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决非一部有关荣格的正式传记。在我看来，它仅仅是一本展现了他一生的传记性回忆录。正如欧内斯特·琼斯（Emest
Jones）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与工作》那样，就一部内容详尽的传记而言，本书尚有过早之嫌。写这样一部传记需要对许多文献加以认真细致的研究，这些文献现在都保存在荣格的家属手中，因而难以得到。的确，我知道，荣格的孩子们对正在撰写的有关其父的任何传记性文章都持反对态度，因为他们觉得，有必要说的一切都已在他本人的《回忆、梦、思考》中说过了。所以，我并没有告诉他们当中的哪位说我正在写这部书。在本书出版之前，我把它送给了他们过目，而他们则完全不同意出版。
如果想到我们对其父的看法是何等不同，其作法便不会令人感到惊异了。对荣格的家庭生活我知之甚少，只知道对他来说对是十分幸福而充满意趣的。本书完全从我本人的观点出发而写成，这也即是他的学生们的观点，他们有权从精神分析之外的角度来看待他。
在《回忆、梦、思考》中，荣格所写的几乎全部是他的内心生活，对他而言，这比任何外界活动都更有意义的多。有关他内心生活的方面的话题也正是他几乎每次与我交谈的内容。我努力想要遵循着他的人生道路，按年月顺序展示出他是如何首先体验了他的心理学，并在很久以后才把他所体验到的东西用语言系统地阐述出来的。
荣格常说，我与他的共同基础是我对心理的完整性--正如他所说的--在个体化进程中的心理完整性的极大兴趣。所以，我试图使这部书贯穿始终地、突出地反映荣格本人内心的这种发展过程。但是，他所达到的完整程度是那样超乎寻常，他所经历过的、所有可能的方面的生活是如此丰富，因此，任何一本有关他的书都使这种愿望难以实现，即使是写上十部书，也只是挂一漏万、凤毛麟角。
我也竭力想将那些资料记录下来，否则它们将会随我一同逝去。这便是我写作的动机，它激励着我写下了许多大概是年代过早而未曾发表过的东西，其中包括了我所了解的有关荣格与托尼·沃尔夫（Toni
Wolff）之间长期友谊的内容。关于这种关系，竟然有着许多流言蜚语，为此，我觉得我应当将真实的情况披露于世。也许，我是尚且在世的、从三位当事人口中听到过这些事情的人之一。这三位即是：托尼·沃尔夫、埃玛·荣格（Emma
Jung）及荣格本人。保罗·罗森（Paul Roazen）所著《弗洛伊德与托斯克》（《兄弟动物》，阿尔弗来德·A·诺普夫有限公司，纽约，1969年，第165页）一书中也曾提及了这种关系。
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也承担了这件与我并不相宜的工作，即详细地探究有关"荣格是个纳粹"这荒谬可笑却竟然流传很久的谣言。我曾在库斯那赫特住过，从纳粹开始兴起直到其最终垮台，我曾频繁地与荣格会面。这只是他常与我讨论的、有关外界的极少话题之一。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担负着见证人的责任。
我已做了多次必要的重申，特别是在前面的几章里，在《回忆、梦、思考》里，这些已经有所描述。这是荣格生活的一部分，这时他是很重要的，其中的大部分，我都在他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很久以前就听他谈起过。我试图从一种略显不同的立场出发，来表达有关这些方面的许多内容，而且--尽管我尽了一切努力来使其明白易懂、一目了然--我已为《回忆》增添了更为详尽的内容。许多人已读过那部书，而且它将永远是有关荣格的最深邃而又最真实可靠的源泉。
我最感谢的人当属已故的艾斯特·哈丁（Esther Harding），她曾建议我撰写这部书。如果不是她的积极倡导，我绝不敢考虑去冒这样的风险。我能有幸完成这部书稿，还应归功于巴得·拉盖兹的雨果·考赫（Hugo
Koch）博士颇有见地的指教。我还要感谢皮特·伯克豪瑟（Peter Birkhauser），他在巴塞尔大学预料和本科费心地为我做了许多咨询工作，而且慷慨提供了有关其岳父、荣格一生的好友阿尔伯特·奥利（Albert
Oeri）的资料。我也要感谢尤娜·托玛斯（Una Thomas），她不辞劳苦地为几乎全部手稿打字，做了最为有益的工作。
特别要感谢玛丽一路易斯·冯·弗朗兹（Marie-Louise von Franz）和沃朗·布鲁克斯（Vernon
Brooks）。前者不仅为我提供了一份荣格论同时性的文章的精辟概要，而且以难以计算的其他各种方式始终如一地帮助我。沃农·布鲁克斯则在暑假期间将全书阅读了两遍，并承担了大量的通篇修改工作。他具有能使语言更加优美顺畅而又无损原义的天赋，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
芭芭拉·汉娜
波林根，197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