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teson团体闯入家庭治疗领域或多或少是个意外。当这个团体1954年开始会见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希望去解释他们沟通的模式时，项目成员发现他们陷入了一个帮助解除那些不快乐的人的痛苦的助人角色。当Bateson成为无可置疑的团体领袖的时候，Don Jackson和Jay Haley成为发展家庭治疗最有影响的人物。
Jackson 杰克逊
Jackson拒绝了那些他从训练中获得的精神分析的概念，而聚焦在人们互动的动力上，沟通分析成为他的主要工具。到1954年，Jackson发展了一个初步的家庭互动治疗，在被递交到在圣·路易斯召开的美国精神病学联合会大会的题为“家庭动态平衡问题”（The Question of Family Homeostasis）的文章中，Jackson借用生物学和系统理论，描述家庭是一个动态平衡系统，维持内部功能的相对稳定性。（Don Jackson说明有问题的沟通模式从某种角度看，现在还是有用的）
Jackson的家庭动态平衡概念是一套抵制改变的系统，这成为家庭治疗前30年的代名词。现在看来，我们可以说强调动态平衡会过于强调家庭的保守性，低估了它们的灵活性。但在那时候，认识到家庭抵制改变和作为抑制作用的影响力，对于理解什么卡住了人们有很大作用。
尽管在实践上，Jackson和他的同事可能过于简化了家庭动态平衡的本质，但他们的理论文章还是逐渐变得复杂起来。他们认识到，一致性并不一定等于僵化（早在1939年，生理学者Walter Cannon说，“面对外部的混乱，即使社会和工作组织也会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状态”）。家庭动态平衡是一个动态的状态，正如Cannon所说是相对的稳定性。家庭寻找维持或者恢复现状，家庭成员的功能就好像管理者以防止家庭按照刺激错误的路线行事（Haley，1963）。结果就不仅是一成不变，而且带来行为变化的稳定性。
在《精神分裂症状和家庭互动》（Schizophrenic Symptoms and Family Interaction）（Jackson和 Weakland，1959）一书中，Jackson描述了病人的症状是怎样维持了家庭的稳定性。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年轻女人被诊断为紧张性精神症患者，她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极度的优柔寡断。然而，当她可以决定自己的行为时，她的父母分居了。她的母亲变得无助和依赖，她的爸爸也确实变成了性无能。在一次家庭会谈中，她的父母没有注意到病人做了一个简单的决定。直到听了三次会谈录音，他们才最终听到女儿的说法。病人的优柔寡断不是疯狂或无意义，而是在保护父母，不让他们面对自己的困难。这是最早发表的关于病症怎样在家庭系统中发挥作用的案例之一。这个案例还包含了一个敏锐的观察，孩子的症状常常是父母问题的夸大。
从心理推论到沟通顺序的行为观察，Jackson发现他需要一种新的语言来形容互动。他的基本假设是所有持续关系中的人们发展成套互动的模式。他将这种模式称为“行为过剩”（behavioral redundancy）（Jackson，1965）。
这个术语“过剩”（redundancy）不仅捕捉了家庭行为的重要特征，也反映了Jackson的现象学的姿态。传统的精神科术语例如投射（projection）、阻抗（defense）和退化（regression）暗示内在的动力多于早期家庭治疗师的简单描述语言。即使在开处方使用的概念中，Jackson依旧热衷于描述。他的规则假设（rules hypothesis）只是总结观察有过剩行为模式的亲密团体（两个、三个或者更多）的方法。规则（好像学哲学的学生学习何时学习决定论）能解释规律性而不是控制。规则假设的另一部分是家庭成员只用一些对他们方便的行为。这个看来无知的事实却恰恰使得家庭治疗存在成为可能。
来寻求治疗的家庭好像是卡在很少的选择之中，或是在不必要的顽固规则之中。既然大多数的家规是没有说出来的，没有人认可它们，所以它们也很难改变。然而，治疗师作为局外人可以帮助家庭看到和检测到其生活的规则。
Jackson的治疗策略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精神病是源于人们在既定的框架中与他人接触的方式。他认为人类行为是相互的和在特定环境下产生的。问题解决包括转变问题发生的情境。尽管Jackson写的文章大多是关于理解家庭，而不是治疗家庭，许多他的解释性概念［动态平衡机制（homeostatic mechanism）、代替物（quid pro quo）、双向束缚（double bind）、对称（symmetry）和互补（complementaity）］依然说明了他的策略，并变成了系统取向家庭治疗师的早期语言。他最早尝试区分有功能的互动［多余的行为模式（redundant behavior pattern）］和无效的互动［维持问题（problem-maintaining）］。为此，他观察什么时候问题出现，在什么情境下出现，谁来说这个问题，人们又是怎样回应这个问题。假设症状是动态平衡机制，Jackson常常探究为什么问题在变好之后，家庭可能会变得更糟糕。个人可能希望变好，但是家庭可能需要一些人去扮演病人的角色。改善可能会威胁到事情的防御顺序。
Jackson以家庭动态平衡系统的模式强调维持症状行为质的平衡。这会导致观点背离和失常，例如症状的和非理性的行为，不一定都是负面的，至少对那些与此共存的人来说不是。例如，一个父亲吸烟，可能会使得他对妻子少提要求或者少强迫或约束孩子。不幸的是，跟随着Jackson，一些家庭治疗师从症状的观察跳到假设的目的，即一些家庭需要一个患病的成员，因此，常常导致一个观点：父母导致替罪羊的孩子。尽管这句话听起来很漂亮，因为孩子的失败而责备父母是历史悠久的传统的一部分。如果一个6岁的男孩在家里有不良表现，或许我们应该去注意一下他的父母。丈夫的酗酒不一定是家庭的错误，如果暗示家庭对他们精神分裂患者的精神病行为有责任，这对家庭一定不公平。
回顾从前，我们能看到早期是如何强调动态平衡，以及家庭作为机器的控制论的比喻，这一取向导致了治疗师更多地被视为机械工而不是医治者。他们热切地要从病态家庭的束缚中解救出“家庭的替罪羊”，但早期的家庭治疗师引发了自我抱怨的抵制。治疗师认为自己是在解救家庭中的无辜受害者，采取了敌对的立场好像一个要去摧毁乌龟背上的壳，然后才发现这个生物根本不想从壳中爬出来。
Jackson（1965）最锋利、最有影响的文章当属“家规：婚姻补偿物”（Family Rules：Marital Quid Pro Quo）。根据Jackson的说法，婚姻中的角色分配不只是因为性别差异，而是他们起源于在长期关系中有效的系列代替品。传统的看法认为婚姻角色源于性别差异，将行为归因于性格，而不是认为关系的范围依赖于互动和在人们之间有效的互动规则。Jackson的观点并不认为性别差异不存在，但是它相对不那么重要。正如其他任何关系一样，婚姻中的主要差异怎样运作，不是既定的模式。事实是许多婚姻的代替品不是有意识的或是明显的，所以家庭治疗师能够扮演一个有用的角色，寻找出无效的或者是不公正的安排。Jackson另一建设性的思想是对互补关系（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和对称关系（symmetrical relationship）的两分（和许多重要的家庭治疗观点一样，这一概念也是由Bateson最先提出）。在互补关系中，人们不相同但互相吻合：如果一方是逻辑的，另一方则是情绪化的；如果一方弱，另一方则强。对称关系建立在平等和相似的基础上。如果一对夫妻都有职业且分担家务就是对称关系。
大多数Jackson的概念（互补／对称、代替品、双向束缚）说明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尽管他的本意是发展出描述家庭互动的语言，但是他最成功之处还是在描述夫妻关系。只聚焦在婚姻关系的双方是帕洛阿尔托团体的一个局限性。他们对沟通的兴趣导致了一个成人中心的偏见，并且他们倾向于忽略孩子以及组成家庭的各种三角。
Bateson团体的伟大发现彰显了家庭中不存在简单的沟通，每个信息都由另一个更高层次的信息来限定。在《心理治疗的策略》（Strategies of Psychotherapy）一书中，Jay Harley（1963）发现转换信息是怎样被用于争夺控制权，这是许多关系的特征。他认为，症状代表了不同层次之间沟通的不一致。有症状的人做一些事情，例如在开门之前碰了门把六次，然而同时他还在否认他真正做了。他情不自禁，这只是他的现状。然而，这个人的症状，虽然他控制不了，但却有了后果。对于一个患了类似强迫症的人，你是很难期待他在早晨走出房间的，不是吗？
既然症状行为不是“理性的”，Haley也不依赖与病人讲道理来帮助他。相反，治疗变成猫捉老鼠的策略游戏。
Jay Douglas Haley (July 19, 1923 – February 13, 2007)
Haley（1963）认为他的治疗是一种引导形式的治疗并将其归功于Milton Erickson，因为从1954～1960年，他师从Erickson学习催眠。确实，从Haley的早期文献来看，很难区分Erickson何时“离开”，Haley何时“诞生”。在他称为“快速治疗”中，Haley几乎将环境对病人症状的影响可能降到最低。他的第一步设计常常是去控制治疗关系。Haley引用Erickson的方法在第一次会谈中就建议病人：有一些事情他们愿意说，但也有另外一些事情他们不愿意说，所以，那些不愿意说的，就应该不说。因此，治疗师是在指导病人恰好去做他们能够做到的事情，于是治疗师在不自觉中就占据了上风。
快速治疗的决定性技巧就是引导（directives）的使用。正如Haley所说，向病人去解释问题是不够的，真正有用的是让他们做实际的事情。
Haley的一个病人是自由摄影师，他强迫性地制造愚蠢的瑕疵以毁掉每张照片。最后，病人变得由于太希望避免错误以至于紧张得不能去拍照片。Haley指挥这个人出去拍三张照片，要求是每张都要有明显的错误。这里的悖论就在于如果你有意去这样犯错误的话，你就不会无意犯错。
在另一个著名的案例中，Haley告诉患失眠症的人，如果他半夜醒来就一定要起床然后去给厨房的地板打蜡。病人立刻痊愈！这里说明了一个控制论的原则：人们会做任何事情以便逃避做家务。
大多数来自帕洛阿尔托团体的概念———双向束缚、互补性、代替物———都聚焦在双方的关系上，但Haley也开始对三方的关系发生兴趣，正如他所说的联盟（coalition）。联盟和结盟（alliance）不同，后者只是双方的合作安排，并不以牺牲第三方为代价。在Haley观察到的有症状的家庭，大多数联合是“跨代的”（cross-generational），即父母中的一方集合孩子来反对另一方。例如，母亲常常在为孩子说话的时候贬低父亲。此外，孩子慢慢使得自己介入争吵的父母之间，要不就成为“小帮手”，要不就是变成“小病人”。
在《病态系统理论》（Toward a Theory of Pathological Systems）中，Haley描述他所称的“倒三角”（perverse triangle），常常会导致暴力、精神病或者是系统的破坏。一个倒三角就是隐藏的联盟，破坏了跨代的等级关系。例如，每当母亲想惩罚孩子的时候，孩子都向奶奶寻求安慰，或者一方向孩子抱怨另一方的不好。倒三角遍布在组织中，例如，一个领导联合下属反对另一个领导，或者是教授向学生抱怨他们的系主任。超越控制论、二元到三元和等级关系，Haley变成了家庭治疗的策略和结构学派的桥梁性人物。
另一在家庭治疗前十年扮演领导角色的帕洛阿尔托团体成员是Virginia Satir。她是魅力超凡的创新者，其临床艺术比理论贡献更出名。对于那些有幸看到她的现场示范的人来说，对她的影响倍感鲜活。和帕洛阿尔托的同事一样，她的兴趣也在沟通，但是增加了感受的层面以便平衡相对冷静和思考的取向。
Satir认为遇到问题的家庭成员受困于狭窄的家庭角色上，例如受害者、讨好者、叛逆者或救助者，这些角色抑制了关系并侵蚀了自尊。她关注的焦点是，怎样区分这些自我限制的角色并将家庭成员从羁绊中解放出来，这个焦点和个人密切相关。于是，Satir在早年家庭治疗的发展中是一股人性化的力量，因为当时许多人迷恋系统的隐喻而忽略家庭的情感生活。
Satir
Satir关注澄清沟通，表达感受并培养一个相互接纳和温暖的气氛。她的伟大力量在于不仅将家庭的愤怒和怨恨联结起来，也要联结希望和恐惧、向往和失望。能够将愤怒暴发背后的孤独、渴望引发出来的治疗师就是可以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治疗师。
Satir真正著名之处还在于她化消极为积极的能力。这是成为一名家庭治疗师的重要技巧。大多数家庭至少有一个成员，他们因为错误或失败变成了局外人。除非这些不太受欢迎的人能够被重新纳入家庭关系，否则很难治疗或者是合作。在Lynn Hoffman（1981）的书中，有这样一个例子，Satir会见了当地牧师的家庭，这家有个青春期儿子，他使两名女生怀了孕。在会谈的屋子里，一边坐着男孩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男孩坐在对面的角落，头低垂着。
Satir自我介绍并对男孩说：“你爸爸在电话里和我讲了很多你的情况，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说一句，对有一点我们是确信的，我们知道你的本质是好的。”男孩抬起头非常吃惊，这时Satir转向男孩的母亲，响亮地问：“你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们你的看法？”
1964年，Satir的著作《联合家庭治疗》（Conjoint Family Therapy）的出版确实起到推广家庭治疗运动的作用。这本书以及《人类沟通的语用学》（Pragmatics of Human Communication）（Watzlawick，Beavin和Jackson，1967）有助于推动帕洛阿尔托团体关于系统思考流派的影响。最终，Satir变成人类潜能运动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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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状和家庭互动》（Schizophrenic Symptoms and Family Interaction）（Jackson & Weakland，1959）
《心理治疗的策略》（Strategies of Psychotherapy）（Jay Harley1963）
《病态系统理论》（Toward a Theory of Pathological Systems）Haley
《联合家庭治疗》（Conjoint Family Therapy）Satir 1964
《人类沟通的语用学》（Pragmatics of Human Communication）（Watzlawick，Beavin & Jackson，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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