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痛苦，为何也让我们痛苦
来源：《心理月刊》
大卫·塞尔旺-施莱伯
德博拉在医院的候诊室里转来转去。她的女儿正在接受第三次化疗。德博拉想象着癌细胞如何在女儿卡特林娜的血管里蔓延，她似乎感到胃里一阵恶心和绞痛。如果女儿的痛苦可以转移到自己身上，她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罗尼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为了躲避战火，10万难民流离失所。他们用一截绳子把自己的箱子捆在一起，夜以继日地赶路，经常没吃没喝。一个父亲，目光空洞，搂着死去的孩子。摄像机定格在他破旧的头巾上，随后是他紧紧搂着死去孩子的胳膊上。罗尼腾地站了起来：他是个医生，他不能坐视不管，他得做点什么！他要去那个国家！
几天后，他跟“无国界医生组织”去了那个国家。
当我们遭受痛苦时，我们的整个机体都进入活动状态，形成著名的“战斗或逃跑”反射。但身体为何能感受到别人的痛苦？我们为什么要尽一切可能去减轻别人的痛苦？似乎受苦的不是别人，简直就是我们自己！在伦敦大学的脑部成像实验室，克里斯托弗·弗里斯教授（Christopher Frith）做了一项著名的试验：对一些男人施行电击，同时让他们的妻子躺在试验用的床上接受脑部电磁扫描。在电击开始之前的几秒钟，试验人员会通知这些女人。而通过镜子，她们可以看到丈夫在遭到电击时手部的收缩……在每个女人脸上，都可以看到因为看到自己的爱人痛苦而痛苦的表情。
但更让年轻的研究者塔尼雅·辛格感兴趣的是：这些女人，她们脑部被激活的区域与她们遭受电击时会被激活的区域基本重合！看来，丈夫的痛苦真正变成了妻子的痛苦。妻子的脑子将丈夫的痛苦据为己有。在深爱自己丈夫的女人身上，似乎不存在她与丈夫的隔膜。无独有偶，在雅诺曼弥斯语中有类似的表达。雅诺曼弥斯人远离文明世界，生活在亚马逊流域深处。在他们的语言中，“我爱上了你”被说成“我被你传染了”，意思是：“你身上的某种东西进入了我的身体，它活在了我的身上。”于是，我不再只是我自己，你的情绪也成了我的情绪。美国哲学家苏珊·朗格（Suzanne Langer）也认同此类观点，她相信爱可以让相互隔离的个体产生联系。
当然，共情能力因人而异。一般来说，女人的共情能力超过男人。共情这种脑部的自动反应是人性的基础，也是维系我们与他人之间联系的源泉。所以，哺乳动物和其他动物的区别，不仅体现在母乳喂养上，更体现在哺乳动物大脑中的情绪区域——这个区域在父母（尤其是母亲）及其后代之间建立起情感联系。前扣带皮层（丈夫经受电击时，妻子脑部被激活的也是这个部位）的发展，使得父母无法忍受幼儿因分离而发出的痛哭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婴儿才能得到成年人的经常性看护，这对弱小的哺乳幼兽的成长极其重要。
也正是出于上述共情能力，人们才有成为医生的志向，做志愿者的冲动，或者看到自己所在团体更为和谐的愿望。这肯定也是伦理学的基础。17世纪的哲学家斯宾诺莎极好地领会了身体和心灵之间的这种联系。他把人体有能力感受到他人的痛苦作为道德伦理的源头：如果别人痛苦，我就会痛苦，所以我应该减除别人的痛苦。是大脑，将我们与他人的痛苦联系起来；也是大脑，将我们与外界的幸福联系起来。正是这样的联系将每个个体联系在一起，使个体充满人性，既敏感又富有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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