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布伦塔诺[1]
埃德蒙多•胡塞尔/著
王俊 /译
(译者记：2003年德国那个异常炎热的夏天里，我在图书馆的故纸堆里找到这本书，是由布伦塔诺的几位学生编写的纪念他们老师的一本小书，其中有胡塞尔和 Stumpf ，他们各写了一篇同题的回忆性散文，放在此书的附录里。看了之后我顺手把胡塞尔那篇翻译出来，甚至不清楚是不是已经有了中译。第一次翻译点东西，错漏之处必为不少，好在文章本身也不是严格的学术论文。有的地方反复揣摩亦未能通顺，可能是我的德语还差得远，也可能是胡塞尔写他的老师用了些委婉的笔法，大家共同参详吧。)
仅仅两年时间我有幸聆听布伦塔诺的课，其间完整的学期只有1884/85和1885/86的冬季学期。在这两个学期中他讲授的是每次五小时的“ 实用哲学”和与这个哲学练习相关的一到两个小时的“ 哲学问题举要”。在与两个冬季学期相应的后续的夏季学期中他都继续讲授这一独特的小型讲座，并在七月的第一个星期结束。讲座的第一讲以“ 基本逻辑学和它的必要变革”为题，论述了系统化联结的关于理解力的描述心理学的基础。与之相应的关于情感领域的内容也在一个特别的章节中被探讨。另外“ 心理学和美学问题举要”主要提供了关于想象力表象之本质的描述性基本分析。大约在 7月中旬(1886--译者注) 他前往当时他非常喜欢的沃尔夫冈湖，(往St.Gilgen的)途中我应他的盛情邀请陪伴着他。正是在这个夏天，我可以随时造访他的寓所或与他共同散步和泛舟，(还参加了这两年中唯一一次较大规模的郊游) ，我可以与他接近，尽管我们在年龄上相差甚大。当时我正好完成大学学业，在哲学上还只是刚起步(哲学是我的数学博士学位的副专业) 。
当时我对哲学的兴趣高涨，并正在踌躇之中，我是否应以数学为人生职业抑或献身于哲学，此时布伦塔诺的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起先我去听课纯粹出於好奇，只是为了去听一次他的课；在当时的维也纳关于他的传闻甚多，他受到无比的崇敬和赞赏，据传他不同于那些被斥为虚伪的耶稣会士、好奉承者、智者或经院哲学家的人。我见他的第一印象确与传闻有所相符。瘦高的身材和有着一头卷发的硕大的脑袋，有力而线条分明的鹰钩鼻，令人印象深刻的目光，他的言谈不仅是关于人文工作、更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斗争，而这一切都包含在平凡的生活之内。他的一举一动，那热情洋溢的眸子中闪烁的目光，他的整个生存方式，都流露出一种宏大的使命感。他在授课时的言谈有着完美的形式，完全没有人工斧凿之迹，没有刻意卖弄才智的辞藻装饰和讲求修辞的无用之谈，而是一种冷静客观的科学话语。这一话语方式拥有一种极为高雅和艺术家式的风格，而这一风格正是他人格个性的自然流露。当他以其特有的柔和、低沉而沙哑的嗓音言谈，并配以凝重的姿势，就如同一个永恒真理的见证者和天国世界的宣告者，矗立在青年学生们面前。
不久我就抛弃一切成见而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征服。很快我就被这样一些事情所吸引，他的论述中那独一无二的明晰性和辩证法式的精确性，他的问题推衍和原理论述中可以说是紧张的内在张力，都令我为之折服。最初从他的课上我获取了一种信念，这一信念使我有勇气选择哲学作为人生职业，这种信念使我相信，哲学也是一个严格的工作领域，哲学不仅能够而且也必须以一种严格科学的精神去探讨和处理。他以纯粹的客观性去拷问一切问题，他对待疑难的论述方式，精确而辩证地权衡不同的可能性论据，解析歧义性，向直觉体验的源头追溯一切哲学概念──所有这些都令我对他满怀钦佩和信任。在他的讲座中，极度严肃和完全忘我的言谈杜绝了一切低俗的课堂玩笑和戏谑之辞。他避免使用一切形式的情绪化命题，因为这些命题经常是以激烈的语言方式换取强词夺理的思想简化。而在日常谈话中，当他心情愉快时也是充满激情和情趣横溢的。令人难忘的哲学练习的功效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能回忆起的有如下题目：休谟：“ 关于人类理解力的论文”和“ 论道德律”；Helmholtz的讲话：“ 感知的事实”；Dubois-Reymonds的“ 自然认识的界限”。) 布伦塔诺是苏格拉底“ 助产术”的大师。他知道如何通过提问和反问去引导在不确定中摸索的初学者，去激起严肃探索的勇气，将关于真理体验不明晰的开端向明晰的思想和认识转化；另一方面，他能象那些泛泛的空谈家那样思考，除了设置游戏外不得罪任何人。在练习课之后他乐于将作报告者和三到四个最勤奋的听课者带回家中，在那里Ida Brentano太太[2]已经预备好了晚餐。在此不会涉及家常闲聊。研讨课的主题被进一步深入探讨，布伦塔诺不知疲倦地继续讲授，提出新的问题或在课的整体之上开启一个广阔的视界。用餐之后Ida太太很快离开，因为她对此已感厌烦，之后缅腆的学生们才会放肆地伸手自取食物，对此布伦塔诺毫不在意。有一次恰好他们家的密友、著名政治家E•V．Plener造访，出现在这个聚会上，而布伦塔诺竟没有为此分散注意力，在这样的夜晚他完全属於他的学生和讨论的主题。
在他的学生看来，布伦塔诺是很容易交流的。他喜欢邀请别人共同散步，在途中他回答学生们提出的哲学问题，而完全不受城市街道上嘈杂的干扰。对他的学生来说，他是富有献身精神的，不仅在科学上更是人格上的楷模，他是学生们最知心的咨询人和教导者。对那些他认为是值得信赖的朋友们，他也会谈及他的政治和宗教信仰以及个人命运。他对日常政治毫无兴趣，但是一个“ 大德意志”的理念却是他的心头大事，这一理念基於古老的“ 南德意志”观念的思想，这个古老的观念伴他成长，如同他对普鲁士人的反感一样，这一古老的观念也是他长久以来固有的。我们在此事上从未取得过一致。对他来说普鲁士的方式从来就不是富有人性的和有价值的社会形式，而我由於从中获益甚多，已学会了高度褒扬这一方式。与此对应，他却缺少对普鲁士历史本质上的伟大意义的敏感性。与此相似的是他对新教的态度，他退出天主教后也绝不与新教亲近。作为哲学家他独立于天主教的教条之外；与新教理念的关系在此也无足轻重，在历史政治见解上人云亦云，这不是布伦塔诺的方式。就我所听到的，关于天主教教义本身，他从来都是抱以极大的关注去谈论。有时他会通过宗教─伦理的效力去反驳那些不理智的、轻视这一效力的言论。在哲学上，有神论的世界观将他与旧教会联系在一起，他深受此世界观的影响，以至于非常乐于谈论上帝和永生的问题。他的两个小时的关于神证论的讲座(这一讲座是关于形而上学的大型讲座的一部分，他早年在维尔茨堡，后来在维也纳都讲授过) 是经过非常审慎的考虑的；正当我离开维也纳时，他又重新投入研究与此相关的问题。据我所知，这些问题直到他的晚年仍伴随着他。
在那几年里，他特别关注那些描述心理学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上面提及的讲座的主题，关于感知心理学研究的部分内容在几年前才得以发表，其内容来自于我们于维也纳和St.Gilgen的令人难忘的谈话(至少主要线索是相符的) 。在关于基本逻辑学的课上，他特别详细清晰地在创造性的新结构中论述了统一体的描述心理学，并深入考察了波尔查诺的“ 无穷尽悖伦”；他还论述了诸如“ 直观的和非直观的”、“ 明晰的和不明晰的”、“ 清楚的和不清楚的”、“ 本真的和非本真的”、“ 具体的和抽象的”等表象的差异，在接下来的夏天里他还进行了如下尝试：从根本上探究一切存在于传统判断背后的、描述性的、在判断的内在本质中自我显现的阶段。他特别关注由此直接引出的想象力的描述问题，(也是上述他的一个讲座的主题) ，特别是想象表象和感知表象的关系。这些课总是特别令人激动，因为在诸如关于实用哲学的课上(或是关于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课上，在那些课上我只能作少量的笔记) ，总是在探究过程中引出问题，尽管有一些批评的、辩证式的表述在某种意义上是有教条性质的，即由固定的终极真理和始终有效的原理必然引起并已引起的此种印象。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有此种印象：事实上布伦塔诺完全视自己为一种永恒哲学的创造者。他力求一种完全确定和持久的方法，满足如数学般严格的最高标准；他相信，在他清晰精炼的概念中，在他体系化安排和确立的原理中，在他对反对观点的全方位反诘中，已经赢得了令人满意的真理。而尽管他主张自己的理论，但是如我一直以来所确信的，他并不顽固地一味坚持它们。对於一些早年的看似可爱的命题，后来他都放弃了。他从来没有停步不前。然而在对于直观的分析的深入探究和独创中，他从直观到原理的转化相对草率的：精确概念的确立，所探究问题的原理性建构，解决之可能性的体系化整体结构，在其中通过批判而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我对他的哲学方式的评价正确，即在他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中，他总是以相同的方式拥有稳定的原理，这些原理由缜密而经过深思熟虑的论据支持；有了这些论据他感到自己能应对一切陌生的理论。对那些思想家如康德和康德之后的德国唯心主义者来说，原初直观和先验观点的价值完全高于诸如逻辑方法和科学原理，对此他并不赞同。当一个哲学家的一切原理在非科学的方式下被严格接受，甚至他的基本概念几乎全部未达到“ 明晰性和清楚性”时，他还是能被认为是伟大的；他的伟大并非来自于他的原理的逻辑完满性而是来自于那些含义丰富但是模糊、未被解释的基本原初体验之中，因此是存在于带有目标性的逻各斯的前逻辑之中──总而言之是存在于一种全新的思考动机中，是为了一切哲学工作最终目标而确立的思考动机，尽管这一目标距离在原理性的严格理解中发挥作用尚十分遥远：布伦塔诺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他完全沉浸在最严格哲学科学的严肃观念之中(对他来说，这一观念体现了精确的自然科学的方式) ，他视德国唯心主义体系为一种退化堕落。从我认识布伦塔诺以来，我一直坚信，他是一位在现时代关注一种严格科学性哲学的研究者：那些唯心主义体系在本质上与那些笛卡尔之前的哲学无异，他们以一种幼稚的观点看待问题，却同时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对於那些充满张力的问题发端进行科学的严格探讨，对此康德和其后的德国唯心主义者未能提供令人满意和持久的方案。这种方案能使这些问题发端能真正重新被理解，并一直在它们的直观结构中自我调适，能肯定的一点是，它完全异质于那些唯心主义体系，而在哲学的最尖锐的问题视域中显露出来，它通过由其自身特点所决定的哲学方法来建构和阐释，从而达到它的终极目标。
此外布伦塔诺令人钦佩的过人之处在於逻辑的原理建构，他的哲学中外型有序、持久而开放的最终效用是以此为基础的：他自身作为原创思想家，从直觉的根源攫取力量，向七十年代已变得毫无创造力的德国哲学提供一种具有崭新的原初力量的契机。在此无法估量他的方法和理论能有多么深远的影响。在其它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这些契机往往能引出与他的观点完全不同的衍生，而这正证明了它们具有根源性原初力量的活力。尽管并非他所愿，因为据说他对自己的哲学很有信心，而事实上他的自信也是相当强的。由内在确定性引出正确的道路和独立的科学化哲学，这一确定性没有任何动摇。他有一种发自内心、不可推卸的使命感，即进一步传布他所确信的那种在体系化基本理论内的哲学。我将他这种对这一使命的深信不疑的信念称之为他人生的原始特征。离开这一信念人们很难理解和正确评价布伦塔诺其人。
因此对他的理解首先涉及的是对他深远的理论效力的众说纷纭，这对一个学派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不只是拓宽那些已取得的认识，更是进一步深化他的思想。当然他敏感地反对每一种对他固有信念的偏离，面对这些相关异议他会变得很激动，并有些固执地坚持那些经过深思熟虑才得出的结论和成果，他借助于他那大师级的辩证法获得胜利──这一辩证法与那些异议者引以为根基的原初体验相对，然而并不圆满。没有人能比他更多地引导出自觉的自由思考，而且当这些思考是针对他自己内心固有的信念时，这一过程就显得更为艰难。
带着这一信念，作为一种新哲学的开创者，他毫无疑问是有巨大价值的(而当时我对此知之甚少) ，布伦塔诺由此再次取得了在维也纳的正式教职。他谈了很多关于希望，那些希望总是向新事物敞开，也抱怨那些从未实现的承诺。对他而言难以忍受的是，不能再承担培养博士生的工作，在系里不能出头说话，更有甚者，对待教职论文的消极态度使他被认为是最不受欢迎的私人讲师。他经常带着极大的痛苦谈及这些。然而由于他不仅在维也纳、更在整个奥地利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他的教学活动在这种不利情况下并未受损(从他夏季学期的课上所实行的“ 自愿限制”可见一斑) 。他关于实践哲学的课精彩而从传统上看也相当完美，每个冬天总有上百个法律系的一年纪新生和来自其它所有系的听众来听课──尽管几周之后这个庞大的数字会急剧减少，因为在这个课上所布置的常规作业就不是任何人都能完成的。而那些有才华的年轻人总是能一直坚持参加他的课和完成练习，并且相信，为此他已经殚精竭虑。
在那几年他对自己衰弱的神经多有怨言，甚至是在St.Gilgen期间，那里原本是他的精神得到休养恢复之地。他一直在寻找高强度精神工作之余的片刻歇息，然而生活的其它方面由於他洋溢的发掘热情也并不轻松。作为一位才智出众的国际象棋棋手他参加了维也纳国际象棋俱乐部(对於他的才智，有人说他曾极度专注于思想的端倪，以求能获胜) ，由此而能暂时地在一种他酷爱的游戏中得到放松。在其它时间里他刨木头或者画画，他总是全身心地投入所做之事。在我们前往St.Gilgen 的途中，他拿出自己亲手刨制的国际象棋，以便在游戏中度过漫长的旅途。在St.Gilgen他非常热衷于修改润饰或中途接手他太太的肖像画，然而作为一位出色的女画家，他的太太事后不得不伸出援手有时还要重新翻工。在1886年他同太太一起为我画了一幅画像：“ 一幅和蔼可亲的画像” ──就如感觉敏锐的艺术史家Theodor Vischer所评价的那样。带着这份热情在St.Gilgen 的每个下午他都要玩“ 拱形游戏”(在“ 花园”里，即在所租小屋后面靠近湖边的一小块草地) 。他对登山毫无兴趣，而只喜欢适度地散步。无论在St.Gilgen 还是在维也纳，他的生活方式都是极为简单的。另外人们不需要跟他极为熟稔或长时间地观察他的生活习惯，就能感受到流言的荒唐之处──流言传说他是因为第一位太太的财产才与她结婚的。对财富的享受、奢侈、美食、享乐的生活方式他完全不在行。他不吸烟，饮食很有节制，完全不在意不同食物的口味差别。我经常在用餐时间还呆在他家，却从未听到过他对饮食显示出特殊兴趣的任何言谈。当我们先于他太太一些时候到达St.Gilgen时，不得不在一个很简陋的旅馆中用餐，但他对此却毫不在意并总是表现得很满足，他只热衷于他的思想和讨论。他要求最最简单的餐谱，如同他独自乘火车时也总是满足最低等的车厢。他就那样站立着，身上的服装简朴还经常是穿破了的。在这些方面他十分节俭，只求能满足生存，而在行善方面他却十分慷慨。在对待年轻人时，他一方面沉稳持重，另一方面也非常亲切热情，经常为它们学习的经济来源乃至道德行为操心。在此人们能感觉沉浸在他的高尚指引及其持久向上的力量之中，甚至在空间上与他相隔甚远也能感觉到这种力量。那些投入地听他的课的人，在课上不只是被事物的原理、更是被他人格深处的那种纯粹的道德所吸引。他是如此坦率真诚！令我难忘的是我们在静谧的夏夜，在沃尔夫冈湖畔散步，此时他经常会谈及他自己。他象孩童般地坦率，就如他拥有天才的纯真。
我与布伦塔诺通信不多。在一封信中，我曾请求他接受在我的《 算术哲学》一书(我在哲学方面的处女作) 上的献词，他回信表达了热忱的谢意，但同时严肃地提醒道：对於他的反对者们心怀的怨恨，我不该对此操心。但我仍然将这部作品的题词献给了他，但是寄出献词样本后一直没有得到回信。直到14年之后布伦塔诺才发现我真的将这本书的题献给他，而对我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很明显他并未仔细地看这本书或者只是按他的方式 浏览了一下。对我来说他当然是高高在上的，我试图更好地理解他，以便由此得到一些敏锐的启发。
关于我们之间没有建立频繁的通信联系，还有一些更深的原因。从一开始作为深受他鼓舞的学生，我就一直将他敬奉为老师，然而我并没有成为他的学派中的一员。但是我知道，按照自己的方式行进，这会让他感到非常不快，尽管行进的道路是从他那里引出的。此后他会轻易地有失偏颇，而我成了他的对立面，这是令人痛心的。有些人，他们从内心里被那些未经解释而强势的思想动机所驱使，或者追求并满足于那些抽象而无法把握的体验，他们并不乐意接受一些行为，比如说对已有的原理表示怀疑和不赞同，或对某人(甚至是布伦塔诺那样的逻辑学大师) 的理论持保留意见。自身的含混性已使人们受够了困扰，对於逻辑的局限──这正是研究和思考的推动力量──我们已不需要更多新的论据和辩证式的反驳。那些预设的方法、概念、命题，很遗憾必须经过怀疑然后在悬疑之中被排除掉，人们不能清楚地进行反驳，自身也无法确定无疑地设立任何可以企及的东西，这正是一种不幸。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情形就是如此，这表现为某种疏远；这不仅仅只是我老师个人的异化，这种异化在其身后很难与科学建立联系。但我必须承认，他一直都抱有这个意图。他竭尽全力重新建立一种科学的联系。他感到，我庞大的工作方法对他的影响在这十年中从未降低，相反只会越来越大。我在自身的发展中也认识到，那种来自于他的推动的力量和价值有多么重要。
担任私人讲师期间在一个暑假中我曾拜访过他一次，那时在多瑙河畔的Schönbühl[3]；不久之前他在此购买了一家意大利酒店，并改建为住宅。当时见到他的情形令人难忘。我走近房子时看到一群泥瓦工，一个敞着衬衫、穿着沾满石灰的裤子、戴着宽边软帽、手里与其他人一样拿着抹子的瘦高个站在下面：象一个当时人们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意大利工人，那就是布伦塔诺。他热情地迎接我，向我介绍他的改建构想，抱怨那些无能的工头和泥瓦工人，由此他必须事事亲自经手过问并参与劳作。但不久我们便又沉浸在哲学讨论中了，他向来如此。
1908年在佛罗伦萨，在他位於Via Bellosgauardo的美丽居所里我才再次见到他。回想那些日子总是令我感动不已。让我感触颇深的是，当时双眼已近乎失明的他从阳台上向我和我的太太介绍佛罗伦萨无与伦比的景色风光，带着我们参观位於景色优美的道路边的两处迦利略居住过的别墅。从外貌上我觉得他几乎没什么变化，只是头发有些斑白，眼睛失去了以往的光泽神采。然而现在这双眼睛所流露的是一种神圣的意味，当然很大部分是来自于哲学思考的。令人感到辛酸的是，能够再一次与人谈论哲学竟使他如此欢心愉悦；他这样一个将教导他人作为生活必需的人，却不得不在佛罗伦萨孤独的苟且度日，在这里他无从发挥个人才能，偶尔有能倾听和理解他的人从北方来，会令他喜悦不已。那几日对于我来说，仿佛又重回几十年前在维也纳的学习时光。我感到自己在他面前，在这样一位卓越和充满精神力量的大师面前，又重新变回成一个羞怯腼腆的初学者。我更乐于倾听，就如同我自己在讲述。他的言谈仍然清晰和有条不紊。而他听我讲述有关现象学的研究方法的意义和我早先与心理主义的斗争时，也一直不曾打断我。我们之间一直未能取得观点上的一致，对此也许我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一种内在的念头使我固执地认为，他是在思考方式的固有风格中，使用那些死板的概念和论据的固定结构，去重新理解他的基本体验建构的必要性──对这种基本体验我深有体会。
这种细微的不一致并未损害那段美好的时光；在那段时间里他的第二任夫人Emilie[4]无微不至地关照我们。她自然妥贴、充满关爱地照顾布伦塔诺的晚年生活，并完全融入他当时的生活之中。他乐意尽量陪伴着我；我对他的感激之情──即他人格和理论的活生生的力量对我产生的影响──难以忘却，这令他颇为感动。晚年的他变得更加充满爱心和宽容，从他身上我发现的不是抑郁不振的衰老──这应归功于他的第一和第二故乡以及他与生俱来的伟大秉赋。他一直生活在他的理念世界和哲学的完满之中，如他所说，他的哲学在这数十年中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使他笼罩在一种容光焕发的气息之中，如同他不再属於这个世界，如同他生活的另一半存在于一个更高尚的世界──对於这个更高尚的世界他笃信不疑，他用毕生的时间在原理之中阐释它的哲学含义。当时我在佛罗伦萨见到他的最后一面，深刻地印入我的灵魂最深处：他总是生活在我前面，那是一幅来自于更高尚世界的图景。
[1] 原文选自Oskar Kraus编的《弗兰茨•布伦塔诺：了解他的生活与学说》一书 ( Oskar Kraus(Hrsg.): „Franz Brentano: Zur Kenntnis seines Lebens und seiner Lehre“, München , 1919) ，第153─167页，附录二。卡尔•施通普夫和埃德蒙多•胡塞尔也参与编写了此书。──译者注
[2] 1880年布伦塔诺与Ida结婚，她于1895年去世。──译者注
[3] 布伦塔诺在此购买了一家酒店并改为住房，他称之为“ 新阿沙芬堡”，因为据说Schönbühl的景色环境与他记忆中位於故乡阿沙芬堡的祖屋十分相似。（Brigitte Schad编：《阿沙芬堡的布伦塔诺家族：遗物中关于家族史的未刊文献》，Aschaffenburg，1984）──译者注
[4] 1897年布伦塔诺与第二任太太Emilie Rueprecht结婚。第二次婚姻对布伦塔诺来说是极大的幸运，Emilie不仅贤惠能干，而且当布伦塔诺因眼部手术在最后十年几乎失明时，她协助他进行科学工作，为此她学习了读希腊文。(《阿沙芬堡的布伦塔诺家族：遗物中关于家族史的未刊文献》) ──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