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相倚“应答性”的重要性
如上所述，对于促进安全感的“应答性”来说，非相倚性是必不可少的。关于这一点，可以考虑一个对象对非相倚的“共有应答性”作出反应。举个例子来说，一个男性声明：只要妻子答应把一个月的家务活全包，妻子的亲戚来访他会很高兴，他不会对此有任何意见或者对此事表示反对。妻子会如何归因丈欢迎她亲戚来访的意愿呢？第一种情况是，她可能会归因于丈夫对自己的关心；第二种情况是，她感到丈夫真正只是想让她做家务。因此，丈夫关心自己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打了折扣。现在从丈夫的角度考虑一下。他如何归因自己在两种情况中的行为呢？自我知觉(self-perception)表明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会把自已看做是有爱心的，在第二种情况中他可能把自己看做是精明的、操控的、自私的。前一种情况〔而非后一种情况)的结果会使妻子有被爱的感觉，而丈夫也意识到对妻子的爱。
关于关爱和关怀的积极性归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非相倚“应答性”是如此重要的，但同样还有另外的原因。非相倚“应答性”的初始动力是潜在接受者的需要及渴望。然而，相倚“应答性”最重要的动力常常是给予者渴望得到回报或者类似于“欠债还钱”。结果，伙伴的需要常被忽视，甚至可能得到不需要的或是伤害性的“利益’。
“应答性”的非相倚接受
对支持的非相倚接受也是‘共有关系”的一个重要属性。简单地说，它是指一个人愿意接受伙伴的不必回报的“共有应答性”，行为，也不感到必须有回报。必须得到他/她的回报。毫无疑问。愉快地接受应答。就等于发出信息：这个人对此姿态感到舒服，并且欢迎、渴望这样的关系。坚持回报或者表现出不舒适，表明这个人可能希望“共有关系”不存在(或者程度较轻)。另一方面，在我们看来，表达感恩或者感谢通常也是一种重要的接受方式。的确，当给予者不确定“应答性”是否适合“共有关系”的强度时，这样的表达对于确认此姿态受欢迎是很重要的。
硬币的另一面：诱发“应答性”
要在关系中建立一种爱的感觉，“应答性”是关键的。但是，伙伴要作出应答。他或她必须知道怎样做才能提升对方的幸福感。有时，这是明显的。因为情境是一条有力的线索。一个人走在路上，散落了一捆纸。并慌忙想把它们收拾起来，那么他现在需要的帮助是非常明显的。但是，通常伙伴的需要、渴望、目标和担优都不明显。因此，在以高水平的“共有应答性”为特征的关系中，成员必需意愿自由地表达他们的需要、目标、渴望和担忧。这可以通过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来实现。
需要多少“应答性”？应该表露出多少需要？
有多少“应答性”才能使人们认为这是一段涉及爱的关系呢？我们假设对不同的伙伴的幸福有着不同层次的责任度。克拉克、米尔斯和他们的同事把责任度称为其共有关系的强度(Mills, Clark & Johnson, 2004)。人们有共有关系的内隐层次，并且与陌生人的关系固定了此层次的基础。(大多数人甚至对陌生人都有一点“共有应答性”；例如，告知陌生人时间而不期望回报。)他们通常与熟人和邻居有较强的“共有关系”，与朋友有更强的“共有关系’(与最好的朋友还会更强一些)。而与孩子和浪慢伴侣的“共有关系”最强。在共有关系中层次越高的人，人们对他们的幸福有更多的责任感，与共有关系中层次较低的人的需要相比，层次越高的人的需要拥有优先权。
人们从每一个“共有伙伴”那里期待的责任感也有内隐层次，他们更可能向处于最高层次的人们自我表露并寻求帮助。在这两个层次中的关系常常是对称的，意味着人们感到的对伙伴的责任感和期望的伙伴对自己的责任感常处于同一层次。然而，共有关系的强度可能是不平衡的。例如，通常父母对孩子幸福的共有责任感要远远大于孩子对父母的责任感。
回到“是什么促成了一段爱情关系”的问题上，我们感到当关系超越了某些共有强度的内隐阈限时，“爱”与“亲爱的”这两个词用来指一段共有关系。然而，其他因素可能影响到一个人对以爱为特征的共有关系的感觉，例如以高层次“共有应答性”为特征的特殊关系的时间长度以及对高层次“共有应答性”持续时间的期待。
考虑什么促成了一种爱的感觉，再看我们的观点是有趣的，即“共有关系”不需要在强度上呈现对称。如上所述，相对于孩子对父母的感受，父母对孩子的幸福会感到有更多的责任感。然而，这是否意味着父母对孩子的爱比孩子对父母的爱更多呢？未必。理由很简单，无论是对一个人强烈的共有责任感还是感到一个人对自已的共有责任感，都能促成一种爱的感觉(不论关系对称与否)。因此，尽管一段关系以不对称的共有强度为特征，它并不以双方所感到的不对称的爱的多少为特征(虽然可能是这样)。
“共有强度”的那些阈限——过去的长度、期望的共有强度和在层次中的相对位位置——肯定会影响到“爱”这个词的使用。毫无疑问，人与人在这方面是不同的。这可能取决于他们自已的过去经验以及由此产生的他们对关系中预期的“应答性”设置的比较水平。
确定感的重要性
共有关系的不同之处不仅体现在强度和其他共有关系中个人层次的安排上。而且对关系共有本质的确定性感觉也是不同的(Mills & Clark, 1982)。我们对一段给定关系的共有强度的层次可能非常确定、比较不确定或者完全不确定。许多因素导致确定感。其中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共有关系存在的时问长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共有关系存在的时间越长，确定感就越强。一个人在其他共有关系中的经历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她对现在这段关系强度的确定感。一段失败的共有期望的历史，可能会延续并影响一个人对现有关系的确定感。伙伴的“应答性”随时间的变异也是影响确定感的一个因素，越大的变异会导致越强的不确定感。最后，伙伴为“应答性”而牺牲他/她自我利益的程度能增强其确定感( Holmes & Rempel, 1989 )。对共有关系强度的不确定感会削弱关系中爱的感觉。【1】
【1】有趣的是.有些把爱情定义为带标签的唤醒（如Dutton & Arom,1974;Berscheld & Walster,1974）。不确定感与变异性可能与较强的焦虑和唤醒相关，因此，焦虑和唤醒与这类爱情有关，但不适用于本章讨论的爱的感觉。
自我在一个人共有层次中的位置
人们并不只对伙伴的需要表现出“应答性”，他们对自己的需要也有责任感。他们把自己放在其共有关系的层次中，大多时候都把自己放在顶点或接近顶点的位置上，因为大多数人都感到对自我有巨大的责任感。我们认为自我在层次中的摆放位置有关爱的感觉的潜在意义，它包括自我对伙伴爱的感觉，以及伙伴对自我的爱的感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将自我放在个人层次的最高点，尤其是自我摆放的位置远远高于伙伴，那么即使最强的共有伙伴的需要也永远不会优先于自我的需要。这时我们不会对伙伴做出牺牲，也不太可能宽恕伙伴对自己的背叛行为。虽然，自我在这样的关系中有一些爱和关怀感，伙伴有一些被爱的感觉，而事实上自我的幸福则是优先于伙伴的幸福，这给双方形成一个相当强的信号，即爱的感觉并不十分强烈。这种将自我高于所有其他人的摆放位置可能是极大削弱爱的感觉的一个因素。
如果把自己放在与伙伴同等的层次上(就像许多夫妻那样)，或者把自己放在低于同伴的层次上(就像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中经常做的那样)，情况则大相径庭。在这样的情况中，自我会做出牺牲，伙伴的需要有时或者经常（如果自我的位置低于伙伴）优先于自我的需要，宽恕就会经常发生等等。少数符合这一类别的关系通常被看作具有爱的感觉的关系。我们相信。相对于伙伴的自我位置是对此强有力的决定因素。【2】我们也相信，这就是为什么牺牲自我利益而对伙伴作出应答能促进关系中共有本质的确定性(Holmes & Rempel,1989)。
【2】一个重要的附加说明是一些人在“绝对融通”（unmitigated communion）特质上得分很高（Helgeson & Ftitz,1998）。他们把伙伴的需要置于自己之上，忽略自己的需要，也无法让伙伴注意到自己的需要。我们认为一个人有这样的特质是因为他的低自尊，感受不到关爱的价值，或者有强烈的渴望赢得别人，取悦别人。这一特质既不能促进最佳的“共有应答性”，也不能促进相互的关爱感。
不同层次中“共有应答性”的数量
里斯等人(Reis et al., 2004 )表明通常根据共有强度的层次来排列共有关系，当以这祥的层次排列时，它们倾向于形成金字塔，众多低强度的共有关系为塔底，较少的关系居于中间，极少且高强度的关系则位于塔尖。
在人们(通常大体上)共有关系的三角形定势中，处于不同层次共有强度中人们的数量可能会影响一个人岌关系的感觉。作为共有关系众多人中的一员与作为同层次中的唯一一员或少数人中的一员，这两种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的关系层次中处于绝对高的位置，他可能会有被宠爱的感觉。突然必须在一个人层次中与他人共享一个位置(例如，一个孩子有了弟弟或妹妹)，会引起这个人质疑对方的爱。
什么是理想？什么是现实？
一个人对另一人理想假定的“共有应答性”的数量和对另一人实际给予的数量是不同的。而且，一个人从另一人理想预期得到的“共有应答性”的数量和实际接受的数量也是不同的。在评估什么创造了爱的感觉时，我们认为实际的“共有应答性”是最重要的。然而，我们也相信一个人了解他/她理想假定的应答性水平会促进爱的感受，了解从伙伴理想预期得到的“应答性”水平会促进被爱的感受。
倾向于领悟其他人“共有应答性”的个体差异的重要性
我们已经讨论了以“共有应答性”为特征的爱情关系。当然，在个体做出“共有应答性”（或者做出能引发“共有应答性.的行为）的一般的慢性趋势中存在差异，个体领悟他人对自己“共有应答性”的趋势中也有在差异(给定相同的客观条件)。事实上，这样的差异已成为心理学中的兴趣点。
我们不想详细地讨论这些差异。我们只想简单指出社会与发展心理学文献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些差异对于以下两方面很重要:(a)不管特殊关系是否以“共有应答性”为特征。(b)不管是否支持“共有应答性”。也就是说，关系中的成员是否将一段特殊的关系看做是有“共有应答性”的。
在这方面，许多(在概念上有重叠)特质是相关的(Reis et al.， 2004)。这些特质包括:共有定向 ( communal orientation ) ( Clark et al., 1987 )、自尊(Leery & Baumeister, 2000; Leery, Haupt, Strausser, & Chokel, 1998; Murrayet al., 1998; Murray, Bellavia, Rose, & Griffin, 2003 ) ,敏感性拒绝(Downey &Feldman, 1996)和依恋风格(Ainsworth, Blehar, Waters, & Wall, 1978; Bowlby,1982; Hazan & Shaver, 1987; Shaver, Hum, & Bradshaw, 1988).毫无疑问，呈现出高共有定向、高自尊、低敏感性拒绝和安全型依恋风格的人，一般更有可能在一段给定关系中对伙伴表现出“共有应答性”(Simpson, Rholes， &Nelligan, 1992; Clark et al., 1987)，更有可能表露出其脆弱之处，更有可能向伙伴寻求帮助〔Simpson et al., 1992)，更有可能领悟到伙伴的“共有应答性”，特别是在模糊情境(ambiguous Situations)中(Collies & Feeney, 2004; Downey &Feldmam, 1996) 。他们也不太可能受到伙伴负面信息的威胁，即使面对任何拒绝的信号，他们也不太间能停止对伙伴的依赖。的确，对伙伴的正面信息深信不疑的人甚至会从伙伴的缺点中发现优点〔Murray & Holmes, 1993, 1999) 因此，我们认为这样说是保险的，即呈现高共有定向、高自尊、安全型依恋风格及低敏感性拒绝的人比其他人更可能感受到其亲密关系中的“共有应答性”以及“爱”。
什么促成了“共有应答性”？
是什么促使了“共有应答性”行为？有没有支持“共有应答性”，并且促进爱与被爱所有感觉的过程？我们相信人们在成功赢得“共有应答性”，关系上的不同，不是因为其基本的共有规范的基础知识上的差异。实际上，文化已经教给我们如何在类似的关系中表现出“共有应答性”。如果详细询问，大多数人都会欣然赞同，提供帮助、为实现目标提供支持、与伙伴共享愉悦的活动、愿意宽恕伙伴和通过语言与象征性的行为表达关爱，这些行为对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很有帮助。事实上。当人们渴望建立一段新友谊或浪漫关系时。大多数人都擅长于立即表现出“共有性” (Berg & Clark, 1986; Clark & Mills, 1979;Clark & Waddell, 1985; Clark, Ouellette, Powell, & Milberg, 1987; Clark et al.1986; Clark et al., 1989; William- & Clvk. 1989)。
信任是核心
在具有挑战性的情形下，建立、深入特别是维持共有关系的关键在于信任，(1)信任就是一个特殊的伙伴真正关心着自己的幸福，同时不会利用或伤害自已，(2)信任就是伙伴渴望得到关心并且会接受这种关心，以及一段共有关系。前一种类型的信任使一个人有勇气表达需要，寻求支持；后一种类型的信任使一个人有勇气提供支持。
在特定关系中，对特殊伙伴的信任对于一段爱情关系来说是十分关键的。
这种信任的建立主要在于拥一个伙伴，这个伙件即使在面对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仍然会真正关心着一个人的幸福(Holmes & Rempel 1989; Holmes2002) ,当然，人的信任倾向是所谈到的与“共有应答性”相关的个体差异中的关键部分。然而，存在于特定关系中特定伙伴的信任对获得爱的感觉是很重要的。不管一个人通常多么安全和值得信任，如果他不在特定关系中表现出来。那个人并不会体验到爱。
人们扩展“共有关系”的本性
在新关系或者共有强度有潜力增长的关系中。除了对特殊伙伴的信任，一个人扩展“共有关系”的本性可能会影响这个人表露自已脆弱之处的意愿(和引发关爱)。尽管这很少被谈及，如果一个人渴望另外的共有关系，对一个或更多的共有伙伴表现出信仰与信任，能给人以毅力去尝试发展其他的共有关系。毕竟，如果新关系没有成功，还有其他人可以依赖，自我仍被看做是良好且称职的共有关系伙伴。与此同时，如果一个人感到共有关系是足够的，需要能得到满足，而且关心别人的资源有限，那么拥有强有力的共有伙伴可能会抑制伙伴关系的发展和现有伙伴关系的深化。
信任会产生什么样的增进关系以及爱的进程？
我们觉得对伙伴真正关心一个人的信任会引发许多的人际过程，这些过程能促进共有关系的形成、维持与巩固。你可能很容易理解对伙伴关爱的信任如何促进产生一些行为，这些行为包括能引发支持的行为，例如表露一个人的脆弱，自我表露其需要、目标和渴望，表达情绪(Clark et al.，2004: Clark &Finkel, 2005);以及包括直接寻求帮助的行为。在这样的行为中。信任是必要的，因为他人能拒绝一个人(从而伤害一个人的感情或使其感到尴尬)或者甚至利用这个人表露出的脆弱之处。非相倚的接受来自伙伴的关爱，信任同样是很关键的，因为个人这样做就等于发出信号说他愿意依赖他入。
对干非相倚地提供支持的过程来说，信任同样是必需的。当伙伴不是因为得到利益而回报以及不要求回报地给予利益时，人们更加喜欢他们(Clark &Mills, 1979)。在一项涉及已婚夫妇和每日给予利益的日记研究中，夫妇均反映出由于共有(非相倚)原因而给予他人利益，以及在共有的非相倚性的基础上获得利益，比在相倚性基础上给予或获得利益更能令人体验到积极的情绪( Clark. Graham, Lemay, Pataki, & Finkel, 2006)。但是，当一个人非相倚地给予别人关爱时，他这样做并不能同时保证别人会欢迎自己的支特，也不能保证(希望是在相互的关系中)别人会对自己表现出同样的“应答性”。我们相信，信任让人有勇气相信“应答性”会受欢迎。信任也使人放心，相信当有同样的需要时，别人也会对自己表现出“应答性”。我们相信，缺乏信任会使人运用交换规则，包括强调保证和自我能得到支持补偿，可能不太明显，还为自己准备一个“借口” (cover)，以防止别人“应答性”的努力水平会下降。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这样想，甚至这样对别人说，一个人其实是为自己寻求一些什么，而不是向别人显示自已对共有关系的渴望。来自婚姻纵向研究的初步证据显示，对别人缺乏信任确实会促使交换规则的使用。在婚姻过程中，回避型（而非安全型）个体会更多地使用交换规则，并面临配偶一方“共有应答性”的下降( Clark, 2005 ) 。
信任也会引发许多共他的人际交往过程，它们并不直接涉及提供或接受支持，但是会支持更宏观的过程，即对伙伴的依赖性逐渐增长。默里、霍尔姆斯及其同事在探讨依赖性调节时已经阐明这一点( Murray, Holmes, & Goiffin,2000)。他们表明，相信伙伴积极地关注自己〔说得更具体一些，相信伙伴关心着自己的幸福)会使一个人“信念跳跃” ( take a leap of faith )，并对伙伴产生积极的错觉。他们研究这种错觉在很大程度上是认为伙伴拥有仁慈等特质，这使人们敢于表露自己的脆弱，并相信自己的共有行为会被接受。我们认为，这增加了一个人的“共有应答性”，反过来也鼓励伙伴真正做到那些规范。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默里、霍尔姆斯和格里芬(Murray, Holmes, & Griffin,1996)发现人们倾向于不辜负伙伴对他们的错觉。信任所引发的其他过程可能也有助于维待或增强其对伙伴的依赖，包括对伙伴的欠完美行为作出适当的归因(Fincham, 2001 )，表现出和解(Rusbult, Vertte, Whitney, Slovik, & Lipkus,1991; Wieselquist, Rusbult, Foster, & Agnew, 1999)，而且认为自己的伙伴比其他可选择的伙伴更优秀(Rusbult, Van Lange, Wildschut, Yovetich, & Verette, 2000)
信任的缺乏是如何减损“共有应答性”的？
我们认为对别人关爱的低信任是干扰关系中“共有应答性”与“爱”持续性发展的主要因素。不信任增强了一个人的自我保护，这通常会导致(1)在一个人的共有关系层次中，将自我置于伙伴之上，有时甚至远远高于伙伴的位置；(2)使人非常不情愿表露脆弱；(3)使人不情愿对别人表现出非相倚性应答，以免别人拒绝自己主动表示的“共有应答性”(这会造成伤害)或者在自己有需要时别人不作出回应(在相互的共有关系中)。最后的附带结果往好一点想是独立于他人，往坏处想是冲突、怀疑，以消极防御的方式解释伙伴行为的倾向(Collins. 1996; Collins & Allard, 2001 ),还有完全消极的互动。
最近我们研究了另外两个过程，我们相信对他人关爱的不信任和由此而来的自我保护感，会导致相倚性的积极使用，即克拉克和米尔斯(Clark & Mills,1979; Mills & Clark 1982）所说的亲密关系中的交换规则，以及记忆中将伙伴的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分离的倾向。这样，在给予和接受利益时，会首先考虑相倚性规则。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平”的，事实上，已经被作为维持关系质量的一项积极技术来提倡(Walater, Walster, & Berscheid, 1978)。但是，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伴随着的相倚性规则既损害了给予者的关爱感，也损害了接受者作为关爱对象的感觉。这还导致了“应答性”更多的是由给予者的需要指定的，而并非由潜在接受者的需要、渴望或者目标来指定。
早期的研究证据显示，比起相倚性规则〔contingent rules)，人们在亲密关系中给予利益时确实更喜欢遵循非相倚性规则，这表现在当人们本来渴望拥有共有关系而伙伴却表现得遵循交换规则，当回报已得利益或者对付出的利益要求回报时，人们会不再那么喜欢伙伴(Clark & Mills, 1979; Clark & Waddell1985),而且，当渴望共有关系时，伙伴会避免关注利益(Clark, 1984; Clark,Mills, & Corcoran, 1989)。最新证据来自对持续婚姻的研究，尽管几乎所有的夫妻开始都认为共有规则对于他们的关系来说是理想的(Grote & Clark, 1998；Clark, 2005)，并努力做出“共有应答性”行为，但是应激性事件导致成员开始计算公平，这转而增加了冲突(Grote & Clark, 2001 )，并表现出与低信任和婚姻满意度的降低相关(Clark, 2005 ) 。
对他人低信任度而引发的另一个过程是片面地将伙伴看成是“完全正面”或“完全负面”的(Graham & Clark, 2006)。格拉汉姆和克拉克(Graham &Clark, 2006)推测，尽管所有人都有归属的需要( Baumeister & Leary, 1995 ),但是，对于那些不相信他人会关心自己的人(通过低自尊和焦虑型依恋表示〕来说，接近一个看似不太完美的人是困难的。因此，在低威胁的情况下，他们趋向于将他人看做是完美的，这使他们既可以与这样的人接近和互动，又让他们感到伙伴会对他们做出积极的反应。然而，一旦他们觉察到他人的缺点，就会像变魔木一样很快发现所有其他的缺点，这提供给他们一个回避依赖此人和尴尬的借口。格拉汉姆和克拉克声称，人们具有把伙伴看做是“完全正面”或“完全负面”的倾向，高自尊（和信任他人）的人并不具有这种特征，他们以更现实和稳定的方式看待伙伴。
然而，尚无证据表明，我们将伙伴的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以分离(而非整合)的倾向用多种方式减损“共有应答性”。首先。伙伴强大和簿弱平衡的感觉应该既支持对那个人最佳的“共有应答性”，也支持那个人最佳的寻求帮助。例如，如果个人知道伙伴的数学能力很好同时又很健忘，他就可以建议他/她申请一份能发挥自己能力的称心如意的工作，同时会提醒他/她申请的截止日期；如果一个人在参加的课程上需要一些数学指导，这个人会请求帮助并且打电话提醒他/她什么时候需要帮助。除此之外，一个平衡的观点应该是稳定的，并且对伙伴跨时间和事件的“共有应答性”的平衡感(Clark & Graham.2006; Wortman,2005)，应该会增加信任与爱的感受。相反，对伙伴“完全正面”和“完全负面”的观点，会导致对伙伴抱有过多的期望，相信他们需要很少的支持(观点是正面时)和回避支持或依赖伙伴(观点是负面时)。
总结与结论
我们相信重复一致地给予和接受“共有应答性”会让人产生爱的关系体验。在相互的共有关系中，这样的“应答性“依赖于每个成员认为他人会关心自已，并且自己也会接受他人的关心。除此之外，自己在伙伴共有关系的层次中处于什么位置。以及一个人把伙伴放在自已层次的什么位置，能影响爱的感觉，相对于伙伴更高的位置，会增强爱的感觉。信任产生各种人际过程，包括“共有应答性”的实际行为（表示理解、批准和非相倚性的帮助；与他人一起参与合作性的活动；支持；发出一关爱信号）和通常直接引发关爱感的行为（情绪表达、自我表露、寻求支持）。不太明显的是，信任促使一些过程的出现——例如一个人更正面积极地看待自己的伙伴，对伙伴的不端行为作雅量的归因，表现出和解与宽恕——这会使人舒适地维持关系，并继续以“共有应答性”方式来行动。
相反，低信任阻碍了“共有应答性”和可能引发他人“共有应答性”的自我信息的表露。取而代之。它引起一些表面看似还不错(甚至出色)的行为但同时损害了“共有应答性”。这样的行为包括当接受支持可能非常有效时仍然依靠自己，压抑情绪，只在相倚性的基础上给予与接受利益，以各种自卫性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可能导致看待伙伴慢性有害的思维方式，例如分离关于伙伴的正面和负面想法。与高“共有应答性”相关的行为更能引发爱的感觉。
我们并不认为“共有应答性”及其相关的人际过程是对爱进行创造性定义的唯一方式。然而，我们确实认为“爱”常用来指一段以“共有应答性”为特征的长期关系，以及关系中所伴随的舒适感、安全感和温暖感。我们深信“共有应答性”也是促进亲密关系的最重要因素，而一段亲密的爱情关系对于一个人的身心健康是十分有益的(Clark & Finkel, 2004)。
致谢
此章的准备工作得到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批准资助的BNS 9983617研究计划的支待。本章表达的是作者的观点与主张，并不代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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