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燕清 副教授
早期人类学理论的演变经过了古典进化论、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三个重要时期，它的形成发展产生于欧洲处理他者与自我的关系学说，由此从属于西方社会论证、辩护、改进现存世界秩序的意识形态。这个时期的理论还和大学内部的社会科学学科建制化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科学至上和理性主义是理论发展的过程中自我标榜与追求的目标。
一、 古典进化论的末日
关于自我与他者的看法，在世界各个文明中都会有自己的由来已久的认识渊源，西方世界在罗马－基督教文化的统合下逐渐形成一个具有自我认同文化区域，形成了一个关于自我与他者的认识传统。不过这种追溯在这里不宜太久，西方的关于他者的现代认识肇始于启蒙思想运动。启蒙思想不是无源之水，它随着欧洲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变动而发生变化。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既开启了通往外部世界的新途径，也深深改变了欧洲自身。
新大陆的发现不仅为欧洲提供了殖民地和贵重金属，也为欧洲提供了“高贵的野蛮人”，印第安人在被枪炮与病菌杀戮的同时，也被欧洲的知识分子当作自我的一面镜子而加工制作。乌托邦系列是其中典型的知识产品，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康普内拉的《太阳城》等等都是假借海外殖民地所臆造的空间想象，来抽象地谈论理想的社会制度以形成对现实社会的批评。而卢梭的“高贵的野蛮人”则延续为一种经典的理论假设，至今成为西方社会浪漫主义对现实进行批判极具煽情效果的套路。
在启蒙思想的暴风眼中，发生了一起关于中国的是非论。中国当时还处于乾隆盛世的末年，当时的法国思想界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中国文明值得借鉴，可以用来批评法国当下的弊端；一派则大力唱衰中国，认为中国乃至整个东方世界腐朽没落。（安朴田，2000）唱衰中国的思想家中有孟德斯鸠，中国的一些研究者依然奉之若神明，没有注意到孟德斯鸠在研究东方文明并得出一系列其文明衰败的结论，使用的恰恰是一些经验主义的方法来掩盖其迎合西方中心主义膨胀的需要。这一讨论的结果最终确立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至上性，为此了达到这个目的西方知识界必须颠覆一切足以对西方文明构成挑战文明的合法性，文明的自信心为确立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
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比较法出现，通过文明（包括其中的风俗、气候、法律等等）之间的比较，得出文化差异和优劣之结论，进而为欧洲当下的社会改良提供参照系。这种研究方法在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中已经展示了它的雏形，从此后关于西方与他者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思想经过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加工，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运用了孟德斯鸠的比较法在哲学进化论意义上论证了希腊－罗马传统和犹太－基督教传统共同构建的西方文明主宰世界合法性，奠定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哲学基石。
这种比较法和进步论的思想结合起来，那么古典进化论的基本框架就呼之欲出了。它的基本内容就是历史阶段论、史前史研究（猜想）、比较法（即民族学意义上的原始人－实际上是殖民地的土著人可以代表欧洲史前史），古典人类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亚当斯，2006：28－37）历史阶段论的思想弥漫于整个欧洲的思想界，这已经是一个共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648）中将土著人划分为“农夫、猎人和牧羊人”，1750年涂尔格提出了狩猎、游牧和农耕三阶段进步论。这个思想影响到后来许多思想家，包括孔多塞的《人类进步史纲要》（1795）。孔德（1844/1996）的“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主义阶段”同样重复了黑格尔的哲学进化论，只是在后面明确提出了科学实证主义阶段，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发展观。在这时期理论家的措辞中，凡是谈到人类发展必由之方向和美德时即冠以人类等普遍性字样，同时将西方人的风俗习惯以及理论家的制度设想添加进去，产生了一种西方人代表了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文本形象。而人类的丑恶现象和制度必然具体落实在他者身上，东方专制主义、食人部落、残暴、纵欲、软弱、懒惰、愚昧、麻木等等。
十九世纪的大英帝国如日中天，英国进入了全盛的维多利亚时代。西方世界内部各国虽然互有龌龊，但不妨碍他们面对他者建立起共同的荣誉感和自信心。从八国联军对华战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我们就可以看到种文化认同是建立在分红的基础上的。英国的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 Tyler）于1871年发表了《原始文化》，一方面他主张文化可以按照某种客观标准排列出阶梯状的直观序列，例如“澳大利亚人、塔希提人、阿兹泰克人、中国人、意大利人”；另一方面他又主张文化的普同性，强调人性的普遍相似。这种复杂的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观念与西方中心主义巧妙的结合起来，既将意大利人（西方人）毫不愧疚地置于文明的巅峰，同时也仁慈地暗示落后的他者可以在西方人的关怀（殖民统治）下分享（西方）文明。当时还有一种退步论，即认为他者是不可救药的文化退步者，在这种理论下显然容易滑入更危险的种族主义。另一个重要的进化论学者是美国的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他在1877年发表了《古代社会》，以北美印第安人为基础提供了关于史前史详尽的复原图。这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重要补充，“氏族社会”概念取代了过于广泛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一切就各得其所了”。（托卡列夫，1983：70）因此，恩格斯指出：“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史观”。（《马恩选集》，第四卷，1972年，1）“摩尔根证明了这一切之后，便一下子说明了希腊、罗马上古历史中最困难的地方，同时，出乎意料地给我们阐明了国家以前原始时代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全集》，21卷，98）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知识建构的动态过程，泰勒和摩尔根所代表的古典进化论从启蒙思想那里继承了进步论的基本内涵，所不同在于将之与民族志资料紧密结合起来，使其具有鲜明的专业特色，而不像在启蒙思想家那里是空洞的说教。相反，这种演进进一步论证了启蒙思想家的先知性。历史阶段论使得西方对自己身处世界权力的中心与顶端毫不怀疑，民族志史前史的比较法则是论证这一排序的科学方法，对此洛克曾经说过，“美洲是世界最初时期的代表。”于是古典进化论人类学所作的大量关于复原人类史前史面貌的研究，其实都是基于同时代的殖民地土著人的生活记载。而人类学中的普同性的认识，则符合西方中心主义扩张的需要，适应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主义原则，这个原则起先产生于基督教，后来转变为和资本主义世界范围扩张的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而欧洲的知识界对于这样的研究基本采取了乐观其成的态度，作为现代性的一种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拥抱了古典进化论，特别是摩尔根的学说。因为摩尔根将马克思带出欧洲上古历史的迷宫，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完美地结合起来，确立了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普世性。
古典进化论一方面是启蒙思想的继承者，一方面也为繁荣欧洲思想提供了独到的贡献，如摩尔根学说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的完善。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大英帝国的繁荣达到顶峰，而此时欧洲内部世界也是暗潮汹涌，一方面是各国内部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错综复杂，一方面各个列强之间紧张关系也在加剧，大英帝国已经无力维持西方世界内部的统治秩序，旧的殖民统治秩序也将随着西方世界内部统治力量对比的调整而作出重大改变。在这个人心思变的局面下，人类学古典进化论迎来它最后的辉煌。弗雷泽（Jams George Frazer）于1890年发表了《金枝》，他的作品带有很强的承上启下的色彩，从总体看弗雷泽仍然属于典型的老派的进化论学者，其理论形态依然是三阶段论模式，而其工作方式也是“扶手椅里的人类学家”。以致于后辈学者评论他的写作放映了殖民扩张颠峰时期的意识形态，在他的作品中，欧洲人和野蛮人形成鲜明对比，前者聪明后者蠢笨。(Edmund Leach, I. C. Jarvie, 1966:563)但是他的思想并非全然是陈旧的，他的三阶段论依然是当时思想界流行的模式，巫术－宗教－科学，分别可以对应于当代殖民地原始人－中世纪欧洲人和当代的东方人（包括中国人）－当代欧洲人，这个解释模式还可以在后来韦伯的新教伦理的研究中找到影子，即原始人的巫术思想需要经过宗教洗礼才能进一步理性化，而韦伯则进一步之处，宗教改革使得欧洲人（日尔曼人）脱颖而出，进入到科学的理性化阶段，而韦伯的比较宗教学研究则揭示了其他文明没有经历“宗教改革”而昏睡在巫术的黑暗之中。这些研究当然进一步印证了黑格尔乃至孟德斯鸠关于他者的论断。弗雷泽的《图腾制与外婚制》（1910）虽然还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讨论问题，但已经涉及到图腾的功能。不过他最有影响力的还是《金枝》，在当时，英国人类学界在剑桥学派的推动下已经开始转向实地田野工作，而《金枝》作为扶手椅里的民族志作品更显其落日余晖的壮丽。弗雷泽将古典进化论的扶手椅的工作方式发挥到极致，他大量运用二手的民族志资料于一个文本中进行堆砌，仿佛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田野而已，文化对他而言已经成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不过他自己也哀叹这种工作令人厌倦，毫无希望。
二、 勤于实践的功能论与浪漫的逃避
与古典进化论相适应的乐观主义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击碎，欧洲人终于发现在所谓的文明的中心地带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区别在于杀人的效率更高、计划更严密、行动更冷酷、后果更惨烈。斯宾格勒（2006）的《西方的没落》是一本表达了这种挫败感的畅销书，也是西方文明自我反省开始的转向标。在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马林诺夫斯基在特洛布里恩小岛进行着他的人类学“苦行”，他的工作延续了英国剑桥学派已经开创的人类学转型工作，所不同的是在他之前没有一个人类学家花两年的时间研究一个部落群体，踏踏实实居住在土著村落里，分享土著人的生活方式。马林诺夫斯基通过对特洛布利恩人的观察得出了文化相对论的观点，扫除了进化论的优越感。按照英国人类学家里奇的说法，在1965年，西方人已经把原始人当作完全意义上的人了，而在二十年代马林诺夫斯基的言论还是颇具非正统意味的。 (Edmund Leach, I. C. Jarvie, 1966:565)马林诺夫斯基以自己独特的经历和方式奠定了现代人类学的工作方式，为人类学学科巩固在大学的地位作出了贡献。（谢燕清，2001）
但随着他的学术声望和地位的日益巩固，他开始逐渐抛出他的理论。1926年，在他为《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三版撰写的“人类学”辞条里公开了他的功能学说。1927年接受教授头衔时，他坚持校方授予他社会人类学头衔，这为他在塞利格曼的民族学教授和威斯特马克的社会学教授职位之间谋得一个独立的位置。1931年，在《野蛮人的性生活》的第三版序言，马林诺夫斯基公开与进化论决裂，他用调侃与自负地口吻说，“我再也不是一个进化论方法的正宗奉行者，我宁愿排斥有关婚姻或其他任何事物一切‘起源’的假说，……所谓起源，就是以天真的方式去猜测，我在过去的文章中就是以这种天真的方式去处理问题的”。（马林诺夫斯基，2000：5－6）在《社会人类学》一文里，他更是明确提出，“此种学说的目的，在以功能眼光解释一切在发展的水准上的人类学事实，看这些事实在完整的文化体系内占什么位置；在这体系内各部分怎样的互相联系；而这体系又以何种方式与周围的物质环境互相联系。总之，此学说的目的，乃在于了解文化的本质，而不在‘进化的臆测’或‘以往历史事件的重造’”。（杨堃，1984：93）
一次世界大战结果是德国战败，俄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没有得到它想要得到的世界领导权进而退出国联，英法两国元气大伤，面对雄心勃勃的美国、充满怨恨的德国以及令人望而生畏的苏俄，它们维系世界秩序已经是力不从心，因而不得不在策略上调整。特别是面对苏俄民族革命策略，殖民当局不得不改变过去单方面把殖民地当作原料产地和廉价劳动力蓄水池以及产品倾销地的做法，而开始注意建设殖民地的政治经济体系，以缓和殖民当局和土著社会的矛盾，抵御苏俄民族革命的渗透。英国的“间接统治”需要有对殖民地有实际经验同时能提供帮助的理论专家，而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顺理成章地适应了这一需要。另一位英国功能主义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1988）在这方面表现更为突出，他早年积极游走于大英帝国的各个殖民地，向当局兜售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实用形态应用人类学，大力主张用功能主义人类学来培训殖民地官员，推荐人类学家当任殖民当局的顾问。
功能主义的发展还得到了非西方世界的欢迎，人类学的中国社会学派的领袖吴文藻（1990：142－143）先生在中国大力推广功能主义人类学，在将功能主义与斯宾塞、泰勒的进化论进行比较后，他认为后者激发白人虚荣心，而前者则会保护土著制度。这种看法在中国人类学界相当普遍，抗战时期中国的边政学就是以功能主义的应用人类学为参照体系建立的，中国当时的人类学界清楚地知道英美应用人类学是和殖民地委任统治模式结合起来产生的。（谢燕清，2005）功能主义受到欢迎和它的实用主义性格有关，欧洲的政治意识形态鼓吹建立一个满足个人主义需要的合理社会，对社会结构的内在稳定和一体化，以及对个人的良性功能十分强调，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对需要的实用性满足在表达上十分直白。（王铭铭，1997：41）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已经被认为是新一代人类学家的代表，作出这样的评论的正是承上启下的进化论学者塞利格曼（C. G. Seligman），他和剑桥学派的哈登(Haddon)和里弗斯(Rivers)一起推动了英国人类学的转型，引导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走上人类学道路。当时的古典进化论开始没落，史密斯（Grafton Elliot Smith）从德奥学派那里承继传播论并修正成埃及文明中心说正在英国四处张扬，就连里弗斯晚年也皈依了传播论。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英国人类学界的确处于青黄不接的状况。学界内部一直奉行的古典进化论已经走到了头，如何为人类学找出路成为一个问题。除了从扶手椅里走出去开始尝试自己搜集民族学资料外，这一代人类学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科学狂，这一点还传播到他们的两个奠定功能主义学派的学生身上，他们都对自己的学说和学说活动的科学性矢志不渝。在追求科学性上，心理学和人类学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学科还没有完全划定边界的时候，相当一些人类学家对心理学保持着浓厚兴趣，其中就有里弗斯和塞利格曼，后者还是一位医学心理专家。不过这并没有导致心理人类学的产生，这些人还是比较注意尘归尘、土归土，这可能和当时学科建制化有关。但这就意味着他们对来自心理学界的动向同样也会是十分熟悉的。而这里这需要谈谈精神分析和人类学的关系了。
精神分析学说产生的时代背景恰恰和古典进化论没落的时间段重合，这个学说在弗洛伊德催生下，迥异于当时各种学说体系，即使在心理学界也是独立于学院派以外自成一体，有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出于维护自己的医疗实践的合法性并提供指导需要，弗洛伊德发展出一整套理论体系，并且他还不仅仅把这个套理论用于指导心理康复治疗，而是推而广之应用于整个社会文化领域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哲学出发点。他对社会文化的批判研究和人类学有交集，而他的理论形成也和民族学资料有一定关联。他信奉海克尔的个体发育重复种系发育的历史，将这个思想引入到精神分析中来，欧洲人久已盛行的野蛮人－儿童说使得精神分析中追溯出来的童年回忆成为弗洛伊德建构人类历史的重要依据。同样精神分析的人格发展阶段与当时流行的孔德－弗雷泽的古典的三阶段进化论也有对应。在《图腾与塔布》中，万物有灵阶段－自恋阶段，宗教阶段－对象发现(object-finding)阶段（最高形式是对父母的依赖），科学阶段－个体成熟阶段（个体放弃快乐原则而接受现实，致力于在外部世界寻找对象）。（布朗1994：14）
弗洛伊德的学说是一个很奇妙的体系，它综合了十九世纪末期的思想，以个体心理治疗为依托，创造性地发展出一个既具有古典主义色彩又具有革命性的理论架构。事实上弗洛伊德是一个热衷名利的人，他渴望自己非同反响，而《图腾与塔布》（1918）一书在人类学家同样也造成了震撼效应。塞利格曼指出这部书激怒而不是激励了人类学家，它的一个积极效果就是成为一本人类学家不能忽视的书。
克鲁伯在1920年写的书评中全面批判了这本书，基本评价是弗洛伊德是个外行，但有些天才猜想罢了。克鲁伯的批评和当时的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论》中对心理学的批评大体一致，即主要是出于维护专业规范和权威的角度，因为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大学里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都是新兴学科，非常重视学科规范和科学性的维护，对所谓非专业人士的言行排斥的很激烈，因此不太注重跨学科的交流和对话。在1939年克鲁伯在弗洛伊德去世之际发表的回顾性文章中，依然要求弗洛伊德提供一个实证性的个案来证明他的论点，显然精神分析学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从克鲁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一以贯之的批评我们看到人类学界在坚持自己学科规范性方面的刻板性。而与此同时也有人愿意接受精神分析以及更广泛的心理学的影响，比如塞利格曼。
塞利格曼对心理学的开放态度有着一定特殊的背景，一方面他自己有着特定的心理学背景，另一方面当时他那一代英国人类学处于转型期，当时的转向中在实地调查中有一种学科大联合的思想，即组织联合考察队的模式，不过这种联合考察的模式很快被证明成本高昂、协调难度大，事实证明个体作业的模式是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主流方式。人类学从扶手椅向田野工作转型，这一历史机遇，就连当时的精神分析学会主席琼斯博士（1924）也注意到，并认为是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合作的机会，大力向人类学界推介精神分析概念，希望人类学家在田野中运用精神分析的概念。塞利格曼（1932）关心的问题相对而言比较宏观，诸如人类学田野工作能否证实精神分析的基本概念和命题，以及精神分析的概念引入人类学后对人类学的基本立场的影响如生物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考量，新视角引入后西方社会与他者之间有什么不同。从这里我们看到，塞利格曼关心的是两种学科和知识体系交叉后，人类学的基本立场和命题是否会受到扰动，诸如文化决定论、文化差异论等等。
早期比较有建设性的讨论还是由马林诺夫斯基展开的，他是比较早的认真地具体的与精神分析展开学术对话而不是对抗的人类学家。在《两性社会学》中他详尽地以特洛布里恩岛民的民族志资料来回应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节，分析其文化背景和理论建构缺陷，从人类学角度指出，俄狄浦斯情节是一个需要限制的概念，他认为在特洛布里恩岛由于当地的母系社会结构，舅舅和母亲的丈夫分享了欧洲父亲的权威，因此俄狄浦斯情节在当地文化表现被消解或转向了。由此进一步可以推论《图腾与塔布》的历史还原根本就是荒诞不羁之说。马林诺夫斯基在《神圣的性生活》还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野蛮人的里比多比现代人更少的看法，这已经表明，人类学界虽然并不服膺弗洛伊德的学说，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视角、概念和命题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写作中。人类学界经常会说，看呐，弗洛伊德又错了。然而一个错的离谱的思想家，为什么大家还这样难舍难弃？
人类学的功能主义在二战结束后开始受到挫折，主要是殖民地体系崩溃后，殖民地国家独立后开始纷纷指责西方人类学家是帝国主义帮佣。而功能主义人类学家的确在殖民统治方面只是委婉地采取了一些改良建议而已，他们只对自己的专业保持着学院兴趣，这一点就连殖民地当局都抱怨看不懂人类学家的研究。马林诺夫斯基在给来自东方世界的学生费孝通的博士论文写的序言里表达了自己对人类学田野的理解，那就是“浪漫的逃避”，这就是功能主义人类学本质。
三、 偏右的结构主义大师
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功能主义问题上和马林诺夫斯基从理论到方法上均存在分歧。作为英国人类学界两个公认的领袖人物，在马林诺夫斯基避走美国后，拉德克利夫－布朗返回英国，扭转了英国的功能主义倾向。在理论上他的功能论思想包含了从法国涂尔干那里接受过来的社会结构的思想，在他看来社会结构就是在既定制度或行为规范下，人的关系的配置组合。过程是社会在一定时间内发生的变化，功能则用来说明过程和结构的关系。（拉德克利夫－布朗，1988：144）布朗的理论系统性比马林诺夫斯基要完善，也更具说服力，因此当他返回英国后，英国人类学界很快转向了他的结构功能主义。就连马林诺夫斯基的中国学生费孝通也表示，在实践中发现，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社会结构论的思想更适合解释中国的情况，因此他很快也转向布朗的理论。此外布朗在方法上强调自启蒙思想家以来形成的“拿来主义”的比较法，对马林诺夫斯基将民族志局限于个人的田野资料表示不满。（Kuper, 1983:197）他特别强调对英国进化论传统的继承，详细阐述了自己对斯宾塞进化论的理解。（布朗，1988：149－158）这对于我们理解布朗的比较法很有帮助，因为比较法就是启蒙思想通过进化论留给布朗的遗产。
不过这时候我们需要谈谈一个新的人类学理论流派。就在功能主义大行其道德时候，一个法国哲学教师因读了美国人类学家罗维的《初民社会》而迷恋上人类学。他希望跟上当时英美人类学正在形成的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新人类学潮流，于是在崇尚法国文化的里约热内卢大学附近展开自己初次人类学田野调查，这个人就是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Gustave Levi-Strauss）。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他的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梦想，作为流亡美国法国知识分子，能有份工作糊口已经很不错了，他没有马林诺夫斯基的好运气，因为一次世界大战作为敌战国公民而被羁留在澳洲于是被迫长期滞留在当地做人类学田野工作打发时光，从而开创了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传奇历史。列维－斯特劳斯只能坐在板凳上消磨时光，错过了一个人做田野的最佳时间，如果继续以进化论或法国民族学的模式在扶手椅里做民族志研究，那么列维－斯特劳斯将被淹没在无数前辈和同辈的类似作品中。这时候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雅可布逊一语唤醒梦中人，使得他找到了自己的治学之道，独辟蹊径。
英美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重创，其殖民体系还延续了一段时间，而法国在维系殖民地上衰败的更快，这种现实也促使在法国人类学界在民族志写作所上找到更有效的方式，以弥补在田野工作上与英美人类学的差距。因为功能主义不仅使得田野工作者成为理论家，而且拥有了制造理论的特权。（Kuper, 1983:194）结构主义并不否认田野工作，但它使得后期的民族志写作变成一项高难度的文本写作工作，这是功能主义达不到的深度。
列维－斯特劳斯（1995：299）认为社会结构这个术语与经验实在并无联系，而是与根据经验实在建立的模型有关。社会关系是经验实在的，它们的组合构成模型，也就是布朗所属的社会结构。而列维-斯特劳斯的社会结构则是对这些模型进行更本质的概括。结构作为基本概念和方法具有普遍适用性。结构主义方法将一切关系还原于二元对立的关系，每个元素都可以根据这种对立关系来确定其位置与作用。结构分析的方法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结构模式的划分，一是结构层次的转换。（王铭铭，1998：50）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类学的重要任务就是揭示无意识模式，而这需要通过转换来完成。语言学认为语言具有表层结构（不同的语法规则）深层结构（共同的语法结构），翻译就是将一民族语言的表层结构转换成共同的深层结构，再从深层结构转换成另一民族语言的表层结构。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这种方法可用于人类学研究。
结构主义批判进化论，但是继承了古典进化论的人类心性一致论的看法。最早注意到人类社会的共同结构与人类意识中心理的共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德国的巴斯蒂安和英国的弗雷泽。他们认为，凡属于同一种族的人必然具有心理共性或“基本观念”，凡是达到系统进化阶段的民族，在他们所具有的相似风俗中都可以找出这种心理共性。由此可见德奥学派的传播论和英美的进化论实际上在很多基本问题上是相通的。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对法国学术界同样也有巨大冲击。在涂尔干时代，涂尔干强烈抵制心理学，通过排斥心理学来确立法国社会学规范。但他的研究中还是用到心理学还原论，只是不能还原到身体和本能层面。涂尔干的学术继承人莫斯（2003：238）1924年和法国心理学界沟通时，态度相当自负，他轻描淡写的提到了弗洛伊德的《图腾与塔布》，认为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民族学的神话研究早已揭示了精神分析的梦的解析所要讲述的东西。莫斯所代表的法国民族学是从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那里形成的，他基于理性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解，将人分成复合人和完全人：
复合人 完整人
精英（上流阶层）大众（人口最多、智力最落后的阶层）
理性的 本能的
男人 女人
西方 他者（先前的、东方的、落后的）
种族和地理上属于非西方世界的精英（少数）也被吸纳，完全是因为这些精英接受了西化或者现代性的观念，成为一个能够控制自我的现代人。莫斯的复合人概念基于进化论的普世性的理解而成立的。在莫斯（2003：247）看来，越原始的社会的人越本能，这种观点显然和精神分析学是一致的，而且是在进化论的框架下才可以形成这种历史还原论的共识。
列维－斯特劳斯（2006：180）同样也采取了调侃的态度对待精神分析学，声称希瓦罗印第安人的《创世纪》描述的情节比《图腾与塔布》还要生动。但据分析他更为系统地接受了接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一项，将人的心理结构分为潜意识、前意识、意识三个层次，而潜意识是心理活动的基础，是心理的最深层次的结构。巴德考克（1998：160）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图腾制度》、《野性的思维》与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有惊人的相似，而《神话学》则是结构主义形式的《梦的解析》。这种类比当然也有些粗糙，但是列维－斯特劳斯的有关作品中，充斥了精神分析学的术语。从克鲁伯的严辞批评，到马林诺夫斯基细心指正，再到列维－斯特劳斯信手拈来，精神分析学已经渗透进人类学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写作中。当克鲁伯在1939年还在抱怨说罗海姆(Roheim)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研究文化，提供了很重要但人类学家却无法使用的东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面对的是来自东方列强日本的挑战，战时的敌国研究催动了民族性研究。结合心理学与民族志研究的民族性研究在四、五十年代大行其道，并最终发展成心理人类学。
1965年列维－斯特劳斯在伦敦赫胥黎纪念讲座发表演讲，整个社会公众开始了解结构主义，而英国人类学也开始由结构功能主义向法国的结构主义转向。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他站在右翼知识分子领袖雷蒙·阿隆一边，反对学潮，和左翼的萨特、福柯等人划清界限。从这时候起，结构主义的声望开始跌落。和精神分析一样，结构主义也迈出了人类学领域，和其他各种知识结合形成多种变体，至今仍然潮声不断。
参考文献：
1.安朴田，《中国文化西传欧洲文化史》，耿昇译，北京：商务译书馆2000年版。
2.巴德考克，《莱维－施特劳斯：结构主义和社会学理论》，尹大贻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毛斯，《社会学与人类学》，佘碧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4.托卡列夫，《外国民族学史》，汤正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版。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5.王铭铭，《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当代西方人类学思潮评价》，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1997年版。
6.吴文藻，《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7.谢燕清，“马林诺夫斯基与现代人类学工作方式”，《民俗研究》2001年第1期（总第57期），第132-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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