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人生旅程的深浅足印。如果没有记忆,我们的过往只剩一片空白,任凭他人诠释注解。唯有记忆的存在,才能证实从古至今,人类繁衍存续,非虚幻梦境。柏拉图认为记忆是纯粹且完美的,过往经历皆完好地收藏在记忆领域中,随人回顾怀想。弗洛伊德鼓其如簧之舌,有时说记忆由梦境与现实交杂而成,有时則将记忆比喻为重播的影片,滚轴回转到特定时间点,人们透过自由联想,可以还原当时情境。今曰我们对记忆的诸多看法,皆不出自弗洛伊德及柏拉图的观点。心理学家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却打算挑战两位宗师的地位。她怎么说?记忆像诡异多变的河流,像狡黠的老鼠,行踪难以掌握。洛夫特斯大胆创新的见解,震撼实验心理学界。她精心设计实验,测试记忆内容是否真实可靠,结果不仅出人意表,更耐人寻味,也引起各界议论挞伐。
她首先请受试者描述看过的物品,如:交通标志、胡须、农舍、刀子等。她可能会问受试者:“那个标志不是黄色的吗?”只要她言词暗示有此可能,受试者明明看到红色的标志,几乎都会附和说是黄色。其次,她请受试者观赏影片,片中一名头戴面具的男性,身受枪伤,倒在无人街头。她若问到以下问题:“你记得那个人有没有留胡须?”每位受试者都说有胡须,然而片中男子头戴面具,根本无从分辨。任教于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实验心理学家洛夫特斯说:“现实与想像只有一线之隔。”她以这项实验印证上述观点,也让我们知道,即使是微乎其微的暗示,也会影响记忆的真实性。只要告诉某人他看到一座谷仓,打算把谷仓漆成蓝色,大脑就开始酝酿,此种印象逐渐浮现。记忆宛如孩童的水彩画,在画纸上随意涂满浓稠颜料,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事实上却是一片混沌。
洛夫特斯自此声名远播,或说恶名昭著也无妨。不过她发现记忆会遭扭曲,这项发现本身已具有极佳卖点。20世纪70—80年代,多位律师委请洛夫特斯协助,指出目击证人的描述与监视器拍摄画面不符,试图改变陪审团的决定。洛夫特斯说:“我帮过不少人。”包括山腰扼杀者(the Hill side Strangler)①、梅嫩德斯兄弟(the Menendez brothers)②、诺斯中校(Oliver North)③、泰德·邦迪(Ted Bundy)④等。我很惊讶:“泰德·邦迪?”她说:“没错。那时还没人知道他是连续杀人犯。”
我问她:“你这么肯定?你为这些人辩护,但你怎知他们确实清白无罪?”她回答:“你想知道,我就告诉你吧!虚假的记忆让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摇身一变成了骗子。现在层出不穷的儿童性侵害案件,搞得人心惶惶,其实虚假记忆这种病才可怕。……每天晚上在我们好梦方酣之时,不知有多少儿童遭强暴或虐待,这些孩子可能不敢讲出来,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事实上,会相信的人还真不少!”洛夫特斯说完,突然哼了一声,接着一阵沙哑的笑声,凸显话语中的戏谑意味。她很特别,略带洒脱散漫的气质,游走于专业形象与个人情感间,来去自如,难以捉摸。她接着补充:“25%的受试者会这样。虽然不到半数,但就统计学层面观之,意义相当重大。这么多人会受……。”她静默片刻,突然话锋一转,说:“我讲过我的情人吗?”今天是2月14日,她刚收到前夫的卡片。这是指她“过去式”的丈夫葛瑞格。洛夫特斯拿出卡片,念着:“你知道我爱你哪一点?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就像弗洛伊德讲的。”她笑说:“我还爱着他,可惜他巳经再婚了!”
1990年是洛夫特斯人生的转折点。一般人很难明确指出哪些事情改变自己的一生,通常都是许多事件纠结不清,逐步酝酿,总得经过多年沉淀,才看清一切始末。洛夫特斯却不是这样。1990年,一位名叫洪葛德的律师致电洛夫特斯,请她为一桩相当棘手的案件出庭作证,被告是一名63岁的老翁富兰克林。他的女儿艾琳指控父亲在二十多年前强暴她的好友且予以杀害。这段回忆在她心里尘封多年,直到此时才想起。年代久远的无头公案,受害者已成一堆白骨,正是心理学天后洛夫特斯拿手的好戏。她当仁不让,跃上舞台。洛夫特斯说:“你目睹重大变故,完全失忆,而突然在十几年后,灵光一闪,想起整件事的始末经过?我认为这不可能。”洛夫特斯并不打算争辩这些重大变故是否确有其事(毕竟总是会有儿童受害)。她质疑的是,受创的经验能否完全与意识脱节,原封不动贮藏在某个秘密空间,等时机在熟,全数涌上心头,犹如深埋地底的珠宝箱,开箱即可见到硕大宝石闪闪发光。洛夫特斯说,记忆的光芒无法持久,转瞬间消褪隐灭。她曾在实验中亲眼目睹纯粹的记忆如何受到污染,此外,时间越久,记忆越模糊。眼前这名老翁富兰克林即将被判有罪,除了女儿的儿时记忆,没有其他确切根据,而她的记忆很可能是受某位新世纪心灵治疗师的暗示而来。洛夫特斯将“暗示”视如妖魔!常人不过一层薄皮覆盖肌肉与骨骼,任何东西都穿得透,才会难以抗拒暗示。这可不是危言耸听。
所以洛夫特斯出庭为富兰克林作证。她告诉陪审团员,艾琳的记忆未必可靠,问题不在她这个人,而是记忆运作的必然结果,时间一久,遗漏在所难免。遗忘多时后突然恢复记忆,这类案件在当年屡见不鲜,媒体也大肆报导,富兰克林案也是其中之一。洛夫特斯在法庭上指出,人类心灵惯于将事实与想像混杂,改造过的记忆反被当做确有其事。她举实验结果为证:受试者把红色标志记成黄色,不存在的谷仓却描述得煞有其事,印象中有胡子的人事实上却没有。艾琳说她看到父亲用来敲碎好友头骨的石块,看到戒指在阳光下闪烁,她还想起地上有一滩血迹。洛夫特斯说:“这些都不是真的。艾琳后来从新闻报导中才得知这些细节。”陪审团并未相信她的说法,洛夫特斯为此深受打击。事隔二十多年,富兰克林因强暴及谋杀女儿好友,被判有罪。这样的结果令人心寒,也让她决定后续的研究方向。洛夫特斯告诉我:“从那时起,我便立志终身都要帮助那些遭受诬告的人。谷仓与交通标志的实验结果的说服力显然还不够。更何况当时正流行恢复回忆的心理疗法,每个人都相信记忆会受压抑。我知道我不仅得证明记忆会受扭曲,更要证明我们可以把全然虚构的记忆植人人脑,让记忆无中生有。”洛夫特斯露出了得意的神情,好像万圣节时要糖吃不然就捣蛋的小孩。有了机会可以捉弄人,岂有不把握的道理!洛夫特斯拥有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是个数学奇才,对流行趋势了若指掌,深知如何迎合时下潮流,让他人接受其信念。然而她的想法未必都是好的。她也许和我们没有分别,也会放大记忆美好的部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终究是常人的通病。
1990年,洛夫特斯为富兰克林案出庭作证,尽管当时一般人普遍认为艾琳是因记忆受到压抑,多年后才回想起当时所见,洛夫特斯却认为这些回忆未必可信。在此之前不久,巴斯(Ellen Bass〉与戴维斯(Laura Davis)合撰的《勇气可嘉的女人》(The Courage To Heal:A Guide for Women Survivors of Child Sexual Abuse),—出版就造成轰动。书中提到:“你觉得受到侵害,……就表示你的确受到侵害!”洛夫特斯对这种主张相当不以为然。还有许多心理治疗师鼓励经历创伤的病人“恣意想像,解放受压抑的记忆”。性侵害的相关法规也逐步修改,原先规定的法律追溯期为事发后5年内,改为记忆恢复起5年内,皆可提出诉讼。换言之,只要子女接受心理治疗后想起什么,即使父母年事已高,也得面临法律诉讼。洛夫特斯说:“这些指控可能是恶意栽赃,罗织罪名,并且联邦调查局探员找不出任何真凭实据。”
巴斯与戴维斯的书、富兰克林案的审判,多少都有影响。但关键则是全美各地涌来的信件。许多父母看到洛夫特斯在法庭上为富兰克林辩护,纷纷写信求助。许多父母遭子女控诉施暴,尽管内容相当粗糙,情节离奇地让人难以置信,却让这些家庭破碎,让这些坚称自己无辜的父母心力交瘁。
洛夫特斯说:“这些人接二连三来到我家,我的电话费暴增,一个月几百美元。但我知道,除非我提出科学证据来证明心灵不仅会扭曲记忆,而且也可以全然无中生有,否则我帮不上忙。我想要以实验证明这种可能,但怎么做呢?怎么做都会涉及伦理道德。一扯上研究伦理,怎么做都不对了,任何信息都得不到。你只是找人施行心理实验,不管影响再小,就算完全无害,都会被夸大渲染,好像是医师明知病人感染梅毒,却不加以治疗。”她边笑边说:“最好的办法是植人受到性侵害的记忆,但这样不道德。我反复思索,怎样才能让受试者感受深刻,却不会造成伤害。我想了很久,想过许多不同的情境。”
我问:“比如说?”
她说:“拜托,我现在哪想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