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亚玲
在分析心理学理论中,阿尼玛(anima)由荣格首次发现并命名,一般指男人心目中的女性形象,
潜意识的,因此它总是潜意识地给一个人勾勒出所爱的人的形象,也是情感上产生好恶的原因。”(《人格的发展》,荣格全集,第17卷,第198页)。很难说阿尼玛原型的形成过程中,来自于集体无意识的遗传和后天影响的比例各占多少,不过从荣格的成长经历来看,这一原型的后天作用似乎也很大。
阿尼玛原型的发现,与荣格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个女人紧密相关,而且对荣格的人生影响巨大。荣格说:“由于(阿尼玛)这一形象是荣格的阿尼玛情结,彰显了荣格作为一个人的伟大与局限。
影响力的三个女人
一、家庭生活中对荣格最具1、母亲:双性阿尼玛
由于父母婚姻的不顺遂,家中气氛压抑,荣格的童年记忆里常常有很多恐惧、焦虑的梦,“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内在的心理因素:房内的空气开始变得无法呼吸了。”(《荣格自传》第13页,刘国彬 杨德友译)。那时候的小荣格,苍白瘦弱,敏感,胆小羞怯,易受伤害,孤独孤僻,郁郁寡欢,自卑感强:“说到底,我从来就没有自信过……我往往认为自己是个堕落而又远远不如他人的人。”(《荣格自传》第30页,刘国彬 杨德友译)。另一方面,或许因为出身于宗教气氛浓郁的牧师家庭(荣格的家族中,父亲及八个叔叔都是牧师),从一开始,荣格就感觉自己命中注定是被上帝赋予职责、执行上帝意志的人:“我被责成去干上帝去干的事而不是去干我想干的事,这给予了我力量,使我敢于自行其是。”(《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第36页,刘国彬 杨德友译)。这种上帝情结,当然也是对内心虚弱的高度补偿。反差如此巨大的矛盾性格,贯穿了荣格的一生。而这一点,与荣格母亲的影响息息相关。
荣格回忆中的母亲,比父亲强悍,高大壮实,十分仁慈,温暖,热心听别人说话,也喜欢说话,对人友好且生性愉快,极为好客并十分富有幽默感,城府很深,面相威严,拥有无懈可击的权威性——而且做事毫不犹豫。
荣格说:“我母亲具有双重性……在我母亲的两种人格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便经常做些有关她的忧心忡忡的梦的缘故。白天,她是个可爱的母亲,但到了晚上,她便显得成了不可思议的了。然后,她更像那些预言者之一,这种人同时又是一种奇异的动物,像是洞穴里的一个女祭司。富有古风而无情:像真理和大自然那样无情。在这种时刻,她就是我叫做‘自然精神’的代表。”(《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第38页,刘国彬 杨德友译)。“一到夜里,母亲就显得古怪、神秘。”(《荣格自传:回忆· 梦· 思考》第13页,刘国彬 杨德友译)。“我确信她拥有两种人格:其一是不抱恶意且富有人性,其二是神秘诡谲。”(《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第38页,刘国彬 杨德友译)。“荣格继承了母亲的诸多性格特征,例如热心助人,关心人的内心世界,本能洞察力非常之强,年轻时因治愈第一例精神病患者,曾被当地人誉为“巫师”这个响当当的称号。
母亲的这种双重性性格,对荣格后来形成的类似分裂样人格(荣格称之为“第一人格”与“第二人格”的分裂)显然有直接的影响。荣格说:“在所有的事情中,我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我虽设法阻止但却无法克服自己内心的分裂,即我内心被分成了两个世界。”(《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第57页,刘国彬 杨德友译)
1878年,3岁的荣格得了湿疹。荣格认为这场病一定与父母的短暂分离有关系:“母亲在巴塞尔的医院里躺了几个月,她的病大概起源于婚姻上的麻烦……母亲的离去使我深深地感到痛苦。从那时起,有人一讲‘爱’这个字,我就有一种不信任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女人’在我心中引起的是一种固有的不可靠的感觉。而‘父亲’却意味着可靠和——没有权力。我就是带着这样的精神创伤开始人生之行的。后来,这些早期的印象有所改变:我信任男人,但他们却让我失望;我怀疑女人,可她们并没有让我失望。”(《荣格自传:回忆· 梦· 思考》第2页,刘国彬 杨德友译)
抑郁寡欢,反复无常,忐忑不安,多愁善感,冷漠无情等。从荣格身上,同时能看到母亲这个阿尼玛原型对他的双重影响,特别是母亲情绪上的困扰及照料上的疏忽,造就了荣格对女性的非常矛盾的内心冲突。
母亲,是人在头脑中形成最初的、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阿尼玛原型的基础。荣格母亲的身上,既有阿尼玛的积极面:温暖,热情,慈悲,滋养,包容,爱,直觉等,也有阿尼玛原型的一些消极面:神秘,隐蔽,诱惑,毁灭,吞噬,烦躁易怒,2、女仆—继母:神性阿尼玛
在荣格不甚快乐的童年印象中,有一个形象最美好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他家中的女仆:
“母亲离开后,女仆也来照料我。我现在依然记得她把我抱起来,把我的头靠在她的肩上的情景。她有一头黑发和一副橄榄色的面孔,和母亲完全不一样。就是现在,我还仿佛看得见她的发型轮廓、她的喉,那深深的肤色和耳朵。她的一切在我看来那样奇特,但也格外熟悉。好像她不属于我们家,而是只属于我一个人。好像她是和一些我还不能理解的神秘事物联系在一起似的。这一类姑娘后来成了我潜意识中异性人格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她所传达的那种既生疏又始终为人所认识的感觉,是后来在我心中象征女性本质的那个形象的一种特征。
“从父母分居的时候起,我的记忆中还有另一个形象:一个美丽的、非常漂亮的、迷人的姑娘,她有蓝色的眼睛,美丽的头发。是她引着我在蓝色的秋天,在瀑布下面沃思城堡附近,沿着莱茵河,徜徉在金色的枫树和栗树下。阳光穿过婆娑的树枝,黄色的叶子飘落在地上。这个姑娘后来成了我的继母。她崇拜我的父亲。后来直到我二十一岁时才再次见到了她。”后来,这个女仆还救过小荣格一命——那时的他,无意识中就有自杀冲动。(《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第2—3页,刘国彬 杨德友译)
这段回忆性文字写得格外优美、深情,充满温馨。可以推断,在母爱缺失的那段痛苦的日子里,女仆用她真诚、温暖的母性之爱,抚慰了这个幼小的心灵,使三岁的荣格从这个崇拜父亲的女仆身上,得到了相当大的情感滋润,替代性地满足了对母爱的渴求。在这个后来成为他继母的女仆身上,荣格投射的几乎全是阿尼玛原型的阳光面,特别是具有感情滋养作用的、灵魂性的一面。
3、夫人爱玛(Ema Jung,1882-1955):贤妻良母式的夏娃
荣格与爱玛可谓一见钟情,当时的爱玛只有15岁。1903年,28岁的荣格与21岁的爱玛结婚。爱玛的娘家相当富有,拥有一家国际钟表公司(IWC),这是瑞士手表行业的名牌企业。当时的瑞士法律允许丈夫对妻子的资产拥有完全继承权,这使得荣格在与弗洛伊德决裂之后事业处于低谷、辞去教职后一度收入不够稳定之时,也依然维持着一个资产阶级绅士的体面生活。荣格说:“在此困难关头,我妻子在现实和道义上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对此我深表感激,没齿难忘。”(《转化的象征》瑞士第四版序,孙明丽 石小竹译)
1910年荣格曾帮助爱玛做了几个月的心理分析,当时弗洛伊德赞同但又警告荣格,这会给他们的私人关系带来危险。后来,爱玛也接受了弗洛伊德短时间的分析。随着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冲突的加剧,爱玛曾利用她的特殊关系,试图从中协调,但始终没有成功。(《心理分析:理解与体验》第158-159页,申荷永)
精神分析大会期间,爱玛在荣格涉入与托尼的婚外情时,曾与荣格爆发激烈的争吵,但荣格拒绝爱玛让他放弃婚外情的要求,坚持认为托尼对她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没有她根本不行。既然不能离婚,爱玛必须适应这种情况,并且把托尼作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来接受。看起来是爱玛向他让步了,这既是由于决心要保住自己的婚姻,也是由于害怕他神志崩溃。当然,对两人来说,这都是一段创伤性的时期,并且完全可能是从1913年底起长期折磨荣格的心理障碍的一个诱因。(《简析荣格》第202-205页,Stevens著,杨韶刚译)
爱玛是一个迷人、优雅的女人。在丈夫的鼓励下,她后来成为了一名颇具才华的心理分析学家、讲师和作家(1916年,分析心理学俱乐部成立时,爱玛被选为第一任主席,是荣格之外最早的心理分析家)。她是个贤妻良母,而且毫无疑问,荣格终生都很爱她。1911年,在魏玛召开的国际爱玛撰写了《阿尼玛与阿尼姆斯》一书,1941年出版,这是能够简明阐述有关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原型意象的最好的专著之一。尽管除此之外,爱玛·荣格并没有更多的著述留下,但是,接受过爱玛分析的人,都十分尊重其专业的素养。实际上,她养育了5个子女,也照顾了整个家庭,使得荣格能够自由地从事他创造性的工作。当爱玛去世之后,荣格几乎是完全崩溃了,持续好长一段时间。在任何安慰与治疗都没有作用的时候,荣格的儿子为父亲找来“石头”,那是荣格治愈自己的特殊方式。荣格在一块纪念爱玛的石头上,用中文刻了这么几个字:“你是我房屋的基石。”(《心理分析:理解与体验》第158页,申荷永)
可以说,在夫妻关系中,爱玛更多地扮演了一个宽厚、隐忍的母亲角色。
如果说荣格在母亲、夫人爱玛的身上,主要投注的是阿尼玛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夏娃”(男人的母亲情结)——的形象和感情,那么他在女仆身上,则更多地投注了阿尼玛发展的第二阶段“海伦”(象征男人的性爱对象)、第三阶段“玛丽亚”(象征男人爱恋中的神性)、第四阶段“索菲亚”(象征男人内在的创造源泉)的形象和感情。
或许这就使人不难理解,成年后的荣格凡是遇到类似于这个女仆形象的、具有这类阿尼玛原型特点的女性时,为什么会不可救药地一一迷恋上了她们。
二、荣格的女病人:性爱和创造源泉的阿尼玛
荣格的病人中,大多是接近中年、反省能力较强、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其中又多以女性为主。毫无疑问,这些病人对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的孕育和形成、对继承和传播荣格的心理分析理论,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一点,正像他在前文所述的那样:“我怀疑女人,可她们并没有让我失望。”
荣格在自传中坦承:“我的患者大都是女性,这些人往往以非同寻常的自觉性、理解力和聪明才智而参与这方面的工作。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她们,我才有可能在治疗方面开辟出种种新途径……我的病人使我得以深入人生的现实并进而得以从他们身上懂得了不少带根本性的东西。对我来说,遇见过如许之多的各色人且这些人的心理状况又是如此不同,比起与名人们所进行的片言只语的交谈来,其重要性实在无法比拟。我的一生所进行过的最美好和最有意义的谈话,都是与那些默默无闻的人所做的。”(《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第123页,刘国彬 杨德友译)
但是,正像荣格本人在一次复信中所说的“我所知道的自传实在太多了,不是自欺欺人就是满纸彻头彻尾的谎言”(《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绪论,刘国彬 杨德友译)那样,他在自传中的夫子自道,也未必就很诚实——起码他在自传中有意无意地略去了他和数名女病人之间的性爱关系。事实上,无论婚前婚后,荣格的性爱关系一直持续着,而且绝大多数都是荣格的病人、后来的助手和分析学家。比如,玛丽-路易丝·冯·弗朗兹(Marie-Louise von Franz)和芭芭拉·汉娜(Barbara Hannah),两人都是一生追随荣格而终生未嫁,死后双双埋葬在了荣格家族墓地的旁边(《心理分析:理解与体验》第160页,申荷永)。
在荣格的女病人中,对荣格学术研究启发最大、影响最大的,是下面这两位。
Sabina Spielrein,1885—1940)
1、萨比娜•施皮尔莱因(1904年,18岁的俄国犹太女孩萨比娜•施皮尔莱因来到荣格所在的布尔格霍尔兹利精神病院,被诊断为“精神歇斯底里”。荣格治疗她一段时间后,她的病情稳定了下来,并发现自己也爱上了荣格,被献身的念头所诱惑,内心更多的是敬畏而不是欲望。荣格承认自己对她有欲望,但他说他们必须控制自己。直到荣格受到自行其是的弗洛伊德学派的分析者、沉溺于毒品的奥托•格罗斯(Otto Gross)的影响——他们进行了一场12小时的谈话——后,荣格喜洋洋地说他对一夫多妻有了顿悟,说他压抑了自己的感情,但除了爱玛,她其实是他最亲爱的朋友。他们做了爱,并合做了一首散文诗以示庆祝:“为你,与惊涛骇浪搏击;而今,作为胜者:我舞动双桨,你恰是天赐。”荣格说,他是因为她动人的激情,并可以深入他的无意识深层而爱她。
可是当与他已有了两个女儿的爱玛又生了个儿子时,荣格的感情变化了。萨比娜接到荣格一封含混地说他不能再欺骗妻子的信时,深受打击。但当荣格发现他不能平静地结束时,维持了他们的关系。爱玛认为她已忍受得太久,1909年1月,萨比娜的母亲接到了一封匿名信,要求她着手把女儿从荣格大夫那儿拯救出来。她母亲给荣格写了信,荣格回信时并没有否认恋情,只是指出他“并不是利用职业之便,因为我从未收费”,最后希望对方能选择“普通的解决办法”。
他告诉萨比娜他们必须停止见面。三周之后,萨比娜带着小刀来到了荣格的诊室。当他伸手夺刀时,她反抗起来。荣格突然变得面色苍白,用手拍着左太阳穴说:“你弄伤了我。”萨比娜明白过来时发现自己已处在屋外,哭泣着坐在担架上,周围是询问的人们。她的手和胳膊上有血,但却是他的。很明显,在他们争夺小刀之前,她打了他耳光。
荣格给弗洛伊德写了信,说是为一位讨人厌的女病人,但仍然没有提到病人的名字:“在她面前,我总是表现得彬彬有礼,但是在与我过分敏感的良心相较量时,我并不觉得全然无罪,而这正是最痛苦的,因为我的目的是高尚的。”
1910年9月,在萨比娜写作博士论文期间,他们再次见面。根据萨比娜的日记,“我们见面的最主要的后果是我们再次陷入热恋,我对他的爱以一种疯狂的激情压倒了我。有时我强烈地反抗,但另外的时候我让他亲吻我的每一个手指,我全身好像粘在了他的唇上,因为爱而昏厥。”荣格说萨比娜的论文使他陷入狂喜:它证明了精神病的思想结构与神话的模式完全一致。他提出在论文发表前和她一起工作,并介绍她加入精神分析学会。
爱情的替代物”,但恋情仍然继续下去。她整个人“充溢着爱”,她向命运祈求:“让我高贵地爱他。” 两人缠绵之时,有时荣格温柔而充满深情,但有时他又“摆出一副唐璜的姿态,让我觉得非常讨厌,尽管他认为我忠于爱情,但他说我属于那种不是为母性而是为自由之爱而生的女人。”
荣格有步骤地把不稳定的病人引入宗教和神话的想像,萨比娜就是第一位接受这种非正统疗法的病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唤起了两人对对方的热情。到11月时,他们再次成为情人。荣格喜欢她的自傲和他们那些彼此互相缠绕的思想,但并不打算与她结婚。他说他从根本上还是一个俗人,要求不高,只需要爱玛营造的典型的瑞士式家庭生活。尽管萨比娜讨厌被荣格当作“荣格曾告诉一个朋友:“当我死的时候,恐怕没人能意识到躺在棺材中的这位老头曾是一个伟大的情人。”萨比娜认为荣格充分利用了他的受人爱戴:“荣格大夫根本不是个隐士,除了我,他还喜欢其他许多的女人。” 妒意渐渐渗入到她对他所造成的痛苦的谴责之中:“我才明白一个女病人的悲剧,开始被他诱惑,然后就抛弃,而后人们又开始谈论其他的这种‘韵事’。”
而荣格发现萨比娜不可抗拒的一个原因是:不像爱玛,萨比娜与他记忆中的一位脸黑黑的女仆相对应,这位女仆在他母亲住院时曾照料了他一段。在描绘这位女仆的形象时,他说,“这类姑娘”代表“我的阿尼玛形象”。荣格相信,因为遗传了一个女性的集体形象,每一个男性所选择的配偶,都是直觉告诉他,这位女性是能接受他投射到她身上的阿尼玛形象的女性。她因此代表他的精神。
荣格发明的“积极想像”方法,是基于与他的阿尼玛和幻觉形象的交流。他让患者画出梦中或幻觉中的形象,然后向它们发问。这就像向一个内心的神祈祷,“因为答案就在你心中,只要你不惧怕它们。”这就是“让无意识浮出表面”。
荣格与萨比娜•施皮尔莱因的恋情,在经历了长达七年的时间之后,最后似乎是以比较平和的方式结束。萨比娜•施皮尔莱因后来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治疗,因为仍然留恋着荣格,她认为也许弗洛伊德能帮她“脱离暴君”。1912年初,她与一位大夫结婚,但在怀孕四个月时,她仍然迷恋着荣格。(《卡尔•荣格与萨比娜•施皮尔莱因的疯狂之爱 》,罗纳德•黑曼著,彭牧译)
1940年(一说是1941年),她死于纳粹军队的枪口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