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
作者: mints / 4913次阅读 时间: 2009年6月01日
来源: 中国认知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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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

试论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

张辉※ 江龙

(刊于《外语学刊》2008年第5期)

摘要:本文论述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之间融合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指出二者之间在方法论和研究内容上具有不同的侧重,因此互补性较强。本文最后论述了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进行融合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隐喻;心理空间;概念整合

1.引言

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CDA)是目前语言学流派中发展迅速的两个流派。两者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未产生并逐步发展成当今有影响的语言学研究范式。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在理论构建和具体的应用分析上分别具有一定的互补性。首先在批评话语分析内部,有些学者认为批评话语分析需要认知的介入。Wodak(2006:179)指出:虽然她的研究在话语和认知方面不是主要考察的方面,但来自社会认知方法的原则和模式是非常有用的,它们明晰地或隐含地引导着她的许多理论方法和思想。Koller(2005)指出了把认知理论和批评话语分析联系起来的方面,这主要表现在详细的描述隐喻和话语的社会性之间的关系。van Dijk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具有认知的倾向,他提出的社会认知模式是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研究趋势之一(Wodak 2006)[1]。他指出,在话语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不能或不需建立起直接的关系,但两者之间总是由个人认知和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起着媒介的作用。根据 Chilton(2005)的观点,认知是许多批评语言学研究中丧失的连接(missing link)。这些研究无法说明社会结构是如何影响话语结构的,或更确切的说,社会结构是如何由语篇和话语进行实施,如何进行机构化和合法化的。O’Halloran(2003)认为,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质疑批评话语分析中的语言认知的假设,认为认知语言学可以帮助批评话语分析阐明其分析的认知过程,并提出认知语言学与CDA具有较大程度的互补性(辛斌2007)。Stockwell (2007)进一步提出了建立批评认知语言学这一分支学科的建议,并根据认知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不同侧重,就两者的融合问题提出了若干观点。

从认知语言学的阵营里,有些学者也提出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结合将有助于两者的发展。Chilton(2005)指出,尽管CDA对心里表征很感兴趣,但其总体上对人类思维没有足够的重视。在主流的CDA中,缺少认知这一连接的后果是:(1)缺少对思维的注意使CDA本身在理论上具有缺陷;(2)由于这一缺陷,纵观认知科学最近的研究,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我们还需不需要CDA。批评话语分析者忽视了认知科学中大量的实证和思辨研究,这些研究对社会和政治语境下话语分析的认知研究提供了可能的途径,换句话讲,CDA应该关注认知层面(cognitive dimension)。Dirven, Polzenhagen和Wolf(2005)讨论了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关系,他们考察了“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概念,把van Dijk(2002)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与概念隐喻的研究整合起来,辨证地分析了德国纳粹意识形态的特点。他在结论中指出,认知语言学为意识形态的批判性评估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基于以上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认知语言学与CDA之间存在许多互补之处,两者的结合一方面能进一步提高CDA研究的明晰性和深度,另一方面也使认知语言学更加关注语言使用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考察语言在社会文化语境下的生成和理解的认知过程。本文首先考察认知语言学和CDA研究中的各自不同侧重和缺陷,然后讨论两者融合的基本途径,说明这一融合的优势所在。

2.CDA研究简介

2.1 CDA的基本思想

Wodak(2006)指出,CDA的根源在经典的修辞学、篇章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以及应用语言学和语用学。她把CDA基本上看作为一个研究的项目。CDA从来就没有统一的理论和方法论,van Dijk(1993:131)指出,CDA至多是语言、符号和话语分析的一个共享视角。Wodak(2006)总结了CDA研究的一些原则。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CDA把语言作为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 认为“语言使用的语境是其研究的关键。把言语和写作中的语言使用描写为一个“社会实践”的形式意味着,在某一推理事件(discursive event)与使推理事件框架化的语境、机构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某种辨证的关系:推理事件由语境、机构和社会结构所塑造,同时反过来推理事件也塑造语境等。话语既是社会构成的,又是以社会为条件的话语构成了语境、知识的载体、社区的社会认同和话语之间的关系。我们说话语是构成性的(constitutive),这就意味着话语不仅能够帮助维护和再生社会地位,而且还能够促进改变这一社会地位。

CDA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通过解码意识形态使话语非神秘化。CDA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对社会生活中权力的关注,并试图构建一种语言理论,能够把权力包括进去。Wodak(2006)指出,语言为描述层次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差别提供了详细统一的描写工具。CDA可以定义为对分析语言所表现出来的隐晦和明晰的主导(dominance)、歧视、权力和控制的结构关系。换句话讲,CDA的目标是研究语言使用(或在话语中)所表达和构成的社会不平等。大多数的批评话语分析者都认同哈贝马斯的观点:语言是主导社会力量的媒介体,语言能使权力合法化。就权力关系的合法化而言,语言也是有意识形态的。 (Wodak 2006)

2.2 CDA研究的微观层和宏观层

van Dijk(1993)指出,批评话语分析者想了解篇章、谈话、语言交流事件中的何种语言结构、策略或其它语言特征在构建意识形态中起作用。CDA主要关注作为谈话和篇章的话语。其微观层所关注的是定量分析中细致的语言分析。Chilton(2005)认为,CDA通常运用某一语言理论,特别是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来解构社会或语言构建的权力机器。Wodak(2001)指出,在CDA的大多数研究中,系统功能语法是其自然的理论分析框架。韩礼德也认为语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语言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所导致的。CDA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关于新闻语篇的“神秘化解构”的分析,神秘化解构与某些语法结构的使用具有一定的联系,因为这些语法结构的使用使现实的某些方面变得模糊不清。对意识形态进行编码包括了对现实系统的有组织的呈现,某一语法结构的使用(如被动语态等)反映了作者隐含的意识形态(辛斌2005)。

Hart和Lukes(2007)指出,除了以系统功能语法为框架的语言分析外。批评话语分析者还发现了四种话语策略,分别是指称策略(referential strategies)、评价策略(evaluative strategies)、合法化策略(legitimizing strategies)和否定策略(denial strategies)。这些话语策略与话语结构(discourse structure)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宏观层次上,CDA认为,话语与社会结构具有辨证的关系。话语由社会结构构成同时又是社会结构的组成成分。换句话讲,话语是随社会结构变化而变化的,但同时又可导致产生新的社会结构。

Fairclough(1995)提出了CDA的三层次模式:语篇、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和社会文化实践(sociocultural practice)。在语篇和社会文化实践之间起媒介作用的是话语实践。Fairclough认为,根据话语分析的三层次模式,话语分析的方法包括语篇的语言描写,解读推理过程和语篇之间的关系以及解释推理过程与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Fairclough 1995)。

van Dijk(1993:257)认为,“现代”权力具有一个主要的认知层面,即权力的实施通常以思维管理为前提,包括知识、信仰、理解、态度和价值观等的影响。公共的思维成为社会认知。社会认知就是对社会安排、组织和关系以及解释、思维、推理和学习等心理操作共享的表征。对van Dijk来讲,话语和社会结构之间是由社会认知作为媒介的。

van Dijk(1993:280)认为,没有其它的方法能把宏观层的概念如组织主导和不平等与微观层的概念如语篇、谈话、意义和理解等联系在一起。要想解释话语是如何在主导再生中起作用的,必须把话语结构与话语认知联系起来,把社会结构和社会认知联系起来。

话语与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说明,微观层和宏观层需要有社会认知作为媒介。CDA对社会认知的推理性生成或再生成抱有极大的兴趣。这些社会存在的认知表征和过程在话语层面具有重要的体现。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提出一种综合的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分析框架是有可能的。根据认知科学特别是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在微观层上,我们将应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分析模式,取代单一的以系统功能语法为基础的分析模式;在宏观层上我们将继续采用van Dijk的CDA社会认知模式(socio-cognitive model)(van Dijk 1993, Wodak 2006)。

3.作为CDA语言分析框架的认知语言学

CDA传统上采用的语言学理论是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这一理论主要关注社会结构中语言的功能(Kress & Hodge1979)。Chilton(2005)指出CDA通常采用某一社会理论和某一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的方法。Hart(2005)进一步指出,认知科学特别是认知语言学可以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有意义的分析框架,但这一观点还有待被主流的CDA学者所认可。在这方面的研究中,Chilton(2004,2005a, 2005b), Chilton和Lakoff(1995), Lakoff(1996,2002), O’Halloran(2004), van Dijk(1997,2002)和Dirven(2001)等学者做了一些开拓性的研究。我们认为,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我们可以建立对语言操纵(linguistic manipulation)进行识别和分析的新方法,这也是CDA主要的研究目标之一。

认知语言学本身是语言分析的一种框架,具体的讲,认知语言学可为政治语言分析提供一个新的框架。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可为CDA提供一个工具箱,就像系统功能语法为批评语言学提供分析的工具一样,用于识别和分析政治语篇中所操纵的语言和心理策略。

Stockwell(2007)对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进行了理论上的比较,指出了两者在理论上的分歧和互补。他首先指出,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都对语言形式所揭示的幕后认知(backstage cognition)感兴趣,幕后认知是决定话语意义的主要因素(张辉,杨波2008)。Fauconnier(1994:XVIII)认为,为了能让思维和交际发生,需要许多详细的构式,这些构式利用了概念能力,高度结构化的背景和语境知识,图式归纳和映现能力。语言被设计为促使我们用最小的语法结构使构式合适于某一语境。语言本身不做认知的构建,它仅仅给予我们最少但足够的提示去寻找在某一情景中适合于构建的认知域和原则。一旦这些提示与已经存在的结构、已获得的认知原则以及背景框架结合起来,适合的意义构建就会发生,其结果远远超过任何外显的明晰的语言所编码的信息。CDA和认知语言学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CDA的研究主要是揭示话语和句子是如何表现出意识形态的推理性实践(ideological discursive practices),而CL主要研究话语和句子是如何通过概念隐喻来进行思想表达的,或者通过话语和句子所构建的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网络来表达我们的思想,包括隐含的意义等。(Lakoff & Johnson 1980, Fauconnier & Turner2002, 张辉2008)。

认知语言学与CDA都强调语言的意义以人的经验为基础。认知语言学强调经验的身体的体验性在概念形成中的作用。虽然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中有社会文化成分,但其研究集中于个体和其带有文化常规轨迹的心理空间的建构。CDA对经验的理解则更强调其动态的社会性。ICM是一个在经验上积累起来的知识结构,总是不断的接纳新的信息,并与网络中的其它知识域相连接。Fairclough (1989)使用了成员的资源(member’s resources)来表示同样概念的ICM。他认为成员资源是一种积累的知识结构,是人们在生成和解释语篇的过程中在人们头脑中存在并使用的知识结构,包括语言知识,人的生活的自然和社会世界的表征、价值、信念、假设等等(Fairclough 1989:24)。Fairclough的成员资源是经验的ICM,只是他更强调ICM的社会层面,而不是认知层面。认知语言学和CDA的区别就在于不同侧重,其之间是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对CDA来说,ICM可以被称为意识形态认知模式(ideological cognitive models)(Stockwell 2007)。

Fairclough指出,框架、草图和图式是成员资源的一部分,构成了解释的程序(procedures)。认知语言学与CDA比较的核心在于,我们意识到意识形态和作为科学方法批评语言分析的地位。认知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背后的概念映现和心理空间的架构。CDA也承认隐喻的普遍性,但更注意隐喻表达背后的意识形态的功能。Fairclough(1989:119)指出,隐喻是经验的一个方面来表征另一个方面的手段,决不仅仅局限在文学和诗歌话语,但经验的任何方面都能由任何数量的隐喻来表征,而不同隐喻之间的关系却是CDA所关注的,因为不同的隐喻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情结。认知语言学和CDA的主要分歧在于,前者大部分的分析集中在概念隐喻的框架下分析独立的句子,其研究明显地趋向于建立一般的原则,寻找认知与语言的普遍性和在科学上能重复和解释的解读。CDA则把实际的语言(通常是语篇而不是句子)作为对某一具体体制进行批评的阵地。除内容、知识和信念的经验价值之外,在CDA中又加入两个其它的解释层面:表现出的社会关系的关系价值(relational value)以及评价和主观的表达价值(expressive value)。这两个层面包括诸如正式性和情态等重要特征,这些都是认知语言学所很少涉及到的。

Fairclough(1995:94)认为,在CDA的微观层上详细的语言分析都是利用了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框架。通过分析,他发现话语的隐喻结构都是由社会认知提供理据的,不同的隐喻可能对应不同的视角和利益,因此可能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负荷。语言分析的细节大部分是描写性的,但描写的目的是对媒体表征进行批评性的讨论。Fairclough并不认为系统功能语法是唯一适合的语言分析框架,他指出不同的语言分析也可用来进行这种批评性的讨论。CDA本身应当是开放性的,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也可以应用于CDA的分析之中。

4.批评话语分析与认知语言学融合的主要途径

以上几个章节我们分别评述了批评话语分析与认知语言学的侧重点,以及各自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它们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它们之间具体应当怎样整合才能取长补短,进而达到开创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的目的(Stockwell 2007)。在这一节中我们试就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应用做一简要分析,提出二者融合的一些途径和方法。

4.1 CDA中的隐喻现象分析(这部分省略)

4.2 心理空间与概念整合理论与CDA的结合(略)

5. 结语

作为当今语言学流派中发展迅速的两个流派,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都具有各自的理论特色,同时也都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它们二者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批评话语分析可以使认知语言学更多的关注社会。相比之下,认知语言学可供批评话语分析借鉴之处主要在于,认知语言学可以为CDA提供更多的方法选择,并提供一种将隐喻表现、前景和背景、社会和习俗的范畴以及注意力等加以理论化的方法。因此将二者加以融合,建立批评认知语言学这一分支学科是很有必要同时也是有可能的(Stockwell 2007)。它的建立必将会促进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深入发展,因而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略)

※ 本文第一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1] Wodak (2006)指出,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研究趋势有(1)社会符号学(Gunter Kress, Van Leeuwen, Jay Lemke和Ron Scollon等);(2)“话语顺序”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order of discourse” and Foucaulian poststructuralism)(Fairclaugh等人);(3)社会-认知模式(Van Dijk等人);(4)话语-历史的方法(Wodak等人);(5)Lexicometry(Groupe de Cloud 和Michel Pecheux等人) 和Lesarten Approach (Maas等人)。具体的内容参见Ruth Wodak(2006)。

---发布人:本网---时间:2008-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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