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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顾名思义是要突破局限。很多人讨论局限的时候，讨论的是社会、讨论的是体制、讨论的是别人的局限，我们很少讨论我们自己的局限。要做国际化的视野，主要是帮助我们超脱自己的局限，跳出我们文化的圈子，看一看我们到底有什么特点？那么这就是我们心理学家经常愿意做的一个简单的心理学实验，就是请大家联想这两个概念，我们和他们，你想我们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东西？你想他们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东西？我们，想到什么？同学、自己、美好、幸福、快乐，我们想的都是特别积极的东西。他们想什么东西？我们特别容易想到的是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有问题，他们有毛病，我们联想的是好的事情，他们联想的是坏的事情，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局限，这个局限让我们不能够批评我们自己，而且我们特别容易批评他人，所以有很多的问题，其实需要我们自己认认真真地进行比较，认认真真地进行探索。心理学空间/ug9K],p ^ F\F L

O8LEJc&U ^0　　我给大家举几个简单的心理学的例子和实验，我们就知道其实理性的分析、科学的分析、逻辑的分析、跨文化的国际分析，这个才是了解我们自己的正道。让大家看两条线，一个是AB线，一个是CD线，是AB长 还是CD长？一样长，为什么是一样长？因为我们学习过科学知识，我们上过心理学的课，凭着直觉老老实实讲，肯定是觉得AB比CD长，这个就是直觉思维和科学知识之间的一个差异。我们在心理学里头，把这种直觉的思维叫做第一系统思维，它是经验的、它是迅速的、它是固执的，而且是特别自信的，我们对我们自己文化的分析，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第一系统思维，都是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历史的典故、美好的故事、其他人讲的案例来做各种各样的分析，这个我们把它叫做直觉的分析。那么科学的分析是要讲理性、是要讲逻辑，特别是讲自我批评，这个叫做理性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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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们讲中国人的思维特性、中国人创新的障碍 和中国人创新的绝境和成功的经验，都不能凭着我们自己的经验直觉来进行讲解和分析，一定要进行科学的分析，而这个科学的分析，心理学可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么心理学为什么能够跟文化又有关系？其实我们在谈文化的时候，谈得比较多的是一些客观的文化，比如说经典，比如说艺术，这都是看得见的 摸得着的文化，这个其实是一个主观的文化，是文化的载体，真正的文化我们认为是人主观的文化、是一个心理的文化、是一个精神的气质、是一个思维的方式和思维的理念，主观文化比客观文化其实更重要。我是湖南人，每次从北京到湖南岳阳去都要经过一个地方叫做蒲圻，蒲圻现在改名叫赤壁，因为当年赤壁之战打仗的地方就是在蒲圻，现在的赤壁市。可是到了赤壁这个地方，也就是这个客观存在的时候，我想的是文赤壁，我们想的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们想的是一种精神，我们想的是一种理念，我们不想的是这个打仗的赤壁蒲圻市，对我们人来讲，更重要的是主观文化，而不是客观的文化。那么既然是一个主观的，那就有很多文化的差异、文化的影响，语言影响到我们的文化思维，有美国心理学家做了一些经典的研究，发现我们中国人对一些虚拟现实状态，不太能够做这种反事实思维，比如说彭老师说假设彭老师是一个美国总统，你说咱们中美关系会怎么样？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思维，你这小子还想当美国总统？没门。首先拒绝这种假设，而不愿意跟这种假设做思维，创新是要做假设的，创新是要反现实的，创新是要突破现状的，所以这个人他做了一系列的研究，比如说如果所有的圆都很大，这个小三角形是个圆 ，它会大吗？它应该大。如果你根据逻辑思维来做的话，应该大，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是个小三角形怎么会大呢？这不就矛盾了吗？这个就被局限了。其实这是一个假设，假设是一种思维，我们如果连这种假设都不愿意做，我们怎么创新？另外一个，语言对于我们的误导也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太了解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无中生有地做出一些判断，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就是让美国人读这个英文句子，叫做“FINISHED FILES ARE THE RESULT OF YEARS OF SCIENTIFIC STUDY COMBINED WITH THE EXPERIENCE OF YEARS”就是最后完成的文件是多年的科学研究和生活的结晶，这个里头有多少个字母F？有多少个 ？六个。我们中国人一看就对，为什么能看对？我们数，一二三四五六，正好是六个，美国人说几个？三个，为什么说三个？因为他在意义加工里头OF这种介词，他不数，所以他出了问题，我们中国人反而答得对，英语越不好越答得对，英语越好越答得错，因为进行意义加工，先入为主，容易犯错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的山寨现象，我们为什么会上山寨的当，因为我们有很多先入为主的意念，早上洗头之后头皮很痒，仔细一看是飘柔，再仔细一看不对是瓢柔，先泡上一碗康师傅方便面，不对这是康赛傅方便面，抽了一只中萃香烟解闷，早餐后穿上报喜乌的外套，然后含着一块大白免的奶糖，下楼到中国石油加油，开票时才知道人家是中围石油，这就是文化和语言，有的时候会有先入为主的诱导作用，使我们容易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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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也影响到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判断。很多年之前我和我的师兄Michael Morris，莫里斯教授做过一系列的研究，我们就用计算机模拟鱼的各种互动关系，结果发现不同文化的人对这个鱼的互动关系还有不同的解读，让我们中国人判断一下蓝色的鱼在前面游，后面一群鱼慢慢地游过来，你说这个鱼它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我们人类对这些问题的判断，其实是有两种判断的，而这两种判断，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都是正确的判断，因为这没有正确答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鱼它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把自己的经验，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我们自己的意识投射到鱼的身上去，而这种投射，我们发现有很大的文化差异，中国人倾向于认为这个鱼是高兴的，美国人倾向于认为这个鱼是不高兴的，因为我们是强调团结、强调集体、强调互相联络的一种文化，美国文化相对而言是强调独立的、强调分离的、强调与大家不一样的。心理学空间8B8Hu'}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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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q:B g'Ii q0　　不光是在文化的这个鱼的直觉方面，对自我的认识也是有差距的，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Hazel Markus和密歇根大学的一个日本的心理学家Kitayama，他们就在1991年发表了一篇很有名的心理学文章就说明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东方人的自我概念相对而言是一种互相依赖的，就是在我们的自我认识中间有母亲、有同事、有很多其他的人，那么在西方人的自我概念里头，更多的是互相分离的，互不关心的一种社会自我认识，我们中国人讲自我的时候，讲到的更多的是集体的、社会的自我，让我们在座的同学回答一下我是谁？我们自己第一个反应是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我是北京人。在西方做这种研究做出来的结果更多是与自己的特性有关的自我概念，让东方的被试和西方的被试对两种变异进行喜好判断，你是喜欢这个A图具有一个变异，还是喜欢B图具有多个变异？发现很有趣的现象，一般来讲我们东方被试喜欢多个变异的人要多于喜欢一个变异的人，那么在西方国家正好是相反，所以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叫法不责众，即使是一个变异行为，但是要拉几个人一起，我们觉得就心安理得，就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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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不光是有这种自我概念的差别，主要是在认识思维方面有很大的差别，这就是我们对一些思维工具的选择和使用，我们已经发现有很大的文化差异，我们中国人在选择使用这些心理的认识工具，归纳、演绎、因果、理解、判断、决策、推理、说服等方面，我们都有与众不同的思想，有人说我们中国人是exceptional(独特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有一些特点和特色，这个东西来自于什么地方？我们认为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文化经验，比如说让大家看这两个怪物谁大谁小？一样大对不对，那加上一个背景，谁大谁小？那么越看越觉得后面这个大，前面这个小，理智告诉你这就是刚才看的两个一样大的怪物，但是现在有背景以后，我们的判断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判断不一样？因为这个背景给我们一个信号，虽然这两个怪物在我们视网膜上的现实的、客观的、物质的成像是一样大的，但是它在后面，这个在前面，我们在思维上就自动化地把它解释为这是在后面的一个怪物，结果它应该要大一些，这个来自于我们的经验，这个来自于我们认知的加工，那么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各种不同的习惯、角度和特性对我们思维的限制。让大家看这个图，这里头到底有几个人？有谁看到老太太的举一下手，有谁看到了一个少妇的举一下手，不少，这跟好色一点关系都没有，有多少看见了一个小姑娘的举一下手，真的有人只能看见一个，有人能看见两个，很少有人能看见三个，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两个、三个？这跟智商没有关系，这跟情商也没有关系，这跟你人品也没有关系，就是我们有一个认识定式，在观察事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限制，这个限制来自于我们的第一个印象，这个印象限制了我们去看到其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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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中国人的思维特性上，我们有哪些发现和突破？第一个我们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知觉注意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人注意背景、注意整体，西方人注意具体的个体，比如说让大家判断一下这个人到底有多高兴？我们中国被试的普遍反应就是不一样，刚才他是挺高兴，可是现在这个旁边的人不高兴，他怎么还这么高兴，他肯定是假装的，不高兴，所以我们对背景有比较多的敏感和关注，那么在西方国家做这个研究，它的答案是一致的，因为他们关注这个人而不关注这个背景，那么这是在知觉方面，我们已经作出了一个差，别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是让你画一条跟这个一样的线你画多长？有两种画法，一种画法叫做相对判断，也就是说根据这个线在这个框里的比例，我画另外一条线，那么相对而言要短，因为这个框在右边是小，所以这个线就要短，那么另外一种画法，是绝对的画法，就是根据这个线在框里的长度，我画一样长的一条线，这个叫做绝对判断，MIT(麻省理工学院)的几个教授真的做出来，发现我们中国的被试，在做这种任务的时候，我们喜欢相对判断是比较多的，美国人相对而言做绝对判断比较多，更有趣的是咱们中国人在相对判断的时候，头脑的活动要少，反过来要做绝对判断的时候心潮澎湃，特别不安，但是做相对判断的时候，我们心安理得，无所谓。这个就是文化对我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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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让大家判断一下，你觉得是A应该跟这个牛归在一起，还是B应该跟这个牛归在一起？有多少人认为是A的举下手？少数，多少人认为B的举一下手？绝大多数。这就是我们研究的发现，我们中国人在进行归类分析的时候，是愿意根据事物的关系来进行归类，而西方人是根据事物的本质和本性来进行归类，所以鸡跟牛它都属于动物，所以西方人把它归在一起，我们中国人认为牛要吃草，所以我们把B跟牛归在一起，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归类方式。那么这种绝对不同的方式，它有很大的意义，因为西方心理学家一两百年以来都认为根据事物的本质归类是高级归类，根据事物的关系归类是低级归类，但现在我们发现，不对，我们十亿中国人民怎么是做低级归类的呢？所以我们给出的一个结论，就是要用人类共有的标准进行判断，就是一个进化生存的普世标准，我们都是为了人类的生存，那么从生存的角度来讲，是根据特质来进行归类，本质来进行归类好呢？还是根据关系进行归类好？很简单的，如果有一个婴儿车有一个妈妈，有一个小轿车，你说谁应该归在一起？当然是妈妈和婴儿车，你不能把婴儿车和小轿车归在一起，虽然它们都是交通工具，但没有意义，说明根据关系的归类不一定是低级的归类，关键是要掌握话语权，关键是我们要做实证研究，关键是要我们要突破，我们自己的思维习惯，不要简单地谩骂人家，你这帝国主义又丑化我们中国，你得拿出科学的证据，查出充足的理由，特别是要有逻辑的分析，这样才能够说服别人，这基本上就把西方心理学家的一百年来的论据给否掉了，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是高级思维，起码跟你的思维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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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种归类方式，还有一个引申的意义，就是如果根据事物的本质进行归类，产生的一种倾向就是愿意把事情做这种范畴，做这种定义，这就造成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名词偏差，在英文里头名词远远多于动词，东方文化我们的动词要多于名词，你要观察一下美国的妈妈给小孩教他什么东西？两岁之前教的都是动词，中国的爷爷奶奶和妈妈教什么？教了很多动作，吃、坐、叫爷爷、叫奶奶，跑一跑、走一走，我们不教名词，这是什么？橘子。这是什么？苹果。放在一起是什么？水果。没有中国父母亲做这样的练习。这个就是一种文化的差异，名词特多的话，那么你就相对而言使用逻辑分析的可能性要高。动词多的话，你相对而言做类比分析要高，这就是很多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老外不懂。天无二日，人无二君，外国人不明白什么意思，天上没有两个太阳跟地上没有两个皇帝没关系，那么中国人说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一个比喻的关系，对不对？党是母亲，我们不是说党就是母亲，而是说党和群众的关系，跟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一样，这都是我们的思维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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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大家看一个图，记忆一下，这上面有一些什么东西，然后你告诉我，你刚才看到什么了？看见了鱼 、青蛙、水草，还看见气泡，你看还看见七个气泡，很不得了，老外特别震撼，中国人在看这个图的时候，眼睛到处跑，看的东西特别多，青蛙、水草，还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个气泡，没有一个美国被试到现在为止，看见七个气泡，看见什么？看见三条鱼，但是我们关注的是背景，我们在关注鱼的时候，我们没有看鱼的其他特性，这个鱼鳍的颜色是什么？红色，这个鱼鳍都是一样的颜色还是有不同的颜色？有很多关于背景信息，我们中国人记得很清楚，关于目标信息相对而言我们记得不如美国人清楚。那么文化在思维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差异，比如说在因果关系的归因上也是不一样的，这在心理学里头叫做归因分析，归因是什么意思？就是人做了一件事情，他行为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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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做简单的归因，比如说很多年之前，有一个中国学生在美国杀人，他的名字叫卢刚，1991年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开枪把自己的导师打死了，把自己的同事打死了，把爱荷华大学的一个副校长给打死了，最后自己自杀，那么为什么他要杀人？对这个简单问题的分析，我们发现有很多文化的差异，我们中国人相信环境的作用，我们相信很多客观的周围的世界对我们的影响，所以谈卢刚杀人的时候我们大量地使用了文化的解释、社会的解释、关系的解释、情境的解释，如果你要看美国媒体和美国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更多的是关注他个人的原因，我们是讲大形势的影响，西方人偏重于小形势的影响，这种差别对于我们创新，对于我们的社会发展，对于我们中国的大国崛起都是有很多意义的，所以知识创新，我觉得很需要突破自己的文化局限，突破自己的思维局限，突破自我的局限，这样才能够创新，强国的心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中国逐渐组成了一个大国，我们一定要有科学的理性的态度，分析自己，同时分析别人，我们不要根据直觉，我们不要根据经验，我们更不要根据自己的情绪来做判断、来做决策，很多的问题其实是有科学分析的方法，我们不知道只能说明我们不知道，不能说不存在，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一定要做领袖，我们一定要输出我们的文化，输出我们的价值观念，这种输出，这种文化的创造和建设，也必须以科学的理性的态度来建设，也许我们太关注物质的东西，也许我们太关注金钱的东西，也许我们中国人真的应该开始想一想，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精神，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文化，我们应该怎么做世界的领袖和领导。这就是我的演讲，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