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身体与原因
Corps et Causalité
主讲：米歇尔∙吉布尔
翻译：霍大同
时间：2011年9月8日
还有两天，我们如何继续呢？昨天晚上我在思考，但是我感冒了，对于治感冒来说，分析是没有用的。人们说治感冒必须要吃药，但我不想吃。在巴黎的话，如果我感冒的话会去打网球，但是今天又下雨了。
昨天我想讲在西方传统中身体和医学之间的关系，但是基本上没讲。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就是医生看身体。从希腊开始医生就在照顾身体。医生照料身体的独特性是把身体当作客体。身体作为客体同时它是信号的携带者，是一个病了的客体。对于医生来说身体必须是生病的。身体生病后会有一些迹象。在此基础上，从希腊开始就有医学科学的发展，称为观察疾病身体迹象的科学。人们对迹象进行分类，通过分类就建立了医学科学。通过这些疾病身体的迹象分类，那些迹象意味着那些病症。医生把这些迹象放在疾病的类型中，从而给一个诊断。正是这个允许西方美妙医学的发展。当然同时我们也观察死亡的身体。当身体死亡之后，人们解剖身体，来寻找疾病的原因。通过对死亡身体迹象的了解，把他和活着的身体建立一种对应的因果关系。
对因果关系的寻找不仅仅在医学中间存在，同时也是由于这种寻找才有科学的诞生。17世纪之前，因果关系是在神学中提出的，原因是神圣的。科学的诞生把因果关系从神学中间抽提出来放在自然界中，从而寻找自然界的某些东西，斯宾诺莎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个过程就是使因果关系离开了被神话的自然界。这种从神学中的因果关系变为在自然界中的因果关系的寻找是17、18世纪的一个运动。就有了所谓的自然科学，在所有这些研究中间，就有医学，通过这种寻找，美好的医学就产生了。当我强调美妙的科学时，其实我是想强调西方和中国的关系。
在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的口号就是科学与民主。你们显然比我更了解这段历史，提出这样的口号，当时感觉中国没有科学和民主，而西方是有科学和民主，至少指的是军事科学。西方科学和医学的诞生其实是和中国有关系的。从1919年以后，一部分中国人认为中国缺乏科学和民主，而另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是有科学，甚至也是有民主的。在西方，17世纪自然界的因果关系的诞生让人们认为真理存在于自然界中。通过科学的发展，我们就有了对所有事情的真理。
伴随着科学潮流的发展，还兴起了另一个和科学相对应的潮流，被称为浪漫主义，这个浪漫主义和神学也有一定的关系。最早的发展是在德国，在德语的民族中间，浪漫主义在那里兴起也在那里建立，浪漫主义是和理性主义相对应的，理性主义认为我们可以获得所有事情的真理。之所以讲浪漫主义，是弗洛伊德本人是参与到浪漫主义中间。因为弗洛伊德获得了歌德奖，而歌德本人就是浪漫主义的代表。歌德在德法的边境做了2年，等于是他在德国和法国的浪漫主义间做了一个过渡。
在整个德国的浪漫主义潮流中有一个词很流行，就是无意识。弗洛伊德使用这个词显然是从浪漫主义者那里继承过来的。无意识这一个词在德国的浪漫主义中很流行，但是在法国的浪漫主义中其实并不流行。弗洛伊德的时代中存在一些疾病是没有医学的原因的，这就标志着医学的失败。我们不能在活着的或死亡的身体中找到原因。于是当时就有一种Théosophie(神智学)，他们试图在各种地方寻找疾病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在上帝那里进行寻找。这种神智学的运动在18世纪也是很重要的。有很多人去听拉康的讲座，其实在18世纪时，神智学的领袖们有10倍于拉康的听众。
神智学是在理性主义之外的一个潮流。正是这样，也许王充是中国的第一个精神分析家。因为他说所有这些神秘性东西的提出是因为提出者本人精神错乱。我知道王充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上个世纪被政府宣传，我们对斯宾诺莎也做了同样的事情。现在在西方有一些人对斯宾诺莎做评论认为他是唯物主义者，这些评论者都是神经科学的工作者，都是简化主义者，他不认为有一个精神的现象，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通过物质来解释。同时笛卡尔也被认为是唯物主义者，因为他认为精神是由松果腺所决定的，大脑中有两半边，都是对称的，唯有松果腺只有一个。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通过物质来解释，这就是笛卡尔的松果腺的思想。脑科学家们对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评论都认为他们是唯物主义者，就如同当时人们认为王充是唯物主义者一样。对于王充我也了解的很少，需要你们自己去讨论，对于斯宾诺莎来讲，因为我没有哲学方面的训练，我要和斯宾诺莎的研究者进行讨论是有困难的，我只是一个精神分析家。
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传统中，没有一个完全和弗洛伊德分离的拉康，他批评弗洛伊德，但是他仍然是弗洛伊德派的。拉康说如果没有17世纪的运动，精神分析将不会在欧洲出现。同时如果没有18世纪科学的诞生，也不会有精神分析。正是这样，拉康说的是科学的主体。在此基础上，拉康谈到了主体，从而也谈到了无意识主体。
必须要从1946年（战后）出发，当时有一个很大的研讨班，名称是法国东南的一个城市名。在这个会议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Henri Ey，人们把他称为法国最后一个异化主义者。所谓的异化主义者说的是最早的精神病患者就和罪犯一样被关在监狱里，而后来对精神病患者有一个解释，认为他们是处于精神的异化之间，精神失常了的，因此就应该把他们解放出来，给他们自由，而不是镣铐。那时不叫精神病治疗，而叫异化治疗。拉康也是精神病医生，他们是同辈，也是朋友，一个是精神病领域的领导者，一个是精神分析的领导者。他们之所以称作朋友，是一方面绝对的尊敬对方，另一方面绝对的抨击对方的思想。这种斗争最后持续到Henri Ey死亡之后。在公众之间他们都想摧毁对方的思想。他们之所以可以有很大的争论，是因为只有在每个人对对方思想十分了解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在1946年研讨会的题目就是精神的因果关系。在这个会议中他们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论战。Henri Ey主持了会议，出于对拉康的信任，他让拉康来做闭幕词，也就是在那里拉康用了中国的两个字“懂得”来结束他的闭幕词。对于Henri Ey来说，拉康从精神病医生变为精神分析家，他一直都是一个精神病医生。但是法国有很多的精神分析家，但是他认为只有一个精神分析家的思想值得研究讨论，那就是拉康的思想。
那时关于精神的因果关系是一个神秘主义的，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作为原因。后来拉康以客体a的概念来解释作为欲望的原因，他重新提出了欲望的问题，他把人重新放回了欲望中，而原来欲望仅仅只是神学家所使用的一个词。对神学家来说，人在活着的时候有看上帝的欲望，这种欲望仅仅是在死亡之后才可以实现，仅仅是在死亡之后才可以进入欲望的客体。因此，拉康将欲望从神学中拿出放在精神分析的理论中，认为是一个没有性关系的欲望。在欲望的旁边，神学家还使用了一个爱的概念，我们仅仅只有一个爱就是对上帝的爱。我不知道对上帝的爱和对毛泽东的爱之间是不是有一个对应。我听说那些小孩上学的时候，受教育的时候就仅仅只有一个爱，那就是对毛泽东的爱。在拉康那里，他用客体a替代了至高无上的原因。
刚才我们说到身体带着迹象，医生通过迹象来研究疾病。拉康提示说弗洛伊德也是一个医生。在医学的领域中间，我们并不让人说话，我们将话语权给予身体，身体的话语也是带着迹象的。有多的例子说明，他们在面对医生的时候可以讲话，但是这些人经常被医生很糟糕的对待。众多的例子中，有一个我的例子，我很想和医生说，而让医生接受我所说的是很困难的，必须经过中国的传统医学才可以让医生听我说。病人想和医生讲话这是很困难的，这是我所经历的。正是因为在中国传统医生那里医生才可以听我说话，客体a作为欲望的原因。
在不让病人说话的地点中弗洛伊德发明了精神分析。根据当时的催眠术弗洛伊德是要接触病人的身体。但是有一个病人说你不要摸我，你听我说，弗洛伊德的天才就在于他听从了这个病人的话。他停下了当时所有治疗的方式，听从病人的要求，他就让病人说，而他进行的只是倾听。同时他也让自己说，释梦就是自己对自己说。正是因为这样拉康被称为独特性的科学就诞生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精神分析家对每个来看他的分析者来说，都是一无所知的。他仅仅是一个假设知道的。
第二点，同样不仅是对分析者的知识，也是对自己的知识。因为分析家做了分析，他对自己是有了解，而这种了解本身因为每一个分析者的到来而被放在了一个质疑的地位上。这是对某个分析家而言，分析家之间也有很多冲突，也有很多的内战。但是我想说的是分析家自己的分析从来都不会结束。当一个分析家30岁遇到的情况和他75岁时遇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30岁时我们还有一个很长的生命，而到75岁的时候就要面对死亡了。而面对死亡的身体就是艾诺斯和达拉多斯的问题。接下来提问，我让你们说。
1、当你刚刚说分析家自己的分析不会结束，那么一个分析的结束又是在那个程度上来讲的呢？比如你要给别人做分析的时候要求自己的分析是结束的吗？
答：我不知道这是那个人说的，分析家自己的分析是不可结束的。很有意思的是，在西方和在中国是如何表达不可结束的呢。我回去，经常会对峙这样一个问题。当遇到我的一些分析者，他们告诉我说想停下分析，而不是说结束我的分析。法语中停止的那个词也有逮捕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可以听成我要逮捕精神分析。怎么能够逮捕精神分析呢？精神分析有120年的历史了，精神分析家全世界都是。因此当人们说我希望停止精神分析，我听到的是能够逮捕精神分析。我的分析者从来没有说过我结束我的精神分析，而说的是我停止分析。其实很多人都想逮捕精神分析，比如说理性主义，他们拥有所有东西的真理。这是一个最近几年的争论，政府受到了神经科学的影响，想停止精神分析，想把精神分析放在一个规范的、国家法律范围之内的东西。这个斗争是在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之间发生的。并不是说我反对心理治疗师，政府是需要这些心理治疗师的。因为政府需要全力的治疗，所以要把它放在一个权力之中。因此要把精神分析家的训练放在一个规范中，对于大多数法国的精神分析家来说，都是反对这样一个做法的。我回答了他的问题，结束与不结束是存在与一个框架之间的，为什么独特性要停止精神分析呢。比如说，我说吃饱了，吃完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让餐厅停止开业。为了理解这个问题，举一个例子，爱的关系，什么时候我们结束了爱，停止了爱，有一个爱的分离。两个爱者共同决定他们爱的结束，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但往往都是一个人认为爱结束了，而另一个人却认为爱还没有结束。因为分析是爱与欲望的关系，怎么面对他的分析家来说这个就结束了，没有转移了。同样也存在一些情况，分析家没法忍受分析者的离开，因为他对分析者还有爱。
2、爱的关系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爱是存在的，只是因为现实的原因不得不分开？
答：这就是一个存在主义的问题。我也想起了一个所谓存在的问题。1967年我去美国参加爵士乐的运动，当时美国的爵士乐在音乐之外还存在一个政治的诉求，这个爵士乐是参与了政治活动的，而这个政治活动就是一个黑人的问题。黑人的音乐家为了反对政府的一些政策，他们和所有白人的爵士乐的音乐家划清界限。独立的创造了一些带有很强的政治倾向的音乐。当时就有一对夫妇，男的是爵士乐家，女的是一个白人，因为这样一个状态，尽管他们很相爱，但是最终还是决定离婚。因此他们搞了一个很大的派对，来宣布他们离婚了。带着兴奋和痛苦来狂欢，庆祝他们的离婚。我知道一些分离是因为存在的一些原因所导致的。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分析家的死亡会导致分析的终止，这也是一个存在的问题。当一个分析者来见另一个分析家说之所以我来见你是我的分析家已经死亡或是即将死亡，那么做这样一个分析是很困难的。因此一个75岁的分析家来接待一个分析者的时候，他也是要问分析者他希望分析将走向哪里，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的问题。分析不能结束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分析家老了的时候他还是要解决新出现的问题。让我想起了我最后一个女朋友就是出现了死亡。因为法国有一个说法，将正常的男女朋友称为男女朋友，而将真正的男女朋友称为小朋友，每一个分析者对我来说来都是小朋友，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爱的关系。也有这样一种情势就是死亡引起的分离和精神分析的结束。这样一个小朋友是一个值得竞争的对手。
因为明年4月份的研讨会是在精神分析治疗之中身体的在场，我这次的讨论班都是围绕这个主题来讲的，我从来没有做过Skype和电话分析，我批评的是美国通过Skype来做分析这样一个集体的活动。美国分析家这种集体活动的目的就是通过美语来征服全世界。我非常批评美国人的集体活动，就如同我很反对麦当劳的活动。美国人思考了很多的意识形态，怎样征服全世界的灵魂？
首先就是通过孩子，如果通过成人来说是很困难的，但是孩子就不一样了。在全世界各地开麦当劳的人都在美国接受到了儿童心理学和儿童心理病理学的训练，他们试图通过孩子来建立一个商业的活动。北京星星雨孤独症慈善机构是由国际投资的，而其中就有麦当劳的投资，他们一方面给予经济的支持，同时要求把他们的广告贴在中心中。悖论性的是，在中心中存在一种倾向，就是如何避免不把这些孤独症的孩子和其它普通的孩子区分开。这个悖论的东西是麦当劳所理解了的。不管是孤独症还是不是孤独症的孩子，都对麦当劳的广告很敏感。我有孩子同时我也有孙子，这些孩子也把大人带入麦当劳，哪怕是没有孩子的成人，现在被称为国民的幼稚化。美国有个研究，关于麦当劳和发胖之间的联系。在巴黎，有一些旅游的美国人，人们不说话之前就知道他们是美国人，因为他们都很胖，而且他们还为这个胖而自豪，我并不是反对胖，只是身体健康的一个考虑。
我们不说他对于爱的后果，一个关于肥胖对于健康之间的影响的医学假设是很明显的。我在中国旅行也能看到很多胖子，也就意味着这种倾向在中国已经开始了。我们知道中国的饮食是很接近中国的传统医学的。中国的饮食被麦当劳所摧毁，显然对中国人的健康造成了影响。
刚刚涉及到的是身体，现在涉及的精神方面就是美国通过Skype来培训精神分析家。为什么我在批评美国的企业，他们甚至是给中国人教授美语课，让中国人有很流利的美语从而和精神分析家讲话，是因为他们为什么不教授牛津英语，而是美语。我仅仅是批评，因为我也通过电话或Skype和其它人做交流。研讨会提出这个题目，就是对于美国人的集体活动的一个质疑。但是并不是说和他们有个挑战，因为他们还是很强，有他们所有的东西。总的来说，美国的英语是一个商业的语言，在2年中培养一个分析家，而所谓的分析家就是让他们做一个商业的交易。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发展有一个很大的心理治疗的需要。因此社会也需要回应心理治疗的需求。正是这个需求是通过做商业的这部分人来回应。我在星星雨工作的时候，因为时间不多，都只做1次谈话，他们要求我能多做几次，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我问你所在的城市是否有心理咨询，他们回答是有的，但是为什么不去的？他们说是因为价格太高了。
刚刚我们谈论到了社会的背景，现在我们来讲，分析者来到分析家的那里他是带着一个身体来的，我们要注意没有身体就没有人性，仅仅只有一个从来没有被创造的上帝，他创造了很多身体，如果没有身体，就没有其它的东西。分析者的身体就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他到达了另外一个地点。这样一个一致的观念是很重要，因此他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原因使某个人有这种一致性，是什么推动他去彼者那里去。当这些欧洲人移动到中国、南美，在欧洲人那里引起了一定的冲击，因为他们发现了彼者，发现彼者的一致是在每个人中间都存在的。当某一个人将身体移动到分析家那里就意味着他发现了自己。当时的欧洲人移动到南美，这不仅是发现了南美的印第安人，也发现了他们自己，我想说的是当时的西班牙人，到了南美以后，他们发现了原来没有发现的自身的东西。
朝向不知道彼者的运动是具有双重意义的。精神分析诞生在医学中，但是医生很难忍受精神分析相对于医学的自主性情况。弗洛伊德针对这个问题，于是他写了一篇关于非医学的精神分析的文章，在文中他强调精神分析家并不一定要是医学的，任何一人，只要他做了一个分析，他就有可能成为分析家。弗洛伊德同时指出医生并不是更容易接受精神分析的人。只要你是一个很好的经常做梦的人，就可以成为很好的分析家。分析家并不把移动到分析室中的身体当作是生病的身体，或者说我们绝不应该将他理解为生病的身体。分析家不能将身体看作是有生病迹象的身体，也不是一个症状的身体，而是另一个和疾病不一样的症状。是什么东西推动了身体移动，为什么他不去看医生，不看针灸医生、或看一位性学家，为什么他不去打网球，或是去商店买肉，而是去找分析家，为什么有人到我这里而不去看医生，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移动到了这个地方来。医学和精神分析的分离是一个问题，因为有相当一部分的分析家同时是精神病学的医生，他们将这两个角色混在一起的，甚至有些分析是能够报账的，同时他们还可以以医生的名义来看病。对我来说，我自己放弃了精神病医生的职务，以便我不去签署某个人有疾病的单子。我并不批评这些人，他是一个潮流，但是这两个角色之间是有冲突的。
回到刚刚说的他到了一个彼者。这时分析家让分析者来见他这个人，讲一些抱怨、疾病 等等之外的东西。正是这样弗洛伊德发明了精神分析。身体就进入到讲话的活动中间。我们现在就到了当时斯宾诺莎所说的观念的模态，他没有说语言，但是我们可以发展，语言和观念处于一个模态中。开始讲话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一个语言学普遍性的方面。
另外一个关于文字的问题是，精神分析是在字母文字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字母的文字在话语中具有首要的地位。在治疗中，观念的维度相对于身体而言具有一个权利。身体是在场的，但是是言说的维度拥有这个权利。在斯宾诺莎和其它人的讨论到底是身体还是观念拥有权利的问题。对于教徒来说，灵魂拥有对身体的权利。斯宾诺莎反对灵魂对身体拥有权利，他说身体死亡之后就再也没有灵魂了。让分析者讲话就是给观念模态一个权利，尽管身体是在场的。精神分析就是伴随着字母书写语言而产生了。
随着言说的精神分析的发展，另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就是和孩子的工作，尤其是那些对麦当劳感兴趣的孩子。引起了与儿童的精神分析。相对于神经症的成人，孩子到分析家这里来并不一定是为了讲话，一个成人讲话的时候可能会忘记身体，但是孩子不会，当他讲的时候他的身体不断的在运动，有一个身体运动的自由联想。我们并不能将孩子放在躺椅上让他讲，这就引起了一个新的技术，比如绘画、玩具等，此时话语不再拥有权利。这些技术中间都有一个身体运动的自由，孩子讲话时讲的是自己画画时身体的运动。
逐渐地，精神分析家也进入精神病的一种语言，此时遇到了被称为精神病的患者。因此就引起了一些新的技术，他身体的运动是不能够控制的。对于一个神经症的成人来说，他可以将身体作为一个客体来讲述。身体在那里，但是他把它当作一个客体而谈论。就是说我可以像谈论客体一样谈论我的身体。和儿童的、精神病患者的工作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在这个新的领域中，不仅仅将身体当作一个客体，而是主体，让身体像主体一样表达。也就创造了在话语和身体的运动之间联系的可能性。
在这个意义上，斯宾诺莎是很重要的，在观念的模态中，他说观念首先是身体的观念，在孩子诞生之后他就处于音素的世界之间，他获得最早的观念就是关于身体的观念。这些孩子长大之后，成为一些专家或科学家，他们有可能就忘记了最初的观念，其实是身体的观念。和孩子在一起，他们更接近于观念和身体连接的构造。当精神分析家进入精神病院后他们也看到了身体的运动。一些严重的患者他们的身体运动的紊乱与话语的关系是被切断了的。所谓的切断，有一个身体和身体的观念之间有一个分离，而这种分离被拉康称为脱落的。脱落和压抑是不一样的，压抑是神经症患者的机制。
精神分析的新发现，显然是不能通过skype 来进行的。Skype不能允许我们和儿童、精神病患者进行工作。对于精神病人而言，不是他们的身体移动到分析家那里，而是分析家的身体移动到他们那里。17世纪以前，精神病患者是关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不让人们看到的，当时有一个精神病学的运动，是让他们有一个自由，现在分析家到精神病院的工作是第二次给予精神病患者一个帮助。之所以有这样一些革命，是因为有朝向彼者身体的移动，类似于拉康说的，精神分析是2个人的疯狂。不是有一个疯子，而另一个人正常，而是两个疯子。法国很多人认为拉康是精神病患者。
另一方面，在纳粹的时代，纳粹将成人和儿童的疯子放在煤气室里杀死。第一次煤气室的实验就是针对被诊断为疯子的实验，在煤气室杀犹太人是最后阶段的事情。我们以照顾疯子的方式来评判这个社会。我想说通过Skype做的分析，显然是不能够属于精神病的孩子的。他形成了不同的类型，对不同的东西进行分类，以便让社会安静下来。这个社会因为需要安宁，因此他们需要心理咨询师，而不需要精神分析师。我想强调纳粹的国家极其保护心理咨询师，而不欢迎精神分析者。在纳粹极端之外每一个地方都需要心理咨询师，而不需要让两个人疯狂地精神分析。
提问：
1、斯宾诺莎讲的身体的运动和观念两个模态，可否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将以下呢？
答：明天我要讲这个，是我明天准备讲的东西。
2、身体的痕迹如果放入拉康的三界的话，是属于哪一界的呢？
答：关于身体的痕迹和拉康的三界的问题我没有考虑过，我所考虑的是拉康在观念的模态中理解为语言，同时他将语言区分为口语和书面语，但是他在讨论书面语言的时候，并不仅仅限于字母语言，而是讨论了各种不同的文字。这个文字的问题就涉及到为什么他是很罕见的分析家，没有自己的写集。他发表著作仅仅是为了工作，他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书写。而另一方面他所有的教学都是口语的，他不停的在口语的讨论班中利用了世界上不同的文字。他利用了所有的文字、埃及的、楔形文字包括中国的文字，同时他也发明了一个文字，就是拓扑学的文字。他使用拓扑学的知识的同时向拓扑学家提出了问题，使得很多拓扑学家都追随着他。同样的他利用逻辑学，也对逻辑学家提出了很多的问题，必须提出一个问题：是什么在推动它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因为大多数欧洲精神分析家都有字母文字书写，并提出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对于拉康来说，他是不同的。我的解释是西方的书写，书写的是音素，西方之所以写的是音素，是因为语言学家把语言切分成不可再分的一个单位就是音素。这个音素是一个最小的声音单位，同时他没有意义。语言学家认为话语和字母的文字是一个普遍性的场所。这个语言允许了普遍性的哲学和神学的诞生，而不是更古老的希腊语之类的。让精神分析家认为，如果让分析者讲一个字母的文字，实际上就是让他们获得普遍性。
这个普遍性的东西对身体的独特性拥有了支配权。我的假设是说拉康试图离开音素的语言和字母的文字，寻找新的语言和文字是要让精神分析的独特性得以实现，把身体当作一个主体。我们可以说拓扑学就是身体作为主体的一种文字。拉康发现的中国的图形文字显然和语言中的音素是连在一起的，同时也不是一个字母的文字。在这个意义上，拉康说书法是粉碎普遍性的东西，书法伴随毛笔和墨汁是一个独特性的东西，身体的痕迹存在于书法中。
在法语中我们说Je，这是普遍性的表达，为了表达一个独特性时候，我们通常是将Je写为Je。就是通过斜体字来表示。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