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拉康——结构化的俄狄浦斯情结
列维-斯特劳斯通过借用语言学模型，成功地使自然人类学走向了文化人类学，这与拉康的奋斗目标类似，拉康则要对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做非医学化、非生物学化的处理。结构人类学对亲属关系的结构恒量的探寻，使拉康受益匪浅，他在回归弗洛伊德的道路上，构建成出一个结构的无意识[1]。
拉康提倡精神分析要回到弗洛伊德，其根本就在于关注语言，他提出：[2]“精神分析只有一个中介：患者有语言。”他确信语言的优越性。拉康是通过索绪尔重新解读弗洛伊德的，结构语言学为拉康提供了一个方法，拉康在1953
年“罗马报告”中指出[3]：“通过对语言中的共时性构造与历史性构造做出区分，这种方法会使我们在阐释抵抗和移情时，更好地理解我们语言中呈现出来的另一种价值。”
拉康回归弗洛伊德，是以一种发展弗洛伊德的理论的思想回归的。拉康特别强调要在弗洛伊德已放弃的领域发展它。这个领域就是精神障碍。在拉康看来，只有能够解释精神障碍，精神分析才有价值。早在20世纪30年代，拉康就开始密切关注精神病例中的书写范例。他拒绝把弗洛伊德的理论融入精神病学的器质论中，因而颠覆了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的传统关系。他强调，在临床性研究中，无意识是第一位的，无意识既构成性的他者结构，即某个自我的彻底异化[4]。1932年，拉康为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他的试论文题为“妄想狂及其与人格的关系”，拉康拒绝一切形式的器质论，并把妄想狂融入弗洛伊德的范畴中。
拉康在对精神病的研究上，运用了结构语言学的知识。他认为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语言学中的符号，可以建立起精神病理学来[5]。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在多种符号世界中，他认为对于大声咆哮的人来说，一个能指可以包含任何所指。能指并不受限于任何经过定义的概念。他在1956年概括过精神分析的形势，并评价的结构主义现象的后果。他指出，在倾听患者的言语时，精神分析家要特别注意他们的音素、短语、发音、停顿、音步划分、删节、语句和对仗。
拉康最初因为受黑格尔的影响[6]，拉康相信，人格是经历了连绵不断的若干阶段之后才形成的，最后才有了他所谓的完整人格。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与黑和格尔的看法一致。因此，他最初坚持发生论的观点，在1936年，第十次国际心理学大会在马里昂巴德召开，拉康向大会提交了题为“镜像阶段”。
拉康最初的“镜像阶段”理论深受心理学家亨利.瓦隆的影响[7]。在50
年代初，瓦隆主张，在儿童从想象界到象征界的过渡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质变阶段。这个过程拉康也描述过，但是后来他转向了无意识。这个阶段包含着一个重要时刻，儿童发现了有关自身躯体的镜像，形成了认同，正是这一认同，使自我的建构成为可能，使儿童超越前面的破碎躯体阶段成为可能。精神病患者没有经历这次转型，而只是停留主体离散状态，永远破碎不堪。
在这一点上，拉康与克莱因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主张精神病人格是因为没有完成婴儿时期的由想象界向象征界的转型。
但后来拉康改变了他的发生论观点[8]：1949年于苏黎世召开的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拉康发言时再次提出镜像阶段的课题。但是这一次他的解读不再是发生意义上的，而是结构主义意义上的了。拉康使用——“作为显现在精神分析经验中的我的功能构成的镜像阶段”，但他已经不再把它视为发生过程中的一个时刻，而是把它视为认同的基体，视为由主体确立的外在性与内在性相互关系的基体，正是这一基体导致了“无可替代的构造”。
拉康认为主体通过镜像，先于自己的成熟与自己的体验本源地结合在一起。即主体由于接受了视觉上某个形象，结果主体反而被蒙蔽。主体被蒙蔽所发生的变容，这种变容在主体上发挥了与人终身相伴的决定性力量。这种形象以统一的幻想，将主体整合为一，产生“自我”，促进“我”的结构化[9]。透过这一想象性认同，儿童已经为了未来而被结构，他相信了他能实现自己的身份。而实际上，主体经过镜像阶段，体验到只能将自己还原到外部的他人之中。即“我”在成为自己本身之际认同的对手其实并非自己，而是他者，我为了成为真正的自己而必须舍弃自己，穿上他者的衣装。主体因此在自己的内部刻上自己与他者这一互相矛盾的本源性裂痕。而平时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忘记了自身的起源，像俄狄浦斯一样，成了一个没有发现这一点的愚蠢的国王。拉康认为，不能以自己本身来度过自己的一生，是主体在构成自己原形的那个原始的地方就这样形成了[10]。
拉康以这种方式投入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研究，从而改变了他最初的发生论的思想，他把俄狄浦斯结构化，而俄狄浦斯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它的普遍性，它摆脱了时空偶然性而保持独立。拉康在《象征的宇宙》一文中指出[11]，为了讨论俄狄浦斯情结，首先必须调查精神病患者，以便于移到一个更宽广的个体的范围中。也就是为什么说俄狄浦斯情结，伴随我们在讨论中所有的强烈的幻想，它的重要性及它对于主体在想象的平面的存在，我们必须将它作为当下的、终点的而非原初的，现象的来对待，并与列维-斯特劳斯的对其的论述相比较。
由于列维斯特劳斯强调血族关系及家庭，如果从自然和动态上收集，乱伦不能推论出能够引出任何恐惧的感觉。拉康同意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这不是生物的原因，尤其与生殖无关。他用符号功能来解释乱伦禁忌。而且，符号功能在人类序列一开始就存在了。人类序列在每一时刻每存在阶段都是由符号功能的干预而被特征化的。从符号到来的时刻，就有一个象征性的宇宙[12]。
拉康的结构主义受到两种力量的影响。一种力量来自结构语言学和索绪尔；另一种力量来自海德格尔的存在论[13]。
一方面，1953年，拉康通过阅读《普通语言学教程》而直接触及了索绪尔的思想[14]。在这个文本中，拉康将自己完全置于结构语言学之上，他接受了索绪尔的概念而重新解读弗洛伊德，他赋予共时性以优先权。他在“字符在无意识中的动因”一文中谈到[15]：“精神分析经验在无意识中所发现的，正是完整的语言结构。”他采用了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的表达公式，他认为正是这个公式，才确立了语言学的科学性。但是他改变了符号的表达方式，用大写字母“S”表示“能指”，用小写字母“s”表示“所指”。在同一精神的指导下，能指居于横线的上方。
S
s
这与它在索绪尔著作中的位置截然相反。拉康虽然保留了索绪尔的横线，但并没有用它来确立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而是将其视为“一道阻挡符指的栅栏”
[16]。
他将所指归入次要位置，所指要屈从于运动中的能指链。在“字符在无意识中的动因”中，拉康表达了一个观念：“所指在能指的统治下不断滑动”。其结果是主体不再居于中心，而成为指涉另一个能指的能指的结果，成为他自己所说的语言的产物。于是无意识成了语言的结果，成了语言规则和语码的结果。另一方面，拉康的这种自我的构建总是在不断地远离永远非中心化的主体的观点与海德格尔的存在本质论有相同之处[17]。即主体在日甚一日地丧失，存在也在日甚一日地被人忘记。拉康表达了在某种意义上，主体是虚构出来的，它只能透过自身的符号维度，通过能指才得以存在的思想。因为自我将人特有的无知带入主体，并表现出一种极其人性的、人类固有的症状。
拉康认为，对自我而言，世界只是形象，由自我产生的对世界的统治，是由自己及其外部形象产生的幻想性的统治。因此，自我代表主体，只是给主体一个所谓的自律性和整体性的想象的外观，从中并不能发现主体的本质。主体真正能够言说的场所不是自我这个场所，自我必须被邀请到其他的地方。拉康强调真正的主体存在于被自我排除在外的“它”那里。分析家必须要倾听从自我中逃离的无意识主体的话语。生存在想象界中的、具有镜像结构的自我迷失了内部和外部的界限，将两者在连续性中以直接的关系结为一体[18]。
在后镜像阶段中，与索绪尔对语言的关注点不同的是，拉康更看重言语，但是他并不认为言语可以呈现出能够操控自己话语的意识主体[19]。他认为，言语永远割断了它与现实的联系，失去了进入事实的可能性，人们只能使用彼此相互指涉的能指。人类之所以存在，全凭着自己的符号功能，也只有借助这一功能才能把握人类，符号功能确立了人的身份，与其指涉物割断了一切联系的记号，是人类环境的本体内核。在这一点上，拉康自然同意索绪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他也相信，语言、文化、交换以及主体与他者的关系具有优先性。
因此拉康颠覆了一种主体观，将主体设想为语言的产物或结果。这样，他提出了“无意识像语言那样结构起来的”
[20]。拉康认为只能在语言中寻找人类的本质。拉康指出无意识是像语言那样结构起来的，即无意识的运作规则同语法规则是完全一致的[21]。拉康选择了雅各布森的隐喻与转喻这两个主要修辞格以说明话语展现自身的方式。他将弗洛伊德式的凝缩转化成隐喻，将移置与转喻相转换。从拉康的角度看，隐喻和转喻是结构主义的用来概括无意识运作过程的两个重要工具。
在结构主义的框架下，拉康对无意识作了重新定义，这一点是与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分不开的。列维-斯特劳斯提供了自己对无意识所下的定义，他认为无意识不是纯粹单个人特性的藏身之处，并且对无意识做了非历史化的处理，进而肯定了它与符号功能的密切关系。列维-斯特劳斯定义的无意识与个人感受、内容、历史性无关。它是一个空无的场所，符号功能就发生在那里。拉康采用了这种研究无意识的方法，在其《马塞尔·莫斯著作引论》中，他展示了自己给无意识下的定义[22]。因为无意识的定义是根据交换功能进行的，所以无意识是自我与他者之间，而非自我与主体间的中介术语。拉康走上了符号性自治之路。他认为无意识不是特定记忆的蓄水池，无意识总是空无一物的，或者更确切此说，总是与意象无关的。作为一个发挥特殊功能的器官，它总是把自身限制在强制实施的结构法则之内。
拉康将自己置于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上，在“罗马报告”中指出[23]：“原始法律是这样的法律，它在调节婚姻纽带时，把文化王国加到了沉溺于交配法则的自然王国之上。乱伦禁止只是它的主体性枢轴。这一法则被清清楚楚地揭示了出来，它与语言和秩序是完全一致的”。
1953年7月，拉康宣布了他的发现，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24]：象征界是三个序列中的第一个因素。拉康依靠符号界支配着结构，将弗洛伊德那里处于内驱力的核心的它我指派给了实在界而将实在界定义为不可能之物。想象界被指派给了镜像阶段的双重关系，他认为，自我受到了各种伪装的蒙蔽，因而是一种错觉。在主体身上，这三界表现在模糊不定的能指链中，而这一能指链又以难以接近的实在界原初的缺失为核心。他认为这个序列与人们对欲望的任何经验感知都是截然相反的，因为在对欲望的经验感知中，人们总是把欲望化约为某种需要，在拉康看来，欲望确立于与他者欲望的遭遇。
拉康强调想象界与象征界两个层面并不具有连续性，象征界允许主体与他者保持距离，主体与他者的关系是俘虏与被俘虏的关系。在精神分析的治疗中，符号化的出现要归功于向精神分析家倾向的移情关系，患者要把分析家放在这样的位置上：他既是想象性他者，也是符号性他者，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因此精神分析实现了这一符号性功能。
拉康把父亲置于能够给予母亲欲望的地位，使孩子解除了与母亲的融合为基础的镜像关系。母子的关系经由父亲的介入，转移到象征性的维度。拉康没有采用俄狄浦斯情结那样的三角关系去讨论主体的欲望与规则的关系，而是从结构主义的二元关系上加以讨论的。如L图所示：
S(主体)
a’（小彼者，母亲）
a（自我）
A(大彼者，父亲)
拉康通过构造出想象序列和象征序列来区别母子与父子的关系。自我（孩子）与小彼者（母亲）处于想象序列，是镜像关系，想象的乱伦关系。另一个序列是父子关系，拉康将父亲置于象征序列，并以“父亲的名义”将父亲符号化，从而在象征序列讨论象征性阉割的作用。正是在父亲禁止作用的介入，打破了母亲间的镜像关系，孩子由此进入象征序列。由于父亲的介入，才使主体得以存在。这里出场的父亲并不是现实的父亲。对父亲的发现是在始终象征性地言说对父亲的依赖的母亲的话语中出现的、象征性的父亲。拉康认为“一个象征性父亲的存在并不依赖于性交与生育的联系的认识，而是依赖于某种东西回应了用父亲的隐喻所定义的这一功能的事实”[25]。
基于共时性的结构主义思想，拉康使将俄狄浦斯情结摆脱了时空偶然性而保持独立。他认为甚至在历史开篇之前，这一结构就已进入了自己的位置。
拉康强调父亲的象征性阉割作用。在这一点上，拉康将阉割情结赋予象征性的功能[26]，使其在动力的符号结构中，在分析性的术语的意义上，意味着神经症、性倒错、精神病都能被分析。拉康对弗洛伊德坚持的生物学上指向阴茎的阉割情结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弗洛伊德学派所经验的及在元心理学所提到的关于男性经历的阉割情结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它不能通过一个简约的生物因素来解决，而只能通过俄狄浦斯神话来加以清楚的解释。
同时，拉康从象征性的维度将弗洛伊德在俄狄浦斯情结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殖器官——阴茎赋予了石祖的功能，他对“石祖”清楚地与生物的两性加以区别。他在《女性性欲》第二章，“石祖的含义”一文中，引入了母亲欲望的对象的象征性标记“石祖”。他用“石祖”对性欲作了精神分析性的解释。
在临床上，拉康将主体与“石祖”的关系建立在一个不考虑解剖学的性别差异上。“石祖”是被赋予特权的标记理念的部分与欲望的产生相结合的地点的能指[27]。父亲的出现明确地告诉了孩子作为缺失者的母亲的想象上的阉割。
他首先强调了象征性序列在人类的主体性决定上的位置，而且基于语言运行法则和序列作以解释。他将特征化的主体与语言的关系加以区分，并从性关系自身的困难中，追踪他的概念。尤其强调女性与“石祖”的关系。并且依然试图对男性和女性做出不同的解释。这一点与弗洛伊德提到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除对人格形成的影响有所不同，拉康强调的是[28]，如果孩子不接受法律，或者如果母亲不在法律的位置上认识父亲，则主体将处在对“石祖”的认同上，服从其母亲的愿望。如果相反，孩子将父亲认同为一个“石祖”的拥有者，父亲重新将石祖设定为母亲愿望的对象而不是母亲欠缺的弥补；认同父亲的孩子就通过具有石祖的方式而引起了俄狄浦斯情结的衰退，因为孩子成为拥有石祖或不拥有石祖者，则孩子就成为如同在充分的性关系中能够给予石祖或接受石祖者。同时，象征性阉割也发生了。
在此可以看到象征性阉割的意义就是，人在作为人出现在意义世界，首先不可缺少的前提是，接受本源性丧失的体验。而象征界则是在它本来应该存在的场所欠缺的某种东西，被从其他的场所作为无的差异的体系给予的世界。孩子以阉割体验为轴，从想象的镜像支配下的世界向象征性的缺失的代理表象的世界移动。这种阉割是婴儿期与母亲分离的过程的体验开始的。
作为母亲欲望的对象的石祖，甚至还是渴望作为母亲欲望对象的主体自身。在拉康的结构精神分析理论中，拉康将父亲作为一个构成人文性的法律的代表，将其命名为“父亲的隐喻”。是“父亲的隐喻”赋予家庭的象征符号法律以一个基础[29]。幼儿在其可能性维度中发现了父亲。他们通过指涉叫做父亲的象征，才能够与当前无法获得的不可能的事物结成某种联系。“石祖”只是把被消除其自身存在的无作为可能性来赋予的记号。它只不过是被“在场——不在场”
所映出形象世界所支持的，一个被设想的、欠缺实体的符号。
由此可见，与列维斯特劳斯对《亲属的基本结构》的理论考察开始于将乱伦禁忌定位为人类这种生物的自然与文化的接点一样，拉康在精神分析的领域，将精神分析从弗洛伊德关注生物的人的“自然”一面，延伸到关注人类规则的“文化”领域，使俄狄浦斯情结成为人类规则与欲望的关系的结构性表达。并且，他们都立足于结构语言学的基点，通过符号和语法的功能将无意识赋予了共时性的特征。
[1]
参见从结构到解构，[法]弗朗索瓦.多斯著，季广茂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上册，第154页。
[2] 同上，第143页。
[3] 同上。
[4] 参见从结构到解构，[法]弗朗索瓦.多斯著，季广茂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上册，第143页。
[5] 参见从结构到解构，[法]弗朗索瓦.多斯著，季广茂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上册，第140-152页。
[6] 同上，第126-129页。
[7] 同上。
[8] 同上。
[9] 参见拉康——镜像阶段，（日）福原泰平著，王小峰、李濯凡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一版，第一 44-45页。
[10] 参见拉康——镜像阶段，（日）福原泰平著，王小峰、李濯凡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一版，
[11]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I,The Eog in Freud’s Theory and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p28
[12] 同上。
[13] 参见从结构到解构，[法]弗朗索瓦.多斯著，季广茂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上册，第126-129页。
[14] 同上。
[15] 参见从结构到解构，[法]弗朗索瓦.多斯著，季广茂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上册，第140-145页。
[16] 参见从结构到解构，[法]弗朗索瓦.多斯著，季广茂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上册，第140-145页。
[17] 同上，第126-129页。
[18] 参见拉康——镜像阶段，（日）福原泰平著，王小峰、李濯凡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一版，第53页。
[19] 参见从结构到解构，[法]弗朗索瓦.多斯著，季广茂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上册，第126-129页。
[20] 同上。
[21] 同上，第140-152页。
[22] 参见从结构到解构，[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