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子霖：时代的投机者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来稿者:王恺
鹿子霖是白鹿原上一个乞讨者的后代，这在小说的将近结束处才予以点明。而揭露这一源起的，同样是一个意外事件，一向性格要强的鹿子霖主动叫一位乞讨者打骂他，他要重新演示和体验祖宗的精神。
事件本身具备惊心动魄的画面感：争强好胜的鹿子霖叫一位从路上捡来的、总是甜言蜜语的“糜子面甜嘴”的长工三娃子不要再说任何好话，而是打骂他；小长工被吓傻了，鹿子霖说，他睁开眼睛，阎王爷也不会敢动手的，当三娃子终于鼓足勇气动手的时候，鹿子霖的灵魂暂时地觉醒了，他从施虐者变成了灵魂的受虐者，祖宗的遭遇，在他体内又苏醒了一次，这就是他们家祖传的“勾践精神”。
时代所带来的机会
这个阶段，鹿家已经败落殆尽，受到儿子鹿兆鹏是共产党的牵连，他被关押在监狱两年多的时间，土地被他老婆一块一块地出售干净，以往只知道求神仙保佑自己家庭的女性表现出过人的勇气，甚至把家里的门房门楼也拆掉卖给了仇家白家，她觉得，没有鹿子霖，鹿家整个就完了。
而鹿子霖就是在面对着曾经是村落里首屈一指的大院落变成了断壁残垣的时候，开始向祖宗乞灵的。他的往上数五辈的祖宗马勺娃是个周围村落都熟悉的老面孔，马勺从童年就开始了乞讨生涯，在西安城，经历了被不断的打骂以及不可告人的出卖肉体的生存道路，他终于成为名厨，并且回乡置办土地修筑房屋，成为白鹿原上首屈一指的富豪。最厉害的一招是，恩仇分明，不仅仅把当年凌虐他的“炉头”虐待至死，还在白鹿原上大宴宾客，半个月的时间内，当年在乞讨中施舍过他的人们都得到了羊肉泡馍的报答，而一位混进来的没有施舍过他的人被他认了出来，在他的碗里放了麦草，直指对方是牲畜。
很多评论者因此觉得鹿家的血统中有商业血液，鹿子霖和白嘉轩的对立掺杂了商业信念和农业传统的竞争。事实上，鹿马勺的所谓商业性并不坚实，不过是传统社会里极其平常的外出觅食工作，发财之后，仍会回到原上购买土地。用鹿马勺的话说，厨师只是暂时性的，“一辈子伺候人的，顶没有出息”。关键还是在本乡土有土地做靠山。陈忠实的这一人物原型有深厚的历史基础，按照记载，白鹿原附近的蓝田县专出厨师，民国时期，30户人口的小村落至少有十几名厨师，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既不颠覆乡村的财富结构，也不去改变乡村政权结构，觅来的财富，只是减轻家族负担，财富成为进一步出人头地的机会。
鹿子霖的行为模式中，更多还是奉行着“出人头地”的核心概念，这种“出人头地”的实质是白鹿原的另外一种理论思想，也同样出自鹿马勺之口：无论你是种庄稼还是经商乃至学艺，只要居于人下就不免要受制于人，就要受欺，但是在忍受的同时一定要思报复，不能永远忍受下去。临死他留下遗言给后人：让人伺候你才算光宗耀祖，中一个秀才到我坟头放一声草炮，中了举人放雷子炮，中了进士，放三声响铳。可是鹿家的后人似乎没有出现读书种子，死者的遗言一直成为空谈，所以鹿子霖才在寒冬逼迫自己家的孩子上学：“我等着在老太爷的坟地放铳子呢。”
在传统社会里，鹿子霖所用的招术，包括闪现的智慧，都是非常传统农民式的。尽管评论者将白嘉轩视为“正”的代表，而他是“邪”的代表，可是他所谓的邪恶，并不脱离传统乡民的小奸小坏。父亲鹿泰恒和他一样，整体的思维局限于在乡村系统内的“出人头地”。当白嘉轩出于风水原因，略施小计用自己家山坡下的水田去换取鹿家山坡上的旱地的时候，父子俩胸中涌起的，全都是传统的农民的豪情：算计着水田能种的粮食和出产，3亩多的整块土地，在河川地里算是头份——他们的角色完全等同于任何一朝得志的小农，“心里已经有一架骡子拽着的木斗水车在嘎吱嘎吱唱着歌”。
如果不是民国到来，鹿子霖的角色，应该也只是富裕的乡农。按照乡村规定，族长的位置由白家永远继承，他和他的家族唯一可以扮演的，就是一个有势力、有面子的乡村绅士，例如在和白嘉轩争相购买寡妇土地的事件上，尽管双方各自有算计，可是在朱先生“仁义”的旗帜下，双方还是能形成共识，就是放弃了争端，共同扶持乡村伦理系统，他们共同出资修建祠堂就是最好的例证。唯一需要警惕的，就是他父亲一直在劝说的，不能让白家跷脚在他们家头上。
机会随着乡村旧有的体系崩溃而到来。民国初年开始，国家政权开始强制进入乡村社会，打破了王权不下乡的旧传统，行政权甚至进入乡一级，《白鹿原》中提到，旧有的行政体系全部废除，县令改为县长，所不同的是，村庄有了自己的保障所。基层官僚机构的重新建立，还是从绅士阶层招兵买马，鹿子霖正是利用这个机会，成为保障所的乡约。尽管白嘉轩仍然百思不得其解，乡约本来是一套乡村的自治组织，怎么演变成了官职名称，可是，鹿子霖确实在形式上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
小说中提到了他和各保障所的乡约们同民国的首任县长的合影，这张照片被称为县城历史上别开生面的第一张历史性照片，穿上新制服的鹿子霖不认识自己了：这个制服下的人精神了许多。
制服是隐藏的权力象征。因为有新的权力做依靠，鹿子霖剪掉辫子才一点不迟疑，他明白，自己现在已经有十几个村庄可以管辖，完全可以和白嘉轩抗衡了。不过，民国政府所交代给他的任务，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获取的，他必须与代表传统势力的族长白嘉轩斗争，才能巩固自己的权力。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第一个任务：丈量土地，民国政府要收取印章税，名为“建立革命新秩序”，实际上是收取钱财作为各乡镇基层政权的生存费用。在这一点上，鹿子霖毫不迟疑地背叛了乡村体系，他要效力于新政权，必须交纳出自己的良心，还有旧有的和乡民们的良好关系。
白嘉轩用古老的鸡毛传信方式，将新县长的法令破坏殆尽。鹿子霖并没有完全出卖白嘉轩，可是他也完全没有站在白嘉轩一边。鹿子霖到了重新选择的一个时刻，是彻底和乡村决裂，还是稳固和乡村的关系？他选择了后者。
乡村关系是他生存的基础，他不能轻易放弃。所以，当老谋深算的冷先生提出三家联姻的时候，他答应得比白嘉轩要痛快得多。白嘉轩还有自己的内心盘算，而鹿子霖很明白，自己和白家的关系不宜彻底破灭——在反抗县政府的交农事件结束后，他热情洋溢地走到村庄里，要求给白家做媒，投机的倾向，在鹿子霖身上彰显得分外明晰。 儿子鹿兆鹏身为革命党，并不愿意屈服于父亲的包办婚姻，可是鹿子霖完全不认同儿子的选择，除了巨大的宗族压力外，还有一点，就是亲家冷先生在白鹿原上的声望，如果和冷家断绝了关系，他将被白鹿原上上下下的人看不起，而他一世所争取的，也就是被人“看得起”。
这也是他在当上乡约后，大摆宴席的时候放了无数鞭炮和三声铳的原因——离开了乡土，这些排场将是没有观众的。
如果背后有强大的政权做后盾，也许鹿子霖的做法是逐步巩固势力。可是，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的脆弱性带给鹿子霖极大的不稳定感，他只能不断地改换门庭，当白嘉轩和他代表的乡土势力用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式去抵抗各种乱政的时候，鹿子霖所做的是：以他的顺从和投机，在各个权力者那里寻找认同感。他和总乡约田福贤很顺利地勾结在了一起，田福贤看重他的，是他在白鹿村的影响力，整个村庄唯一能和白嘉轩抗衡的就是他，而白鹿村在原上十几个村庄里，又是首屈一指的重要村庄，这种出于维护自己权力的勾结方式，在军阀横行的状态下没有破灭，“乌鸦兵”来村庄强取豪夺，他和田福贤马上屈从，并且劝说白嘉轩也放弃反抗；当北伐军队成立的时候，他的态度也很活泛，向前去他家的女学生白灵打听消息，他没有政治信念，有的只是如何投靠到新政权里。国共合作的时候，他也不反对；当共产党被镇压的时候，他想出的镇压方式最为残酷，用绳子吊着人往下墩，被田福贤表扬为四邻八乡里面“你耍猴耍得最绝”——并不是鹿子霖格外的邪恶，而是他急于向每一个政权效忠。特别是当他因为儿子是共产党的原因而被总乡约田福贤嫌弃的时候，他跑去痛苦陈述，儿子和自己毫无关系：他是他，我是我；当他觉得官职无望的时候，索性双手抱住脑袋痛哭起来：“我怎么也想不到活人活到这一步。”
鹿子霖的“小”和 “轻”
在中国古老的儒家传统中，尽管忠孝节义始终是从上到下旌表的价值观，可是，在这种价值观的背面，一直有不间断的钻营洪流，至少在鹿子霖的人生观里面，忠孝节义，肯定只是手段，关键还是权力的获取。所以，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官位时，毫不迟疑地对四周的村民下手，白嘉轩为农民的不断求恳在他看来非常可笑。在他所设置的刑场上，有个非常具象的画面：手有残疾的白兴儿的手指头被行刑者慢慢地割开，鹿子霖和田福贤所结合成的权力机构，已经把乡民们彻底看成是自己的管理对象了——最后一丝伦理的联系已经不存在了。
这就是白鹿原现代化最真实的一面：国家法令向乡村渗透，白嘉轩完全不明所以，才有他去县法院大闹一场、期望能用自己换出被囚禁的村民的情节。而鹿子霖作为白嘉轩的对立面，他明白这一变化的到来，此时他的任务，不再是简单的出人头地，以及压倒白嘉轩，而是全面地掌握乡村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的各项权力，全面地成为国家的“乡村代理人”。
这种新角色的出现，要求鹿子霖拥有更高超的技术，和更广阔的格局。那样一来，鹿子霖说不定有节节攀升的机会，可是鹿子霖并不能胜任这个角色，他的仇恨，仍然集中而顽固地局限在与白家的争斗上。
田小娥因为和他的偷情暴露后，遭到了白嘉轩的严厉惩罚，用刺刷在宗祠里行刑。他明白，这是白嘉轩在惩罚他，所以他非常毒辣地想到了对应的方式：既然你要脸面，那么，我就让你颜面扫地，让跟随着白嘉轩脚步的白家长子白孝文声名狼藉——如果不是他给田小娥出主意，田小娥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去勾引这个道貌岸然的族长继承者。
鹿子霖充满了乡村生存所必需的阴谋诡计。在白嘉轩被儿子气晕之后，他立刻将其背回家，他要的不是白嘉轩的性命，要的是白家声名的死亡；在白孝文被父亲严厉责难的时候，他又率领众人跪倒，因为他还是明白，只有在众人面前的假面具才能使他继续和白嘉轩抗衡；包括在白孝文彻底被打倒之后，他推荐白孝文去保安队，出发点仍然是，假面戴上才能继续与白家抗衡。无奈这两个老对手太知道彼此了，所以白嘉轩说：我不受你的跪拜，谁爱跪就跪。
尽管被自己的亲家冷先生指责，就是缺嘉轩的三分性气，可是鹿子霖并不是以“性气”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他的周旋手段，包括与白嘉轩的斗争，始终带有极端阴谋的一面。许多评论者认定他一身的“邪气”，这种邪气往往通过对白家斗争的方式发泄出来，最明显的例子是，拆白家的房子。在白孝文因为吸大烟而卖了自己家的门楼的时候，他多年来的目标终于得逞了：让白家彻底的丧失面子。所以他召集了本门下的十几名后生去拆白家的门楼，还不忘记补充说：不准起哄闹事。没有想到的是，白嘉轩没有被他打倒，还邀请他去把院子也拆除了，说那样才干净。鹿子霖的费尽心机也只是空欢喜一场。
白嘉轩对儿子说鹿子霖总是“张张狂狂到处窜，人狂没好事。”
缺乏信念的鹿子霖以权位的得失为人生之至重，当他的儿子鹿兆鹏的共产党员身份再次干扰到他的官位的时候，他打算放弃自己儿子的生命，他觉得挽救儿子的性命是“劳神又折财的事情”——白嘉轩惩罚自己的儿子白兆文，为的是祖宗传下来的乡约，为的是信义；而他放弃自己儿子的生命，则是为了手中卑微的权位，他是现实的，利益化的，没有任何节操的，如不是亲家冷先生的一意孤行，坚持自己出重金去收买官员，他儿子的生命就此会终结。
他的得意也同样肤浅。另外一个儿子鹿兆海是国民革命军，为了让父亲彻底摆脱因为共产党儿子所带来的阴影，并且在乡村站稳脚跟，鹿兆海和他的军队同僚去了当地县政府，威胁了县长，甚至也去威胁了多年的老交情、总乡约田福贤。鹿子霖显然以为这种威胁是有效的，他在西安城里天天听秦腔吃泡馍，以为自己今后的日子有了靠山，回到乡村后开始了他一生中最“洒脱的日子”，去各村落喝酒，把自己以往视为靠山的乡约的职务不再放在眼中。每天喝到似醉非醉，一身轻松地回到家中。他一定觉得，这才是自己的人生高潮，虽然一个儿子成为共产党已经无可救药，可是另一个儿子却是震慑县长的人物。 直到田福贤向他指明，他的儿子随时会撤离此地，一旦儿子离开，他的靠山就没有了，再没有人乘着汽车给他撑腰了，而县长和总乡约才是此地的地头蛇，他不能不巴结，陡然明白了这点，他那些浅薄的小乐趣荡然无存。
许多评论者认为好色的鹿子霖没有和送上门的儿媳妇发生关系，是他良心尚存的表现，事实上，与良心无关。即使是这件小事，也透露出鹿子霖的种种小心思。对他的多年守活寡的儿媳，他并非完全没有动心，可是，这是鹿子霖所生活的乡村伦理的最后一道门槛了，如果和儿媳有了苟且之事，他的乡村地位则会荡然无存，他当然明白这点；而且，儿媳妇的父亲冷先生，几乎是他乡村生活的最后的朋友，与白嘉轩依靠姐夫、圣人般的朱先生获取精神养分不同，鹿子霖没有什么朋友可以依靠，总乡约田福贤只是他的利益伙伴；唯一可以倾听他的烦恼的，大概就是洞明世事的冷先生了。即使是奸猾如鹿子霖者，也有自己不能触碰的乡村规范。
正是因为没有准则，也没有坚持，鹿子霖反而比白嘉轩更早地看破了人生，再次因为共产党员儿子的牵连进入监狱后，他彻底地明白，只有无赖，才能活下去，所以他在监狱里还能和牢子要求别把粥做糊，还能把自己和儿媳妇的故事拿出来糊弄审判者，在看透世事上，他走得比白嘉轩要快一步。当白嘉轩去他家里道歉，自己又把鹿家的门楼拆掉的时候，他轻松地说：咱们一报还一报也就顶光了。
鹿子霖的看破，不仅仅在于自己经营了半辈子的乡约事业的彻底破灭，还来自孤独无后的恐惧，他的大儿子共产党员鹿兆鹏下落不明，二儿子战死在抗日战争中，在乡村，也就是最大的失败。所以他说，世上除了自个还是自个。
不过，汲汲于世俗利益的鹿子霖肯定是最无法超脱的。他的平淡的心境本来可以持续到自己死亡，当二儿子在外遗留下来的孙子来到家中的时候，他又恢复了性气，要挣扎下去。这种情绪到了他去拜祭祖坟的时候更加强烈，因为他进了监狱，一向肃穆的祖坟成了乡村的粪土堆，他发出了愤怒的诅咒：“让日本人打到白鹿原来。”他觉得村民们全部都不知道廉耻，和村民们的仇恨已经不两立了。他再次拿出祖宗的精神来：不欺人就会被欺，所以，他还要回头去吃“官饭”。
短暂的看破红尘似乎是个笑话，当他有机会重新回到乡约职务的时候，立刻花重金去西安城里购买了毛皮大衣上阵。事实上，他的这种性格，在作者描绘的乡村清明节的祭典上，就已经很分明了。清明节上，当地民俗以打秋千为庆祝，鹿子霖比的不是高低，而是花样翻新，他一会躺，一会缩成一团，还可以腾出手擤鼻涕，并且放出响屁让下面笑成一片。这是作者为其勾勒的一幅典型肖像，他的“小”和“轻”都在其中了。
他不可能放弃他的俗世的功名利禄，祖宗传下来的个性化的“勾践精神”就是他的立家根本。这种精神，显然不会随着鹿子霖的衰败而灭绝。《白鹿原》中有一笔有趣的描写，因为鹿子霖风流成性，他和四乡近邻不少妇女生育了不少孩子，他把这些孩子一一认了干亲，足可以坐上三四桌，这些孩子继承了母亲的俏丽和鹿家的深眼窝长睫毛，似乎在暗示着，以鹿子霖为代表的世俗的、贪图功名而做事不择手段的行为模式将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整部小说的结局，以鹿子霖疯狂和悲惨的死亡为结束，这个结局甚至影响了写作者陈忠实的情绪，作家说，他点燃雪茄，可是眼前就是鹿子霖冻死在柴房里面的僵硬的尸体。这个作者不遗余力刻画其坏的白鹿原上的坏男人的死亡，却使作者的“心在颤抖，两眼发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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