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配对
我们将要讨论的主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它是分析配对的问题。不同学派的分析师都坚持认为分析情境是两种人格的一种碰撞，无论怎样它都被这种相遇，被分析情境中的双方所决定。但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发现这个概念并不令人信服。
我们已经知道可分析性的概念特指病人而言；但是，在上述，它也可以包括分析师。易接近性是一个比较有联系的概念。我们很难说一个病人是不可接近的。而这样说更合乎逻辑，在分析中，病人对我来说不可接近，而我因此卷入了他的失败。至少我理解了这一点，分析配对的概念要比责任分担深得多。因为谁也不能否认像精神分析这样的工作，成功或是失败都应该归于医患双方。婚姻也是如此。
但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更为特殊的一些事情：是否某一病人对一个分析师的反应会比对另一个分析师要好，同样，是不是一个分析师对某些病人的反应要比其他病人要好。只有这些属实，分析配对的概念才能被支持。
尽管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我们中的Liberman和Barangers赞同分析配对的概念，而且美国的Maxwell Gitelson(1952)也坚决支持配对的概念。
Liberman从《补充语言风格》就开始了。心理变态是对强迫性神经症而言，例如行为的语言——史诗风格——是沉思的语言——叙事风格。（Liberman在《实验基础的原始数据》和《主要实际障碍的病人：心理变态，变态，成瘾，躁抑症和精神分裂症》）
强迫性神经症的治疗在当个体能更多的凭借行为语言时，就开始成功了；反之亦然，当心理变态病人开始反省，当他突然开始意识到他现在感到压抑，不得不去思考时，他就开始有改变了。（我能够一步步跟着这令人迷惑的过程，走入到我多年以前治疗过的心理变态病人。）
我知道Liberman说的不只是为说明补充风格，提到精神病理学:而是为了解释强迫性神经症有必要使用行为语言——，如Bion所说的一种有成就的语言。反过来，对心理变态的好的解释，细节上是简单的，通常，他所作的就表明了他行为的次序和结果；这样，看起来完全不是解释的解释，就成了个案的最全面的解释。
Liberman的补充风格理论，是对技术和精神病理学有价值的一个补充。但使得各种性质的自我有可操作性并不意味着，如果没有其他纷扰，分析配对存在。绝对胜任的分析师要做的是形成所要求的分析配对；在这一点上，与Liberman等的观点一样。分析师应该有理想的可塑性的自我。我认为通过这样，分析配对的思想被驳倒而不是肯定，因为分析师的可调性越大，他就会成为越好的分析师。
人的灵活性越大，他就能够建立越好的配对，提供给病人所缺乏的注解。所以，在这种意义上，好的配对通常是由最好的分析师建立的。
Barangers的观点则不同。他们最初是建立场和壁垒的理论。场基本上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全新情形，忽而来自配对的一方，忽而来自另一方的力量横穿这个场。
在特定的时刻，场确定是围绕着壁垒。这意味着分析师对某些情境比较敏感。壁垒理论假设通常是因为分析师产生了壁垒，因为壁垒是一种场的现象。尽管是病人构造了壁垒，但壁垒一直是和分析师的局限之处联系在一起的。配对的失败是因为一方做了什么而另一方没能解决。
Barangers（1961－1962）在《作为动力场的分析情境》中，清楚的定义了分析情境的二人场的概念，而且肯定它是一个构筑在无意识幻想基础上的配对——场，它不是只属于被分析者一方，而是属于分析双方。分析师不能是一面镜子，因为镜子是不作解释的。（Baranger和Baranger，1969，p.140）
分析任务不仅仅是理解被分析者的基本幻想，而且还要加入构筑这种配对——关系的一些东西。自然，这也意味着分析师要在很大程度上放弃自己的全能地位。就是说，我们就能够分析有较多或较少局限的人。不必说，这不是说我们在见到被分析者第一眼的时候，能感觉到可能出现的“同情”或“反感”，而是一个比这要复杂的多的过程。（Baranger和Baranger，1969，p.141）
这种位置很清楚，但它不包含对这些“复杂的多的过程”的满意解释，因为这种复杂性可能和解释的模糊性有关，不是特别和互动相关，这常常让分析师得经受考验。我们有必要证明这一点，在等待证明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思考，最好的分析师，能成功的避开分析过程中不断出现的那些难以预测的陷阱，能够成功的拆除壁垒。
从不同的理论假设出发，Gitelson也坚决肯定了分析配对的重要性，这可以在他值得纪念的1952年著作中看到。这篇文章首先是对反移情的一项研究，特别是在分析的开始阶段。在Blitzten影响下，和Rappaport(1956)一样，Gitelson研究分析过程中，在被分析者第一个梦中，分析师个人的外貌的可能具有的意义和其后果之一——它可能决定分析师的变化。这样，分析配对的概念基于移情和反移情现象的特殊结构之上。（我将回到Gitelson在讲到移情式的爱和反移情的章节中的观念）
认为Bion的幻想观点，支持分析配对的概念也是有可能的。Bion假定的是存在能和病人所投射产生共鸣的能力。但是这并不必须得依靠特殊能力，而是人格的总体能力。分析师有越多的幻想，他就能越大程度的接纳病人，那么他就是越好的分析师。限制我们的工作的是我们的理解能力；但这种能力不必是特异的；也没有证明只涉及特殊类型的病人。可能这样认为比较正确，它只是分析师功能的一般形式。这些观点仍适于Winnicott（1955）holding的概念，它只是一个不依赖于病人的条件。我认为，holding的概念暗含配对要少于暗含幻想的观点。
还有其他的种种原因来怀疑配对概念的正确性。分析非常的复杂，被分析者迟早都会发现分析师的致命弱点。最后，分析师将不得不在最糟糕的地方作战，因为被分析者会在那里发动战争；如能克服个人的困难，克服技术和理论上的局限，分析师将表现得很成功。正如Liberman所说（1972）病人反馈的，不仅是分析师的成功之处还有他的错误。所以困难迟早都会出现。如果我不喜欢治疗强迫性神经症，因为我觉得他们烦人、缺乏想象力，不讨人喜欢和缺少自发性。那么我所有的病人有时会出现强迫特点，而正好是因为我不能解决这些症状。或者更糟糕的是，我所有的病人会出现歇斯底里或令人迷惑的心理变态，他们压抑呈现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强迫症状。不仅我的病人压抑或强化这些特征，我还认为发生了“自然选择”：如果我分析具有癔症的，精神分裂症的和其他的特质，就会进行的比较好，但我忽视了强迫症状，这些强迫性症状就会越来越多。我记得有一个杰出的同事，因他的许多病人有自杀幻想，曾向我咨询。研究了他病人的资料后，我得出了结论，和他通常工作的高水准相比，在这一点他没有分析好他的病人。他告诉我他想要避开有自杀倾向的病人，因为他哥哥在他少年时曾自杀。在我自己开始从事分析时，也害怕移情式的爱，但后来所有的女病人都爱上了我。
经验往往证明和一个分析师经历过失败的病人，和其他分析师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就要看新分析师的能力了。某些案例中，一个或几个分析师对一个病人的分析都失败了。抛开能力不提，还必须考虑其他的因素。首先，以前的分析可能已经产生了某些积极的变化；而且，第二点，可能会呈现特殊的新情况。在一个四岁孩子的案例中，可能在第四次分析就出现了明显好转的状态。所以病人不同，情况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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