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大脑的错?———大脑扫描能否成为法庭证据
作者: Gazzaniga葛詹尼加 / 8020次阅读 时间: 2011年11月18日
标签: Gazzaniga 神经科学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都是大脑的错?———法庭上的神经科学

撰文 迈克尔·S·加扎尼加
翻译 朱机
环球科学2011-5 光明网


美国法庭的陪审团 资料照片    说来也巧,麦克阿瑟基金会(美国最大的慈善基金会之一———编者注)设立了一个新项目,探索与刑事司法制度有关的神经科学问题。就在出任该项目负责人之后不久,我生平第一次被法庭召去参加陪审员遴选。这是一个关于一名年轻女子被指控酒后驾车的案子。参加陪审员遴选的有80人,但我的这群同伴中,大多数人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而被排除,尤其那些曾酒后驾车的。最后,我被叫到法官面前。他说:“告诉我你的职业。”

    “我是一名神经科学家。”我回答说,“实际上,我研究的是法庭上发生的神经科学问题。举例来说,我正在研究错误的记忆是如何形成的、成瘾的本质是什么以及大脑如何调节行为。” 

    然后我就落选了。我有些失望,在某种程度上,法官将我排除的做法,大概正是现今法律体系对神经科学抱有戒心的表现。

    借助复杂先进的成像技术,神经科学家如今能够仔细观察活人的大脑,并梳理构成行为或思考方式基础的大脑活动模式。目前司法系统正在尽力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决定什么情况下可以把这类扫描结果作为有效证据。接下来,一旦能够将大脑活动模式与精神状态相联系,确定被告能否控制自己行为、评判被告应受何等程度处罚的旧规则可能都会被颠覆。目前,人们对这些变化还没有清晰的思路。但是,法律体系、公众以及科学家需要了解这些议题,因为,随着科技发展的推进,也许不久我们的法庭就将“传大脑出庭作证”。

神经科学与法律
  目前,出于法律上和科学上的理由,法庭审讯时很少把大脑扫描结果采纳为证据。然而,随着神经科学的日渐成熟,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脑部扫描结果作为被告神经状态或证人可信度的相关证据呈现在法官面前。
  脑科学对法律最大的影响,最终或许来自于反社会违法行为的神经生物学根源的更深刻的理解。例如,未来的新发现也许会为新的刑事辩护事由提供基础。
  然而,神经生物学的见解也可能颠覆关于个人责任与公正处罚的传统观点。因此,法庭及社会各方面,应当一如既往谨慎地吸收神经科学的发现。

    暂时不足采信

    随着脑成像技术日益进步,大脑的状态逐渐能够直观地通过图像来说明,越来越多的律师要求法官采信脑成像图片,以此证明被告由于精神失常而无罪或者证言属实。但迄今为止,和绝大多数神经科学家以及法学者的传统观点一致,法官往往判定脑成像扫描结果没有或只有极小的证明效力。因为科学家并不支持将脑部扫描结果作为证据使用,除非出现物理性脑损伤的情况。刑事辩护律师希望引入扫描结果来说明被告具有某类认知障碍或情绪失常,例如判断力失常、品行障碍或冲动控制障碍等。但是,至少目前为止,绝大多数法官与研究人员都认同科学还未发展到足以满足这类应用的程度。

    功能核磁共振(fMRI)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能够提供有用的科学信息,但极少能作为合法证据。为了探索人脑在诸如读、说或空想等不同过程中哪些脑区处于活跃状态,研究人员把fMRI技术当作法宝。但这一技术并非直接测量脑细胞的发放,而是测算被认为与神经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相关的血流量。此外,为了确定与脑活动的特定模式相关的成像信号,研究人员往往必须平均统计多次扫描结果,而这些结果来自多位受试者,这样就可能有很大个体差异。

    但是,难题已经摆到了法官们的面前:是否要采纳物理性脑成像结果来给被告的精神状态做鉴定并定罪。接下来几年,他们也许还要面临更难以决定的问题,即是否采纳脑成像结果来说明相关人员更为复杂的精神状态,比如证人的可信度或真实性。

    上世纪早期,美国心理学家、发明家威廉·莫尔顿·马斯顿博士(Dr. William Moulton Marston)第一个宣称利用多导生理记录仪测量血压、脉搏、皮肤电导率以及其他生理信号能够确定一个人有没有在撒谎,自此以后,测谎一直是法律界的热门话题。美国法庭在很大程度上认为测谎仪的结果属于不可采信的证据。然而,还有其他技术正在发展,日后法庭最终必然会被迫将那些结果评判为可采信的证据。这些发展中的技术工具包括特定的脑成像方法,其目的在于检测出反映真实行为的精神状态。

    测谎与可信度

    举例来说,新近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安东尼·D·瓦格纳(Anthony D. Wagner)及同事完成的研究表明,在有严格控制的实验条件下,用fMRI结合复杂的名为模式分类器的分析算法,研究人员能够精确地确定出受试者正在回忆,但并无法确定检测到的回忆内容究竟是真实的还是假想的。换言之,我们或许能够利用fMRI探测出一个人是不是以为自己在回忆什么东西,但我们还没法分辨这种想法是否准确。瓦格纳总结说,fMRI方法或许最终可以有效地测谎,但还需要其他研究进行补充。

    弗吉尼亚大学法学教授、法定证据专家弗雷德里克·绍尔(Frederick Schauer)指出,如今法庭依惯例接受了很多种远比现在被排除在外的测谎科学更为不可靠的证据。在评估证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有没有说真话时,目前的方法是不准确的,是基于对不诚实行为的一些误解,例如,有些好的举止并不一定是诚实的可靠线索。法律在确定证词是否可信时有自己的标准,而那些标准要比科学标准更宽泛。

    最近,一起试图将脑部扫描技术用于测谎的案件在美国田纳西州联邦地方法院结案。在该案中,地方法官拒绝采信由商业fMRI测谎公司提供的证据。其主要反对理由是,实施测谎的辩方专家并不能向法庭说明,被告针对任何一个特定问题的答案究竟是真是假。事实上,辩方专家证明,他只能测出被告在回答整套有关案件的问题时大体上是不是在说真话。

    那么,在将来的案件中,如果把测谎目标进一步局限为确定被告大体上是不是在撒谎,这样的结果有可能被接受吗?最终,神经科学的应用也许是评估被告的品格、大体上的诚实程度,而不是判定被告在法庭上的具体事项上有没有说真话。目前这类证据是由其他证人对该证人品格所提供的证词组成。但是,将来会怎样呢?法官会不会想知道证人在某种不诚实可能性测试中的得分?由怪异的机器得出的某人具有不诚实倾向性的证据会更公正吗?依我的猜测,将来终会用上这样的证据,而且最初可能会有偏见,但随着社会运用此类证据的经验增加,偏见将会消失。


 针对精神病病者的脑部扫描

  现在法官和律师已经开始要被迫应对脑部扫描结果在法庭上所扮演的角色了。然而,从长远来看,将来神经科学对法律体系的最大冲击,并然来自于人们对大脑如何塑造行为的机制取得更深入理解。人类在婴儿期就会表现出与生俱来的公平和互惠,表现出宽慰被虐者和惩罚违规者的愿望。我们天生就是法官和陪审员。并且,以这些本能为基础,我们构建了文化应当如何评价和处罚反社会行为的文明见解。有朝一日,神经科学可能会迫使法律体系修改判决是否有罪与判罚量刑的规则。神经科学可能还将撼动社会对“自由意志”的理解,让人们重新思考如何断定在什么情况下应该追究个人的发社会行为。

  按照精神病态者的精神病学和法律标准,精神病态者只占普通人群的1%不到,但在囚犯中占25%左右。尽管人们常会不管是暴力犯罪分子还是非暴力犯罪分子都贴上精神病态者这一标签,但实际上,精神病态者是专指特定的一些人,这些人患有精神疾病具有明确定义,可以根据专业量表,即《黑尔精神病量表修订版》( Hare Psychopathy Checklist-Revised, PCL-R ) 加以诊断。

  精神病患者往往表现出表里不一、自我中心、夸大其词、欺骗他人、指使他人,并且缺乏罪恶感或移情能力——所有这些症状都可以通过PCL-R评估。然而,PCL-R之类的心理测验只是一些指标,以此用来衡量这些人精神生活失常背后更深层次的神经机制障碍。因此,以神经成像的方法测量大脑活动,至少在理论上,应当为鉴定精神病患者提供一种更好的方法。

  到目前为止,已有不计其数的研究工作将精神病与不寻常的大脑活动联系在一起。例如,对于需要集中注意力的刺激,以及带有情绪、意思确切或意思抽象的词汇,精神病患者似乎表现出了异常的神经反应。但是那些大脑颞叶内侧受损的人也会表现出同样的异常反应——这意味着不能用这个结果来定义精神病。还有一些研究发现,精神病患者可能在大脑边缘系统的深层结构上有损伤,而边缘系统是产生情绪的脑区,但这也只是初步发现。

  科学家还在研究精神病患者的神经连接是否异常。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马库斯·E·赖希勒( Marcus E. Raichle )、本杰明·香农( Benjamin Shnnon)及同事,连同新墨西哥大学的肯特·基尔Kent Kiehl,对成年犯人与未成年犯人的fMRI扫描结果进行了分析,同事他们还做了评测精神病态的PCL-R测试。他们发现,在成年犯人的大脑中,脑区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异常连接,但并没有发现哪一种异常连接是占主导的。而未成年人中表现出的显著差别则更为一直和独特,并且神经连接的改变程度与个人冲动程度一致加强。一种解释是,易冲动的未成年人在对自己的行为做错选择时缺乏某种正常的神经约束。任其发展后,会是冲动加强的那一处异常结构或许最终会扩展到其他脑区,导致成年犯人中可以看到的各种不同的神经异常。这一差别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给未成年人的精神病患者进行精神病治疗更为成功,相比之下,给成人做治疗时,他们很少有反应。

  引起争议的一点是,在美国,精神病态现在不作为无罪辩护的公认基础。相反,精神病态者被看作比没有精神病的罪犯更危险的人物,判罚更严厉,刑期更长。如果有一种神经成像的工具或技术能够准确鉴定精神病态,将会在庭审的判决阶段非常有用,有助于确定被告是否是应当受到监护医疗或治疗,而不是惩罚性的监禁。以这种方式鉴定出精神病态罪犯应当交由精神病院而不是监狱负责,要让公众接受这一点可能很难。但有了足够的证据后,这种做法最终可能会成为法律准则,到那时,我希望,神经科学还能提出更好的办法,帮助哪些人恢复常态,即治愈他们。


脑部扫描或许可以阐明诚实等,人类特质的本性。一项fMRI研究发现,与一直很诚实的人(左)相比,那些有时会撒谎的人(右)意识控制相关的脑区神经活动更活跃(红)。不论受试者表现得诚实与否,这些额外的活性都会出现。因此,这些大脑活动并不能说明一个人正在说谎,而只是显示了他们在一个可以说谎的机会面前正在挣扎是否需要说真话。

   神经科学与刑事辩护

    美国刑法目前能够接受的辩护事由只有少数几条,那么,现代神经科学会再贡献几条吗?比如,对于向长期施暴的配偶做出致命反击的被告,其“受虐妇女辩护事由”一向被法庭拒绝接受。尽管如此,在有些情况下,法庭也的确会同意专家出庭证明,受虐妇女综合症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中的一类,而法院和陪审员在评估女性被告自卫的说法是否可信时,可以把这一条考虑在内。这类判例为神经科学的司法应用扩宽了大门。

  确定被告的犯罪意图(mens rea)或精神状态,在一个具体的案例中,对确定被告负有多大责任具有重要影响。美国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的里德·蒙塔古(Read Montague)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法学教授吉迪恩·亚费(Gideon Yaffe)目前正在开展一项基于fMRI的工作,研究在某些成瘾者身上是否会出现一种微妙的“风险盲”(risk blindness)。有理智的人知道不能去打劫商店,因为他们知道一旦犯下这样的罪行后,诸如和朋友、家人一起生活的乐趣、对事业成功的追求等等都会受到损害。然而,蒙塔古和亚费看到一些迹象,显示至少有部分瘾君子的大脑无法考虑抢劫商店之外的美好生活。他们的发现也许为修改刑法中关于“有理智的人”的标准提供了正当理由,这样一来,成瘾者就应该根据理性的成瘾者在特定情境下会做出什么来判断,而不应该按照理性的正常人会做出什么来判决。这样的结果或许可以让成瘾的被告被判无罪或得以减刑。

    综合上述各例,便出现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我们的文明和法庭将会如何解决反社会行为。正如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威廉·T·纽瑟姆(William T. Newsome)问的那样,是否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责任度”指标,供犯罪时参照?我们是不是也要列一张图表,其中的数据来自我们的大脑和行为,体现我们的理智程度和不负责任程度?而这种发展对社会有好处、对公正有促进作用吗?还是说它会起到反作用呢?假如所有的反社会行为从表面上都可以归因为某种神经偏差,这种发展会不会更广泛地侵蚀我们对于自由意志的观念?

    我觉得很有必要把以下两点区分开来:一是在大脑如何产生思维这个问题上的研究进展,二是我们对个人责任的探讨。罪行是由人,而不是由大脑犯下的。正如我在其他地方阐述过的,个人责任的概念源于社会互动。个人责任是社会交换的规则的一部分,而不是大脑的一部分。

  谨慎前行

  尽管神经科学催生了大量新见解,但近年来在青少年心理咨询领域的发现强调了一点:在将这门科学应用到法律当中时,应当谨慎。在2005年的Roper v. Simmons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对18岁以下的谋杀犯处以死刑是残酷和非正常的判决。这个意见基于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之间的三项差异:一、未成年人易冲动,缺乏成熟和担当,二、未成年人更易受负面的影响,缺乏从恶劣环境中脱身的自决,三、与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的品格尚未形成。尽管法庭也知道,划定年龄是一件武断的事,但还是裁决案发时未满18岁的人都不能判处死刑。

  到2010年5月,最高法院又扩展了这一限制。在格雷厄姆诉佛罗里达州一案中,法院裁定,在审判谋杀之外的罪行时,终身监禁不得保释的惩罚对未满18岁者过于严苛,违反了宪法中禁止酷刑的条款。法庭引用美国医学会提供的信息,宣称“心理和脑科学不断证明,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之间存在根本差异”。

  但是,神经科学和心理学是否真的一致支持这一观点呢?美国埃默里大学的格雷戈里·伯恩斯(Gregory Berns)、萨拉·穆尔(Sara Moore)开展了一项研究,来探索未成年人不顾一切想要冒险的倾向,是否源于情绪反应的认知系统还不成熟。为了检测上述理论,他们采用一种叫做弥散张量成像(DTI)的技术,给91名十几岁的受试者做了检测,分析他们大脑中连接皮质控制区域的白质束。结果令人惊讶,与回避风险的同龄人相比,参与冒险行为的未成年人白质反而更成熟。

  因此,在对未成年人的认识上,先进的神经成像技术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恰恰与传统的科学观点、法律观点相反的结果。假如今后还有研究支持上述结论,那么法律,依其逻辑,也许会要求按照成年人的刑事标准来评判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也可能,法官会要求发罪的未成年人接受DTI或后续技术的检测,确定他们的白质结构是不是与成人类似。到时候,这种测试的结果可能会为法庭提供判决指导。这些后果涉及面如此之广,再次强到了为什么法庭不应当在还没有大量研究确证一个新的神经科学认识之前就将它吸收到法律中来。

    神经科学的进步一日千里的确令人兴奋,而且其成果正慢慢被吸纳进我们的文化中的。假如反社会行为看来都可归因于某类神经偏差,我们关于个人责任的观念是否要重新构建?这些和人类本性相关的科学新发现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社会?其实,法律议题只是其中一部分。也许有朝一日,我们会想要给结婚对象、生意伙伴或政治人物做个脑部扫描呢?(郭济摘编)   

 作者简介:迈克尔·S·加扎尼加(Michael S. Gaz-zaniga)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圣吉心智研究中心(SAG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Mind)主任。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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