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真的存在吗？哲学界和科学界给出了近乎矛盾的答案。当神经学家通过实验质疑“自由意志”的存在性，这个概念的大本营哲学界自然不甘示弱。争论在所难免，合作也是选择之一。这一次，科学和哲学能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吗？
“自由意志”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神圣的概念。可是一些神经学家却总在试图推翻它的存在。《自然》播客（Nature Podcast）编辑凯利·史密斯（Kerri Smith）在《自然》杂志撰文介绍了“自由意志”在科学与哲学上的对决。
柏林计算神经科学伯恩斯坦中心的海恩斯（Haynes），旧金山加州大学的本杰明·里比特（Benjamin Libet），以及洛杉矶加州大学和以色列特拉维夫医学中心的神经学家和外科医生伊扎克·弗雷德（Itzhak Fried）等人，都通过脑部扫描观测发现，早在参与者产生选择的意识之前，大脑就有了活动。也即是说，事物的运行在他们进入人的意识之前就已经被决定了。决定的意识是在决定产生之后才产生的。
哲学家的质疑
哲学家们对支撑这种解释的假设提出了疑问。
“现在的问题是，大多数哲学家并不那样理解自由意志”，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哲学家梅尔（Al Mele）说。他们大多是唯物主义者，相信万事万物都有物质基础，决定与行为都来自大脑的活动。自由意志对于科学家和哲学家是不同的概念。
梅尔说：“如今，大多数哲学家仍然认为，人存在于确实的宇宙中，并能做出合乎理性的决定。”他们争论的焦点是自由论与宿命论（一种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注定了的，由命运或者物理法则决定的理论）。但是达特茅斯学院的哲学家罗斯基（Roskies）认为，神经学家们的实验结果并没有解决这个争论。它们也许可以解答行为的可预测性，却没办法解决宿命论的问题。
“神经学家有时会对他们自己的领域产生误解。”加州大学的神经学家迈克尔·加瑟里加（Michael Gazzaniga）这样说道。特别是，科学家总是倾向于将大脑每次做出决定前的一点准备活动，当成是做出最终决定的活动。他建议研究者将思维过程设想为一张不断交互影响的复杂网络，而不是平行发生的作用。这样，什么时候意识到做出决定就不像之前想的那么重要了。
哲学和科学的合作
有了概念的争论，自然会产生语义上的研究。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哲学家盖尔伦（Glannon）认为：“真正有用的是科学家和哲学家能在自由意志的定义上达成共识。”即使在哲学圈中，对于自由意志的定义也常常产生分歧。有些哲学家将其定义为在不受强制的情况下做出理性决定。另一些则选择将其放到宇宙背景中来进行定义：在做出决定的那一瞬间，可以不受来自过去的影响，而产生独立的决定。而神经科学可以帮助梳理这些定义，或是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完善它们。罗斯基说，这也许可以深化完善对于自由意志范畴的理解，或者改进对于有意识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的看法。
梅尔正试图通过坦普尔顿基金（Templeton Fundation）工程让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坐到一起。他说：“如果我们能重新设计一个更好的实验，是可以更好地了解到当我们做出决定时在大脑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些非正式的交流已经展开了。接受该项目基金支持的罗斯基计划在今年去华盛顿大学神经学家迈克尔·谢德勒（Micheal Shadlen）的实验室并和他共度一段时间。这名神经学家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灵长类动物大脑内的决定生成机制。“我们将互相推敲各自的观点，直到能真的了解对方的观点并说服对方。”罗斯基说。
伦敦大学学院的神经学家海加德（Haggard）在他主持的一项坦普尔顿基金支持的项目中，致力于提供一种途径，能够客观地判断有意识的决定与行为的时间，而不是根据参与者主观的报告。他的团队计划设计一种实验装置来让人与电脑进行对抗游戏并记录大脑的活动。
由帕萨迪纳市（Pasadena）加州技术协会（California Institude of Technology）的生物工程师克里斯托弗·科赫（Christof Koch）主持的另一个项目，将使用类似于弗雷德之前用到的技术，来检测人在做出理性决定时单体神经元的反应。他的研究团队试图测量出人在做出决定时，大脑中不同字节大小的信息所占的比重。
而哲学家们乐于承认，神经学家总有一天会搅乱自由意志这个概念。设想一个情景：在被试者意识到他们的决定之前，研究者就能通过观测他们的大脑活动预言他们将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梅尔说：“如果真是那样，自由意志的存在将真正受到威胁。”但是，即使那些过早声称自由意志的终结的哲学家也同意，这些实验结果应该分别对应不同层次的决定。毕竟，按按钮或玩游戏所做的决定的复杂性远远不及泡茶、当总统、犯罪时做决定的复杂性。
思维方式的改变
海恩斯的研究以及其可能的内涵，势必会影响到他的思考。他还记得曾经在坐飞机参加会议时的一次顿悟：“忽然之间，我对我自己，我所处的空间以及整个宇宙都有所了悟。我们所有的决定不过是因果循环的产物。”但是他并不能长时间沉浸在一个缺乏自由意志的世界里。“事实上，当你开始解释人们的日常行为，你就很难再继续坚持这种观点。”他说。
弗雷德也是如此。他发现很难用宿命论来贯彻自己的行为。“我并不是每天都会想到它。特别是在对人大脑做手术时，我是绝对不会想到它的。”他这样说道。
梅尔则非常希望其他哲学家能更好地了解有关有意识的意图的科学。“科学家能够缓和各个哲学流派之前的对立立场，”他说，“研究自由意志的神经学家的工作似乎也不能证明哲学家的工作一无是处。”（It’s not as though the task of neuroscientists who work on free will has to be to show there isn’t any.）
也许正是在不断的争论与碰撞中，哲学家和科学家才能加深彼此的了解，取长补短，逐渐完善自身的理论。
本文编译自
Nature- Neuroscience vs philosophy: Taking aim at free wi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