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原初场景的问题。在患者对狼梦[1]不断尝试的解释中，逐渐出来了一些新的材料。这些材料给弗洛伊德提供了一个发挥他的想像力、将它们组织起来的机会。通过与患者的互动交流，在患者本人确认的情况下，弗洛伊德构拟了一个场景，并推断它发生在患者一岁半的时候。这个场景的内容是，在一个夏日的下午，患者在父母亲的卧室目睹了父母亲之间的一次性交，并且是以一种容易观察的方式——后进式。尽管幼小的患者不可能在当时理解这一场景，但是这一场景仍然可能以某种破碎的方式在孩子的记忆里留下印象。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孩子对语言、概念的学习，视觉的印象也可能逐渐淡化，甚至被其它的视觉印象或者概念所替代。这是与我们的常识和分析的实践相符的，也正是弗洛伊德在其元心理学著作中反复论证过的事情。但是这些视觉印象是怎样对患者发生影响的？又是怎样进入到狼梦的制作中的呢？
从患者所能回忆起的最早的时间来看，首先表现原初场景影响的事件是格鲁莎场景，[2]弗洛伊德推测是患者接近两岁半的时候。格鲁莎场景实际上在患者后来的生活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几乎是以一种模板的形式决定了患者成年后（或青春期后）的异性性对象选择。可以关注的有这么几个点：格鲁莎的身份、她的姿势、扫帚和提桶。格鲁莎佣人的身份对患者的异性性对象选择起了关键性的影响，患者后来的若干异性对象，包括妻子，都是类似的身份。并且患者自己承认，他喜欢更成熟的女人，而我们可以说，一个年轻女佣在主人家的地位，虽然类似于一个听话的小孩，但却比年幼的孩子更成熟，给予孩子的总是照顾和关注。患者是在一次化装舞会上看见他后来的妻子并一见倾心的，当时她穿着一身土耳其式的服装。我们现在可以猜测，土耳其服装与系着围裙的女佣服装，在式样上和某些细部特征上的相似性，一定在部分程度上左右了患者的情感。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患者后来的一些行为表现上看到格鲁莎场景的影响。但是格鲁莎场景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呢？从这个场景的内容来看，弗洛伊德推测其中出现了第一次的阉割威胁，而更重要的是性的吸引。根据弗洛伊德的思路，格鲁莎跪在地上擦地板的姿势，由于唤起了原初场景中母亲的姿势在患者脑海中留下的印象，因而连带着唤起了患者最初通过视觉而得来的性兴奋的体验。这个性兴奋的复现和强化（通过撒尿），加上格鲁莎言语上的威胁（也许成了反面的强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固着了性对象与性兴奋之间的联系，因此从根本上决定了日后的性对象选择。不管怎样，格鲁莎场景的影响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而格鲁莎场景与原初场景的关系也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可以猜测说，格鲁莎场景只是一个屏蔽记忆，也许并不能说明与原初场景有关。但是从格鲁莎场景的回忆过程可以看出它的实际价值：首先是一个惊恐的记忆，[3]惊恐的对象（蝴蝶）让他想起“老太婆”，后来又想起一种梨，最后才想起了育婴女佣的名字——格鲁莎。而且一开始他将格鲁莎的名字记成是和母亲的名字的一样。这就暗示了格鲁莎与母亲在某些地方的相似性。另外“老太婆”（或“三角围巾”）让人怀疑是声音的邻近性（babushka与grusha）所唤起的（当中一定还暗含了其它的意义，或者是音节上的，或者是图像上的，如围巾的花色等，或者“老太婆”本身作为年长女性的称呼也代表着和母亲的相关性），同时也证实了蝴蝶对于患者的女性意义。而在患者关于撕掉黄蜂翅膀的梦中，也证实了弗洛伊德对格鲁莎作为性对象的怀疑（如果不考虑弗洛伊德本人的解释和暗示的影响的话）。因为黄蜂显然是有黄色条纹的小动物，而黄蜂的翅膀除了可以方便地成为施虐与控制的对象以外，本身也容易象征着衣服（另外与患者本人所说的幕布类似），不能不说具有性的暗示性。
这样综合起来看，格鲁莎场景涉及到两个元素：母亲和性。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在格鲁莎场景之前又涉及到母亲与性的事件，也就只有原初场景了。而从格鲁莎场景的内容来看，格鲁莎的姿势与构拟中患者母亲的姿势确实是扣在一起的。这就支持了原初场景存在的设想，同时也表现了原初场景在性兴奋和性对象选择方面的影响。
另外一个话题涉及到人类的性行为和本能行为。而性行为是否具有先天的图式是一个很难探讨的问题。因为人一生下来就处于一个社会化和象征化的环境中，还有多少东西不是习得的已经很难说得清楚。据说人是唯一一种使用面对面交配方式的动物（或者是极少数几种动物之一，如倭黑猩猩即是），而这种方式除了证明直立行走的特殊性之外，似乎并不能说明这不是一种习得的方式，因为人类同样也可以使用后进式交配方式，甚至还发展出了许多其它方式。从比较心理学的立场来看，无法否认后进式是一种古老方式的可能性。那么一个便于这种交配方式的姿势和相应的动作会不会从视觉上唤起了一个未被完全象征化的儿童意识深处的古老图式、乃至产生性兴奋呢？弗洛伊德本人也不能不在讨论原初幻想的真实性时部分同意荣格的观点，[4]同意原始意象存在的可能性，即间接承认了种系发生上的性交图式的可能性。这仍然与许多精神分析的假设一样，是几乎无法实证化的东西，但是我们却不能以一个“科学中心主义”的立场来拒绝它的存在。
再一个就是原初场景与患者的受虐式同性恋态度的关系。患者对父亲有种不同于俄狄浦斯关系的又爱又怕的情感，根据弗洛伊德的意见，这集中体现在狼梦中。患者希望从父亲那里得到一种如原始场景中母亲所获得的那样的性满足，这是一种被动的形式，同时也是一种受虐的形式。而对于患者来说，父亲同时是一个威胁性的对象，不仅威胁到患者的男性气质，而且在无意识幻想中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因此患者的这种受虐式的同性恋态度是以父亲为原初对象的，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着这个对象，只是在后来以替身父亲的形式转移到了老师、教员甚至护理员身上。弗洛伊德强调，在原初场景留下的印象中，患者误认为肛门是阴茎插入的地方（或者确实如此，或者作母亲的也这样想，暂不影响讨论），因此患者的肛门成了症状的表达之地。患者要么便秘，要么腹泻，甚至近于大便失禁。与症状对应的是快感，不管患者是否从便秘或腹泻中直接得到了快乐，肠道与肛门都是可以给患者带来安慰的地方。通过肠道的排空，患者觉得世界打开了，而他也习惯于使用灌肠剂。[5]如果我们把受虐式同性恋态度集中到肛门的表现上的话，则无疑可以提出原始场景的重要性。
原初场景是通过对狼梦的分析来构拟的，狼梦集中表现的是恐惧。患者自述是对被吃掉的恐惧。但是从患者的联想中可以看到，狼是具有多种意义的，或者说狼是多种象征的凝缩物。这个狼既是被扯掉尾巴的狼，[6]又是吃掉小山羊和小红帽的奶奶的狼，[7]还是牧羊犬。[8]弗洛伊德对狼梦的分析很精彩，让我们获知了多方面的认识。然而吃掉小山羊和小红帽奶奶的狼还有个特点，即最后从狼的肚子里取出了被吃掉的山羊和人，使他们获得了重生。弗洛伊德对此没有作很多的说明，但是显然这与被吃掉的恐惧有关。而患者本人则有一个重生的幻想。[9]因此对狼的恐惧是否与一个重生的愿望受到检查机制的阻碍有关呢？而检查机制反映的就可能是一个乱伦禁忌。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弗洛伊德对这个狼梦的分析就漏掉了一个部分——作为生育者的母亲。弗洛伊德强调的是作为被动享乐的母亲，对这一角色的认同引导了患者发展一个针对父性人物的受虐式同性恋态度，而一个生育母亲则无疑会带给患者安全和希望。与母亲成为一体或者进入母亲体内的梦境或者幻想也许是普遍性的，反映了无意识深处对安全与原始快乐的追求。但这其中可能有主动与被动的区别。就主动而言，反映的是施虐性的特征，而被动就反映了受虐性的特征。我们不清楚患者关于重生的幻想是主动性的还是被动性的，就文本来看似乎被动的可能性要大一些，那么这个进入母体重生的无意识愿望就应该对患者的受虐性态度有所贡献。
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互相对立的子冲动在一个人身上总是成对存在的，[10]只不过在某个时候其中一个占着上风。就狼人这个患者而言，他的受虐式同性恋态度与施虐性的倾向及异性对象的目标同时存在并不矛盾。当然就症状来说，突出的是受虐式同性恋态度，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原初场景确实可以成为这一倾向性的发源点，而对母亲的一种原始性认同也可以成为它的助力器。
弗洛伊德曾经把童年被引诱（强调的是诱奸）的经历看作是神经症的一个起源，特别是针对女性的癔症。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西欧，性确实是一个被压抑的主题，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弗洛伊德的这样一种理论帮助他治疗了不少患者。但是他逐渐发现这一理论假设的错误，并对它进行了修改。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又发现了引诱这个词，但是它以令人信服的姿态出现，证实了自己的真实性和影响。患者的姐姐以一种直接的方式让患者注意到他的生殖器的突出意义，[11]并且可以自然地推测这让他体会到了被动的快感。虽然患者对这种攻击性的行为采取了本能性的防御，但是却不得不承受这一事件的创伤性影响。在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攻击的情况下，通过一系列移置的过程，患者的攻击对象甚至转到了父亲身上，从而与原初场景联系了起来。虽然在原初场景中父亲是性攻击的发起者，但是随着施虐与受虐冲动在患者身上的一个方便转换，父亲就成了患者性攻击的对象。当然引诱的影响持续地存在着，可以说也在患者的性对象选择中表达着。但就在与患者父亲的关系中，由于插入了患者的姐姐，从而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而这个三角关系除了说明患者与姐姐的竞争关系而外，还可以对原初场景的影响进行说明。
弗洛伊德敏感地认识到患者与姐姐在父亲之前的竞争关系是受到了引诱事件的影响，并且也看出了患者与姐姐之间爱恨交加的关系。但是弗洛伊德把着眼点放在了患者的被动创伤与主动的攻击性上面，强调的是“男性气质”（masculinity）。从精神分析史家的眼光来看，可以说这是弗洛伊德的一个反转移（counter-transference）。因为弗洛伊德本人的家庭关系决定了他对“男性气质”的关注。转移发生的地方总是可以发现抵抗的存在，不管这个抵抗是什么，至少它阻碍了表达与发现。患者与姐姐、父亲的这个三角关系显然也可以和原初场景匹配起来。按照弗洛伊德对原初场景影响的解释，患者总想替代原初场景中母亲的位置，从而得到父亲所给予的性满足。因此患者与母亲之间就是个竞争关系。而在现实的这个三角关系中，显然患者所嫉妒的是父亲给予姐姐的爱。当然这样一个普通的竞争关系不能说一定是原初场景的衍生物，但是可以看出患者与父亲关系的特殊性，这与经典的俄狄浦斯关系是有差距的。而这个特殊性除了在原初场景中找到它的踪迹之外，几乎很难从别的地方再找到有价值的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并未否认这个原初场景的虚构性，但是却不想把它当作无稽之谈的想像或幻想来处理。弗洛伊德认为，即使它是幻想出来的，也是冲动汇聚的结果，是患者寻求愿望满足的一种方式，无损于其在临床上的价值。[12]而现代由于精神病学的发展和药物治疗的权威地位，人们可能更容易从精神病的角度来看待幻想。由于弗洛伊德本人对精神病的兴趣不大，对精神病的机制缺乏研究，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未作详尽的阐述。拉康曾在五十年代的讨论班上专门研究过这个案例，但因没有文献而无从查考。虽然有迹象表明拉康同意原初场景的真实性，[13]但是据说精神科医生出身的拉康重点讨论过患者的幻想。拉康认为，精神病人的头脑中缺乏的是父姓，[14]而幻想则是儿童抓住符号化之外的实在碎片的一种方式。[15]也就是说，如果这样来看待假设的原初幻想，那么在这个案例中，至少在四岁之前，父性还没有在患者身上登陆，换言之，患者还没有接受（象征性的）阉割。从案例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个相关性。患者几乎把他的父亲想像成一个纯粹爱的施予者。虽然也可以看到一个阉割者的形象的存在，并反映着患者的阉割焦虑，但患者不能把这个形象与父亲等同起来。因此，患者既不能够、也不愿意接受来自父亲的阉割，从而只能在幻想中把父亲当作是一个爱的施予者（给予母亲性满足）与阉割的承受者（性交时阴茎的时隐时现）的结合体。而原初幻想就可以认为是患者将他对动物（主要是牧羊犬）的观察印象叠加到父母身上的结果。在这样一个矛盾的结合体身上患者得以在母性的统治下认同于父亲。
如果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看待原初场景，则其真实性就可以远远抛在一边。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其它与原初场景扯得上关系的事件是否就要重新审视？由于原初场景是通过对狼梦的分析构拟的，而狼梦发生在四岁，那么四岁之后的事件可以继续扯上关系；而四岁之前的事件又怎样解释呢？
性引诱是发生在四岁之前，但是与父亲发生联系却是在四岁之后，可以说原初场景起了前后连结的作用。但格鲁莎场景也发生在四岁之前，又怎样和四岁时“发生”的原初场景有联系呢？我们前面论述了，格鲁莎场景与母亲和性有关，母亲将是下文要讨论的问题，而性也不是一个在两三岁前就可以拒绝承认的问题。根据现在已普遍接受的观点，幼儿仍然有可能在两三岁前就在性兴奋或性快感方面有足够的感觉印象，而将母亲或一个照顾他的人当作一个类似于成人的性对象的客体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即使格鲁莎场景与原初场景是一个真假殊异的关系，它们当中仍然可以找到共同的核心元素。这提醒我们，永远不要低估幻想的价值。
另外手指被割掉的幻觉回想[16]也说明了患者的一个富于幻想的秉质。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中猜想这一幻觉背后的无意识内容。手指与男性生殖器在形状上相似，因此手指被割掉显然与生殖器被割掉有关，这一幻觉反映的是阉割焦虑。我们从案例中可以看出，阉割问题也是患者无意识中的一个主题，关系到他对女性的认识、父性权威的敬畏和施虐受虐态度的表现。在这样一个幻想事件中，关键的地方在于，为什么患者会突然出现这个幻觉，而又要隐藏这个幻想中的现实并躲避保姆娜尼娅的关注。当时患者正在用刀在胡桃树上刻划，这个举动及其对患者本人的反馈一定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患者提到了他的狼梦中的胡桃树，而同时树在一个神话故事中是一个女人被化身和囚禁之处。（在一定的象征平面中，树可能与人相联系，如童话故事中常见的树爷爷。在中文系统中，既有形容青松的“挺拔伟岸”，又有形容杨柳的“婀娜多姿”。在我同学的一个梦中，树就是他爱恋的对象。）有刀有女人还有狼，因此出现阉割的焦虑甚至恐惧就不奇怪了。而在附近的娜尼娅不仅是个女人，同时也是阉割威胁的发出者。
患者关于幕布的感觉[17]也是一个幻想性的表现。这既关系到患者的肛门情结，又关系到他对自己与外界关系的认识。肛门情结的表现在于患者将肠道的排空在感觉上等同于幕布的打开，同时也就是世界对他的开放。这表明了一种受虐态度，并以此作为他与外界达成关系的基础。患者出生时带着胎膜，弗洛伊德认为这就是患者具有幕布感觉的出发点，同时反映了患者的一个“重生”愿望。（弗洛伊德本人出生时就带着胎膜，这里表现着一个反转移，同时有着兰克（Otto Rank）的影响。）“重生”意味着与母亲重新达成一种关系，既可以说是一种对安全感的渴望，也不能拒绝一个乱伦的幻想。这反映着与母亲的一种认同关系。拉康曾经认为，一块幕布或者起遮盖作用的某个东西正好可以恰当地代表某种缺乏的东西，即石祖。[18]患者的这个幕布似乎正说明了这个问题。幕布的打开就意味着他找到了某个东西。拉康后来修正说，孩子试图成为母亲的石祖。[19]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看到患者对寻找原初母亲、与母亲达成一体甚至满足母亲欲望的渴望，这个幕布正表明了他在现实阻碍下的冲动和欲望。
其实患者的肠道症状和肛门情结，正是从母亲那里得来的。（患者的肠道症状与肛门情结的一个表现是金钱对于患者的粪便意义，我们从患者对父亲死后母亲对金钱控制的抱怨可以猜测患者母亲的类似表现。）当然可以从患者与父亲的关系中透过原初场景来审视这个幕布幻想，但是这一幻想反映的与母亲的关系似乎表现得更强，也更容易得到解释。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患者与母亲的关系是怎样经由一个重生的愿望表达出来，并且在肠道和肛门症状中得以表现。
按照弗洛伊德后来添加的讨论，[20]按他的说法，从各种线索来推断，原初场景的存在是可以肯定的，而问题只在于两个方面：一，这个原初场景是否是有关“性”的；二，这是一个先验的图式还是一个个人的经验。也就是说，弗洛伊德作了一个巨大的让步，把以性为特色的真实场景缩减为一个可以允许无性内容存在的虚拟概念（即重新命名为“原初幻想”）。这也算是他给自己搭好了台阶。不管怎样，就这个案例而言，弗洛伊德虽然仍然不能肯定性内容的存在，但支持这是个人的真实经历。而由于原初场景这一理念的应用越来越体现出临床的价值，因此它得到了很多分析家的认同。
原初场景的临床价值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一方面，假设原初场景总是真实的，它可以帮助分析家进行预先的假设，从而或者从分析者话语的蛛丝马迹中找到与它相联的元素，或者引导分析者向那个方向努力。而一当分析者回忆起这个原初场景后，无疑可以出现更多的材料，暴露更多的无意识情结，使分析进行得更深入。另一方面，假设原初场景是成年经验向童年的一种幻想性投射，那么它也必定是分析者各种无意识情结汇聚的地方，反映了分析者无意识中对相关材料的理解和加工，至少具有与梦同等的价值，同样可以引出更多的材料，推动分析的深入。另外，由于原初场景内容的新异性和特殊性，分析家与分析者之间的转移与反转移关系也会受到这一事件的影响，将各自的情感带入其中。因此原初场景至少起到了一个舞台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弗洛伊德的这个案例中，原初场景是他的一大发现，同时也是贯穿全文的一条主线。而我们以一个后来读者的视角，既可以发现弗洛伊德在此的精彩之处，也可以发现他的不足。我们可以说，弗洛伊德创造了这个原初场景，也利用它来作了一些精彩的解释，但更重要的是，原初场景把患者的各种症状和生活史串连起来了，至少在临床上，使患者的一些无意识情结得到了表达的机会，并且为分析家与分析者的转移关系提供了一个表演的舞台。而在理论上，原初场景的提出，既是对神经症和梦的机制认识的新发展，又是一个早期经验与性理论的新假设，为精神分析理论的前进提供了动力。
[1] 原文29页。
[2] 原文91页。
[3] 原文16页。
[4] 原文97页。
[5] 原文74、75和99页。
[6] 原文25、31页。
[7] 原文25页。
[8] 原文57页。
[9] 原文100页。
[10] 原文26页，另参见弗洛伊德的《性欲三论》。
[11] 原文20页及其后。
[12] 参见《弗洛伊德文集》第四卷，“精神分析导论”第23讲，217页及其后。
[13] 《拉康选集》，324页。
[14] 《拉康》，103页。
[15] 《拉康》，123页。
[16] 原文85页。
[17] 原文75、99页。
[18] 《拉康》，87页。
[19] 《拉康》，91页。
[20] 原文57、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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