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的文章《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儒家文化背景》里面,提出了好几个自恋型人格障碍的案例。大多数案例的陈述中,我们不难发现粘附性认同的典型特点:如缺乏自主的价值判断,依附于权威;表面上社会适应良好,但是实际上存在人际关系的困难;对分离无法忍受或过度冷漠;替代性接触方式,特别是饶舌。(这最后一点是我从参加童俊的案例讨论会和督导中体会出来的。)
这里借花献佛,举个文中G先生的例子。(童俊,2002b)
G先生介绍完自己的一般情况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可不要把我当作一般的商人,我是儒商。我一直准备考研究生的,总是成堆的事情。”
这便是他的自我表象,在他看来,他区别于别人的价值在于它符合儒家的理想人格——“儒商”,而不是人本主义式的那种个人主义的陈述,“你的价值就在于你是个人,正因为你是一个人,一个独特的人,所以你有价值。”
他的价值就在于“读书破万卷”。但是他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是没有时间读书的,他也并不具备所谓同样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存在主义价值观的陈述,“我的生命就在于我活在此时此地。”
接着他说,“但我读了不少书。这一次如果你将我的心理问题解决了,我就去武大或华工读读书。也想去美国看看,能有机会学习一下最好,觉得老是这样活着没意思,有钱有什么用,我又不像那些赚了钱但没文化的家伙,吃喝嫖赌样样干尽。我绝不会干这些事。我经常在反省自己,像孔子说的那样:吾日三省吾身。今年我还通过报社资助了两名贫困大学生,都是名牌大学,我是通过资助人来自我实现。但我总是觉得静不下来,不知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这里是典型价值观外化的陈述,他绝不会干“这些事”,并不是由于他内在道德要求和兴趣取向而拒绝吃喝嫖赌这些事情,更不是由于超越的需要。而只是因为他需要依附于一个外在的权威(孔子)的训诫,而这个外在权威的训诫和要求(修齐治平)并没有成为他内心的自我理想或者超我,就像梁漱溟那样,而只是漂浮在他的身体之外的一条交通规则罢了。
当我们实践自我理想的要求时,会感到激励和壮志,面对超我的要求的时,会感到羞耻和压抑。而他在表述了自己的生活模式符合儒家的训诫要求后,这两种感觉都没有,他的感觉是“觉得静不下来,不知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接着 G看到了治疗师办公桌上的烟具,说:“还有人在你这儿吸烟?我不吸烟,我觉得吸烟不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所为。”
再一次,他对吸烟的厌恶不是来自于他本身觉得吸烟有害等等常见原因,而是来自于一个有教养的人对一个没教养的人的歧视。吸烟在G先生心里,和健康、身体这些概念没什么关系,而是和“别人”对这种行为赞成与否有关。如果有一天世风颠覆,吸烟成为贵族的象征,我估计他会毫不犹豫地吸烟。
除了“缺乏独立自主的价值体系,依附于外在权威”这条核心标准外,G先生也符合其他几条粘附性认同的标准。
“表面上绝大部分时间社会适应良好,但是实际上存在人际关系的困难”——他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但是实际上他和妻子、女儿之间缺乏基本的情感交流,甚至从来不抱女儿。
“替代性接触方式”——他的替代性接触方式很有中国式功利的特点,用钱买关系。正如他说的,“家庭内很少交流,没有亲情,现在表达亲情的唯一方式就是钱。
”
“对分离无法忍受或过度冷漠”——这一点在文章中没有看到。但是他进入治疗室不久,就关注治疗师的烟具——我在打这个词的时候,电脑里首先出现的是“阳具”——看来,他可能会有比较强的分离焦虑,强到他必须用冷漠这种彻底压抑的方式来避免自己意识到他的焦虑和粘附的需要。
这有三个方面的佐证:
第一,香烟本身就是分离的象征,它象征着一个断落的、相对独立的、可以自由移动、把玩的客体(阴茎),而使用香烟的过程就是和它分离的过程,它会在你使用它的过程中化作青烟,离你而去人,而它的又可以融入你的身体。这种功能恰恰类似于口欲期母亲和孩子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口欲期固着的人喜欢选用香烟替代母亲的原因;
第二,G先生问的是,“还有人在你这儿吸烟?”,他在询问一个不在场的人,一个离开了现场的人,而这个不在场的人(一个分离了的客体)会让他焦虑,他对这个不在场的人表达了无意识中的愤怒和蔑视,当然也有可能是嫉妒;
第三是我个人的临床观察,大多在第一次会面就关注治疗室器具的人,往往都有无意识中的不安全感,很难建立治疗关系。这种不安全感在治疗中后期面临分离的时候会全面爆发,出现负性治疗反应。他们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人(治疗师)身上,是因为他们无意识中觉得人是危险的。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前面的问题,粘附性认同的他人中心和自恋自我中心是怎么统一起来的?
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一个自恋者的“我”。
自恋者的确爱他们的自我,可是这个自我不是“我”。自恋者爱着“我”,可是这个“我”不是我眼中的我,我的眼中根本没有我,而且,连那个看着我的“我”有没有都还是个问题。他们爱上的是那个“别人眼中的我”。
自恋者的心中有一条信念,“(我)要爱那个人人都爱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