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han Ackerman
阿克曼( Nathan Ackerman，1908~1971)美国心理学家，家庭治疗先驱之一。20世纪30年代作为儿童精神分析家，将家庭视为社会性和情绪性的单位进行研究。40年代运用成套技术干预患病儿童及其家庭。1958年出版《家庭生活的心理动力学》，成为家庭治疗领域的第一本专著。稍后创建家庭研究所，即阿克曼家庭治疗研究所。认为家庭治疗的目的是通过改变交流模式，向家庭提供再教育和重新组织的机会，并通过化解病源性的冲突，向家庭提供一条诱导变化和成长的途径；治疗者的功能主要是起催化剂作用，进入家庭生存空间，搅乱交互作用模式，帮助家庭进行有意义的情感交流，更好地理解自己。不像其他正统精神分析家那样保持中立、疏远的地位，而是直接介入此时此地的家庭或冲突中，影响互动过程，扶正抑邪，待家庭开始建设性地对待其问题时，便退出。
Nathan Ackerman是个儿科精神病医师，他对家庭的开创性的工作还保持着他对精神分析传统的忠诚。尽管他专注于心灵深处的冲突看起来可能比帕洛阿尔托团体视沟通为反馈缺少创新性，他对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有一种敏锐的感觉。Ackerman说，家庭可能赋予一种整体的外表，但是内在的情绪仍可能分裂为相互冲突的部分。这样一来，你可能认识到这和精神分析看待个人的模式很类似，尽管外观上是人格的整体，实际上它却是由不同的推力和阻力之间造成的精神冲突。
Ackerman后来成为Menninger诊所的工作人员，1937年，他成为儿童指导诊所的主任精神科医生。他最初追随儿童指导模式，即让精神科医生治疗孩子，让社会工作者去见母亲。到了1940年代中期，他开始实验，让同一治疗师同时见双方。和Bowley不一样，Ackerman不再将这些联合会面作为权宜之计，他开始视家庭为基本的整体来诊断和治疗。
1955年，Ackerman在美国精神卫生联合会会议上组织了第一次家庭诊断会谈。会议上，Jackson、Bowen、Wynne和Ackerman知道了彼此的存在并建立了共同的目标。两年后，Ackerman在纽约的犹太家庭服务中心下设家庭心理健康诊所并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1960年，他成立了家庭研究院，191年他去世后，研究院更名为
Ackerman研究院。
除了临床创新，Ackerman还发表和出版了几篇重要的文章和几本书。早在1938年，他就写了《家庭的统一体》（The Unity of the Family）一书。一些人将其“家庭诊断：治疗学前儿童的取向”（Family Diagnosis：An Approach to the Preschool Child）（Ackerman和Sobel，1950）一文作为家庭治疗运动的开始（Kaslow，1981）。1962年，Ackerman和Jackson一起创办了这个领域的第一本学术期刊《家庭过程》（Family Process）。
虽然其他家庭治疗师不重视个人的心理，Ackerman却总在关注人们内心发生了什么，也关注人们之间发生了些什么。他从来不忽略感受、愿望和欲望。实际上，Ackerman处理家庭的模式就好像放大了精神分析处理个人模式，Ackerman讨论家庭怎样面对一些事情并避免和否认另一些事情，特别是涉及性和攻击的问题，而不讨论意识或潜意识的问题。他认为他作为治疗师的工作是可以激发他人的，可以将家庭的秘密公开化的。
在《治疗困难家庭》（Treating the Troubled Family）一书中，Ackerman（1966a）讲述了他对临床现场中出现的礼貌和虚假的不留情面。一个四口之家来寻求治疗，因为11岁的女儿和16岁的儿子间的冲突开始失去控制。女孩近来拿匕首威胁哥哥。父亲叹了口气坐了下来。Ackerman问他为什么叹气并拒绝父亲用累了的理由来搪塞他，追问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于是，他的妻子插话说，她记录了这一周每个人的不良表现。她的挑剔完美地弥补了她丈夫温和的退缩。Ackerman的反应让人吃惊，“好，既然你带着笔记本有备而来，那么，开火吧！”
正当母亲开始读她的详细清单的时候，Ackerman感觉到这些事情很普通，于是他对父亲的非言语行为作出评论，“你在?手指”。这引发了一场关于谁做了什么的讨论。讨论中母亲逐渐占据上风，开始控告父亲紧张时的许多习惯。这时，儿子打断控告，指着母亲说，“你打嗝！”母亲承认有这个小毛病，然后试图转移话题。但Ackerman却不能轻易放手。
后来知道，母亲一躺下来就容易打嗝。父亲说，他很沮丧，每次她都对着他的脸打嗝。但他们间的争执被孩子们打断后又开始了争吵。Ackerman问：“是不是很有趣，打断恰恰发生在你们开始讨论感情生活的时候？”父亲开始描述他的感受：当他想去吻妻子时，妻子却对着他的脸打嗝。“你需要一个防毒面具”，他说。女儿这时又试图要打断，但Ackerman让她将凳子挪远点，那样父母就可以继续谈话。
几分钟后，孩子离开治疗室，Ackerman重新打开一扇通向父母卧室的大门。起初这对夫妻扮演他们熟悉的模式：她抱怨他退缩。他们是完美搭档，她硬他软。但是Ackerman打破他们间的平衡，开玩笑地逗弄妻子并激发丈夫为自己辩护。尽管在事后描述中仍然有空间去指责治疗师偏袒一方，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例子中妻子并没有觉得自己被Ackerman批评或者贬低。丈夫也没有感觉到Ackerman在试图抬高他或压低他的妻子。甚至，在会谈快结束的时候，这对表情严峻、愤怒的夫妻开始微笑并欣赏对方。他们看到他们之间是怎样疏远并允许孩子来转移自己的视线。于是，尽管Ackerman的工作被基本上认为是精神分析式的，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重组家庭结构的努力的端倪。
Ackerman建议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每个人都要在会谈中出现。正如他所说，“在最初与家庭中的每个成员建立有意义的情感交流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创造一个人们之间相互触动的气氛”（Ackerman，1961,p.242）。一旦这种联系建立起来，Ackerman鼓励开放且诚实的情感表达。他是个积极的煽动者（agent provocateur），用他的智慧和意志去促进家庭的袒露和质问，密切关注私人的家庭事务。
Ackerman指出每个人的身份都有好多方面：作为个人，作为家庭子系统的成员，作为家庭整体的成员。为了明确这些身份的组成部分，他对家庭访谈中表现出来的联盟非常警觉。一条线索就是在位置安排中揭示出来的。当家庭成员进入治疗室时，怎样坐通常显示了他们的结盟关系。味蕾让这样的结盟关系表现得更加清晰，Ackerman建议、动员家庭成员之间的交谈。一旦佳通成员开始谈论自己，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出他们的情绪是怎样分割、他们现在的问题和限制究竟在哪里。Ackerman还密切关注非语言的信息，因为他相信，潜在的感受可以通过肢体语言传递，比言语更加准确。
为了促进诚实的情感交流，Ackerman用轻松的办法对付家庭成员的阻抗，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激发人们开口说出他们的心里话。
为了鼓励家庭去放松情绪上的阻抗，Ackerman自己先做到没有限制。他可能一开始支持家庭中的一方，后来又支持另一方。他不认为有必要或有可能一直保持中立，相反，他相信，通过这样反反复复，一会儿支持甲方，一会儿支持乙方，可以在最终达到一种平衡。有时候，他生硬且直截了当。如果他认为某人在说谎，他就直接指出。有人认为这样直接的批评会造成很多焦虑，Ackerman回答说，相比较伪善的礼貌，诚实使人更加安心。
Ackerman视家庭问题为冲突的结果。他说，如果要修复心理伤害的话，个人间的冲突、家庭成员间的冲突、家庭与更大社区之间的冲突必须被澄清或解决。家庭成员内心之间的冲突用户循环反馈系统相关，即心灵内部的冲突促进了成员之间的冲突，相反，成员间的冲突也会导致心灵内部的冲突（Ackerman,1961）。为了扭转症状的干扰，治疗师必须将冲突摆出来，摆到家庭互动的层面，这样就可以发现新的解决办法。Ackerman认为，只要冲突还锁在个人的内心，精神病症就不会改变。
当然，很难简要总结Ackerman随心所欲的去向，以下有几个一致的主题。一是治疗投入与介入深度的必要性。Ackerman和家庭保持深入的情感投入，相反，Murray Bowen却警告治疗师要保持适当党的距离，以避免三角化。Ackerman关注的也是问题的深度、家庭的各种冲突、感受和幻想，但这些都深埋在个人的潜意识之中。精神分析取向使得Ackerman对家庭人际间潜意识中隐藏的主题非常敏感，其激发性的模式使得它可以帮助家庭让这些主题重见天日。
Ackerman对家庭治疗的贡献是重大而又深远的：他是最早构想整个家庭治疗并独创性与能量将其付诸实现的人之一。早在1940年代后期，他就指出单独治疗家庭成员且不考虑家庭的结构常常是无效的。
Ackerman另一主要的贡献是他那出类拔萃的治疗艺术。他是推动这一运动的最伟大的天才之一。那些跟他学习的人都可以证实他的临床魔力。他是个动力分析师，积极、公开、坦率，从不固执或害羞。他是充满热情的也是卓有成效的。他从不只局限于办公室，他建议并经常去做家访（Ackerman，1966b）。
最后，Ackerman作为传道者的贡献可能是最宝贵的遗产。在东海岸，整个1960年代，他的名字就等于家庭治疗。那些足够幸运可以跟他学习的人有Salvador Minuchin，他公开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Ackerman的天分。Ackerman不停地促使治疗师在情感上和家庭接触，运用对质去将隐藏的冲突变为公开的讨论。治疗师要怎样才能激发坦率的自我表露呢？Ackerman通过挑战逃避和情感不真实（tickling the defenses，“挠痒抵抗”）来做到这一点。或许他最持久的贡献在于持续强调个人和整个家庭，从来不忽略系统中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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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统一体》（The Unity of the Family）1938
《治疗困难家庭》（Treating the Troubled Family）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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