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杜拉与父亲的名义
Ellie Ragland-Sullivan
译者:李新雨
在《治疗的方向及其力量的原则》(1958)中,拉康谈及了杜拉,在其教学过程中他反复地提到杜拉。在1958年的这篇文章中拉康指出,癔症患者通常完全都是想象认同的俘虏,因为她们的幻想隐含着想象认同的捕获。在《在转移上的干预》(1953)这篇文章中,拉康打开了一扇对于阻碍弗洛伊德和杜拉并加速杜拉结束三个月的分析的东西——即他所谓的自我阻碍或误认(méconnaissance)——重新思考的大门。在诸如这些文章中,拉康强调了任何分析者的欲望的缝合或结束。分析家的无意识欲望也会妨碍任何分析朝向真相的进行:即,朝着治愈的方向。
在本文中我将首先讨论杜拉和弗洛伊德两个人的自我封闭,其次我将检查杜拉两个梦中的某些能指,希望以此突出杜拉癔症的特殊结构。拉康在《治疗的方向及其力量的原则》中指出,直到弗洛伊德在1921年撰写《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他才概念化了除主体与选定的他者(后者是一个认同性的爱或恨等等的对象)这个二体对子(two-body pair)以外的“认同”模式。例如杜拉个案中的杜拉与K先生、K夫人与杜拉的父亲,等等。但是拉康在其关于认同的章节中说道:“弗洛伊德清楚地区分了这个由其支撑欲望的功能所决定并因此由其对象的漠不关心所指定的第三种认同模式”(E, 274)。这第三种模式就是在拉康的L图式中被他表述为a’的理想自我。对于拉康而言,它与欲望的关系是一个换喻或临近的关系。
杜拉想要什么?Was will das Weib?拉康用自我理想再一次把我们带回到弗洛伊德,这个临床医生“如此坚定地从事于世俗的痛苦,(他)询问着生命的意义……说生命只有一个意义,欲望在这个意义中被死亡所支撑。欲望之人,他跟随着这个与其意志相反的欲望走过了许多路途,在这些路途中他看到了反射在感觉、支配与知识中的自己。然而他独自成功地揭开了……这个独一无二的能指的面纱:得到和给出这个阳具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都一样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欲望在别处”(E, 277)。杜拉个案中的这个“别处”位于躯体痛苦的享乐(jouissance)中。但是在明眼人看来,这里发生的不仅仅是她对于她所占据的位置的忍受:被一个男人(K先生)欲望的对象——杜拉的父亲欲望着这个男人的妻子。杜拉与K先生的游戏和这个非法的循环是死亡的游戏、异化的游戏、病态同谋的游戏。当弗洛伊德证实了由杜拉的躯体症状及其情绪爆发揭示出来的这个痛苦的真相时;当他支持杜拉对其家庭小说而非其家庭虚构的解释时,弗洛伊德向她展示了虽仍是无意识的但她却知道的东西:即,她无法忍受看到的东西。
关于杜拉,拉康在他的《治疗的方向及其力量的原则》这篇文章中问道“然而有什么人在评论弗洛伊德的方法时说过……让我们觉得是预先教条的东西完全是由于他以颠倒的次序来进行的这个事实吗?也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就把病人引入到关于他在实在中的位置的一个初始绘制中,即使这个实在涉及到一个沉淀(precipitation)——我甚至要说是一个症状的系统化”(E, 236)。弗洛伊德毫不犹豫地向杜拉指出被她拒绝的真相的悖论写在了她受症状折磨的身体上,并在诸如打K先生这样一个长期“朋友”的意想不到的行为中显露了出来。在讨论弗洛伊德的技术时,拉康继续说道“另一个著名的例子:当他促使杜拉认识到她所做的只不过是捐献她父亲世界的巨大混乱,对此的损害构成了她拒付的对象,然而事实上她是其中的枢纽,而他(弗洛伊德)无法接受她的心满意足。我(拉康)早就强调过在与它所谴责的现实有关的美的灵魂(belle ame)的这个颠倒中运转的这个黑格尔式的程序。这完全不是一个让它适应现实的问题,而是要给它展示现实已经被很好地适应了,因为它参与了那个非常现实的建构”(E, 235-36)。
拉康正告诉我们的是弗洛伊德在杜拉个案中对转移的伟大发现包含了一个连弗洛伊德自己都不懂的悖论:即,弗洛伊德自己力量的原则存在于转移中——但是只有在他不使用这个力量的条件下这个力量才会给他解决问题的办法(E, 236)。此外拉康声称,如就转移而言,弗洛伊德大胆的解释概念也没能给出其“丰富的预言性意义”,其预言能力。绘制出无意识的症状的实在,然后向着这个维也纳创始人所解释的转移的认同进发,拉康教导说,但是,弗洛伊德未能认识到(他和病人的)知觉的意识自我是一个点缀了无意识的排除的统一媒介。虽然弗洛伊德——通过不断打乱其证据的牌面——给了拉康一些方法来回答弗洛伊德自己的一些疑惑,但是弗洛伊德却从未看出自我本身就是所有人类主体的理想化媒介。主体由于在被卷进痛苦时看不出无意识欲望的奇想或是它与死亡能指的联系——或者换句拉康的话说,当异化的结构把一个人禁锢在神经症或精神病的围栏(barre)后面时有些能指越过自我同一性主题而指向了无意识的实在中的特性——而保全了自恋的面子。塞尔日•科蒂特(Serge Cottet)在《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家的欲望》中认为,因为自我是它自己难以看清的,所以它具有症状的结构。拉康教导分析家怎样去破解关于结构和能指的症状。拉康说道,当弗洛伊德把他将其称作“Trieb”的一个冲动揭示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出(与本能完全不同的)这个冲动本身隐含着一个能指的出现(E, 236)。在杜拉的个案中我们可以就她的理想自我推断出一些东西,如果我们着眼于把阳具的能指与她的要求(Φ<>D)连在一起的那些重复。她的公然要求即她要被承认是一个顺从并且有同情心的女儿。因而,她要求机会在她父亲生病时照料他,并照顾K夫人和K先生的孩子们。她还要求她的父母相信她的故事,即K先生在湖边向她提出性的要求。杜拉的父亲和他的妻子在她的桌子上发现了一封绝命书,之后他就把她带给弗洛伊德接受治疗。这一事件之后杜拉随即与她的父亲发生了一次争吵并且失去了意识。换句话说,杜拉的父亲把她带给弗洛伊德,以便这位好心的医生说服这个顽劣的少女相信关于他和K夫人充满感激之情的友谊的资产阶级家庭虚构。父亲还期望杜拉接受她母亲的劝告别惹是生非。实际上多年以前杜拉差点就这么做了。当K先生否认他向杜拉提出了一个下流的要求时天平倾斜了,杜拉的父亲相信了K先生。其后,杜拉的父亲把她的抑郁归因于她所谓的不道德幻想。
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理睬杜拉父亲的请求。反而,他直接前往到杜拉无意识的实在:躯体症状、她的梦的意义,并试图找出她欲望的真正对象。我们可以想象这对于杜拉一定是多么的令人不安(与令人满足)。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并不赞成她的家庭对她的谴责。弗洛伊德也没有试图说服杜拉“成为一个好女孩”。但是弗洛伊德所做的的确证明了杜拉的癔症精神结构是无法忍受的——在这个意义上拉康已经定义了它:一个结构,其无意识的享乐居住于对无法实现的欲望的保持中、居住于在不可能性的祭坛上对性关系的膜拜中。这个秘密不是一个隐匿的手淫,也不是对K先生的一个隐匿的爱。她重复的转换症状、她反复出现的痛苦(甚至一直到她在纽约市的死亡)正好遵循着这个公式:
Ellie Ragland-Sullivan
译者:李新雨
在《治疗的方向及其力量的原则》(1958)中,拉康谈及了杜拉,在其教学过程中他反复地提到杜拉。在1958年的这篇文章中拉康指出,癔症患者通常完全都是想象认同的俘虏,因为她们的幻想隐含着想象认同的捕获。在《在转移上的干预》(1953)这篇文章中,拉康打开了一扇对于阻碍弗洛伊德和杜拉并加速杜拉结束三个月的分析的东西——即他所谓的自我阻碍或误认(méconnaissance)——重新思考的大门。在诸如这些文章中,拉康强调了任何分析者的欲望的缝合或结束。分析家的无意识欲望也会妨碍任何分析朝向真相的进行:即,朝着治愈的方向。
在本文中我将首先讨论杜拉和弗洛伊德两个人的自我封闭,其次我将检查杜拉两个梦中的某些能指,希望以此突出杜拉癔症的特殊结构。拉康在《治疗的方向及其力量的原则》中指出,直到弗洛伊德在1921年撰写《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他才概念化了除主体与选定的他者(后者是一个认同性的爱或恨等等的对象)这个二体对子(two-body pair)以外的“认同”模式。例如杜拉个案中的杜拉与K先生、K夫人与杜拉的父亲,等等。但是拉康在其关于认同的章节中说道:“弗洛伊德清楚地区分了这个由其支撑欲望的功能所决定并因此由其对象的漠不关心所指定的第三种认同模式”(E, 274)。这第三种模式就是在拉康的L图式中被他表述为a’的理想自我。对于拉康而言,它与欲望的关系是一个换喻或临近的关系。
杜拉想要什么?Was will das Weib?拉康用自我理想再一次把我们带回到弗洛伊德,这个临床医生“如此坚定地从事于世俗的痛苦,(他)询问着生命的意义……说生命只有一个意义,欲望在这个意义中被死亡所支撑。欲望之人,他跟随着这个与其意志相反的欲望走过了许多路途,在这些路途中他看到了反射在感觉、支配与知识中的自己。然而他独自成功地揭开了……这个独一无二的能指的面纱:得到和给出这个阳具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都一样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欲望在别处”(E, 277)。杜拉个案中的这个“别处”位于躯体痛苦的享乐(jouissance)中。但是在明眼人看来,这里发生的不仅仅是她对于她所占据的位置的忍受:被一个男人(K先生)欲望的对象——杜拉的父亲欲望着这个男人的妻子。杜拉与K先生的游戏和这个非法的循环是死亡的游戏、异化的游戏、病态同谋的游戏。当弗洛伊德证实了由杜拉的躯体症状及其情绪爆发揭示出来的这个痛苦的真相时;当他支持杜拉对其家庭小说而非其家庭虚构的解释时,弗洛伊德向她展示了虽仍是无意识的但她却知道的东西:即,她无法忍受看到的东西。
关于杜拉,拉康在他的《治疗的方向及其力量的原则》这篇文章中问道“然而有什么人在评论弗洛伊德的方法时说过……让我们觉得是预先教条的东西完全是由于他以颠倒的次序来进行的这个事实吗?也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就把病人引入到关于他在实在中的位置的一个初始绘制中,即使这个实在涉及到一个沉淀(precipitation)——我甚至要说是一个症状的系统化”(E, 236)。弗洛伊德毫不犹豫地向杜拉指出被她拒绝的真相的悖论写在了她受症状折磨的身体上,并在诸如打K先生这样一个长期“朋友”的意想不到的行为中显露了出来。在讨论弗洛伊德的技术时,拉康继续说道“另一个著名的例子:当他促使杜拉认识到她所做的只不过是捐献她父亲世界的巨大混乱,对此的损害构成了她拒付的对象,然而事实上她是其中的枢纽,而他(弗洛伊德)无法接受她的心满意足。我(拉康)早就强调过在与它所谴责的现实有关的美的灵魂(belle ame)的这个颠倒中运转的这个黑格尔式的程序。这完全不是一个让它适应现实的问题,而是要给它展示现实已经被很好地适应了,因为它参与了那个非常现实的建构”(E, 235-36)。
拉康正告诉我们的是弗洛伊德在杜拉个案中对转移的伟大发现包含了一个连弗洛伊德自己都不懂的悖论:即,弗洛伊德自己力量的原则存在于转移中——但是只有在他不使用这个力量的条件下这个力量才会给他解决问题的办法(E, 236)。此外拉康声称,如就转移而言,弗洛伊德大胆的解释概念也没能给出其“丰富的预言性意义”,其预言能力。绘制出无意识的症状的实在,然后向着这个维也纳创始人所解释的转移的认同进发,拉康教导说,但是,弗洛伊德未能认识到(他和病人的)知觉的意识自我是一个点缀了无意识的排除的统一媒介。虽然弗洛伊德——通过不断打乱其证据的牌面——给了拉康一些方法来回答弗洛伊德自己的一些疑惑,但是弗洛伊德却从未看出自我本身就是所有人类主体的理想化媒介。主体由于在被卷进痛苦时看不出无意识欲望的奇想或是它与死亡能指的联系——或者换句拉康的话说,当异化的结构把一个人禁锢在神经症或精神病的围栏(barre)后面时有些能指越过自我同一性主题而指向了无意识的实在中的特性——而保全了自恋的面子。塞尔日•科蒂特(Serge Cottet)在《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家的欲望》中认为,因为自我是它自己难以看清的,所以它具有症状的结构。拉康教导分析家怎样去破解关于结构和能指的症状。拉康说道,当弗洛伊德把他将其称作“Trieb”的一个冲动揭示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出(与本能完全不同的)这个冲动本身隐含着一个能指的出现(E, 236)。在杜拉的个案中我们可以就她的理想自我推断出一些东西,如果我们着眼于把阳具的能指与她的要求(Φ<>D)连在一起的那些重复。她的公然要求即她要被承认是一个顺从并且有同情心的女儿。因而,她要求机会在她父亲生病时照料他,并照顾K夫人和K先生的孩子们。她还要求她的父母相信她的故事,即K先生在湖边向她提出性的要求。杜拉的父亲和他的妻子在她的桌子上发现了一封绝命书,之后他就把她带给弗洛伊德接受治疗。这一事件之后杜拉随即与她的父亲发生了一次争吵并且失去了意识。换句话说,杜拉的父亲把她带给弗洛伊德,以便这位好心的医生说服这个顽劣的少女相信关于他和K夫人充满感激之情的友谊的资产阶级家庭虚构。父亲还期望杜拉接受她母亲的劝告别惹是生非。实际上多年以前杜拉差点就这么做了。当K先生否认他向杜拉提出了一个下流的要求时天平倾斜了,杜拉的父亲相信了K先生。其后,杜拉的父亲把她的抑郁归因于她所谓的不道德幻想。
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理睬杜拉父亲的请求。反而,他直接前往到杜拉无意识的实在:躯体症状、她的梦的意义,并试图找出她欲望的真正对象。我们可以想象这对于杜拉一定是多么的令人不安(与令人满足)。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并不赞成她的家庭对她的谴责。弗洛伊德也没有试图说服杜拉“成为一个好女孩”。但是弗洛伊德所做的的确证明了杜拉的癔症精神结构是无法忍受的——在这个意义上拉康已经定义了它:一个结构,其无意识的享乐居住于对无法实现的欲望的保持中、居住于在不可能性的祭坛上对性关系的膜拜中。这个秘密不是一个隐匿的手淫,也不是对K先生的一个隐匿的爱。她重复的转换症状、她反复出现的痛苦(甚至一直到她在纽约市的死亡)正好遵循着这个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