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论文标题:计算机为中介的人际沟通研究进展
论文作者 李宏利/雷雳
论文关键词 互联网/人际沟通/互联网心理学,
论文来源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论文单位 京,
论文页数 107～110页2003年2003月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3)04-0107-04
互联网络空间是一种人类心理过程与心理社会性发展的新型空间，发生在其中的、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人际沟通(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CMC)是区别于面对面的人际沟通(face to face communication,FTF)的一种全新沟通方式，它是人与人通过互联网、并使用文本化的信息及副语言(paralinguistic)来进行的一种人际沟通方式。CMC正在对人类自身与人类社会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本文综述了心理学对CMC进行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指出了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不断地改变传统的以面对面为主要形式的人际沟通(face to face communication,FTF)。随着互联网的不断社会化，一种新型的人际沟通形式——计算机为中介的人际沟通(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CMC)或计算机支持下的协同性工作(computer supported collaborative work,CSCW)正在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或工作方式。许多研究者认为人类社会正在互联网络空间中形成一种新的心理空间或社会性与认知过程的空间[1][2][3]。围绕着互联网络空间中人际沟通过程发生的心理现象，一些研究者进行了实验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证实了CMC对人际交往的重要影响[4][5][6]。本文综述了对CMC进行心理学研究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并指出了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一、CMC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通过电子邮件(email)、互联网游戏(multiple-user domain,MUD)、电子留言板(BBS)、邮件列表(listserv)、新闻组(newsgroup)、互联网中际聊天(internet relay chat)等形式进行沟通的频率大大增加了。CMC这种全新的人际沟通方式与传统的人际沟通方式相比具有很多自己的特点。关于传统的人际沟通，心理学研究主要是围绕着FTF进行的，它主要发生在真实的空间(real space)，而CMC这种新型的人际沟通主要发生在虚拟空间(virtue space)或互联网络空间。CMC与FTF发生于不同的空间决定了二者对人际沟通的影响是不同的。
CMC的发生主要是通过联入互联网的计算机而实现的，在CMC的进行中，沟通者主要通过文本化的信息进行交流，文本化的信息是CMC进行的主要工具。在CMC中（如互联网聊天），沟通者通常不能意识到彼此的面部表情、声音、姿势，但是情感与意识能够被编码与符号化，通过这样副语言(paralinguistic)的形式进行表达[7]。但有研究者认为FTF中许多的因素，如身体语言、表情、物理距离等社会情境因素对CMC的影响几乎不会起到任何作用[4]。同时，阿迪瑞安森(Adrianson)认为CMC中缺少社会背景线索(social context cues)，这其中包括物理因素（地点、空间大小、噪音、环境干扰）和沟通中的非语言线索（面部表情、性别、声调、身体语言），而它们都只能在FTF中获得。[5]
CMC与FTF相比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交互性。在互联网络空间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与其他人进行人际沟通。在CMC中，沟通者存在着绝对的平等性，这主要是因为CMC进行的自发性、无时间限制、匿名性等因素降低了个人进行人际沟通的限制[5]。这些特点导致了CMC对人际交往的影响可能主要依赖于沟通者的心理距离，而物理距离几乎不可能影响CMC的进行。
CMC可以分为同步性(synchronous)与非同步性(asynchronous)两种形式。同步性的CMC主要发生在真实时间(real time)中，参与者之间沟通有较少的延迟，如互联网络聊天、电话会议、互联网电话等。非同步性信息不发生在真实时间之内，信息的接受与发送存在着大量的时间间隔，这种形式的CMC主要包括电子邮件、电子留言板、邮件列表与新闻组等。
CMC这种独特的人际交往方式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它已经对人类的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计算机支持下协同工作模式已经应用于企业管理的实践中。很多研究者基于CMC对人类的影响及广泛的应用前景，对CMC进行过程中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阿迪瑞安森(Adrianson)发现CMC用于复杂沟通（如问题解决和决策制定）时所产生的效果在性质上等同于FIF。[5]但是，在实验研究中还发现，在面对面讨论中的参与者比CMC中的讨论者有较多的个人的自我意识（(private selfconsciousness)。经过对讨论内容的质化分析后，发现女性在FIF中比在CMC中表现出更多的观点与同意。戴斯－尤勒(Dieth-Uhler)与彼什普－可拉克(Bishop-Clark)研究了同步性CMC与非同步性CMC对FTF可能产生的影响。他们发现，在CMC与FTF相结合的人际交往中，参与者比在单纯的FTF交往中能感知到更多的愉悦感，并且能够提出更多的观点和想法。[4]可见，CMC可能会对不同性别的人有不同的影响，并且CMC与FIF可能是共同影响沟通者的心理行为活动，二者不可分离。
麦肯那(Mckenna)与巴斯(Barth)，库明斯(Cummings)、巴特(Butter)与考特(Kraut)以及萨加(Sonja)分别对新闻组、电子邮件与互联网游戏进行了心理学的研究，他们的结论几乎趋于一致，即互联网中的群体也遵循着社会团体中的一般性规则，它们对个人的生活有真实性的影响。[6][8][9]
CMC应用性研究的一个极具潜力的课题是关于电子化脑风暴(electronic brainstorming)的研究。所谓的电子化脑风暴主要是指CMC的参与者使用一个有利于群体成员进入与分享观点的计算机网络（互联网）产生想法与观点。尽管很多人都认为电子化脑风暴要优于名义上的脑风暴（nominal brainstorming，群体成员彼此独立产生观点与想法）与面对面的脑风暴，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表明，名义上的脑风暴要好于电子化的脑风暴。[10]这似乎证明了单纯的CMC可能对人际交往的影响是有限的，整合式的电子化脑风暴的研究可能是更可取的。
二、与CMC研究发展相关的理论与模型
针对CMC的心理学研究在不断深入，研究者已经提出一些新的心理学理论或心理模型来探讨CMC过程中的沟通者的心理过程及其心理性社会发展。社会认知结构模型[1]、CMC能力模型[7]以及纯人际关系理论(pure relationship theory)[12]、策略性的自我认同理论(strategic identity theory)[14]等理论或模型的提出，分析了CMC进行过程中的心理行为变化的规律性。
其一，瑞瓦(Riva)与盖利姆博娣(Galimberti)提出了社会认知结构模型来研究CMC[1]，之后，瑞瓦(Riva)又较为详细地提出了一个三水平的对CMC进行研究的模型[2]，可以说，三水平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社会认知模型。这两个模型的主要目的都是来研究CMC过程中的沟通者的认知过程与心理社会性发展。瑞瓦(Riva)所提出的社会认知模型认为，网络化的现实(network reality)、虚拟交谈(virtue conversion)、自我认同的建构(identity constructed)是互联网络空间中心理社会性发展的三大心理动力，并认为在互联网络空间这一技术性的环境中，沟通者之间所形成的群体正在从大众媒介角度的定义转变为另外的沟通者产生间接经历的媒介的定义。[1]为了更便于将社会认知模型应用于研究实践，瑞瓦(Riva)提出了一个经过修改的三水平的互联网经历模型，这三个水平主要包括：背景(context)、环境条件(situation)、交互作用(interaction)。这三个水平是互联网心理学研究CMC的基本单元。不难看出，这三个水平的模型具有明显的系统观的倾向，人在互联网中获得的间接经验起源于交互作用，但这都是背景（一般性的社会背景）与环境（互联网使用中的日常生活环境）的反应。这种系统观表明互联网空间中的心理过程与心理社会性不仅仅发生在个体内部，发生在个体之间、系统之内的心理网络化(networking of mind)也逐渐明显。[2]
其二，CMC能力是影响CMC效果的重要变量。斯皮尔伯格(Spitzberg)提出了CMC能力模型。CMC能力模型充分地考虑到了影响CMC能力的各个因素以及如何对CMC的影响进行评价的问题。CMC能力现在被认为是沟通有效性(effective communication)与沟通适当性(appropriate communication)之间的一个连续体。一种CMC形式交互作用的结果可以通过CMC、背景、信息以及媒介得到预测[11]。在某一特定的CMC过程中，CMC能力被认为由三种因素组成：动机（进行CMC之前的准备性愿望）、知识（知晓CMC装置与CMC进行时的行为活动）、技能（有能力应用关于CMC的装置与行为性的知识）。这三种因素对CMC结果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三个中介变量而实现的：背景因素(contextual factor)、信息因素(message factor)、媒介因素(media factor)。
CMC的能力模型主要是从媒体心理学的角度提出的，从这个模型中，沟通者可以了解到怎样才能有效地进行CMC。斯皮尔伯格(Spitzberg)不仅注意到了CMC沟通者内部的心理过程与外显行为，同时也注意到沟通者心理行为发生的外部环境，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只注重内部心理过程而忽视外部环境对CMC影响的研究缺陷。
其三，CMC中所形成的人际关系一直是众多心理学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盖迪登(Gidden)提出了纯人际关系理论，这一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缺少社会线索与物理线索的条件下互联网中所形成的亲密人际关系。纯人际关系理论主要是建立在信任感、自愿承诺(voluntary commitment)、高度的亲密感的基础之上。盖迪登(Gidden)认为这样的人际关系是后传统社会(post-traditional society)主要的人际关系，这样的人际关系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纯人际关系不依赖于社会经济生活，它以一种开放的形式不断地在反省的基础上得到建立；第二，承诺在纯人际关系中起着一个核心作用，并且这种人际关系主要是围绕着亲密感展开，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个人的自我认同感很容易得到证实。[12]
计算机为媒介的人际沟通中所形成的人际关系已经成为很多互联网用户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互联网空间所形成的人际关系与面对面的情景下所形成的人际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通过CMC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的明显特征就是去个体化、社会认同减少、自我认同增多、自我感加剧[4][5][6][1]。正如卡则(Culther)所指出的那样，“在具有社会性并结构化了的互联网络空间中，交互作用能够产生文化，信息的交换变成了自我概念得到了表达与寻求情感支持的重要的载体。”[13]因此，纯人际关系理论在研究网络化的人际关系方面可能会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其四，众多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CMC可能对自我认同感产生影响[1][4][5]。自我认同是发展心理学所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塔拉莫(Talamo)与利格瑞欧(Ligorio)针对互联网空间提出了“策略性自我认同”的概念，通过经验性的研究，他们认为CMC的沟通者依赖交互性的情景使用策略性的“定位”(positioning)来表现与建构自我，因此，自我认同在互联网络空间中是动力性的，并与背景密切联系，CMC的沟通者不断地建立与重新建立自我认同。[14]塔拉莫(Talamo)与利格瑞欧(Ligorio)认为互联网络化的自我认同(cyberidentity)的建构过程看起来与心理学中的对话法(dialogical perspective)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主要是因为不同身份在概念化的过程中可以使用与背景相联系的多种形式进行表达。不难看出，这种策略性的自我认同是与CMC中文本化的信息或副语言联系在一起的，个体如果长时间使用互联网络空间，其自我认同一定会受到影响。
总而言之，互联网不断地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互联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心理行为活动的另一个空间。如何使互联网络空间中发生的人际沟通与其它的心理现象有益于人类自身的发展已经成为CMC研究的一个重点。已有的关于CMC沟通者之间的交互作用的模型以及一些理论有待于进一步在未来的研究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这些理论为进一步探讨CMC的应用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三、展望
关于CMC的研究已经成为现代心理学的一个新的研究热点。现有的经验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CMC如何影响FTF。围绕同步性与非同步性的CMC（如电子邮件、互联网游戏、互联网中际聊天）如何影响用户的心理行为活动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一些研究结论，如电子化脑风暴的研究认为群体性工作方式不如个体化工作方式[10]以及电子邮件的使用无益于人际沟通[8]等，让未来的研究者意识到CMC只是现实生活中人际沟通的一部分，过分依赖CMC可能会无益于人际关系的改善。这在一定的程度上说明CMC对人际交往的积极影响是有限的，或者说CMC不可能完全取代FTF对现实生活中人际沟通的影响。因此，整合式的CMC研究——如何在CMC与FTF之间取得平衡从而最大受益于CMC——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目前的很多研究都是在实验的情景下进行的，这些研究的外部效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研究结论的推广与应用。戴斯－尤勒(Dieth-Uhler)与彼什普－可拉克(Bishop-Clark)、阿迪瑞安森(Adrianson)等人的研究缺少对被试的人格特征、被试的动机等因素的考虑。CMC能力模型为CMC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思路。未来的研究中应该注意实验外部效度或生态效度，被试的选择、实验情境的控制、实验材料的确定等因素都应该引起未来研究者的注意。
当前许多的研究都是横断研究，而关于CMC的追踪性的心理学研究并不多见。CMC追踪性的心理学研究对于探讨CMC过程中的心理过程与心理社会性的发展变化直至CMC的影响是否具有稳定性都具有重要意义。CMC对沟通者的心理过程（认知过程、情绪情感过程）与心理社会性发展（去个体化、自我意识、自我认同等）的影响不是短期内就可以发现的，CMC对沟通者的影响一定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明显，因此短期内的横断研究可能会给研究的效度带来挑战。此外，追踪性的研究可能对探讨CMC成瘾的病理机制有重要意义[15]。因此，追踪性的CMC的心理学研究对于探讨沟通者使用CMC的心理行为变化是横断研究所不能取代的，这是未来研究所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东西方的文化的差异可能是影响人际沟通的一个重要的变量。当前的很多研究都是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取得的，这些结论能否应用于中国，有待于进一步验证。另外，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CMC可能对人际交往的影响是不同的，这一问题可以通过跨文化研究来得到解决。CMC与FTF的交互作用是否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表现不同是未来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另外，互联网毕竟是信息技术的产物。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CMC对人际交往的影响。互联网技术的改进与完善可以确保CMC有效地进行。有研究者认为互联网的社会性功能依赖于软件技术的发展[16]。三维动画技术引入互联网可能会解决CMC中缺少非语言线索给人际沟通带来的消极影响[1]。注意技术因素对CMC进行的影响应该成为未来工程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等其他心理学分支学科的研究重点。
关于CMC的心理学的研究日益受到了心理学界的注意，现有的这些研究带有明显的开创性。随着CMC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宽，如电子商务、互联网教育、虚拟团队，对CMC的心理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应该相信，随着关于CMC研究的基本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一定会有更多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出现。
论文作者 李宏利/雷雳
论文关键词 互联网/人际沟通/互联网心理学,
论文来源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论文单位 京,
论文页数 107～110页2003年2003月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3)04-0107-04
互联网络空间是一种人类心理过程与心理社会性发展的新型空间，发生在其中的、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人际沟通(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CMC)是区别于面对面的人际沟通(face to face communication,FTF)的一种全新沟通方式，它是人与人通过互联网、并使用文本化的信息及副语言(paralinguistic)来进行的一种人际沟通方式。CMC正在对人类自身与人类社会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本文综述了心理学对CMC进行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指出了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不断地改变传统的以面对面为主要形式的人际沟通(face to face communication,FTF)。随着互联网的不断社会化，一种新型的人际沟通形式——计算机为中介的人际沟通(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CMC)或计算机支持下的协同性工作(computer supported collaborative work,CSCW)正在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或工作方式。许多研究者认为人类社会正在互联网络空间中形成一种新的心理空间或社会性与认知过程的空间[1][2][3]。围绕着互联网络空间中人际沟通过程发生的心理现象，一些研究者进行了实验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证实了CMC对人际交往的重要影响[4][5][6]。本文综述了对CMC进行心理学研究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并指出了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一、CMC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通过电子邮件(email)、互联网游戏(multiple-user domain,MUD)、电子留言板(BBS)、邮件列表(listserv)、新闻组(newsgroup)、互联网中际聊天(internet relay chat)等形式进行沟通的频率大大增加了。CMC这种全新的人际沟通方式与传统的人际沟通方式相比具有很多自己的特点。关于传统的人际沟通，心理学研究主要是围绕着FTF进行的，它主要发生在真实的空间(real space)，而CMC这种新型的人际沟通主要发生在虚拟空间(virtue space)或互联网络空间。CMC与FTF发生于不同的空间决定了二者对人际沟通的影响是不同的。
CMC的发生主要是通过联入互联网的计算机而实现的，在CMC的进行中，沟通者主要通过文本化的信息进行交流，文本化的信息是CMC进行的主要工具。在CMC中（如互联网聊天），沟通者通常不能意识到彼此的面部表情、声音、姿势，但是情感与意识能够被编码与符号化，通过这样副语言(paralinguistic)的形式进行表达[7]。但有研究者认为FTF中许多的因素，如身体语言、表情、物理距离等社会情境因素对CMC的影响几乎不会起到任何作用[4]。同时，阿迪瑞安森(Adrianson)认为CMC中缺少社会背景线索(social context cues)，这其中包括物理因素（地点、空间大小、噪音、环境干扰）和沟通中的非语言线索（面部表情、性别、声调、身体语言），而它们都只能在FTF中获得。[5]
CMC与FTF相比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交互性。在互联网络空间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与其他人进行人际沟通。在CMC中，沟通者存在着绝对的平等性，这主要是因为CMC进行的自发性、无时间限制、匿名性等因素降低了个人进行人际沟通的限制[5]。这些特点导致了CMC对人际交往的影响可能主要依赖于沟通者的心理距离，而物理距离几乎不可能影响CMC的进行。
CMC可以分为同步性(synchronous)与非同步性(asynchronous)两种形式。同步性的CMC主要发生在真实时间(real time)中，参与者之间沟通有较少的延迟，如互联网络聊天、电话会议、互联网电话等。非同步性信息不发生在真实时间之内，信息的接受与发送存在着大量的时间间隔，这种形式的CMC主要包括电子邮件、电子留言板、邮件列表与新闻组等。
CMC这种独特的人际交往方式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它已经对人类的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计算机支持下协同工作模式已经应用于企业管理的实践中。很多研究者基于CMC对人类的影响及广泛的应用前景，对CMC进行过程中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阿迪瑞安森(Adrianson)发现CMC用于复杂沟通（如问题解决和决策制定）时所产生的效果在性质上等同于FIF。[5]但是，在实验研究中还发现，在面对面讨论中的参与者比CMC中的讨论者有较多的个人的自我意识（(private selfconsciousness)。经过对讨论内容的质化分析后，发现女性在FIF中比在CMC中表现出更多的观点与同意。戴斯－尤勒(Dieth-Uhler)与彼什普－可拉克(Bishop-Clark)研究了同步性CMC与非同步性CMC对FTF可能产生的影响。他们发现，在CMC与FTF相结合的人际交往中，参与者比在单纯的FTF交往中能感知到更多的愉悦感，并且能够提出更多的观点和想法。[4]可见，CMC可能会对不同性别的人有不同的影响，并且CMC与FIF可能是共同影响沟通者的心理行为活动，二者不可分离。
麦肯那(Mckenna)与巴斯(Barth)，库明斯(Cummings)、巴特(Butter)与考特(Kraut)以及萨加(Sonja)分别对新闻组、电子邮件与互联网游戏进行了心理学的研究，他们的结论几乎趋于一致，即互联网中的群体也遵循着社会团体中的一般性规则，它们对个人的生活有真实性的影响。[6][8][9]
CMC应用性研究的一个极具潜力的课题是关于电子化脑风暴(electronic brainstorming)的研究。所谓的电子化脑风暴主要是指CMC的参与者使用一个有利于群体成员进入与分享观点的计算机网络（互联网）产生想法与观点。尽管很多人都认为电子化脑风暴要优于名义上的脑风暴（nominal brainstorming，群体成员彼此独立产生观点与想法）与面对面的脑风暴，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表明，名义上的脑风暴要好于电子化的脑风暴。[10]这似乎证明了单纯的CMC可能对人际交往的影响是有限的，整合式的电子化脑风暴的研究可能是更可取的。
二、与CMC研究发展相关的理论与模型
针对CMC的心理学研究在不断深入，研究者已经提出一些新的心理学理论或心理模型来探讨CMC过程中的沟通者的心理过程及其心理性社会发展。社会认知结构模型[1]、CMC能力模型[7]以及纯人际关系理论(pure relationship theory)[12]、策略性的自我认同理论(strategic identity theory)[14]等理论或模型的提出，分析了CMC进行过程中的心理行为变化的规律性。
其一，瑞瓦(Riva)与盖利姆博娣(Galimberti)提出了社会认知结构模型来研究CMC[1]，之后，瑞瓦(Riva)又较为详细地提出了一个三水平的对CMC进行研究的模型[2]，可以说，三水平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社会认知模型。这两个模型的主要目的都是来研究CMC过程中的沟通者的认知过程与心理社会性发展。瑞瓦(Riva)所提出的社会认知模型认为，网络化的现实(network reality)、虚拟交谈(virtue conversion)、自我认同的建构(identity constructed)是互联网络空间中心理社会性发展的三大心理动力，并认为在互联网络空间这一技术性的环境中，沟通者之间所形成的群体正在从大众媒介角度的定义转变为另外的沟通者产生间接经历的媒介的定义。[1]为了更便于将社会认知模型应用于研究实践，瑞瓦(Riva)提出了一个经过修改的三水平的互联网经历模型，这三个水平主要包括：背景(context)、环境条件(situation)、交互作用(interaction)。这三个水平是互联网心理学研究CMC的基本单元。不难看出，这三个水平的模型具有明显的系统观的倾向，人在互联网中获得的间接经验起源于交互作用，但这都是背景（一般性的社会背景）与环境（互联网使用中的日常生活环境）的反应。这种系统观表明互联网空间中的心理过程与心理社会性不仅仅发生在个体内部，发生在个体之间、系统之内的心理网络化(networking of mind)也逐渐明显。[2]
其二，CMC能力是影响CMC效果的重要变量。斯皮尔伯格(Spitzberg)提出了CMC能力模型。CMC能力模型充分地考虑到了影响CMC能力的各个因素以及如何对CMC的影响进行评价的问题。CMC能力现在被认为是沟通有效性(effective communication)与沟通适当性(appropriate communication)之间的一个连续体。一种CMC形式交互作用的结果可以通过CMC、背景、信息以及媒介得到预测[11]。在某一特定的CMC过程中，CMC能力被认为由三种因素组成：动机（进行CMC之前的准备性愿望）、知识（知晓CMC装置与CMC进行时的行为活动）、技能（有能力应用关于CMC的装置与行为性的知识）。这三种因素对CMC结果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三个中介变量而实现的：背景因素(contextual factor)、信息因素(message factor)、媒介因素(media factor)。
CMC的能力模型主要是从媒体心理学的角度提出的，从这个模型中，沟通者可以了解到怎样才能有效地进行CMC。斯皮尔伯格(Spitzberg)不仅注意到了CMC沟通者内部的心理过程与外显行为，同时也注意到沟通者心理行为发生的外部环境，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只注重内部心理过程而忽视外部环境对CMC影响的研究缺陷。
其三，CMC中所形成的人际关系一直是众多心理学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盖迪登(Gidden)提出了纯人际关系理论，这一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缺少社会线索与物理线索的条件下互联网中所形成的亲密人际关系。纯人际关系理论主要是建立在信任感、自愿承诺(voluntary commitment)、高度的亲密感的基础之上。盖迪登(Gidden)认为这样的人际关系是后传统社会(post-traditional society)主要的人际关系，这样的人际关系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纯人际关系不依赖于社会经济生活，它以一种开放的形式不断地在反省的基础上得到建立；第二，承诺在纯人际关系中起着一个核心作用，并且这种人际关系主要是围绕着亲密感展开，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个人的自我认同感很容易得到证实。[12]
计算机为媒介的人际沟通中所形成的人际关系已经成为很多互联网用户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互联网空间所形成的人际关系与面对面的情景下所形成的人际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通过CMC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的明显特征就是去个体化、社会认同减少、自我认同增多、自我感加剧[4][5][6][1]。正如卡则(Culther)所指出的那样，“在具有社会性并结构化了的互联网络空间中，交互作用能够产生文化，信息的交换变成了自我概念得到了表达与寻求情感支持的重要的载体。”[13]因此，纯人际关系理论在研究网络化的人际关系方面可能会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其四，众多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CMC可能对自我认同感产生影响[1][4][5]。自我认同是发展心理学所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塔拉莫(Talamo)与利格瑞欧(Ligorio)针对互联网空间提出了“策略性自我认同”的概念，通过经验性的研究，他们认为CMC的沟通者依赖交互性的情景使用策略性的“定位”(positioning)来表现与建构自我，因此，自我认同在互联网络空间中是动力性的，并与背景密切联系，CMC的沟通者不断地建立与重新建立自我认同。[14]塔拉莫(Talamo)与利格瑞欧(Ligorio)认为互联网络化的自我认同(cyberidentity)的建构过程看起来与心理学中的对话法(dialogical perspective)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主要是因为不同身份在概念化的过程中可以使用与背景相联系的多种形式进行表达。不难看出，这种策略性的自我认同是与CMC中文本化的信息或副语言联系在一起的，个体如果长时间使用互联网络空间，其自我认同一定会受到影响。
总而言之，互联网不断地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互联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心理行为活动的另一个空间。如何使互联网络空间中发生的人际沟通与其它的心理现象有益于人类自身的发展已经成为CMC研究的一个重点。已有的关于CMC沟通者之间的交互作用的模型以及一些理论有待于进一步在未来的研究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这些理论为进一步探讨CMC的应用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三、展望
关于CMC的研究已经成为现代心理学的一个新的研究热点。现有的经验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CMC如何影响FTF。围绕同步性与非同步性的CMC（如电子邮件、互联网游戏、互联网中际聊天）如何影响用户的心理行为活动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一些研究结论，如电子化脑风暴的研究认为群体性工作方式不如个体化工作方式[10]以及电子邮件的使用无益于人际沟通[8]等，让未来的研究者意识到CMC只是现实生活中人际沟通的一部分，过分依赖CMC可能会无益于人际关系的改善。这在一定的程度上说明CMC对人际交往的积极影响是有限的，或者说CMC不可能完全取代FTF对现实生活中人际沟通的影响。因此，整合式的CMC研究——如何在CMC与FTF之间取得平衡从而最大受益于CMC——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目前的很多研究都是在实验的情景下进行的，这些研究的外部效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研究结论的推广与应用。戴斯－尤勒(Dieth-Uhler)与彼什普－可拉克(Bishop-Clark)、阿迪瑞安森(Adrianson)等人的研究缺少对被试的人格特征、被试的动机等因素的考虑。CMC能力模型为CMC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思路。未来的研究中应该注意实验外部效度或生态效度，被试的选择、实验情境的控制、实验材料的确定等因素都应该引起未来研究者的注意。
当前许多的研究都是横断研究，而关于CMC的追踪性的心理学研究并不多见。CMC追踪性的心理学研究对于探讨CMC过程中的心理过程与心理社会性的发展变化直至CMC的影响是否具有稳定性都具有重要意义。CMC对沟通者的心理过程（认知过程、情绪情感过程）与心理社会性发展（去个体化、自我意识、自我认同等）的影响不是短期内就可以发现的，CMC对沟通者的影响一定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明显，因此短期内的横断研究可能会给研究的效度带来挑战。此外，追踪性的研究可能对探讨CMC成瘾的病理机制有重要意义[15]。因此，追踪性的CMC的心理学研究对于探讨沟通者使用CMC的心理行为变化是横断研究所不能取代的，这是未来研究所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东西方的文化的差异可能是影响人际沟通的一个重要的变量。当前的很多研究都是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取得的，这些结论能否应用于中国，有待于进一步验证。另外，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CMC可能对人际交往的影响是不同的，这一问题可以通过跨文化研究来得到解决。CMC与FTF的交互作用是否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表现不同是未来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另外，互联网毕竟是信息技术的产物。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CMC对人际交往的影响。互联网技术的改进与完善可以确保CMC有效地进行。有研究者认为互联网的社会性功能依赖于软件技术的发展[16]。三维动画技术引入互联网可能会解决CMC中缺少非语言线索给人际沟通带来的消极影响[1]。注意技术因素对CMC进行的影响应该成为未来工程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等其他心理学分支学科的研究重点。
关于CMC的心理学的研究日益受到了心理学界的注意，现有的这些研究带有明显的开创性。随着CMC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宽，如电子商务、互联网教育、虚拟团队，对CMC的心理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应该相信，随着关于CMC研究的基本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一定会有更多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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