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思想启蒙者。梁启超一生都在追求救国的真理,他曾追随过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但最后与之分道扬镳,他也曾与孙中山合作过,最后合作破灭,他支持过袁世凯,但对于袁世凯的称帝却主张积极讨伐。梁启超没有康有为、孙中山的固执,相反,他会观中国局势变化,而变通政治立场。
师从康有为 因反对帝制而决裂
梁启超,影响了清末民初三十年政局的活动家,终生为拯救国家危难、建立民主宪政而努力,民国外交家萧公权赞曰:“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梁启超自幼是个天才,6岁便读完了四书五经,9岁能写千字文章,11岁考中秀才,16岁考中举人,17岁拜康有为为师,康有为非常欣赏他,“盖其机敏而不失苦读,才思若涌,下笔千言竟在片刻之间”。受康有为影响,梁启超开始探索救祖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到1898年,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以老师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张本,托古改制,倡平等、主民权,求立宪。
1895年春,梁启超赴京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后主笔《万国公报》宣传变法维新,协助创办“强学会”。1896年,与黄遵宪等筹办《时务报》,撰写《变法通义》,影响巨大。1898年7月3日,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命呈《变法通议》。可惜,这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只持续了103天。尽管光绪皇帝支持康梁实行经济、政治、文教、军事等全方位变法和革新,但由于变法触及到顽固派的利益,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帝软禁于瀛台。9月21日,“戊戌六君子”血洒京城,梁启超应谭嗣同的请求而出走日本。
在日本,梁启超曾与孙中山有过密切交往,颇有赞成革命之意,并撮合孙、康两党合作,他曾写“上南海先生书”给康有为:“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康有为一直主张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良,对提携自己的光绪帝感恩戴德,与孙中山推翻满清彻底共和的政治主张大相径庭。因此,康有为收到劝退信就怒不可遏,严辞申斥为“叛徒”,这是康梁师徒在政治上发生矛盾的开始。
与孙中山合作又分裂 最终共同讨袁
1898年9月,梁启超逃亡到日本,除了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外,还结识了孙中山。尽管梁启超身为保皇派,与推翻帝制的孙中山可谓立场相对,但他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很快便与孙中山打得火热。他在日本久受革命党人影响,逐渐离弃戊戌以来的保皇维新立场,大谈兴民权:“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他的政治主张从君主立宪逐渐转向民主共和,认为仅仅依靠上层阶级是无法完成改革的,而是需要发动全民的积极性,参与国事。
1899年12月31日,梁启超离开日本抵达檀香山,写信给孙中山:“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孙中山将梁启超介绍给其兄孙眉和其他朋友,梁启超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在檀香山几个月,梁启超借口“名为保皇,实则革命”,提出组织保皇会,侨商多入彀中。1901年4月,孙中山赴檀香山省亲,发现兴中会已被梁启超所破坏。随后,两人之间斗争日趋激烈。对于当时保皇和革命的选择,梁启超后来坦言:“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自相矛盾”。
1903年,梁启超到美国游历考察,目睹美国各派政治家如何献媚俗众,又见到金山华人区的脏乱差,梁启超的政治立场急剧改变,认为“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梁启超对一度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完全放弃,转变为“改良主义政治目标”。年底,孙中山表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如弟与任公(指梁启超)私交虽密,一谈政事,则俨然敌国。然士各有志,不能相强”。两人因此而决裂,成为政敌。
1915年,袁世凯的专制和称帝行为,使得孙中山和梁启超放弃之前恩怨,又重新合作在一起。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及《二次讨袁宣言》,进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而梁启超联合门生蔡锷,发动讨袁的护国运动,还著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迫使袁世凯下台。1916年2月12日,孙中山、岑春煊与梁启超的代表周善培,在东京举行了三方会议,商议合作讨袁。这是孙梁之间难得的一次“非正式”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