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构主义
家庭治疗诞生的时期正是精神分析学派的鼎盛时期，它强调潜意识冲突是人类不快乐的根源。为了取得效果，治疗必须挖掘埋在深处的那些冲突———那是一个漫长而又缓慢的过程。为了抗拒这种医疗模式，家庭治疗师转向系统隐喻，关注行为、互动和反馈。正如我们所见到的，系统理论教我们看到人们的生活是怎样被围绕着他们的各种“交换”所塑造的。但是，为了聚焦家庭互动的模式，系统理论将一些东西排除在外，实际上是两样东西：一是家庭成员的想法怎样影响他的行为；二是文化力量怎样塑造这些信念。
■ 建构主义
1980年代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捕获家庭治疗师的想象力，关于大脑如何运作的研究显示，我们不可能真正知道外部世界，能知道的只是自己的主体经验。对神经系统的研究（von Foerster，1981）和青蛙视网膜的实验（Maturana和Varela，1980）表明人脑不能完全还原这个真实的世界，就像照相机一样，但是会将观察到的东西重新组织。没有东西可以被直接感知。每件事情都经过观察者大脑的过滤。
当Paul Watzlawick、Paul Dell和Lynn Hoffman（1988）将这一新观点引入家庭领域的时候，其影响就如敲了一记警钟——提醒我们不能忽视家庭生活认知的重要性，触动治疗师放弃变成客体专家的假设。
建构主义是现代概念，其哲学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西方著名哲学家康德（1724～1804），认为知识是人们想象力组成的产物。正如洛克（1632～1704）所说，人脑就如白板，外部世界不只是简单地在上面打上印记。康德却认为，我们的大脑可以是一切，但绝不是白板。它们积极地过滤、分类，然后阐释这个世界。
建构主义首先被应用于心理治疗当属George Kelly（1955）的个人建构理论（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按照Kelly的说法，我们通过自己对环境的独特建构来赋予世界意义。我们阐释和组织事件，作出预测，并在这些建构的基础上做出行动。你可以比较这个用主观方式去阐释经验和通过一副眼镜来看待世界。因为我们可能需要改变和抛弃建构，所以治疗变成建构的破旧立新过程——试图从不同的棱镜去了解什么使人可以用更满意、更有效的方式“行走江湖”。
建构主义在家庭治疗中的最早例证就是策略技巧中的重构（reframing）——重新标签行为根据家庭成员的反应而转变。同样一个孩子，如果被视为“多动”（hyperactive）或“品行不端”（misbehaving），父母对孩子会有明显不同的反应。同样地，如果面对10岁叛逆孩子的无精打采的父母开始相信孩子只是“多动”而不是“品行不端”，他们会对自我感觉好一些，因为他们不是“教子无方”，而只是有个“特殊的孩子”。首先开出的诊断说明，父母需要变得加严格，但是这一做法未必有效。其次的建议是：对付难缠的孩子必须要有策略。关键并不是说一种说法本质上比另一种好，但是如果用这一说法会导致无效的处理策略的话，或许新说法足以改变他们的观点并引发一个更有效的反应。
1980年代中期，当建构主义进入家庭治疗之后，引发了一些基本的变化。系统隐喻关注行动，建构主义强调认知的涵义以及个人的诠释。建构主义不是聚焦在互动模式上，而是最为关注人们对他们自己的问题的假设。
当然，建构主义是一种知识论，而不是一套技巧。然而，建构主义者的观点引导传统的治疗模式寻求意义。意义本身变成基本目标。治疗目的从打断行为的问题模式转向通过解放对话的过程帮助来访者发现他们生活中新视角。
这一运动的先驱当属Harry Goolishian和Haelene Anderson，他们的“合作语言基础系统方法”（collaborative language-based systems approach）被定义为，治疗师做什么应少于他们不做什么。在这一模式中，治疗师不认为自己是专家，也不认为他们知道家庭应该怎样转变，所以不会将他们推向固定的方向。治疗的角色不是试图去改变人们，但是要替他们探索自己生活的意义打开另一扇门。
治疗师不通过影响谈话的方向以获得预计的内容或结果来控制访谈，治疗师也不对谈话方向的转变负责。治疗师的唯一职责在于创造一个空间，使得有意义的谈话得以进行（Anderson和Gollishian，1988，p.385）。
建构主义教我们要超越行为，运用认识、阐述、建构我们经验的方式以便从中获得意义并引导我们的生活。建构主义的主要内容如下：看待事物不止一种方法，这是毋庸置疑的。另外，世界上的所有真理都是相对的，治疗师的观点并不一定比来访者的更加客观。本来，在人们心目中，治疗师是一个有特权的、知道原因和解决办法的客观权威，但是，建构主义将他们从这一神坛上拖了下来。
承认我们知道和理解的现实是建构出来的，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认识和理解不真实。大棒和石头能够让你骨折。此外，即使是最忠实的建构主义者（例如Efran，Lukens和Lukens，1990）也提醒我们有一些建构比另一些更有用。建构主义不是为了达到治疗效果而不分青红皂白编造的通行证。
也有人挑战建构主义矛盾的暗示，即没有专家地位的治疗师是没有影响力的治疗师。在Barbara Held的《回归现实》（Back to Reality）（1995）中，对后现代治疗的有思想性的分析指出，“……当然他们面对这样一个矛盾，一方面他们试图否认和缩小专家地位；另一方面他们显然希望自己拥有……治疗师确实不得不将他们的行为作为专业、学科来合法化”（p.244）。
另一关于提醒治疗师不能放弃领导地位的说法令人印象深刻，因而不能不提：
治疗师和来访者真的是在联合做事的吗？他们真的是平等的吗？当然不是。来访者，按照GeorgeOrwell的解释，只有当他们的观点最后证明是有价值的，才能“更加平等”。治疗师是，或者应该是在训练、作为专家、作为客体时更加平等———然而在治疗时，他们是带头人。如果权力意味着主导和控制，那么批评它无可厚非，但是让治疗师放弃领导地位，那是匪夷所思。（Nichols，1993，p.165）
他进一步说道：
如果协商和主持谈话就是治疗师做的所有事情，那么治疗师不如改行做调停人或者是脱口秀的主持人的对手（他们的目的是协商污秽的、辱骂的谈话）。治疗师不仅是主持人，且有个被忽略的教师身份———很边缘，但是每一转变治疗的基本成分。治疗师的教授不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去做，而是帮助他们学会自己应该怎样去做。（p.164）
但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去做”却是Anderson和Goolishian（1988）所关心的。建构主义反对治疗的权威模式，也反对治疗师像一个恃强凌弱者。你不必为了尊重建构主义的警告，避免有攻击型的干预，就认为Salvador Minuchin或Jay Haley的干预方法过于权威主义。一个治疗师太焦虑，就好像在等待偷袭的猫，是不能改变人们的（这也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去了解人们）。
Anderson和Goolishian钟爱的是他们称之为“未知”（notknowing）的态度，他们将自己的专家身份降低，给空间让来访者的想法自然浮现。他们接触家庭不是按照事先确立的结构和功能的概念，他们只带着好奇。即使是那些我们对家庭生活最为珍爱的比喻，“系统”、“缠结”、“三角化”等等，都只是比喻而已。在客观世界中，它们并不存在，是建构出来的，只是比其他的概念更加有用。
Anderson和Goolishian钟爱建构主义的另一点是语言创造了而不是反映了现实。当然，这对描述治疗并不新鲜，“谈话治疗”——好像对话。新鲜的是，将个人叙事置于家庭治疗的高度——这一领域过去一直关注人际关系是如何塑造个人的。
为了强调个人的人格特质，建构主义者被一些人（例如Minuchin）指责忽略社会情境。虽然建构主义不是对社会意识不敏感，但这一传承的作者确实关注个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情形甚于自身生活的整个社会情境。一旦有人指出这一理论过于关注自我，建构主义领袖就这样澄清他们的立场：当他们说现实是构建出来的时，意思是现实是由社会建构的。
■社会建构的现实
社会建构主义从建构主义中衍生出来，就像家庭治疗从个人心理治疗中衍生出来。建构主义认为，我们是在自己的诠释基础上认知并与世界联结的。社会建构主义指出这些诠释是被我们所处的社会情境塑造的。
如果一个14岁的少年持续反抗他的父母，建构主义可能指出男孩可能认为他们不值得他的尊重。换句话说，男孩的行为不仅是父母约束的结果，也是孩子对他们的权威的构建。社会建构主义会在青少年态度上加上一点，父母权威不仅是由家庭中发生的事件决定的，也受到外界文化大环境的影响。
我们从学校、工作场所、与其他人吃饭、打电话、看电视电影等等活动中吸收很多态度和观点，并将它们带入我们的家庭。电视可能是对14岁孩子影响最大的，使得如今的孩子变得复杂而又愤世嫉俗。正如传播学学者Joshua Merowitz（1985）在《没有感觉的地带》（No Sense of Place）一书中所指出的，如今的孩子目睹了成人世界过多的黑暗面，从电视上看到成人隐藏的怀疑和冲突、愚蠢和失败。这种启蒙削弱了青少年对传统权威模式的信心和信任。当看到Homer Simpson的父母形象时，那么在孩子面前很难保持成人的智慧偶像。
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关注对经验的诠释是一种对行为的调停。建构主义者强调个人的主体思维，社会建构主义更关注社会诠释以及语言和文化的主体间影响。按照建构主义，人们遇到问题不只是因为生活的客观现状，而且因为对这些现状的诠释。社会建构主义所增加的是认识到在与其他人对话的过程中意义是怎样出现和变化的。
于是治疗变成了解构和重建的过程———将来访者从积习难改的信念的堡垒中解放出来并帮助他们建立新的和更有希望的视角。在两种家庭治疗中，这一理念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解决中心模式以及叙事治疗。
在许多治疗中固有一个想法，在问题解决之前，来访者和治疗师必须找出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个想法看起来好像理所当然，这是一种建构———也只是看待事物的一种方法。解决中心治疗（solution focused therapy）将这个假设倒转过来，运用完全不同的建构方式———即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发现人们在没有问题的时候做了些什么，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工作。
假设一个妇女抱怨她丈夫不和她说话。我们不去寻求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解决中心治疗师可能问这个妇女，是否记得有例外（exceptions）的情形。当他们外出散步或者吃饭的时候，或许她和她的丈夫确实有过相当好的交流。于是，治疗师可能只简单地建议他们多做一些类似的活动。我们就可以看出解决中心治疗如何在建构主义顿悟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干预手法。
与解决中心治疗师类似，叙事治疗（narrative therapy）通过帮助来访者重新审视他们怎样看待事物的方式来创造经验的改变。解决中心治疗是将关注点从现在的失败转向过去的成功，以便从自身的经验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然而叙事治疗的目的更为广大、立场更加鲜明。这一模式决定性的技巧就是外化（externalization）——包括真正激进的重建（reconstruction）的方法去定义问题，不是视人为问题所困，而是将问题视为外来入侵者。于是，一个男孩总是不完成家庭作业，父母可能会说他懒或拖拉，叙事治疗师可能会问，在他和“拖拉大王”的比赛中，什么时候“拖拉大王”占上风，什么时候他自己胜了呢？
注意父母的建构———孩子是个拖拉大王———这是相对宿命论的；而后一个，拖拉大王有时候占了上风———将孩子从负面的自我中解放出来，将治疗变成一个和拖拉大王作战的过程。
解决中心治疗和叙事治疗采取积极角色帮助来访者质疑自我挫败的建构。他们都建立在我们通过与其他人的交流发展出自己的想法的假设基础上（Gergen，1985）。此外，如果有些想法使我们在自己的问题中不能自拔，那么在叙事重建的摇篮中会有新的和更有效的观点浮现出来。如果问题是人们学会对自己说的那些故事，那么解构这些故事必然能有效地帮助人们解决他们的问题。
批评家，包括我们自己（Nichols和Schwartz，2001），已经指出，通过强调认知维度的个体和他们的经验，社会建构主义者背离家庭治疗的一些既定的顿悟，即家庭是运作的复杂整体且心理症状常常是家庭冲突的结果。我们的经验和自我身份部分是由言语构建出来的，但只是部分而已。如果社会建构主义过于忽略系统理论的顿悟和忽视家庭冲突，那么社会建构主义就与家庭治疗毫无关联。40年前，Bateson、Jackson和Haley首先描述的那种两级化的互动——术语为互补（complementary）和对称（symmetrical）——可以被理解为同时反映了行为互动和社会建构，而不是只能两者取一。
意大利的精神科医生ValeriaUgazio（1999）描绘了家庭成员怎样自我分化，不仅通过他们的行为，也通过用“语义的极端”（semantic polarities）方式来谈论自己。于是，例如，在家庭中，他谈论自己和他人可以区分为极端依赖和独立，交谈倾向于被恐惧和勇气来组织，需要保护或渴求探险。作为这样交谈的结果，家庭中的成员慢慢定义自己为：害羞的、谨慎的或者大胆的、有冒险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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