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疗法与精神骗术
－－读茨威格的《玛丽·贝克尔》传
申菏亮
准确地说，这不是一本书的名字，而是一本叫作《精神疗法》的三人合传之一，另外二篇分别为梅斯梅尔传和弗洛伊德传。因为喜欢茨威格，喜欢他的小说那种擅长心理描写的风格，常能感到像用医学上的内窥镜探入人心深处那样的新鲜和准确，便想知道在他笔下的弗洛伊德这位心理学大师是什么样子。
然而真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这位“铁硬的美国女人”，她“从一种超感觉的混乱中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治疗学说”，不仅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拥有千百万的追随者，而且其追随者当她还在世时便为她建立了著名的波士顿大教堂，创办了至今还在的“基督教箴言报”，其代表作《科学与健康》在她生前便发行３０万册，她身后留下的是一份数百万美元的巨额财产。
但这一切与科学无关，与宗教也不搭界，更不是出于人性的伟大和善良。仅仅是因她由于自己的病态，从而对人类的病态看得太透，从而大胆而坚定不移地向人们施以精神骗术的结果。
弗洛伊德向人们揭示了潜意识对于人的心理状态乃至身体健康有着怎样的影响，认为许多精神疾病来自于童年时期的心理创伤，来自于文化对于性的压抑和性的自然要求间的冲突，这些精神疾病有时会导致身体的残疾。他曾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成功地治疗了一位瘫在床上多年的女病人，这种病症后来被称为“癔瘫”，即没有任何器质性的病变却就是无法站立。弗洛伊德把这解释为潜意识在支配，因为在病人自己都无法看到的潜意识当中，她“需要”这样瘫在床上，以获得他人格外的怜悯，照顾，或是躲避某种社会义务。
在玛丽·贝克尔生命的前四十年，她便是这样一位典型的癔病患者，而且也真的到了瘫痪在床的程度。她于１８２１年生于美国康科德城附近一个农家，是这家的第七个孩子，从小被娇惯而极具神经质。“还在青春期之前，小玛丽就常常会出现痉挛、抽搐的症状，并且极为易怒。而因为她很快就注意到，在这些时候家里人会给她以特别的温柔和眷顾，她的神经－－有意的或无意的，这里的界限很模糊－－就越来越经常地突发这些歇斯底里的症状。”直至成年以后，只要人们试图让她做的是她不愿意的事情，她也会“立刻开始她的歇斯底里”，浑身抽搐起来。这种情形只在她获得了满意的婚姻时消失了一年，而随着第一个丈夫不幸病逝，回到娘家的她又故态复萌，让人不堪忍受。后来她的第二次婚姻又以丈夫在南北战争中被俘而结束，她又寄居到姐姐家中，因为生活漫无目的而脾气越来越坏，神经危机也越来越强烈，抽搐和痉挛发作更频，终至瘫倒在床。如果说她这时的瘫痪是装出的，那是不公平的。她也在试图和身体的疾病做斗争，用过各种药物和当时时兴的冷水治疗，但都不起作用。她对这种莫名其妙的肢体麻痹症甚至怀有一种恐惧感，同时也强烈期盼着一种奇迹的出现。
奇迹终于出现了。一位名叫昆比的医生，正用一种全新的神秘的方法治疗那些连医学也无能为力的病症。说到昆比其人，他其实是一位曾学习和参加催眠术疗法的钟表匠，天生的聪颖使他领悟到“根本不是那种半梦半醒和被催眠者的话，也不是药片和药水在完成治疗，而仅仅是病人对药片和药水的信任在进行治疗”，于是他将催眠术抛在一边，靠着在精神上解除病人对病痛的幻想和恐惧的方式来治疗他们。他确实治好和缓解了许多病人，渐渐地有了很大名声，而名声越大时，他的治疗效果也就越显“神奇”，以至于他只要“坐在病人对面，用力把病人的膝盖夹在他的双膝中间，用汗湿的手指抚摸揉搓病人的头”，同时以最坚决的方式劝说他们丢弃疾病，就能使病人痊愈。这种方式颇类于我们如今的“发功”一类（后面我会说起二者间的有趣联系），而已陷到绝望的谷底的玛丽正是在接受这样一种神秘方法的治疗后，奇迹般地站了起来－－何止是站了起来，在她认为奇迹终于出现在自己身上，多年的肢体麻痹已被“治好”之后，出了昆比医生的门就在街上又蹦又跳了。
真正有意思的是传记的后半段，玛丽从一个患者变成一位治疗大师的过程。玛丽可能也是凭着天性中的聪明，无师自通地觉察到了她的病因和治愈的原因－－这原因直到半个多世纪后又由弗洛伊德医生领悟并从心理学上给予科学的解释－－她突然认识了自己，由此也认识了他人，知道了人竟是可以这样地生病和被治愈的，不禁突生一念，由此找到了她的生存意义。
她成了昆比疗法的狂热的宣传者。她走街串巷，现身说法，用粗糙的文笔大写文章，报纸不能发表就在公共场所宣读，她甚至试图自己给人进行这种精神治疗。然而不幸的是她性情太躁，根本无法像昆比医生那样让病人平静下来，因而难有疗效。她身为女人却男性化的身材和面容也让人难有亲切感。在意识到自己作为精神治疗者的这一致命缺陷之后，她便找到一位２１岁的青年，向他传授这种“最疑难的病症也不需任何医药”的治疗方法，并且约定在技艺学成和挣到钱之后再向她付款。她本意是想找一个更坚定、更仪表堂堂且年纪再长一些的男人，奈何这样的年长男人却已成熟得不会再相信她的大话，所以既然这位叫肯尼迪的前纸盒厂工人还愿意干，也只得将就了。
玛丽·贝克尔确已掌握了人类心灵的深层秘密。她从昆比医生那里已领会到了精神疗法的基本技巧。她把这些技巧又贯以“基督教科学”的名义（又是基督教，又是科学！多么富有想象的杂糅！），迎合了当时虔信宗教的美国民众的心理。她让她的学生、前纸盒厂工人肯尼迪开设了一个诊所，并大胆地挂出“肯尼迪博士”的牌子。对每位前来就诊的病人，肯尼迪只是用老师传授给他的讲道词宣讲一遍：“人是神圣的，因为神不愿意要恶的东西，所以所有恶的东西，如痉挛和疾病都不会真正存在。这些不过是精神的想象，是一种错觉，人们必须把自己从中解脱出来。”然后就像昆比医生曾对玛丽所做的那样，用湿润的手指摩挲患者的额头。
我想我该谈谈写这样一篇书评的动因了。是的，这场面我们已太熟悉，在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最后几年，我们的书籍和报刊上已见过太多的“特异功能”的描写，而且多与治病有关。严新，张宝胜，张洪宝，胡万林，还有那个闹腾得中南海都不得安宁的李hong志，他那一伸手便让女患者像机器人似的猛一跺脚的“治疗”，已成为法lun功愚众的经典镜头。是的，我们的一些“大师”，只不过在用一些外国早已玩儿过的把戏－－当然我们的古人也早已玩儿过，只是没有人从心理治疗的角度给予探讨，没把它搞得这么有组织有纲领就是了。那么，这些用“特异功能”或各种名目的疗法给人治病的“大师”们，他们治好过一些人的病没有呢？如果说从来没有，那是不公平的。昆比医生治好了玛丽的麻痹症。玛丽也确实治好过不少美国人的病。不是随便一个骗子就能制造出那种轰动一时让人趋之若鹜的效应的。然而往下我们就要看到，这个早我们一百多年的美国老太太，经她和她的徒弟用精神疗法治好的病人跟我们那些被各位“大师”们治好的病人之间，他们有什么样的共同病征呢？换句话说，什么样的病人，才能不经医院和大夫的诊疗，而只是被奇人一摸额头或喝点“信息水”或服几剂芒硝就霍然而愈呢？
答案并不复杂：那些对自己的健康缺乏自信，本无疾病却幻想出自己有某种病症者；那些虽患某种疾病而机体尚有足够的抵御力，不借助医疗的力量也终可自愈者；以及各种看上去稀奇古怪但病因皆来自潜意识的某种反常状态的疑难杂症的患者，比如玛丽本人四十岁前的那种状况。此外，可能也会有确已患某种致命病症，但在强大的精神暗示的力量支撑下找到了信心，情况逐渐好转而最终痊愈的。
按照心理学家的解释，这些患者多属易受暗示的人格，在自己是否生病的问题上易受到身体稍有不适甚至“杯弓蛇影”一类的烦扰，而在治疗上则易受施疗者的名气的影响，其身心感觉会随对方声称已达到的效果而改变。
易受暗示的人格是一种客观存在。它的形成有遗传、环境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复杂原因。而且这跟人的文化程度高低并无必然关系——有的博士、研究员照样迷恋于李hong志的法lun功；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也热衷于请“大师”们诊病治病，在所谓的带功报告会上手舞足蹈。在日本，麻原札幌的“奥姆真理教”也是利用人的这种心理弱点而征服了一大批高学历人士，使他们甘为教主去放毒气杀人；近来又有被称为“法之华三法行”的一个邪教用所谓看脚相治病的办法聚敛钱财达54亿日元，不少便是学位既高又功成名就的人士捐的。而茨威格这篇传记的主人公玛丽·贝克尔不过是一个没上过正规学校的农家女，却最终成了千百万有知识有头脑的美国人狂热拥戴的活着的神，原因无他，只是因为这是位“几个世纪以来出现在地球上的最有勇气，最男性化，最专横的女人”（作者引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语），她不懂心理学知识却深谙此中道理，成功地做了一名向易受暗示的同胞施法的大师。
所以，麻原札幌也好，福永法源也好，胡万林和李hong志们也好，不过都是步玛丽老太太的后尘，在新时代用了些新的招数和新的名词，以传法和治病为名招徕一大帮信徒，并没有多少自己的发明。但若我们从不知玛丽·贝克尔其人，从不懂得仅仅因为大众的人性弱点便可造就出一代又一代这样的奇人，强人，如果我们未能就法lun功和神医们竟成气候深究一下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原因，而仅仅是进行政治批判或是向误入歧途的修炼者“送温暖”之类，是很难消除这类邪教巫医们滋生的土壤的。禁了法lun功，没准儿哪天又会有别的什么功冒出来；判了胡万林，张万林李万林们照样还有自己的病人或信徒。
茨威格的这本传记便给了我们这样的警示作用，值得有关领导部门和从事宣传教育工作的人士一读。另外，从个人角度而言，即便我们自己是属于易受暗示的性格，如果对心理学的这类知识和对自己的人格类型有所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控制自己，不去上一些这功法那大师的当的。书中有许多治疗手段和场面的描写，几乎如被我们的“大师”们照搬过来（当然他们也许是无师自通，也许是受了其他类似书籍的启示）。读过之后，再面对这类不管换了什么名目的装神弄鬼时就不仅不会相信，而且不发笑才怪。
刊于《中国图书评论》，1999年
附录：给菏永弟的一封信
菏永：
21日来信收悉。现把读玛丽·贝克尔的那篇书评发过去，可能你会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我的本意还想加上一点另外的意思，即在多数的大众还比较蒙昧还无法理解和认同科学与理性，而由于数千年的文化惯性总是愿意相信神秘主义的国度，玛丽这样的人和我们的一些“大师”的存在，是有其必然性和一定社会价值的，似乎不该轻率地就撕开某种神秘的面纱而让人们看到赤裸的真相。比如，就李hong志来说，有不少年老有病的人信他的功，不少是退休的或下岗的，他们的低收入使得难以靠现有的医疗保障来治病，虔信法lun功，以为练功能够疗心健体和包治百病便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一些信胡万林的人和信其他的大师或功法的人也有类似特点。他们的文化教养或人格特点又使得他们难以真正理解科学和理性，难以认识自己和认识社会。那么，是让他们保持某种迷信而维护自己的健康和心理平衡好呢，还是无情地揭开这一切而让他们无所适从好？这道理其实不只是指迷信，宗教亦然。再具体点说，对一个患了绝症医术已无能为力的人来说，如果他相信有“大师”还能救他，如果他相信奇迹会在他身上发生，我们应当对他说这是无稽的迷信从而使他绝望么？而且，精神力量——不论是用何种手段激发出来的——对于人的健康和对某些疾病的疗效确是有相当作用的，病由心生，亦可由心去，在大多数病症上这句话是有用的。问题在于不同的人的心有不同的感觉方式和标准，所能致病和祛病的度也是不同的。当然这些道理说起来太长，也不易向一般人说清楚，不写也罢。
对于心理分析和析梦一类的事，我也认为，只要具备相当的悟性和掌握了一定的有关知识，就没有人能比自己更了解自己。有时当然也需要别人的帮助，所谓旁观者清，但真正的智者并不需要太多的别人的帮助。列子中有一篇寓言，一位智者（是否列子本人我记不清了）的学生对没能从老师这儿学到什么感到沮丧，而被一位善于看相的“大师”所吸引，认为那才是高人。因为那人看了许多人都被认为极准确。老师听说后让学生带他去见那位高人，一连三次，那高人所看到的这位智者脸上的“相”竟然都不相同——先是死相，学生为之大悲；次日是生相，学生转喜；第三次再看，那看相的高人收拾东西就走人了——他认为遇到了真正的高人，凭他那点功力竟全然看不出了。这时学生才意识到他的老师的了不起。可能你也看到过这个寓言，我在这里说起，是因为不论是看相（这样的高人可能是有的，一种神秘的综合的经验），还是心理分析，都会因分析者自身的层次高下而情况不同，真正的智者能看穿别人也能看透自己，却很难被别人真的看透彻。这些只供你参考，但愿不至影响到你所接受的心理分析。我的感觉是，我们俩相比，你可能有稍多的易受暗示的性格，读的书，别人（帮着分析时）的话，听上去会挺有道理，但怎知是不是自己的心理原因呢——如果别人的分析和自己原先的感觉不太一致时，怎知坚持自己的看法不是更妥当一些呢？还回到前面那句话，有谁能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呢？
但我在这样说出自己的这些看法时，可能也就表露出我自己是一种怎样的人格类型了，或者在你们心理学家看来，这也许已经有了某种心理问题了。即便是这样，我还是比较愿意相信我自己。我觉得已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深处，包括潜意识，包括自己性格形成的原因和一些与之有关的主要事情，比如童年经历等等。有时我就想，老子，庄子，孔子这样的智者，在早我们两千多年的世界，那时没有这学说那主义，他们自己的论述也不多，但要论起对于人性的了解和对自己对社会的认识，现代人能超出他们么？
1999-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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