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围的世界，以你为中心旋转
可能许多人都知道约翰?狄恩(John Dean)这个人。他是《无意识下的保守》(Conservatives Without Conscience)一书的作者，还经常会以政治评论员的身份出现在有线电视的新闻节目中。20世纪70年代，狄恩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顾问，在“水门事件”时期大为出名。1973年6月，狄恩向参议院的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作证，作证的内容是他和尼克松总统在椭圆办公室的谈话。正如事件后来被公开的那样，这段对话被录音带记录了下来。
乌尔里克?奈瑟(Ulric Neisser)，是康奈尔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一位人类大脑记忆研究方面的权威。水门事件的这段录音对他研究的问题来说，提供了一个几乎难以在现实生活中碰到的天赐良机：他可以对当事人的回忆和现场录音的文本进行比对。
“还有比这更好的材料吗?”奈瑟回忆当时的研究工作时还是非常兴奋。他现在已经退休。
奈瑟发现，和俄亥俄州韦斯利恩中学的那些学生的状况相似，狄恩的记忆充满了对事实的系统性修正，当然，这是一种对自身有利的修正。许多对于事实的歪曲，反映了狄恩的自我形象。他努力想使自身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显得比实际上更加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狄恩的记忆常常发生错误—不仅在对谈话的细节上，甚至在有关谈话的主旨上都是如此。实际上，奈瑟总结道，“和录音资料的原始文本的对比表明，狄恩对谈话的回忆很少有一句话是真实的。”
下面就是狄恩向调查委员会准备提供的陈述的一部分，其中有一些描述的是1972年9月15日，尼克松和他会面时的情景。这个陈述可谓卷帙浩瀚—总共有245页，相当于一本书的厚度了。任何人都不大可能只凭记忆就记下那么多准确的内容。狄恩也是一样。为了准备这份如此之长的陈述，狄恩全神贯注地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重构：他借助了从“水门事件”爆发那天开始一直到听证会召开这段期间的一个报纸文件夹。他用这个文件夹作为帮助自己记忆的辅助材料，通过仔细检查每一篇文章来勾勒出到底曾经发生过什么。他告诉参议员们，正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才使得他得以形成如此详细的一份回忆材料。
再一次提醒大家注意，狄恩回忆的并非是陈年旧事，而是作证之前9个月发生过的事情—这一点与俄亥俄州韦斯利恩中学的毕业生是一样的。值得一提的还有，狄恩本来就是以回忆细节的能力闻名的。有些写作者甚至给他起了个绰号，就叫“人工录音机”，而且狄恩由于别人对他的这种印象受到鼓舞。比如，在听证过程中，有位议员问他，他是如何做到准确地回忆起那么多细节的。
“好的，参议员，”狄恩回答说，“我认为，我有非常好的记忆力。我觉得，每一个回忆我学生时代情况的人都说，我非常善于回忆一些事情，并保留住那些信息。在读书时期我就是这样一种学生，我并不需要多么努力，我确实认为自己拥有非常好的记忆力。”
以下就是从狄恩陈述中截取的部分片段：
9月15号那天，最高法院宣布下发联邦大陪审团调查“水门事件”的7份起诉书。就在那天下午，我接到白宫打来的电话，要我去总统的椭圆办公室。当我到达椭圆办公室的时候，我看到霍尔德曼和总统都已经在那儿了。①
总统叫我坐下来。他们两个人看上去情绪都非常好，接待我的时候特别热情，而且是非常真挚的。总统接着告诉我说，鲍勃—指的是鲍勃?霍尔德曼—已经安排好让我来处理“水门事件”。总统告诉我，我做得很不错，他明白我能那样处理这件事情很不容易，而且他很高兴知道这件事情到利迪这儿就算结束了。我的答复是，我不能受此殊荣，而且这件事情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其他人处理了更为棘手的事情。在和总统讨论当时的事进展时，我告诉他，我所能做的就是遏制住这件事的传播，并帮助把这件事和白宫之间扯清干系。我还告诉他，要让事件① 霍尔德曼时任尼克松总统的办公室主任，他最初是尼克松总统竞选活动的一位先遣人员，后来曾跟随尼克松访华，前后跟随尼克松8年。—译者注
彻底平息下去，还需要做许多工作，而且我也不能保证，是不是会有那么一天整件事情会被公之于众。而通过阅读录音的文本，奈瑟发现，尼克松根本就没有说有什么事情要归功于狄恩的话。尼克松也没有让狄恩坐下。他也没有说霍尔德曼已经安排让他来处理此事。他没有说，狄恩干得很不错(至少是在那段谈话中没有出现这样的话)。而且，他没有说到关于利迪和起诉书的任何事情。狄恩当时也并没有说过他所描述的那些话。从下面这段真实的录音片段中，我们就能看到这一切。
总统：嗨，还好吗?你今天很辛苦，对吧?你一直都在处理“水门事件”，对吧?
狄恩：我们都尽力了。
霍尔德曼：事情是怎么了结的?
狄恩：嗯，我认为，现在可以说还不错。舆论一直是在按照我们预想的方式进行。
霍尔德曼：掩盖住了?
狄思：不，还没有—现在这件事情—
总统：这是件大事。
霍尔德曼：五人认罪，加上白宫前官员，和这所有的一切。
狄恩：是啊，加上两名白宫官员。
霍尔德曼：很好。这样就可以减弱人们对白宫的关注，真的。这也是米切尔一直在讲的，对这个国家的人们来说，利迪
和亨特就已经是大人物了。也许这样很好。
总统：麦格雷戈自己是怎么处理的?
狄恩：我认为他做得很好。他做了一个不错的陈述，说大
陪审团已经接触到了，现在已经到了责任人应该站出来道歉的时候了。
霍尔德曼： 很好的机会。
狄恩：有人去包揽下罪过(无法听清)。
霍尔德曼：我们不能那样做。
总统：只要记住，我们谈论的所有困难，有一天都会解决好的。你做的其他调查的情况怎么样?
尼克松接了一个电话，谈话被中断了一会儿。电话挂断之后，狄恩又向总统汇报其他事情的进展状况：
狄恩：3个月前，我可能还无法预测，是不是有一天人们会把这件事忘掉。但是，现在我认为，从现在开始的54天内(所到的那一天，正是12月份的“选举日”)，不会再有任何会让我们感到吃惊的事情发生。
总统：这是什么意思?
狄恩：不会再有任何会让我们感到吃惊的事情发生。
我联系了狄恩，想问他对奈瑟所做评述的看法。在电子邮件中，他告诉我，他并不知道奈瑟对他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的陈述做过评述。尽管如此，狄恩接着说，他知道那不是第一个把他的陈述和录音文本进行的比照。“我发现，这类典型的在这个问题钻牛角尖的事情，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我在听证会上所做的陈述，只是在尽我所能对自己所做的进行说明—或者任何一个人所能做到的—也就是尽己所能去描述自己曾经的对话，并且大家要清楚，我的记忆力不是—别人的记忆力也不是—像录音机那样精确无误。既然我知道尼克松对我们的谈话进行了录音，我就确确实实地会让我所回忆出来的那些事情接受检验。”于是我寄给狄恩一份奈瑟的评述文章，希望听到他更多的分析。我得到的反馈是一个非常简短的评价。“我认为，奈瑟不仅歪曲了我的证词，而且歪曲了那些录音。”他写道，“问题是，要检查所有信息需要很多时间，而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此后，狄恩就不再对我提出的问题做出回应。
“事后之明”，无法做到客观公正
别管怎么样，狄恩的证词还是突出说明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事后之明”的存在，绝非客观公正，甚至很难说接近客观公正。事实上，人类所犯错误一个最重要的根源，就是这种事后之明的偏见。存在事后之明的偏见主要是因为：知道事情最终的结果会影响到我们如何看待或者回忆过去的方式。不管针对的事情多么微不足道，这种影响本身都是真实存在的。无论是1975年的超级杯联赛、祖母的结肠造口术，还是决定让橄榄球场外的候场队员保持中立，效果都是如此。在知晓了事件的整体过程后，我们对事件本身的看法就会发生改变。
即使是历史学家也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在一个历史事件结束在知晓事件发生的全部过程后，我们对事件的看法就会发生改变。此时，在我们眼中，一切看上去都显得那样确定无疑。后—别管是“葛底斯堡战役”还是“偷袭珍珠港”—事后都很容易从一些不相关的因素中整理出相关的信息。那些描述这类历史事件的作品，经常会给读者传达出这样的一种暗示：事件的发生似乎都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引人入胜的叙述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是因为压制了一部分事实而使得另外一部分事实被突出了出来—这个过程被称为“隐形的决定论”。
比如，著名军事分析家罗伯塔?沃尔斯泰特(Roberta Wohlstetter)，在评述珍珠港事件中袭击将要结束的时候说，“当然，在事件之后，这个信号就显得异常清晰;既然事件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信号预示的灾难性后果。不过，在事件发生前，这个信号确实显得模糊不清，而且蕴含许多相互矛盾的含义。”
实验表明，这种“事后之明”的偏见不仅会夸大评论者早就预料到会如此的可能性，而且还会让人们记错自己当初的判断。这种情况在人们最开始就判断错了的时候，尤其如此。大量关于“事后之明”偏见的探索性工作是由巴鲁克?菲什霍夫(Baruch Fischhoff)，于20世纪70年代先后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以及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分别做出的。与奈瑟一样，菲什霍夫也从前任总统尼克松那里找到了一个绝好的研究事后偏见问题的机会。1972年，尼克松进行了两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访问：一次是去中国，另一次是去苏联。报纸上连篇累牍的都是对尼克松访问能否成功的预测。对于菲什霍夫来说，这些预测都是次要的。他所关注的是，尼克松的外访行程给他们研究“事后之明”的偏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实验机会。
在尼克松开始他的行程之前，菲什霍夫和同事鲁思?拜斯，让一群以色列学生预测，尼克松取得成果的可能性有多大。比如说，你可能需要回答，“你觉得，尼克松见到毛泽东的可能性有多大?”或者，“你觉得，尼克松会参观列宁墓的可能性有多大?”
简而言之，他们要求学生们就像博彩时那样—投注赔率。如果学生认为，上述事件根本没有可能发生，那么记录可能性为零;如果认为事情肯定会发生，那么就记录可能性为100%。尼克松结束北京和莫斯科的行程以后，菲什霍夫去回访那些曾经参与预测的学生，让他们努力去回忆一下，自己当初到底是怎么预测的。他还问了受试者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他们觉得自己当初预测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就发生了?比如说，如果他们当初预测说，尼克松会与毛泽东会面，就问：是不是相信尼克松真的已经见到了毛泽东?菲什霍夫发现，受试者总是会一次次地记错自己最初的预测。这和俄亥俄州韦斯利恩中学的学生总是记错自己的成绩是一样的。而且，与俄亥俄州的那些学生(更不用说狄恩了) 类似，以色列学生记得的事情总是偏向于让自己看上去比实际的情形更聪明。特别明显的是，菲什霍夫发现，如果一个人相信事情真的已经发生了，那么他就会夸大自己当初预测会发生的概率。比如说，原来他预测事件会发生的概率是30%，现在他可能会记得自己当初预测的是50%。不过，如果学生当初预测的是上述事件根本就不会发生，那么他们可能就会虚报自己当初的预测。比如，本来认为事情不会出现的概率是50%，现在则会声称自己当初的预测是30%。以上任何一种情况效果都是相同的：受试者在回忆自己当初的行为时，总会让自己看起来更有“先见之明”。后来，菲什霍夫直接就把他的一篇论文的题目叫做《事后聪明≠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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