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lph R. Greenson 著
李小龙译
Greenson的简介:
Greenson是美国著名的精神科医生与精神分析师。
1911年9月20日出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1979年11月24日死于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
他排行老大,比他的孪生弟弟早出生10分钟。父亲是内科医生,母亲是药剂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医学预科的学习,在瑞士的伯尔尼(1930-1934)接受医学培训。在瑞士,他遇到了Hildi Troesch,后来他们结婚生了两个孩子丹尼尔和琼。
1953年,他开始接受Wilhelm Stekel的分析,并在维也纳一个活跃的精神分析学会接受精神分析的培训。因为对这项工作的疗效不满意,于1938年在洛杉矶开始接受“经典的”培训,并接受Otto Fenichel的私人分析。他在精神分析机构有许多职位,但最喜欢教授准备从事精神分析的人,住院医生和医学生。他做过许多公开的演讲,备受欢迎。这些演讲以《爱、恨和过得好》单行本发行(1993)。他出版了65篇精神分析的文章,绝大多数是有关于临床的。其中32篇收入《精神分析的研究》(1978)一书中。《精神分析的技术与实践》(1967)仍然被认为是关于精神分析技术的经典书目。除了有关技术的书籍外,他对于精神分析的最大贡献包括强调分析工作的各个方面:除移情的解释以外,工作联盟—病人的共情与反移情之间的“真正”的关系。
Greenson因为做过玛丽莲.梦露的精神科医生而名声大振。他也有其他著名的来访者,如Tony Curtis, Frank Sinatra, 和 Vivien Leigh。
公正的讲,在玛丽莲晚年,没有人比她的精神科医生更了解她的精神脆弱状态。关于玛丽莲首次与Greenson接触的说法是有分歧的。1960年8月,在拍摄《不合时宜的人》期间,玛丽莲飞回洛杉矶接受住院治疗。也许是玛丽莲的律师Milton Rudin (Greenson的堂兄弟)推荐了Greenson,或许是Arthur Miller的朋友Frank Taylor的推荐,或许是玛丽莲在纽约的精神分析师Marianne Kris博士的推荐。当时玛丽莲正在进行《不合时宜的人》的后期制作,她每周一次去贝利弗山的办公室拜访Greenson博士。
引 言
在我看来,是应该有一本关于精神分析技术的教科书的时候了,尽管还有很多困难。我的印象是,精神分析中存在着各种含混、分岐和不同的看法,让这些东西通过口头的方式转述出来,由训练有素的分析治疗师转述给接受精神分析的人,由督导传达给学员,由同事交流给同事,而他们在私下的讨论中又没有及时地注意和认识到他们所处的情形,这是很危险的。弗洛伊德所写的有关治疗技术的权威著作,只是由Glover(1955)、Sharpe(1930)、和Fenichel(1941)做过一些精彩的概述。对于精神分析师在分析一个病人时实际所做的事,他们并没有做详尽的描述。这产生了一些后果,例如,分析一种阻抗对于两个治疗师来说会是很不相同的两回事,而他们每个人又都相信,他们是在依照经典的精神分析原则来分析一种阻抗。
1957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第二十次大会在巴黎召开,会上讨论了“经典精神分析技术的变迁”,清楚地表明了各种观点的差异(参见Greenson 等,1958)。Glover于1938年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成员中分发了一份调查普通技术操作的问卷,结果显示,在展现他们的技术方面,这些成员间既存在着很大的分岐,又显得踌躇、胆怯、优柔寡断(Glover, 1955, p. 348)。Helen Tartakoff对于最近的一些讨论精神分析技术的著作提出了精彩的见解,她强调指出,在这些新出版著作中,每一本的标题都使用了“精神分析”一词,而这个词多半是用来指一些互不相同的治疗方法,这些治疗方法又是以作者个人特殊的理论假说为基础的。
美国精神分析协会下属的精神分析治疗评估委员会曾进行了六年半的争论,目的是为了找到一个能被接受的精神分析治疗的定义,但这场争论毫无结果,精神分析治疗评估委员会最终于1953年被解散(Rangell,1954),这个令人惊骇的事实证明了“精神分析”一词的混乱和不确定。例如,对于动力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的意义,Fromm-Reichmann(1954)和Eissler(1956)的观点就有很大的分岐。一本关于精神分析技术的教科书不可能消除各种观点上的差异或争论,但它可以详尽而系统地阐明这样一种情形,那就是当一个精神分析师宣称他在分析某个病人的特定的精神现象时他是如何工作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样的一本教科书可以起到很好的参照作用。应当指出的是,尽管对各种技术细节的公开交流很少,但在一些规模不大的封闭式小组中,分析治疗师之间却对此有大量的私下交谈。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存在着大量孤立的小集团——这造成了相互的疏远和隔阂,妨碍了科学的进步(Glover,1955,p.261)。那些希望对技术提出革新或修正的人通常不愿与更多地坚持传统观点的人协商交流。他们倾向于形成一些小圈子,秘密地进行工作,或者至少是从精神分析思想的主流中分离出来。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革新者们往往失去了与一些精神分析团体的接触,而这些团体是可以有助于证实、澄清或者改进他们的新思想的。当保守派由于他们偏狭的思想面倾向于强硬地坚守正统时,这些隐士般的革新者却很容易成为“野蛮分析师”。他们不是富有建设性地相互影响,而是作为对手各自走他们的路,对于可以从不断的公开讨论中获得的无论什么好处他们都视而不见。坚持对精神分析技术作公开的讨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对于认真而严谨的学员来说,除开他个人的分析师和他的督导分析师(supervisory analyst)所使用的技术外,还需要向他们展示其他人的技术。只师从于少数几个人去学习精神分析技术,这们做的一个最大的缺点是,学员可能会在训练中越来越多地保留对他的老师的特定的神经症性的移情和态度,这会妨碍他去发现最适合于他自己的人格和理论取向的技术。年轻的精神分析师身上明显带有他们的个人分析师的印迹,其程度类似于青少年的盲目的模仿,这种情形并不罕见。另一方面,最近毕业的学员对他的训练分析师明显抱着反对的态度,这同样可能是陷入了一种未解决的移情神经症当中。Glover(1955,p.262)把这类反应称为“训练移情”(training transference),并强调这些反应会对缺乏经验的精神分析师产生不良的影响。
弗洛伊德大约五十年前在他的五篇短文中提出的精神分析技术的基本框架,仍然作为精神分析实践的基础在发挥着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Freud,1912a,1912b,1913b,1914c,1915a)。没有人认为标准的精神分析技术有过重大的变化或进展。部分来看,这是对弗洛伊德的天才的颂扬,因为他在那样早的年代就那么清楚地认识到了精神分析理论的本质。但是,没有获得进展还有其它一些原因。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看来就是,在精神分析学员和他的老师之间有着复杂的情感关系,这种情感关系必然导致学员去使用由他的老师所教授的精神分析方法。作为职业训练项目的一部份,精神分析训练的实施留下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那就是某些未解决的移情反应,这些移情反应限制和扭曲了学员在精神分析领域中的发展。
当一个分析师试图为了训练的目的而实施精神分析治疗时,由于无意中对学员在职业方面的进步承担了责任,他就把他与病人的关系复杂化了。他必然不可能按照惯例为病人保密,他需要公开病人的种种动机,这增加了学员的依赖倾向、认同、顺从和看似正常(pseudonormal)的行为。另外,在一个由学员、精神分析训练机构和承担训练工作的精神分析师所组成的三角关系的场景中,分析师自己通常不知不觉地、不情愿地成了一个同伙(partisan)。
未解决的移情—反移情问题所带来的继发性后果之一是,精神分析师们不愿在彼此之间富有启发性地公开展示他们实际上是如何工作的。这种把精神分析治疗视为个人私事的状态可能一直影响着弗洛伊德本人,根据Jones(1955,pp.230-231)的说法,弗洛伊德经常讲,他打算写一本系统地阐述精神分析技术的书,但他从来没有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Strachey(1958)认为,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没有对反移情做任何充分的讨论,由此也可以证实这种推测。精神分析师之所以不愿意展示他们的实际操作方法,还有另外一个相关的原因。精神分析师的工作依赖于很多他自已内心隐私的、个人的过程(Greenson,1966)。
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揭示一个分析师如何从事分析工作就会产生一种暴露感和脆弱感。因为病人的很多材料带有强烈的本能色彩,这些材料会触动治疗师,而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去理解一个病人又依赖于与这个病人的一种特殊的、投情的亲密关系,当要求把这种场景展露出来时,就可能会引起羞耻、敌意或恐惧的反应。结果,在一些精神分析师中有各种各样的怯场、好出风头,或二者兼而有之,这种情形并不少见。如此多的分析师不让自己公开讨论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所做的事情,这种情形使得精神分析师很容易滑向两个极端:要么固守正统,要么陷入宗派主义。精神分析是一种孤独的职业,归属于某个团体会给人一种安慰感,但这又会促使个人服从团体,与团体保持一致,从而阻碍了科学的进步。做精神分析工作是孤独的,这当中还另有一种职业上的危险——当分析情形取得进展时,通常缺乏另外一个接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观察者来对此做出观察。精神分析师自己对于他所做的工作的看法是靠不住的,并且在某些理想化的方面很容易被歪曲。
我并不认为有观察者或旁听者会更好些,因为我相信,即使没有被观察到,他们的描述也会歪曲了精神分析场景。(其他一些作者,特别是Merton M. Gill已经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一个同他的病人一道工作并避开他的同事的审视的精神分析师,对他自己的技术往往抱着一种偏颇的态度,缺乏批评反省的能力。无论一个人以任何细节来描述他在精神分析工作中所做的事,他所揭示出来的都不仅仅只是他与病人大量地卷入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之中,而且还在一般意义上大量地揭示出了他的个人生活。精神分析师在分析工作中唯一的并且也是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他自己的前意识和潜意识的运作方式。因此,假使他要说明他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怎样以及为何去处理某个场景,他就会被迫去揭示他很多的幻想生活(fantasy life)、他的观念、他的性格特点等等,这是必然的。通常情况下,谦逊(humility)和自我保护会使得他倾向于避免任何对自身隐私的不适当的暴露。
也许一本描述经典精神分析实践的书将有助于引起对精神分析技术的一种充分的、开放的和持续的讨论。这样就可以澄清和检验各种变更、革新、修正和偏差,由此确定它们对于精神分析的科学价值,推动精神分析技术的进步。我一直打算写这几本书,按照它们在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来讨论这些技术问题。我曾计划以讨论初始访谈(Initial interviews)、躺椅转换(Transition to the Couch)、分析治疗的开始阶段(the First Analytic Hours)等问题作为开端。但不久我就发现,对阻抗和移情没有一个透彻的理解,就不可能以一种明了的方式来深入而细致地谈论任何技术问题。我也认识到,对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的一些概念做一个简明扼要的概述会对学员有好处,这可以给出一个初步的定位。因此,这几本书都做了精心的组织,在一个导言式的总览之后,第一册一开始的章节就讨论了阻抗和移情,这是精神分析技术的基础。
第一册的最后一章专门讨论了精神分析场景(The Psychoanalytic Situation)。 这一章如此设置,是因为它对各种不同的过程(procedure)和方法(process)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个总的看法,这种复杂的相互关系持续存在于病人和治疗师身上。(见详细目录)第二册更多地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组织。正文内容的安排是,在每一个讨论技术的章节的开始都给出一个初步的定义,这个定义用一些简单的临床例子加以说明。接下来是对文献和以往的理论的一段简短的概述,然后讨论操作和技术问题。全书讨论中所涉及到的主要著作都列出了参考文献。对于某个主题,只要有大量的参考文献,我都在该章节末尾的“进一步阅读书目”中注明。我这么做是为了使得参考文献所列出的阅读材料具有连贯性。本书的最后有一个总的参考书目。
我之所以选择阻抗这个题目作为本书的第一个技术章节,是因为正是弗洛伊德对分析阻抗的重要性的发现,宣告了精神分析和精神分析技术的开始。处理阻抗仍然是精神分析技术的两大基石之一。
精神分析能有别于所有其它形式的心理治疗,在于它处理阻抗的方式。一些治疗方法的目标是强化阻抗;它们被冠之以“掩盖”或“支持”性治疗的称谓。其它形式的心理治疗也许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克服或消除阻抗;例如,通过暗示或劝说,或利用移情关系,或使用药物。只有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我们才通过分析阻抗,揭示和解释阻抗的起因、目的、方式和历史来克服阻抗。
2.1 定义
阻抗意味着对抗。阻抗是病人拥有的对分析性方法及过程起反作用的反向力量,即阻碍病人的自由联想、妨碍病人试图回忆和达到对顿悟的理解领会、针对病人的合理化自我及想改变的愿望起反作用的力量;所有这些力量都可以称之为阻抗。阻抗可以是意识的,前意识的或潜意识的,可以通过情感、态度、观念、冲动、思维、幻想和行动表达。阻抗本质上是病人对分析的进展、分析师和分析性方法及过程起反作用的反向力量。弗洛伊德在1912年就已经意识到阻抗的重要性,当时他宣称:“阻抗伴随着治疗的每一步。治疗之中的人的每一个联想,每一个行为必须考虑到阻抗,它代表了力争痊愈与反对力量之间的妥协”。
就病人的神经症而言,阻抗具有防御的功能。阻抗反对分析性方法的作用,维护病人的现状。阻抗保护神经症,反对病人合理化的自我和分析性情景。既然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具有防御的功能,那么它们都会满足阻抗的需要。
2.2 阻抗的临床表现
我们在能够分析阻抗之前必须能识别阻抗。因此,我打算在此简单描述一下分析过程中出现的阻抗的一些最典型的特征。为了给初学者提供清晰的指导性的信息,我将要引用的例子是简单而明了的。应该记住的是阻抗常以微妙而复杂的形式出现,复合或混合的形式,单一的,独立的例子不是常规。同时要强调的是所有的行为都能具有阻抗的功能。实际上,病人的素材也许清楚地揭示了潜意识的内容,本能的冲动,或被压抑的记忆,但这并不能排除可能同时有重要的阻抗在起作用。例如,在某个分析时段,病人为了避开讲述显示其正面对性诱惑的经历时,可以生动地描述某些攻击行为。没有哪个行为不被阻抗所滥用。而且,所有的行为都具有冲动和防御两个方面。不过,以下的临床例子将限于阻抗的简单的,典型的,最明显的特征。
2.21病人沉默(The patient is silent)
这是精神分析实践中碰到的最明显,最常见的阻抗。一般来说,这意味着病人有意或无意不愿向分析师交流他的思维和情感。病人也许知道他的不情愿,或者他只是感觉到头脑中好像没有任何想法。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是分析沉默的原因。我们想揭示反对自由联想的动机,我们可以这样说:“此时可能是什么使你逃离了分析?”或者我们可以追寻“头脑中没有任何想法”的感觉。“可能是什么造成了你头脑中没有想法?”或者:“你好像把某些东西变成了一无所有,会是什么呢?”我们的方法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即头脑中一片空白只会在深度睡眠中出现,否则“没有任何想法”就是阻抗造成的。
有时尽管沉默,病人的姿势、运动或面部表情可以不经意地披露他沉默的动机,甚至内容。把头从分析师的视野中转开,用手遮住眼睛,在沙发上扭动,脸红可能是尴尬的表示。如果同时病人又心不在焉,把结婚戒指从手指取下,然后不断地把小指伸到里面,尽管她沉默,她似乎在向我披露她想到了性或对婚姻的不忠而尴尬。(译者注:要注意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她的沉默表明她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冲动,一场斗争存在于披露的渴望与埋藏这些情感的对立冲动之间。
不过,沉默也可能有其它的含义。例如,沉默也许是过去事件的重复,沉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病人的沉默也许描绘了的原始场景的反应。在这样一个情景中,沉默不仅是阻抗,而且是缓解痛苦的一部分内容。对于阻抗,有许多复杂的问题,将在2.217、3.9411节和第二卷讨论。总而言之,在大多数的临床情况下,沉默是对分析的阻抗,必须进行如此处理。
2.22 不愿谈(The patient does not feel like tal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