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大脑在运转,一个快一个慢
JIM HOLT 2012年07月25日
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 Tversky(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挑战、瓦解了经济学理论界长期抱持的一个概念:称作“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理性优先决策者。特维斯基于1996年逝世,享年59岁。如果他还活着,他肯定会与其长期的合作者和挚友卡纳曼共享诺贝尔奖。
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有意思的是,卡纳曼是一位心理学家。具体说来,他的贡献就在于他与另一位心理学家“人类的非理性”是卡纳曼的主要研究对象。他的职业生涯基本上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他和特维斯基做了一系列别出心裁的实验,揭示了二十多个“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es)——推理中无意识的差错歪曲了我们对世界的判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我们倾向于受正巧展露给我们的不相干数字的影响(例如,在一次实验中,经验丰富的德国法官如果掷出一对骰子后,刚好得到一个大数字,那么他们对商店扒手判的刑期就更长)。在第二阶段,卡纳曼和特维斯基证明,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决定的人,并非如传统经济学模型所假定的那样行事,他们并没有“效用最大化”(maximize utility)。两人随后发展出另一种更符合人类心理的解释决策的理论,他们称之为“预期理论”(prospect theory,卡纳曼便是因为这一成就获得诺贝尔奖)。在其职业生涯的第三个阶段——主要是在特维斯基过世以后——卡纳曼转向研究“享乐心理学”(hedonic psychology):快乐行为学及其性质和成因。他在这一领域的发现证明是令人不安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其中一个关键实验涉及一次故意延长的结肠镜检查。
《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的内容贯穿了以上这三个阶段。这本书内容丰富,它清晰、深刻,充满智慧的惊喜和自助价值。全书读来妙趣横生,在很多时候也很感人,尤其是卡纳曼讲述他和特维斯基共事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工作获得的乐趣使我们变得格外地耐心;当你乐此不疲时,就不难做到精益求精。”)它对人类理性缺陷的洞见令人印象深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最近就宣称,卡纳曼和特维斯基的工作“将会流芳百世”,是“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关键支点”。布鲁克斯说,他们“就像思想界的‘路易斯与克拉克远征’ ”。
间接宣布了人类的非理性
现在,该说说让我略微不安的部分。这本书的一个主题是关于过分自信。卡纳曼提醒我们,我们所有人,尤其是专家,容易夸张地感觉自己是多么了解这个世界。当然,他自己对过分自信保持了警惕。尽管他和特维斯基(与其他研究者一道)宣称在最近几十年里发现了种种认知偏差、谬论和错觉,他始终不愿勇敢地宣布,人根本就是非理性的。
情绪的恶劣影响,而是内置于我们逐渐演化的认知机制里。尽管卡纳曼仅仅提出一些最为寻常的政策建议(例如,合同应该用更清晰的语言表述),其他人却发挥得更多——也许是过于自信?比如,布鲁克斯认为,卡纳曼和特维斯基的工作表明了“社会政策的局限”,尤其是政府为解决失业问题、扭转经济局面所干的蠢事。
抑或他做了间接的宣布?“我们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候都是健康的,我们大部分判断和行动在大部分时候都是恰当的”,卡纳曼在序言中写道。然而,就在几页之后,他又说,他和特维斯基所做的工作“挑战”了1970年代社会学家普遍持有的观念:“人大致是理性的。”两位心理学家发现“在正常人的思考中存在系统性的差错”:差错的出现不是源于这些过于笼统的结论,尚不论作者未必赞成,至少是令我皱眉的。而皱眉——你会在本书第152页了解到——会激发我们的怀疑:怀疑卡纳曼所谓的“第二系统”。实验表明,单是皱眉就可有效减轻过度自信;能让我们在思考中更善于分析,更加警觉;能让我们对那些因其轻易可得、条理井然而不假思索接受的故事产生疑问。这就是我为什么会皱着眉头,持最怀疑的态度来阅读这本非常有趣的书。
在卡纳曼的模式中,第二系统是我们在思索世界时缓慢的、有意的、分析的、自觉努力的模式,第一系统与之相反,是我们快速的、自动的、直觉的、大半无意识的模式。在一个声音中听到敌意,或者毫不费劲地完成“面包和……”这个短语的是第一系统。而诸如不得不填写纳税申报单、把车停在一个很狭小的停车位等行为,则是第二系统在起作用(卡纳曼等人发现,有一个简单方法可以分辨一个人的第二系统在一项任务中所发挥的程度:只要盯着对方的眼睛,注意瞳孔的放大程度)
更宽泛地说,第一系统运用联想和隐喻快速、粗糙地勾画出现实世界的草图,第二系统进而达到明确的信念和理性的选择。第一系统提出意图,第二系统执行。所以,第二系统似乎是老板,对吧?在原则上是的。但第二系统不仅仅更有意图、更加理性,同时也是懒惰的。它容易疲倦(流行的术语是“自我损耗”【ego depletion】)。与放慢节奏、对事物进行分析相反,第二系统常常满足于第一系统提供给它的简单却不可靠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描述。“虽然第二系统相信自己乃行动之所在,”卡纳曼写道:“但自动的第一系统才是本书的主角。”当你心情愉快时,第二系统似乎尤其不活跃。
这时,持怀疑态度的读者也许会思忖,究竟要多认真地看待关于第一系统和第二系统的说法。它们真是我们头脑中各自带有鲜明个性的一对小小的代理人吗?并非如此,卡纳曼说道,确切地说,它们是“有用的虚构”——有用是因为它们有助于解释人类的思维习惯。
那个叫“琳达”的银行出纳
要明白这一点,请想想“琳达问题”(the Linda problem)。卡纳曼认为这是他和特维斯基一起做的“最著名和最具争议性的”实验。实验的参与者会听到一个虚构的、名叫琳达的年轻女人的故事,她单身,坦率,非常开朗,在学生时代非常关注各种歧视和社会正义。接着,参与者会接受提问,以下哪一个更有可能:(1)琳达是一位银行出纳。(2)琳达是一位银行出纳,活跃于女权主义运动。大多数人都选择了(2)。换言之,提供的背景讯息表明“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员”比“银行出纳员”更有可能。当然,这明显违背了概率法则(每一位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都是银行出纳;补充的细节越多,可能性就越低)。然而,甚至在斯坦福商业研究院受过大量概率训练的学生当中,也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无法通过琳达问题。有一位学生在得知她犯了一个低级的逻辑错误后,答道:“我以为你只是在询问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