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我自己吗？《二次曝光》的真实问题
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 李宏宇
英国音乐人Howie B年近五十，前段时间在英国街上跟人发生冲突，打了一架，下手重了，伤到对方脊椎。Howie B为李玉导演的电影《二次曝光》制作电影音乐，一起工作时他给李玉讲了这件事，说自己很害怕，突然觉得：“我还是我自己吗，我怎么这么恶？”他立刻去看了心理医生。
“一个中国男人要是在街上打了人，说去看心理医生，没人会信的，简直是笑话。”李玉说自己很吃惊。
《二次曝光》的故事建立在心理创伤的前提之下。电影的剧情结构有点像马丁·斯科西斯的《禁闭岛》——雨夜来到孤岛精神病院调查古怪案件的警探，经历了各种复杂曲折的遭遇，在片尾他最终意识到自己原来是精神病院最严重的病人，警探身份是自己精神分裂凭空臆想的另一个自我，而整个“查案”过程只是大夫们为进行精神治疗集体排演的一出戏。
电影用心地编织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的逼真情节，牵动观众心里的疑团与困惑，最后却告诉你一切并未真正发生，这样的扭转多少令人愕然。《禁闭岛》收获过不少这样的“口水”。《二次曝光》冒着“剧透”的风险，在影片官网上做了不少关于幻觉的科普，比如真性幻觉、假性幻觉都是什么意思。
但营造一个幻觉当中的故事也有“好处”。范冰冰扮演的宋其杀人埋尸，几天后看到警察来到自己工作的整形医院，正与自己的男友攀谈，她仓皇驾车出逃，恍惚中，她的车撞飞了尾随而至的中年警察，终于不堪重压报警自首。剧本送北京市广电局审查的时候，因为有涉警情节，也送给了北京市公安局相关领导。领导很专业，指出这场戏与现实不符——警察外出办案至少两人同行，不可能独自行动。“我跟他解释说，那是幻觉，并不是现实。”制片人方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二次曝光》讲一个精神病人的幻觉故事。李玉认为，1990年代十年的欲望膨胀和价值迷失，给年轻一代人留下了扭曲的后果。电影里的幻觉故事，“实际上在中国都是真的”。 （《二次曝光》剧组供图）
文艺片赌出活路
从《红颜》、《苹果》到《观音山》，李玉的电影始终写人在社会现实中所受创伤，以及如何应对创伤。这样的电影不够“喜闻乐见”，在管理者看来也是问题多多。《红颜》最初的剧本在釜山电影节获得原创剧本奖金，故事写未成年少女怀孕产子，母亲谎称孩子已死，实则远送他乡，多年后女子与一个小男孩成了朋友，并不知那正是她的儿子。剧本初送没有通过，理由是“太灰色”。几经修改，才有了最终的《红颜》。
《苹果》写在北京挣饭吃的年轻洗脚工、擦窗工，受金钱诱惑，也受欲望的侵害。延续李玉的作者气质与关怀视角，但有意加入商业元素，结果是与《色，戒》同年公映的《苹果》后来因为“色情内容”受了处分。
《观音山》最初的故事很极端。三个被家庭和社会忽略的孩子，没考上大学，从网上知道火车事故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便谋划着颠覆列车，“报复”社会的冷漠。他们在外边租房，跟房东住一起，他们偷房东儿子的车祸赔偿款，偷开房东儿子的事故车出去踩点，设法找一趟人员最少的列车下手。房东知道了这个计划，在孩子们真正要出发的时候，她倒在他们的车轮下，用自己的死救他们，也决意到那一边去跟自己的儿子团聚。
这个故事也没有通过。在银幕上表现少年颠覆列车，岂不是“教唆”了所有观众？搁置之后又重新捡起，几经更改，加上由四川地震而来的感触。李玉与方励拍出了后来的“后创伤电影”《观音山》。
在当年的淡季档期上映，《观音山》相当意外地获得8000万票房，成了“文艺片也能赚钱”的案例。李玉并没有去想这是为什么。有观众告诉她，中国现在考不上大学的还是大多数，刚好你在讲那一群人，“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也看到旁边有人睡着了，但是他们嚎啕大哭，想到自己的青春，想到那些特别迷茫的时候，想到自己幼稚的爱情就会有触动。”李玉说。
在方励看来，《观音山》的发行就是当年的一场赌博。“我们根本不敢给院线先看片，就是通过MV和各种宣传硬性灌输，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偏商业的青春片，热血、残酷，里面有情欲、暴力，有叛逆。我们选择了最淡的档期，把宣传做到这个分量的时候，院线也没得选择了。”方励说，当时他不择手段把观众“忽悠”进电影院，但是如果观众出来大多数骂这个电影，“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做电影。因为我没有可以对话的人群，这么真诚的东西都打不动观众”。
中国电影市场的票仓城市，传统排名前五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观音山》的票房，上海、广州不灵，北京、深圳、成都非常好，“你没想到的是武汉、大连、长沙、郑州超好。”方励事后分析说，这些地方显然有更多的共鸣人群：离家漂泊、有过打拼经历的白领和正在打拼的蓝领。“舒舒服服从小就不愿意离开上海市中心的人，和粤语文化根深蒂固、最爱看粤语片的广州人，看这个电影的自然少。”在深圳宝安新开张的一家影城路演，他问一句：“有多少人是四川的？”台下举起一片胳膊。
假装正常，是社会很大的问题
李玉常常提起“走饭”。2012年3月18日，这个ID在微博上发出一篇遗言：“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转发关切者众。第二天，当地公安部门确认，这个还在南京某高校念书的“90后”抑郁症患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留下的上千条微博至今仍常有人访问留言，那些文字敏感细碎，偶尔幽默却无一例外地让人心里发紧。
“只有她死了，我们才知道她患有深度抑郁症。我周围不少朋友，甚至很有名的，都不敢讲。”李玉说，“他们有时候会幻听、幻视，但是他们羞于去看心理医生。他们惟一做的就是假装正常，可能撑不下去了就寻求一个解脱，就像‘走饭’一样。这其实是社会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没有人提出，所以我就把一个很极端的故事，放在一个心理出现严重障碍的女孩身上。”
李玉的外甥上高中时就说，自己将来要在多少年之内挣到多少个亿。这让她感到担忧，中国人的心思怎么都放在外部目标，“去大学里面跟学生聊天，很多人都说想成为比尔·盖茨想怎么样创业，全是这些东西，从来没有想自我是什么，没有说我认识自己之后，再进入主流。”
《禁闭岛》里，美国军人莱蒂斯的精神创伤从根本上源自他二战尾声时在纳粹集中营的所见和经历；难以理解的残酷现实摧毁了他对人类世界的原有认知，再借由他的酗酒逃避、疏远妻儿，最终毁掉整个家庭。《二次曝光》里宋其在幻想中为自己构建的混乱世界，根源是幼年时父母为了一笔钱必须天各一方，而母亲有了情人之后，咒语般的命运开始一直伴随她的成长。
方励把这种现象归因到1990年代。“50后”的他认为那是中国人价值迷失，精神世界坍塌的十年。“第一桶金”成为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离婚大潮佐证了物质欲望的膨胀。故事里宋其的父母正是那个时代的随波逐流的人。时代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印记，随着他们生命的结束好像已经过去了，但在孩子身上，扭曲的命运恐怕才刚刚开始。
“现在你就会看到他们这一代人给‘85后’、‘90后’带来的后果。”李玉说，“大家说电影里写得那么真实，突然来个大反转，说都是幻觉，都是假的。实际上在中国它都是真的，它的基础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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