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神经元经济学：人有两个大脑
welfare译
美国国家冰球联盟（National Hockey League）及其运动员因为薪水问题发生争执。双方越闹越僵，导致赛季开始而所有比赛都取消了。这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好事情。到底什么出问题了呢？
根据最新的神经元经济学（NeuroEconomics）的研究，解释可能在人脑内部。不是在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人类理性地衡量事物正反面的地方，而是在大脑更深处，产生强烈情感的地方。当人们感到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大脑中名为“前脑岛”（anterior insula）的部分即被激活，人就会像闻到臭鼬放屁味道一样觉得恶心。这种情感会超过甚至掩盖额叶皮层的深思熟虑。原始人脑的功能十分强大，所以一些经济学研究走错了路也并不奇怪。“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经济行为就像猴子开汽车。” 加州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柯林·卡曼若（Colin F.Camerer）说。
直到最近，经济学家还满足于观察人类的外部行为。而现在，卡曼若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与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合作，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技术来研究大脑内部的构造。这就像是看国会辩论来代替阅读法律条文得出的推断。
神经元经济学，现在主流经济学家对此还是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有可能成为这一领域接下来最重大的研究成果。通过描述人类真实的样子将会把经济学的基础筑得更加固若金汤，而不仅仅是些过分简单的数学模型。这将最终帮助经济学家描述人们做决定时的真实动机，有助于谨慎引导人们关注从劳工谈判到会议的401（K）计划这个长期过程中最感兴趣的事情。另一个该领域杰出的研究者，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戴维德·赖柏松（David I.Laibson）说：“要理解我们的行为与选择的真正基础，我们必须进入大脑这个黑箱里面去。”
百宝袋还是长了牙的鸡？
神经元经济学也给经济学提供了另一个理论框架。从20世纪初开始，经济学家主要假设人们有一套稳定和一致的偏好，而行为是为了满足偏好。当我们面对一个明显不合逻辑的结果时——比如取消冰球赛季——经济学家们试图将这个解释为理性决策的结果。持这种观点的顶尖的经济学家有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声称歧视、失业以及股市波动都是理性的。
近年来，理性假设受到了一些冲击，经济学家们发现人们经常缺乏自控能力、短视、以及对损失的担心反应过度等等。但时至今日，这些对理性的攻击——在“行为经济学”的范围下——看起来更像是浑水摸鱼而不是另一个调和的理论。所以理性假设得以继续存在。
把经济行为和大脑活动连接起来，神经元经济学可能最终会提供一个动摇主流经济学位置的模型。新理论更切合实际，但可能无法被清晰的数学化——因为大脑是一个复杂的场所，不同的部分有不同的功能。卡曼若说：“你被逼去思考有着许多模块的大脑。”
神经元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时间不一致”。当人们打算将来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像经济学教科书假设的那样理性。但是当他们面临是否要立即购买或者推迟购买一样东西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像一只冲动的黑猩猩。哈佛的赖布松教授以“类双曲线预算”来描述这种行为，但是这只是一个标签，而不是解释。
所以赖柏松和他的合作者以MRI扫描人们的大脑发现了两个运作方式截然不同的区域。对长远的将来来说，额叶皮层会有一个长远的打算。而对类似于是不是要立刻去多买一块巧克力这样的决定来说，大脑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起了直接作用并获得即时满足。去年《科学》杂志发表了赖柏松，普林斯顿大学的神经系统科学家Samuel M. McClure和Jonathan D. Cohen以及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经济学家George Loewenstein的一项研究。
确切来说我们有“两个大脑”，怎么来理解呢？你的理性大脑能控制你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比如说，为了将来现在每个月存一部分钱。很多人就是这么做的。问题在于长期承诺相对于变化的环境而言太死板了。最理想的是，你想等到了那个时候看看自己的支付能力再决定是不是进行储蓄——但过不了那么久你的“动物脑”（指情感用事的）就开始起作用了，而你也失去了储蓄的决心。而新的研究可以帮助维持两者之间的平衡。
怎么让人们更快乐，标准经济学的一个关键原则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给人们更多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神经元科学研究证明这并不正确。大脑沟回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情况并且预期得到更多。处在单调工作中的人只有意外的惊喜才能让他们更快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发达国家的人们生活标准进一步提高但是却没有觉得更幸福。
神经元经济学同样挑战了这样一个概念：感情用事会破坏经济决策。伊荷华大学的Antonio R. Damasio认为：实际上，情感把注意力和动机集中起来，让理性更好的集中在手边的问题上。Antonio R. Damasio是研究大脑受损的病人的医药神经学家。在他的研究中，他说感觉不到情感的人在决策的时候是非常糟糕的。
关于神经元经济学最富争议的如何对待其发现的东西。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Robert H.Frank倾向于对奢侈消费进行征税，他认为浮华的花费只会简单提高进一步预期，而不会给富人更多幸福并容易压迫中产阶级。赖布松持反对意见，他不主张过度应用神经元经济学，他认为只能在401（K）计划改进默认的选择。
也有人对神经元经济学非常怀疑。芝加哥大学的著名行为经济学家Richard Thaler认为到现在为止不过是一个主要的令人惊奇的发现而已。他说他愿意将大脑的研究留给神经科学家们。但是他补充到：“我相信百花齐放。”
甚至连支持者也不知道神经元经济学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应用。经济政策应当满足富有远见的额叶皮层吗？还是有些时候也要纵容一下大脑边缘系统的冲动？随着对大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未来几年这个问题足够让经济学家们吵翻天了。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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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冰球联盟（National Hockey League）及其运动员因为薪水问题发生争执。双方越闹越僵，导致赛季开始而所有比赛都取消了。这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好事情。到底什么出问题了呢？
根据最新的神经元经济学（NeuroEconomics）的研究，解释可能在人脑内部。不是在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人类理性地衡量事物正反面的地方，而是在大脑更深处，产生强烈情感的地方。当人们感到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大脑中名为“前脑岛”（anterior insula）的部分即被激活，人就会像闻到臭鼬放屁味道一样觉得恶心。这种情感会超过甚至掩盖额叶皮层的深思熟虑。原始人脑的功能十分强大，所以一些经济学研究走错了路也并不奇怪。“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经济行为就像猴子开汽车。” 加州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柯林·卡曼若（Colin F.Camerer）说。
直到最近，经济学家还满足于观察人类的外部行为。而现在，卡曼若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与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合作，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技术来研究大脑内部的构造。这就像是看国会辩论来代替阅读法律条文得出的推断。
神经元经济学，现在主流经济学家对此还是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有可能成为这一领域接下来最重大的研究成果。通过描述人类真实的样子将会把经济学的基础筑得更加固若金汤，而不仅仅是些过分简单的数学模型。这将最终帮助经济学家描述人们做决定时的真实动机，有助于谨慎引导人们关注从劳工谈判到会议的401（K）计划这个长期过程中最感兴趣的事情。另一个该领域杰出的研究者，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戴维德·赖柏松（David I.Laibson）说：“要理解我们的行为与选择的真正基础，我们必须进入大脑这个黑箱里面去。”
百宝袋还是长了牙的鸡？
神经元经济学也给经济学提供了另一个理论框架。从20世纪初开始，经济学家主要假设人们有一套稳定和一致的偏好，而行为是为了满足偏好。当我们面对一个明显不合逻辑的结果时——比如取消冰球赛季——经济学家们试图将这个解释为理性决策的结果。持这种观点的顶尖的经济学家有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声称歧视、失业以及股市波动都是理性的。
近年来，理性假设受到了一些冲击，经济学家们发现人们经常缺乏自控能力、短视、以及对损失的担心反应过度等等。但时至今日，这些对理性的攻击——在“行为经济学”的范围下——看起来更像是浑水摸鱼而不是另一个调和的理论。所以理性假设得以继续存在。
把经济行为和大脑活动连接起来，神经元经济学可能最终会提供一个动摇主流经济学位置的模型。新理论更切合实际，但可能无法被清晰的数学化——因为大脑是一个复杂的场所，不同的部分有不同的功能。卡曼若说：“你被逼去思考有着许多模块的大脑。”
神经元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时间不一致”。当人们打算将来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像经济学教科书假设的那样理性。但是当他们面临是否要立即购买或者推迟购买一样东西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像一只冲动的黑猩猩。哈佛的赖布松教授以“类双曲线预算”来描述这种行为，但是这只是一个标签，而不是解释。
所以赖柏松和他的合作者以MRI扫描人们的大脑发现了两个运作方式截然不同的区域。对长远的将来来说，额叶皮层会有一个长远的打算。而对类似于是不是要立刻去多买一块巧克力这样的决定来说，大脑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起了直接作用并获得即时满足。去年《科学》杂志发表了赖柏松，普林斯顿大学的神经系统科学家Samuel M. McClure和Jonathan D. Cohen以及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经济学家George Loewenstein的一项研究。
确切来说我们有“两个大脑”，怎么来理解呢？你的理性大脑能控制你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比如说，为了将来现在每个月存一部分钱。很多人就是这么做的。问题在于长期承诺相对于变化的环境而言太死板了。最理想的是，你想等到了那个时候看看自己的支付能力再决定是不是进行储蓄——但过不了那么久你的“动物脑”（指情感用事的）就开始起作用了，而你也失去了储蓄的决心。而新的研究可以帮助维持两者之间的平衡。
怎么让人们更快乐，标准经济学的一个关键原则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给人们更多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神经元科学研究证明这并不正确。大脑沟回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情况并且预期得到更多。处在单调工作中的人只有意外的惊喜才能让他们更快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发达国家的人们生活标准进一步提高但是却没有觉得更幸福。
神经元经济学同样挑战了这样一个概念：感情用事会破坏经济决策。伊荷华大学的Antonio R. Damasio认为：实际上，情感把注意力和动机集中起来，让理性更好的集中在手边的问题上。Antonio R. Damasio是研究大脑受损的病人的医药神经学家。在他的研究中，他说感觉不到情感的人在决策的时候是非常糟糕的。
关于神经元经济学最富争议的如何对待其发现的东西。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Robert H.Frank倾向于对奢侈消费进行征税，他认为浮华的花费只会简单提高进一步预期，而不会给富人更多幸福并容易压迫中产阶级。赖布松持反对意见，他不主张过度应用神经元经济学，他认为只能在401（K）计划改进默认的选择。
也有人对神经元经济学非常怀疑。芝加哥大学的著名行为经济学家Richard Thaler认为到现在为止不过是一个主要的令人惊奇的发现而已。他说他愿意将大脑的研究留给神经科学家们。但是他补充到：“我相信百花齐放。”
甚至连支持者也不知道神经元经济学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应用。经济政策应当满足富有远见的额叶皮层吗？还是有些时候也要纵容一下大脑边缘系统的冲动？随着对大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未来几年这个问题足够让经济学家们吵翻天了。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