维”,并反对采用其他思维模式,他因而建议符茨堡的方法论需要现象直觉(phenomenological intuition)作为补益。贝兹(W.Betz, 1910)也提出了类似的混合主张。尽管他同意彪勒的研究结论,但贝兹相信,要说服任何一个对符茨堡思维实验的怀疑者,必须要思维心理学家们走出实验室去采集那些“来自街头和日常生活中”的论据。在混合反应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是德国著名哲学史家阿斯特(E.v.Aster, 1908)。尽管阿斯特详细地批评了彪勒工作,但他并非反对一般的符茨堡研究项目,而是支持一种从思维到意识状态的回归。阿斯特认为,彪勒将意识经验的对象和意识经验本身混淆在了一起。此外,彪勒还否认他的实验被试总是表达其经验而不是描述经验,比如用类似这样的说法方式——“哦,很好,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作为一个实验报告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描述一种思维经验的结构,比如“我连这个问题想说明什么都不清楚。”[32]
对于符茨堡学派的结果,还有一些评论者尝试给予了不同的解释。美国心理学家安吉尔(J.R.Angell, 1911)指出,无意象思维是我们大脑的生理产物。它在潜意识中发生,一旦超过阈值就会成为意象思维[33]。换言之,思维过程有时体现无意象的特征,有时则具有意象特征。但这一假设被指责为不符合摩尔根的吝啬律(unparsimonious),为什么大自然创造了两种思维类型,这对于人类适应复杂的环境有何意义?关于思维的无意识性也遭到斥责,因为无意识的东西不属于心理学的研究范畴,而是生理学的研究对象。因此,整个符茨堡学派赖以为傲的“无意象思维”主题面临被奥卡姆剃刀(Ockham’s Razor)清除的危险。

四、争论的意义与启示

虽然在1909年屈尔佩去世之后,曾在符茨堡工作过的塞尔兹仍然继续着符茨堡学派开创的工作,但这一学派其实在屈尔佩赴任波恩大学后已经开始走向衰落。黎黑对此这样感慨:“令人不解的是从1909年直至逝世,屈尔佩几乎从未对符茨堡戏剧性的试验发表过任何意见,因此,符茨堡学派也没有产生出一种能够从整体系统上向冯特与铁钦纳统治挑战的不同规范。他们的方法是创新的,他们的发现是激励人心的、超出规范的,并在心理定势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符茨堡学派始终只是一个学派,一个过早终止的研究纲领。”[34]但纽约城市大学哲学与心理学教授格林沃德(J.D.Greenwood)却毫不掩饰对符茨堡学派工作的赞誉“无意象思维的争论在构造主义心理学的历史终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35]。而有关无意象思维的争论还带给我们以下两方面的启示。

首先,围绕无意象思维实验的争论拓宽了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在冯特那里被一度抛弃的人类高级心理过程的实验研究重新回到了心理学的视野之中。虽然一些心理学家对似乎存在无意象思维本身尚持一种怀疑态度,但绝大多数心理学家开始相信只要构思缜密、方法事宜,“高级的心理过程”完全能够进行实验研究。正如屈尔佩所言“原则上,在心理学中没有什么主题是实验法无法介入的,因为正如我们建议的那样,当实验心理学被称为普通心理学的时候,已经赋予了实验研究处理所有心理过程的权利。”[36]而实验法作为科学心理学诞生的标志之一,它的应用范围一旦扩大无疑坚定了处于萌芽期的现代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信心。此外,无意象思维概念不仅突破了冯特所划定的三类基本心理学元素之藩篱,而且证实了联想主义在解释心理元素形成高级心理过程方面的缺陷。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教授哈克(M.T.Hark)评价道“无意象思维的发现是思维存在不可还原性的有力佐证。”[37]心理活动所具有的意动(act)、不可还原的整体性(holistic)使得心理学家逐渐认识到心理现象本质的复杂性。

其次,这场争论开启了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多元化的大门。西蒙顿(D.K.Simonton)指出无意象思维论战的一个深远影响便是加剧了那些曾经拥护内省法作为科学方法的心理学家们的不满[38]。内省法在勾画心理活动的主要轮廓方面可能是适用的,但作为一个精密工具就不够了:它的作用似乎有一定的范围,超出这个范围,要把握思维的细致微妙而又迅速变化的过程就无能为力[39]。他们进而反思,如果改进了内省法(如符茨堡学派的系统性实验内省法),依旧无法处理人类思维主题,以至冯特据此否定符茨堡工作的假设成立,为什么不以此全盘否定内省法的价值呢?是否正是由于内省法本身的弊端限制了这场争论的解决?[40]符茨堡的被试相信无意象思维,他们就发现了无意象思维,而铁钦纳的被试只相信思维过程中的感觉和情感要素,他们也就仅仅发现了感觉和情感。心理学家们开始怀疑内省是一个经不起检验的、不可信的工具,它易于受理论期望和偏见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显然滋生了“信则有”(believing can be seeing)的非科学态度而不利于心理学的科学定位。这场争论过后,内省法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心理学将迎来方法论的全盛时期:S.Freud的精神分析法、格式塔心理学的现象学实验和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法等如雨后春笋般的蔓延开来,最终奠定了当代心理学的科学方法论基调。

致谢:对德国符茨堡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弗里茨·斯特劳克教授(Fritz Strack)和阿道夫-伍尔特心理学史中心主任阿明·斯托克教授(Armin Stock)在资料提供和德文术语翻译上给予的建议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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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南京师范大学2010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养项目(2010bs0018);江苏省2010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CX10B_085R)资助。
[①] 虽然一些学者(如黎黑)认为符茨堡学派的始末应该界定在1901-1909年之间,标志性事件分别是迈尔和奥尔特发表《联想性质的研究》和屈尔佩离开符茨堡前往波恩大学赴任。但依据林德菲尔德(D.Lindenfeld)的说法“我们不能认定在屈尔佩离开符茨堡之后,思维心理学的研究便告终结”。事实上,屈尔佩在波恩依旧关注着符茨堡学派的思维实验,而塞尔兹作为符茨堡学派后期的杰出代表在1910-1915年与屈尔佩一起在波恩大学研究思维,依旧沿袭了符茨堡学派的研究主题与传统。同样的麦塞尔(A.Messer)的工作地点也不在符茨堡,而在黑森州的吉森大学。因此,符茨堡学派并局限于地域上,本文按照库什(M.Kusch)定义的广义符茨堡学派(broader Würzburg School)来界定年限。
[②] 如果一个音步中有两个音节,前者为轻,后者为重,则这种音步叫抑扬格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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