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e Comments About J. Dollard and N. Miller's Psychotherapy System
LI Zhengyun
(Counseling Centr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200234)
论文作者 李正云
论文关键词 J.多拉德/N.米勒/心理治疗/行为主义/精神分析
John Dollard/Neal Miller/psychotherapy/behaviorism/psychoanalysis
,论文来源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论文单位 ,点击次数 63,论文页数 1～5页2005年2005月论文网 http://www.lw23.com/paper_27250831/
J. Dollard and N. Miller's are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s of Hell's neo-behaviorism. While firmly standing to Hell's neo-behaviorist basic position and integrating in Freud's psychoanalytic concepts and ideas with genius, they developed their unique psychotherapy system. When there was hardly any common theoretical pivots and common vocabulary for behaviorism and psychoanalysis to communicate, and when these two schools showed resentment and disrespect to each other, Dollard and Miller presented for u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communication and transaction between them.
中图分类号：B84-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06)08-0001-(05)
约翰·多拉德(John Dollard,1900-1980)1900年8月29日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密尼萨，分别于1922年获威斯康星大学文学士学位，1930年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31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32年，他任耶鲁大学人类学助理教授。1935年，任该所研究助理，1948年后任研究助理和心理学教授，1969年从耶鲁大学退休。退休后，多拉德还担任该校的名誉教授，直至1980年去世。
尼尔·米勒(Neal Miller, 1909-2002)1909年8月3日生于威斯康星州的密尔奥奇，先后于1927年获华盛顿大学理学士学位，1932年获斯坦福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35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不久，米勒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一名成员访问欧洲。访欧期间，他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学生、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家海因茨·哈特曼(Heinz Hartman)的精神分析法。1936-1941年间，米勒先后担任耶鲁大学人类关系研究所的讲师、助理教授、副教授。1942-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米勒任职于空军的研究部门。在那里，他目睹了许多战争恐怖症的情形。1946年，他回到耶鲁任职，直至1966年。此后，米勒转任洛克菲勒大学心理学教授、生理心理学实验室主任，继续致力于以严密的科学方法研究诸如冲突、语言和潜意识机制等人类经验较为主观的部分，突破了赫尔行为主义在这些方面所设置的障碍。此后，米勒还对生物反馈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研究，近年仍不时有论文问世。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多拉德和米勒在耶鲁大学共事长达 30年。米勒先是赫尔的学生，继之成为赫尔的同事，多拉德与赫尔并无师承关系，但他是赫尔的同事兼追随者。他们在基本立场方面都坚持赫尔派行为主义的传统，但又不拘泥于赫尔行为主义的形式，而是更多地关注人类、社会事务，如人类学、文化学、儿童发展和心理治疗等等。多年的同事和合作，使多拉德和米勒合写了多部著作，如《挫折和攻击》(1939)、《社会学习和模仿》(1941)、《人格与心理治疗》(1950)等。
二、多拉德和米勒的心理治疗思想
1.理论基础：行为主义的学习论
在多拉德和米勒看来，心理治疗必须以相关的人格理论为基础，而他们的人格理论可概述为从赫尔派行为主义引申出来的学习理论。
首先，人类行为是习得的。确切地说，一切被广泛认为构成人的理智特征或特定国家或社会阶层中的一员的重要特征的行为都是习得的而非先天的。我们也习得恐惧、内疚和其他社会获得性动机，以及症状和合理化——这些因素是正常人格的特征，可是它们在神经症这一极端形式中暴露得更为淋漓尽致。
既然一切人类的行为、人格，包括神经症症状都是习得的，那么多拉德和米勒又是如何来解释这种学习过程的呢?他们认为构成学习的要素无外乎内驱力、线索、反应以及强化。
内驱力是学习的第一要素，它是推动个体作出或反应的一种刺激。任何刺激，只要达到足够的强度，都可以成为内驱力，驱使人采取行动。
线索也是一种刺激，它决定了个体何时何地作出何种反应。如果说刺激的内驱力性质取决于它的强度，那么刺激的线索性质则取决于它的显著性，如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就是决定驾驶员踩上制动器还是加速前进的一种线索。
反应是由内驱力和即时的线索诱发出来的，反应的发生降低或消除内驱力。如面对十字路口的绿色路信号灯，驾驶员作出继续前进的反应，遇红色信号灯时则作出踩上制动器的反应。这些外在可见的反应立即直接地降低内驱力，被称为外显反应；另外，反应还可以是内隐的、难以直接观察的，即为内隐反应，又叫做线索性反应(cueproducing response)。
强化是指任何特定事件增强反应重复发生的倾向性的过程，任何起强化作用的事件都被说成是强化物。与所有的行为主义者一样，强化也是多拉德和米勒学习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对个体而言，强化物的种类多样，除了先天的或初级的强化物之外，还有大量的原本中性的刺激因多次与初级强化物匹配而获得了强化的性质，它们被称为次级强化物或习得性奖赏。正是因为强化和奖赏的存在，个体的学习才可能发生。
多拉德和米勒运用这四个核心概念还进一步分析了反应的消退、泛化、分化，并借用了赫尔期待反应的概念来论证言语反应和思维也是一种期待反应，从而将赫尔理论中留给言语反应和思维的可能性地位变为现实，也为他们的心理治疗理论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2.神经症的性质
多拉德和米勒认为，迄今为止，要准确说出神经症是什么，还存在困难。“大多数人，甚至是科学家，对何谓神经症不甚清楚。无论神经症的受害者还是了解他的人似乎都不能准确说明神经症到底是什么。”
但是，神经症患者经历的痛苦是真实的而非想像的；他们在应付自己的生存或生活方面显得愚笨而缺乏智慧，经常应对无策；他们经常发生或表现出恐惧、强迫、合理化、回避以及麻痹或痉挛等一系列症状。可见痛苦、愚笨、症状是理解神经症性质的关键要素。例如一位23岁的年轻少妇A太太是一位神经症患者。她表现出强迫自己数心跳，担心自己一旦不数心跳次数，心脏便会停止跳动等症状，这让她非常恐惧和痛苦，她不能享受看电影、逛街购物等常人的生活乐趣，而旁人的不理解和疏远更使她苦上加苦，这两种痛苦对当事人来说都是千真万确的。尽管在旁人看来，数心跳与心脏是否跳动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强迫自己数心跳次数根本就是多余的，停止数心跳的行为再简单不过了，但A太太却在这些最简单、最司空见惯的事情上显得非常愚笨，她根本就做不到，虽然她在其他许多方面表现出必需的合适反应。
3.症状形成的条件和过程
多拉德和米勒认为，“强烈的情绪冲突是神经症行为的必备基础。”“通常患者内心有两个或多个内驱力在起作用，并且它们产生了不相容的反应。他被强烈驱使着接近某一目标，也同样被驱使着逃避某一目标。”（多拉德，米勒，2002）
那么这种导致神经症的冲突又是从何而来呢?多拉德和米勒给出的答案是“必定是无意识的”，“只能在儿童期产生”。从儿童一生下来开始，父母就遵从一种缺乏逻辑结构的、带有许多扭曲冲突的、代表了旧时代的残余和当代潮流不相适应的松散文化体系来教育孩子，如家长一方面训练孩子在家中要温驯、服从。另一方面又要求孩子在外要强悍和具有竞争力，这不仅让儿童难以做到，而且还直接使儿童处于混乱和冲突之中。再加上家长自身的一些性格缺陷，一会儿从严训练，一会儿又溺爱与放纵孩子，更增加了让孩子面临严重冲突情境的可能性。
至于症状的形成过程即是学习的过程，它遵从学习的一般原理。恐惧、焦虑多半都是诱发症状的最主要内驱力之一，而症状的发生则使恐惧于焦虑降低，从而该症状便被强化，“症状就是这样作为一种习惯习得的”。
4.心理治疗的实质和目标
既然神经症是习得的，那么它也可以通过学习而解除。当初神经症赖以习得的全部原理可以用来解除它们。心理治疗的实质即是建立“一整套能够解除神经症习惯同时也习得非神经症习惯的条件”。因此，在心理治疗这个新情境中，患者发现与以往的神经症症状赖以存在的生活条件具有明显的对比。如坐在他面前的治疗者是一个有威望的、愿意倾听的、具有同感性理解和接纳的宽容而沉着的人，他不会责怪和惩罚患者，也不会激起他新的焦虑，反而会不时鼓励和帮助患者，教授他识别前后两种生活情趣的区别以及处理焦虑的技术和方法。由于在这个新的治疗情境中，以往对症状的强化被撤除，因而症状便遵从强化原理而消退，又因为患者的积极行为被予以强化，因而新的行为习惯便遵从强化原理而建立，当这种变化被进一步泛化和迁移到现实生活中时，心理治疗也就达到了目标。
5.心理治疗的技术与方法
在多拉德和米勒看来，心理治疗的技术和方法就是消除症状行为、建立适应性的技术和方法。它们主要有：宽容，即对患者的言行不作批评，也不表示惊讶，而是予以接纳；同感性关注和理解，即为患者寻求治疗的努力及行为提供奖赏和强化；消除疑虑，即通过直接降低患者的恐惧而起作用的另一奖赏和强化作用；提问，即帮助患者进行积极的思考、澄清以往生活条件和当前治疗条件的不同，维持和增进治疗的动机，并对引发提问的话题起强化作用；解释，可以给患者的知无不言提供可以接受的信息，可以给患者的内驱力、情绪或行为类型予以标记，借以使患者的反应从潜意识回到意识领域并运用其高级心理过程来适应环境、解决问题。其他的治疗技术和方法还有良好的治疗关系、催眠、体罚、暗示、敦促、命令、禁止等，当然最后面所列的5种技术方法依赖于治疗者选择恰当的时机、掌握使用的技巧才可以达到较好的效果。
6.影响心理治疗的因素
多拉德和米勒还总结了导致心理治疗失败的10种情形，以提请治疗者注意。它们分别是：患者过于自负或自暴自弃，缺乏治疗的意愿和尝试；患者因时间不便或经济能力有限而不能满足治疗条件；患者因身体、智力等方面的疾患或障碍而不能从心理治疗这个学习情境中受益；患者的求助动机不足以完成治疗过程；治疗关系不佳；治疗者不能确定问题之所在；治疗者对来自患者的移情不理解；患者缺乏将治疗中获得的新反应泛化到其他情境的动机；患者的现实生活条件不能给患者的泛化提供奖赏；现实环境恶化使得治疗的效果最终丧失。
三、对弗洛伊德有关观点和概念的整合
如前所述，多拉德和米勒心理治疗思想的最大特点在于他们以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观点和概念来解释和整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理论中的有关观点和概念，从而构建了非常有特色的理论体系。
1. 神经症的形成原因
弗洛伊德的治疗理论认为，神经症的根本原因在于压抑，即个体将那些令人痛苦或不快的经验、情绪、观点、念头从意识中排斥出去，使之进入潜意识领域，从而构成遗忘。但是，那些被压抑的事实和内容并没有消失，相反它们无时不企望回到意识中来，并为此进行积极的努力和斗争，从而与自我、尤其是超我构成冲突。这些被压抑的东西尤以性本能为主，它们遵从快乐原则，不断寻求满足。当它们不能以合理的方式得到满足时，便以非理性的方式寻求满足，于是个体表现神经症症状。对此，多拉德和米勒也明确指出无意识冲突是神经症形成的必备基础，至于弗洛伊德关于症状形成的核心概念“压抑”，他们摒弃了弗氏的主观解释，而采取了行为主义的精确说明，即压抑是一种对不经思考的那些不愉快思想的习得性反应。“压抑妨碍神经症患者的高级心理过程，并且阻止他有效运用它们来解决自己的情绪问题。这种压抑是在社会情境中习得，正是在该情境中，恐惧、羞愧或内疚与某些口语语词形成了联结，并且从口语泛化到思维。” 可见，多拉德和米勒对神经症形成原因的解释与弗洛伊德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他们坚持压抑形成原因的机制并非快乐原则，而是与任何反应被习得一样，关键在于强化。虽然在旁人看来，快乐原则和强化机制也许并无实质区别，但行为主义者如多拉德和米勒决不容许在他们的体系中有如此主观的、不能操作化的概念。
2.心理治疗的技术和方法
在弗洛伊德的治疗体系中，自由联想是最重要的治疗技术，其他的技术和方法还有释梦、移情与反移情、催眠等等。对此，多拉德和米勒在其专著《人格与心理治疗》中辟专章，着重论述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实质上是一种为患者消退不良反应，学习新的、良好反应的方法。其一，自由联想是治疗者强加给患者的第一个学习条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患者才能提供治疗应从如何入手的信息，而且具有求助动机的患者在一位训练有素的专业治疗者面前也能够接受这样的强制性条件；其二，要回忆过去被压抑的经验，患者势必会产生焦虑和恐惧，后者又可能激起患者中止回忆的动机，但一个专业治疗者以患者可以承受为前提而逐步帮助患者降低焦虑；其三，自由联想的“自由”是相对患者而言的，对治疗者而言他必须对患者所谈的一切保持平静、宽容的接纳态度，他不会表示震惊和批评，而要尽量作出同感回应，借此使患者正视问题的言行获得奖赏，原有的焦虑和恐惧的联结因强化的缺乏而逐渐消退，而新的良好行为也能在日后从治疗者身上泛化到现实生活中的其他个人身上。多拉德和米勒明确指出缺乏治疗者和治疗情境不在场的条件，患者纯粹的宣泄是无效的。因为宣泄具有治疗效果的关键只有两个：“没有惩罚相伴随的坦白会降低内疚感或焦虑；被宽恕会降低孤立感，并且表明患者已被具合作性的人群团体所接纳”。
至于患者的梦，多拉德和米勒认为它代表着患者被压抑的事物，是个人的、表象的反应。既是一种个人的反应，那它就“不太可能与强烈的焦虑相联结”，因此患者可能在梦中会坦白地表达一些现实生活中可能会招致强烈焦虑或恐惧的愿望。释梦这一技术将使治疗者帮助患者找到并正视被压抑的事物，而治疗者的宽容又继而为患者消退焦虑提供了条件。
至于移情，在弗洛伊德的体系中是指随着治疗的进展，患者对治疗者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反应，他视治疗者为自己的配偶、恋人、孩子、父母或仇人等等，移情的出现标志着治疗的进展，但治疗要获得成功则必须解除患者的移情。对此，多拉德和米勒的解释是，移情是 “泛化的例子。这一解释使人们的注意力投到这一事实上：许多促进治疗的平常习惯与阻碍治疗的习惯一同被迁移”。这种迁移的最合适对象就是治疗者。既然移情是一种泛化反应，那么它理所当然地遵从学习理论中的泛化原理。具体地说，治疗者创设的治疗情境多少都与患者经常被奖惩的社会情境相类似，而治疗者的专家形象、言行、反应、地位作用、人格特点等诸多方面可能与患者在现实生活中与之相关的个体的特征有类似之处，这两方面相类似的刺激很容易使患者对旧有刺激的反应泛化到治疗情境中的新刺激上，于是移情就发生了。对此，治疗者的宽容和解释将削弱患者的压抑，激起患者重建理性生活的内驱力，于是治疗又朝前推进一步。
四、对多拉德和米勒心理治疗思想的简评
纵观以上对多拉德和米勒的人格和心理治疗思想，可以发现如下特点：
首先，多拉德和米勒将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和弗洛伊德德心理治疗体系巧妙地、令人信服地结合起来，从而构建了“一个比这两个理论自身更有用的理论”，“无论是弗洛伊德的或是赫尔的理论，单个儿都是不能同它相比的”。这种学派的整合不仅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也使原来的两个学派又进发了新的生命力。
稍微了解一点西方心理学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在心理学短短100多年的发展中，曾占据心理学统治地位、影响最大的心理学理论当推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前者以其客观的研究立场和精湛的实验技术牢固确立了心理学的科学地位，后者以其对病态人格的精妙解析和一整套治疗技术而将心理学的应用、尤其是临床应用推到极致。在为心理学的学术性和应用性争论不休的学者们看来，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无疑分别代表了真正学术的心理学和真正应用的心理学这两个极端，因而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共同的理论支点和沟通对话的共同语汇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事实上，行为主义者和精神分析学家也有充分的理由彼此嫌恶、互不买账。然而，多拉德和米勒却让我们看到了彼此对话和沟通的可能性。在《人格与心理治疗》一书的扉页上，多拉德和米勒清楚地写着，此书奉献给“弗洛伊德、巴甫洛夫和他们的学生们”。作者还说：“本书的最终目标是将精神分析学说的生动性与自然科学实验研究的严谨性以及文化事实结合起来。我们相信，这种类型的心理学应该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这种心理学不必为其中的每一学科提出有关人性和人格的特殊假设。”（多拉德，米勒，2002）
作为赫尔派新行为主义者，多拉德和米勒是在坚持行为主义立场的前提下阐释神经症症状的形成机理、心理治疗的本质和功能，以及心理治疗的技术和方法，是以行为主义的概念和观点来融合和解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治疗原理和技术，尤其是弗洛伊德所特有的名词术语，诸如压抑、移置作用、冲突、潜意识、快乐原则、自由联想等等，从而将弗洛伊德的敏锐洞察力和行为主义的科学方法严谨而巧妙地结合起来。鉴于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之间难以调和的鸿沟，多拉德和米勒为两者的融合所作的努力和尝试无疑是令学者们感到饶有兴趣的事情，足以激起他们的好奇心。当上世纪60、70年代心理咨询与治疗出现折中主义的趋势和潮流，不同流派的咨询和治疗理论及实践相互融合、互相取长补短，逐渐形成新的体系时，多拉德和米勒在50年代的整合工作无疑具有先行者的勇气、开创性和睿智。
其次，多拉德和米勒以行为主义的客观术语和严谨、生动的实验相结合，详细地分析了神经症的形成过程、影响因素、治疗干预的方法和技术，使得经常被人诟病的、缺乏足够充分的理论基础的、传统的行为治疗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扩展了行为治疗的应用领域。
同时，作为严格的行为主义者，多拉德和米勒大胆突破行为主义的局限，直接探讨思维与语言在治疗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关注文化和社会生活条件在神经症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以及在治疗中的意义，指出儿童早年的生活经历至关重要，极大地丰富了儿童养育、心理治疗的知识。
最后，多拉德和米勒的心理治疗理论也并非没有缺点。几乎所有的行为主义都习惯从单一的动物实验研究来推及人类行为的规律，这一点备受学者批评，尽管他们的实验非常精妙。多拉德和米勒在这一点上也未能幸免。另外，多拉德和米勒在其心理治疗理论中，过分强调环境和刺激的作用，几乎看不到个体进行自我评估和行为选择的活动，个体似乎完全是被决定的，这与心理治疗的前提条件即患者必须要有求助动机，且自主寻求治疗似有矛盾之处。作为赫尔派新行为主义者，多拉德和米勒虽然成功地将赫尔激进行为主义转向对文化、社会生活条件、个体人格的关注，但可惜后继乏力。心理治疗学家在感谢他们丰富了自己的理论视角的同时，往往发现在实践应用上却进展有限。这也是多拉德和米勒的心理治疗理论对后人影响不如人们期望的那样的重要原因，这不能不令人遗憾。
收稿日期：2006-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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