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真正起作用时，爱情似乎是轻松自然的事。伴侣双方都付出也都接受爱、支持也接受支持。两人关系没有束缚他们，而是使他们更加自信地探索世界，因为知道有伴侣在支持自己。不同的文化当然有不同的爱情规则，但所有文化中的人们都会坠入情网。经历过爱的人都知道，爱一个人容易，难的是自己可爱。好伴侣的角色不容易当，大多数人不是天生的好伴侣。要使一个关系持久，需要许多的努力。但经常是，无论我们多么想让事情顺利，它们就是不顺利。有时我们的爱会枯竭。有时我们如此渴望被爱，以至会缠住伴侣或忽视他们的需要。爱不再相互、不再有付出有接受。
有关爱情的早期观念
100年前，发现潜意识心理并创立精神分析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出，爱情的根源不在于青春期的尝试与失误，甚至不在于青春期的成功与失败。他推测说，爱情的根源是在婴儿期。爱情源于我们的早年体验。爱情的根深植于母亲的怀抱中。他在60 多年前写出的最后一本书中说道，婴儿对母亲的依赖是最初和最持久的关系，也是所有未来恋爱事件的原型。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惊人观念。之所以惊人，是因为在弗洛伊德时代，没有人把人生早年体验当回事。心理学家和医师们都假定婴儿和儿童没有社会及情感生活，即使有，也被立即忘掉而不会留下记忆。如此早期的生活体验怎能有如此持久的影响？早年体验真的会影响成人期吗？
对弗洛伊德观念的现代理解
即使在今天，我们对婴儿成长有了大量了解，婴儿体验影响成人期的观念仍似乎令人惊讶。而事实上，婴儿和儿童远比我们曾相信的更复杂。直到最近，心理学家仍认为儿童不过是小型或半成品的成人。但一些非常巧妙的实验显示出，事实上，婴儿并不比成人缺少什么，只不过是，它们不同于成人。婴儿和年幼儿童以非常不同于成人的方式，来察觉世界。它们是按照婴儿而非成人的规则，来活动、看、伸手、抓、说话、思考、甚至体验情感。
我们的心理成长类似于毛毛虫，在成长的每个阶段，实际上都要转变成不同于以往的东西。弗洛伊德怎么可能是对的？在某个生活阶段中影响我们的因素，怎么可能在我们脱胎换骨之后，仍能影响我们？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可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在某种意义上弗洛伊德是对的。从婴儿到幼童的变化不在于长得更高大或更健壮，而在于行为方式的变化。从儿童期到青春期、从青春期到成人期的转换也是如此。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知觉和理解一直在变化着。
婴儿的依恋类型
为检验弗洛伊德的假设，心理学家必须给“依恋”下定义，并要设法测量它。弗洛伊德把依恋看作依附和依赖。但弗洛伊德实际上并没有治疗或观察过儿童。英国的精神分析师John Bowlby 和加拿大心理学家 Mary Ainsworth在更系统的调查中，看到了非常不同的东西。在最普通和最令人满意的婴儿-母亲关系中，婴儿并不是无助、依赖性的小小附着物。它们是主动、胜任的探索者，以它们的母亲为安全基地，并从这个基地出发，探索它们周围环境中的一切，并尝试它们新学到的所有技能。
当然，某些婴儿在这种婴儿-母亲关系中表现更好。它们似乎更自信于母亲的可亲近性，因而更加自信地向外探索、更确信在自己需要时母亲会及时出现。Bowlby 和Ainsworth 称这些婴儿的状况为安全（信赖）型依恋。缺乏这种信赖的婴儿的状况被他们称为非安全型依恋。
为什么有些婴儿是非安全型依恋？这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但如果换一种问法：“为什么一些幼儿对母亲的可亲近性和母亲能否及时响应自己缺乏信心？”则答案似乎很明显。自信源于经验。如果你总能及时响应我，则我预期下次也能得到你的响应。而如果在我需要你时你没有响应，下次我就不知道该预期什么。你想知道、Ainsworth在自己的研究中所发现的，就是这一切。
以上重要步骤能够帮助我们检验弗洛伊德有关早年体验的影响力的观念。下一大步，是要开发出一种评估安全型和不安全型依恋的方法，这样就不必用几个星期的时间跟踪观察母亲和幼儿了。解决方案是一种简单的20 分钟实验室测验，被称为“陌生情境”。测验过程如下。在一个小型研究专用房间里有一把椅子供母亲使用、地板上有玩具供幼儿玩，母亲和幼儿一起在房间中玩耍，整个过程被录像。在两个关键性时刻，发信号让母亲出来，让幼儿自己在房间里呆三分钟（其中一次是让幼儿与一位女性研究助手一起留在房间，另一次是幼儿自己留在房间）。
许多心理学家期望在幼儿对母亲的离开所产生的反应中，获得关键性信息。但 Ainsworth 不做预先的判断。她耐心仔细地收集了近三十个婴儿的资料，此前，她已经用十二个月的时间在婴儿家里对这些婴儿进行了仔细观观察。令人惊讶的是，在家里似乎是安全型或非安全型的婴儿，当母亲离开“陌生情境”房间时，哭喊的情况没有差别，两组中都是一半婴儿哭、另一半不哭。安全型和非安全型婴儿的区别，在于当母亲返回时它们的反应。
在家里能够很好地利用安全基地的幼儿，看到妈妈返回时会很高兴。他们靠近妈妈、向妈妈伸手，等待被妈妈抱起，至少会在远处用微笑或手势愉快地打招呼。这都是要重新建立心理接触。如果幼儿正在哭泣，则会紧紧抱住母亲。妈妈的拥抱具有效果——它使幼儿平静下来并很快重新开始玩耍。而在家里不信任母亲、不以母亲为安全基地的幼儿，在陌生情境中的行为则非常不同。它们非常难以与母亲重新团聚。当母亲责备说“噢，不要闹，我回来了”时，幼儿会转过身不面对母亲，不看她。另一些幼儿先向母亲靠近，然后转到一边闷闷不乐，或者入迷地玩起毯上的线头或茫然地拍打玩具。Ainsworth把这些婴儿称为不安全-回避型。
另有一类不安全型婴儿即使母亲返回后仍会大哭，但却无力接近母亲甚至不能向母亲伸出手。它们会推开母亲的拥抱。母亲在它们情绪缓和后，会很自然地放下婴儿，让它玩玩具。但它们并非真的平静下来，会在母亲身边激烈地哭很久——但不怎么理会母亲、不再要求抱。短时间后，母亲也许能用玩具使它们平静下来，但效果并不好。Ainsworth称这类婴儿为不安全-矛盾型。
事实证明，陌生情境是评估婴儿依恋的重要工具。世界各地的儿童心理学家把她的工作评为儿童心理学史上五个最具革命性的的研究之一。这当然不仅指她对幼儿的研究。在二十多年中的系列研究中，Ainsworth所培训的学生揭示出，陌生情境中的安全、回避、矛盾型依恋类型也明显存在于成人关系中。这非常令人惊讶。要检验弗洛伊德的有关婴儿-母亲关系和成人期中关系的观念，这也是关键性一步。
成年期中的依恋类型
在 Ainsworth 解决了婴儿依恋评估问题之后的近 20年中，成人依恋评估问题一直未获解决。成人关系的研究简直就是无从下手。它们发生在广阔得多的空间和时间中，并且远比婴儿-母亲关系更具隐私性。而且，成人关系中的大量内容发生在心理中。思念伴侣、思考过去做过的事、思考将要做的事，都完全不需要进行人际接触。也就是说，许多成人关系是对观察者不可见的。
幸运的是，Ainsworth 的学生 Mary Main 认识到或许我们不必把伴侣两人放在一起加以观察。早年体验不仅塑造后来的行为。它还会通过塑造人的信念和期望，来产生强大影响。因此她创造了精心构建的“成人依恋会谈”，来考察成人对自己的这个观点的看法：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与每位双亲的关系。在收集了几千页这种会谈记录后，她坐下来整理记录结果。使她和大家惊讶的是，这种会谈显示出的差异，与 Ainsworth在陌生情境中看到的差异是一样的。她的大多数研究参加者对与自己父母关系的讲述是连贯和可信的。他们似乎珍重这些关系，能很好地回忆早年体验，以支持自己对父母的描述——描述成亲切、有趣、热情的人等等。她把这些人的依恋类型叫做安全-一致型。
更令人惊讶的是，相当多数量的参加者听起来就是不安全-回避型幼儿的成人版本。他们难以描述自己与父母的关系，即，他们的记忆只是一片空白。而当他们做出愉快或温暖等的描述时，他们却难以回忆起童年时代的事件来证明所做出的描述。他们有记忆——如果一位双亲谈到他们的童年事件，他们承认自己记得该事件。但他们对自己童年期的理解非常不连贯，以致无法从中检索出记忆。按认知心理学的说法，他们有记忆，但缺乏有效检索的线索。这些人一般会缩小早年关系的重要性。他们会说，“我就是我，我不认为自己的过去与现在的自己有什么关系”。有时，他们不是思考有关于父母的真实意念，而是理想化父母——事事都好、他们是最好的父母、好得不能再好了。在心理学家看来这似乎是失去了与真实体验和情感的联系，并回避它们。的确，术语“回避”似乎很符合这类人的特点。但是，MaryMain 不想假定这些表达一定与“陌生情境”相关，最好还是让数据说话。所以她把这种类型叫做“不安全-拒绝型”，而不是“不安全-回避型”。
甚至还存在这样一种“成人依恋会谈”的类型：它似乎类似于“陌生情境”中的不安全-矛盾型。这是些背负着自己与父母的关系——实际上是他们的整个关系史——来生活的人，似乎每个不确定和未解决的问题都被摆到桌面上需要他们解决，并且它们都是今天刚发生的。当问到小时候是否曾孤独生活，他们会告诉你父母曾去过遥远的某某天涯海角。似乎一切正常。但然后随着会谈进行下去，他们的情绪紧张起来。他们被遗弃。他们只有五岁。他们不熟悉看管自己的临时照看者，与她没有亲近感。父母从未曾来电话问候，也未曾送来礼物。他们不停地讲述似乎再普通不过的20 年前的事情。一句话，他们沉浸在关系议题中。Mary Main 把他们称为“不安全-沉迷”型。
Judith Crowell 和 Everett Waters (后者也是 Ainsworth 的学生)近来使用经改造的“成人依恋会谈”对夫妻进行研究。他们把这叫做“当前关系会谈”。在非常类似的会谈中，不询问成人与父母的关系，却询问他们与配偶的关系。与“成人依恋会谈”一样，参加者也被区分成容易识别的“安全”、“不安全-拒绝”和“不安全-沉迷”型。“陌生情境”、“成人依恋会谈”、以及“当前关系会谈”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工具，用以检验弗洛伊德在100 年前提出的这一假说：婴儿-母亲关系是后来成人关系的模板。
检验弗洛伊德假说
“陌生情境”、“成人依恋会谈”、以及“当前关系会谈”评估一个人把伴侣用作安全基地的能力。婴儿的伙伴通常是母亲，安全基地行为显而易见。问题不在于婴儿依恋行为是否预示了未来的成人依恋行为。问题在于，婴儿对自己出生后第一个关系的信任，是否会建立起能够引导后来关系的“信念和期望”。
Waters 和 Crowell 近来公布了两项重要研究成果，它们相当支持这种观点：早年体验能够影响成人关系。在第一项研究中，他们先测量 50个一岁幼儿在“陌生情境”中的依恋安全类型，20 年后又对同一批研究对象进行“成人依恋会谈”。令心理学家们惊奇的是，在陌生情境中为安全型的占总幼儿数 85%的幼儿，在 20 年后的“成人依恋会谈”中是“安全-一致型”。另外，在 12 个月大时为不安全型的幼儿，在他们成年后与父母的关系中，只有 25%的机会变为安全-一致型。甚至婴儿期到成人期的智商也没有如此稳定。显然，涉及父母的早年行为模式，为成人期中的有关家庭关系的信念构建起了模式。
这种关系的影响是否扩展到家庭之外？Crowell & Waters对此做了考察，他们在“成人依恋会谈”和“当前关系会谈”中测验了几百对已定婚的伴侣取样。他们发现，在与父母关系中是“安全-一致型”的人，相对于其它人，在与未婚夫/妻的关系中远更可能是安全-一致型的。这也对行为产生影响。无论男女，对恋爱伴侣有安全-一致型信念的人，在被录象的结婚讨论中，显然有更多的安全基地行为。
对自己的伴侣有安全-一致型信念的人，在艰难地讨论难题时，远更能够以自己的伙伴为安全基地、请求帮助、解释自己的需要、并接受帮助和支持。他们也更能够确认自己的伴侣是在请求帮助、更能够看到和提供伴侣的所需。而不安全-拒绝型和不安全-沉迷型则都不能有效地与自己的伴侣互为安全基地。他们看不到需要、认为提供帮助就意味着进行责备、或忙于自己的问题而无暇顾及伴侣。
把这些研究成果汇集起来，就能够发现，婴儿依恋对成人期中的关系信念和心态产生影响，这种影响还延伸到家庭之外，影响着恋爱伴侣间的行为。初步的研究结果似乎表明，这些信念和期盼也与是否能成为好父母、是否能使自己的孩子获得安全感有关。
七十五年前，弗洛伊德想到早年体验会影响成人期的内驱力和动机。现在，这个不可能的假说似乎有点道理。早年关系的确至少与成人的关系信念和关系行为的架构有关联。这并不意味着你在长大后会与像你母亲或父亲的人结婚，而只是意味着，我们在很年幼时就懂得了拥有安全基地意味着什么。当然，与父母的关系并不是对成年后的良好爱的能力有影响的唯一因素。即使你是不安全型婴儿，你仍有机会返回通向良好关系之路。随着时间的流逝，足够的友谊或一位安全型的恋爱伴侣会向你展示出一种不同的信念和行为方式，帮助你返回快乐、慷慨、令人满意的关系之路。这也许不难做到，但没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在安全型伴侣的帮助下，任何人都能够学习向伴侣和儿童提供自己从未曾接受过的那种爱。但尽管这样，这些研究结果仍强烈支持弗洛伊德的观点：你在母亲怀抱中的生活、你在情人怀抱中的生活——这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