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试读 - 我和你：人际关系的解析

第3章 抱持

—D.H.劳伦斯（D.H.Larwrence），《虹》

在人们彼此需要的所有方式中，抱持是最基本的，也是最不明显并且最难描述的。抱持通过一根看不见的细线将我们和我们的存在联系在一起。从我们生命的第一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都需要被抱持。否则，我们就会摔下来。

婴儿体验到的最初的感觉是被抱持或被放在地上的感觉。离开了子宫中安全而且紧密的保护，婴儿落到了广阔的空间中。在这个空间中，摔落在地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危险。被抱持的体验是感到“双臂环绕”的体验。身体接触的温暖和适应对方的可能性是被抱持的一些方面，但最基本的感觉是被强壮的臂膀环绕而不至于掉到地上。

在温尼科特（1965c）关于“足够好”的母亲所必需的条件的观点中，抱持是处于核心地位的。婴儿最需要的是一个充分的“抱持环境”，一个能够使他们自身内在潜能的出现成为可能的环境。这是关系背景中最基本的部分，在这部分中，心理的成长逐渐展开。抱持的结果是婴儿逐渐可以承担他（她）的抚养者的部分功能，成为一个“生活在一起”的分离的人。但是，温尼科特的“足够好”的母亲所做的工作并不仅是喂养，喂养是弗洛伊德学派和后弗洛伊德学派所指母亲的核心方面。“抱持”的母亲依靠直觉安排环境，使婴儿有一个充分的体验空间，而不让需求、情感或刺激过于大量或过于频繁地出现（Winnicott，1975）。抱持的结果会产生这样一个婴儿：既被充分地喂养又感到很真实。用温尼科特的话来说，这样的婴儿能够“应对生活中的困难”（1975c）。婴儿要作为自体而存在必须被充分地抱持。

相似地，比昂（Bion）在“容器”的概念中，既从文字上也是从隐喻意义上，也提到了双臂环绕的感觉。婴儿需要从母亲那里得到容器般的安全感，能够不管他（她）的冲动或破坏性如何，她（他）依然能够完整无损地呆在那里。比昂补充了温尼科特的观点，认为容器还应该能够转化婴儿体验到的不快乐和冲击性大的感觉。通过吸收和处理那些对婴儿的应对能力有损害的威胁的感觉，容器有助于处理和减轻那些不可遏止压倒一切的体验（引自：Grinberg，Sor，anddeBianchedi，1977）。因此，容器将内心的东西装起来，保护好，使之非常安全。

为了能够离开母亲，婴儿必须将这种被充分抱持的感觉内化到心里。随着行动力的提高，被充分抱持的婴儿开始探索周围的环境。马勒（Mahler，Pine，andBergman，1975）的“和解”概念描述了这样的现象：喜欢冒险的婴儿不时地回到母亲身边“获取能量”或“触摸基地”。尽管这些现象在依恋理论中能够被理解（见第4章），但它们与抱持也有关联；这里的“能量”就是抱持本身，“基地”就是被双臂抱持的体验。实际上，处于和解期的婴儿通常回到母亲的身边只是为了要一个拥抱（双臂抱持的文字表达）。马勒也描述了开始学跑的幼儿只有在母亲的怀抱中才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儿童逐渐明白，这个世界有边界胜过无限：强壮的臂膀在无限的空间中围成一个安全的界限（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人们都被他人所限定）。

当然，有的时候婴儿也会摔下来。很重要的是要有一双臂膀再次迅速地把婴儿抱起来，恢复稳定和安全的感觉。当婴儿感到再次被抱持，感到双臂环绕在他（她）身上，将他（她）包在里面的时候，他（她）就会安静下来。

这种边界的体验形成了一个安全的圈，个体可以生存在这个圈里。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发展的进行，这个圈会扩大，但抑郁的成人可能仍会需要身体上的抱持。然而，我们极少讨论成年人对抱持的需要。我们能够读到很长的有关性的发展和现象的论文，但却几乎没有关于拥抱的文章，拥抱在整个一生都提供了双臂怀抱的体验。本能地，我们会拥抱或抱着那些遭遇痛苦或感到害怕的人（我试图通过我的胳膊不让你陷入失望之中）。但成年人感到渴望被拥抱是件令人羞愧的事情。通常，获得性爱要比获得拥抱更为容易；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报道，那些寻求性接触的人，其实是把对性接触的追求作为获得他们真正需要的拥抱的方式。 

随着婴儿的成长，焦点从在容器当中发生的行动力转移到了行动和意志上。双臂环绕的体验是诸如主动和冒险之类的更为显著的体验的背景。当他们最佳的时候，抱持的功能就变得更为清晰了。随着发展的进行，被抱持的体验从生理领域转到了情感领域，并变得更加象征化。我们被那些很少碰触我们身体的人所抱持；我们也能被协会或观点所抱持。但我们一直保留着我们对边界感的需求（Fromm，1941）。婴儿期的“抱持”演变成了之后人生岁月的“支持”。

在那里

在我所进行的访谈中，被访谈者在描述他们最重要的关系时最常使用的词是“那里”（There）。1你的丈夫、母亲和朋友在你的生命中起着怎样的重要性呢？我会问这样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会是，他（她）在“那里”。始终如一的（又有些令人惊讶的），这就是最重要的。人们很少会更多的谈及“在那里”。当要求他们给出一个定义的时候，他们会专心盯着我，似乎要从我脸上看出什么来，说诸如此类的话，“她在那里。一直都在那里。我就是知道她在那里。”那里似乎是一个描述基本心理体验的单词，并无法进一步拆分。我对它的最好的理解就是，某人“在那里”说的是抱持。这是一个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表达，是非常重要的背景。

例如，卡尔谈到他爷爷的“在那里”。他从未感到与爷爷很亲近：他爷爷是一个冷漠的、令人难以亲近的族长，从未对他显示过任何兴趣。但当他爷爷去世的时候（当时卡尔25岁），卡尔感到活在世上的安全感低了很多。他爷爷是这个家庭的基石。当他去世的时候，卡尔感到这个家庭也破碎了；他不再确信有一个强有力的家庭照顾者能够有办法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卡尔一直把他的爷爷当成一种力量，当成是他真正陷入困境的时候能够去的地方，而他一直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卡尔诉说他爷爷的“在那里”的体验时要表达的意思。

在最早期的体验中，一个人只能被身体“在那里”的某个人所抱持。但抱持也提供了支持的感觉。在生命的后期，我们仍然需要来自他人的支持—一种似乎能够阻止我们摔落在地的他人的“在那里”的感觉。

我的一个病人艾米丽提出要与她丈夫离婚，她丈夫对她冷淡且贬低她，在闹离婚的过程中，她出现了严重的焦虑症。在一次焦虑发作中，她无法正常呼吸：她发现自己交替地压抑呼吸与强力呼吸。她反复出现坠落的感觉，为了试图稳定自己，她会抓住椅子的扶手。由于这些症状，她反复进行医学检查，但都没有发现这些症状的生理基础。

在一次治疗进行到激烈时刻的时候，艾米丽想起了一件被压抑多年的童年往事。当她4岁的时候，她和她的父亲去湖边玩。她父亲开玩笑地把她浸在水中，然后再把她举起来，逗她发出开心和兴奋的尖叫声。接着，他失去了平衡，没有扶住她。当想起这件事的时候，艾米丽再次体验到了掉落到水中的那种感觉，那种在水中无助的乱摆，似乎时间已经停滞的感觉。她发现这种坠落的感觉和她这几个星期以来再次体验到的感觉是一样的。当然，对坠落水中的感觉的记忆能够与她的呼吸困难联系起来。

回忆起了这件事，艾米丽就能够将她的可怕的焦虑发作与她的感觉联系起来，她感到虽然她已经从与丈夫关系的结束这件事中恢复过来，但她还是感到坠落的危险；她不再能够依靠她丈夫的支持，也不再能依靠他们共同建立的生活结构。在潜意识里，离婚带给艾米丽的体验正如无助地坠落到水中的感觉一样。

坠落是一种最可怕的感觉。这是一种完全失去控制、失去了停泊之地、完全无助且无力的体验。我们不能飞翔：我们是一种必须有什么东西在我们下面让我们立足的生物。我们自我和自主的练习，必须完全依赖我们是充分地“脚踏实地”这个基础。

从存在的意义上讲，察觉到人类境遇中本质的无根基性就是被坠落之感所淹没的感觉。最终，没有扶持我们的事物，然而，我们只能通过拒绝承认这一事实，并依靠那些我们体验为坚实且可靠的事情来生存。

当我们的活动范围超越了母亲的臂弯之后，被抱持的体验或围绕我们的更具有象征性的臂抱的体验就存在于家庭之中。这是“抱持环境”中第一个沿着生命循环之路而成长的必不可少的事物。被抱持得很好的儿童会感到足够安全，并且被充分保护，可以开始在这个世界里探索他们自己的方方面面（仍会回到家中，把家当成扶持者或基地）。这样的儿童已经内化了埃里克森所称的“基本信任”的感觉；他们期望从世界中获取支持。基于早期足够好的抱持，儿童预期世界不会令他们坠落，儿童带着这种预期开始了他自己的体验之路。

引发青少年认同危机的部分原因是体验抱持缺乏的认知能力。经过背叛的打击，青少年（至少是一些青少年）第一次体会到人类的无根基性。他们发现父母都不能真正地保护?们，他们自己也不可能获得全能感或不朽的名声。青少年令人头痛的行为背后往往是隐藏在儿童期快乐的幻想之下的对人类本质的无助感的愤怒。当青少年开始理解死亡是万事万物皆将坠入的深渊这一无法避免的事实时，他们会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当然，这一反应并不仅仅局限于青少年。伊芙一直感到被她的奶奶抱持和保护着，她奶奶去世后（当时她9岁）她还通过采用奶奶作为一种仪式传给她的祈祷文来留存这样的感觉2。她每天晚上都背诵祈祷文，直到她的儿子得了重病。然后，她的存在的无根基感的体验和恐惧摧毁了祈祷文中蕴含的力量。她由此意识到魔术般的词汇并不能使她或她的儿子安全。

抱持体验从理解方面来说是很复杂的，因为它在认知上是非现实的，在情感上也是不可理解的。抱持的感觉存在于幻想和现实之间：即使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被抱着，但我们还是可以感到被抱着。我们依靠一些人，即使我们知道他们并不能承诺我们安全。这种知与不知的并存，给我们渴望被抱持的需求以特殊的面貌。但是，一旦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没有被抱持，我们就会寻求其他的完全基地。

伊芙渡过了存在危机的体验，并因她儿子的幸存而感谢命运之后，她将自己立足于寻求完美家庭的快乐之上。虽然她不得不学会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生活，但她找到了一种方式能使她感到自己被家庭的和谐所抱持—这种和谐与她童年时期的混乱和瓦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成年期起着“抱持他人”作用的人，就像是儿童期的过渡客体一样：人们无法准确地知道这个人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创造出来的。我们体验到我们自己被我们用想象以及根据与他人的接触而编织出来的网所抱持着。至少，我们需要那些允许我们“找到”他们并依靠他们的人。一些人只有通过不让他人接受考验才能感到自己是被抱持的；而另一些人必须不断考验他人，强迫性地担心他们会让他们失望。（我们在咨询室里经常会遇到这两种人。）

“抱持他人”的人作为基地，或如温尼科特所称的“环境”而存在，虽然从他（她）本身来讲并不是这样的人。在个体后期的发展过程中，团体可能成为抱持的环境—即某些地点或人物，当我们练习我们自主性或技能的一些方面时，他们可以容纳或支持我们。如果大学的功能运作良好，会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到抱持。学生逐渐依靠职员或大学资源获取他们借以探索观点、争执理论并试图找到他们自己的学术之路的能量。好教授不仅教知识，他们还知道如何很好地抱持学生。他们懂得忍受学生的质疑和焦虑以及他们的理想主义和无节制。他们明白，不要让学生太清楚或太快地知道他们也不知道答案这一事实。

我们逐渐明白，发展方面一个最严重的症状特点就是抱持不足。这种不足不仅仅是在创伤时刻出现，而且也是一种持续的缺位。充分的抱持是心理发展的框架，在缺乏充分抱持的情况下，情感是不会得到成长的。没有得到充分抱持的人会被迫害性恐惧所笼罩，试图在似乎下面没有基地支持他们的状态下生存，无法信任他人。在这种情况下，诸如药物和酒精之类的物质变成了象征性的抱持者和安慰的可靠来源；至少，成瘾构成了生活。

情感抱持和刺激屏障

双臂环绕的体验不仅保护我们不被摔下，还把我们围绕在里面加以保护。当我们被抱进双臂之中时，我们便在自己和外界可能会带来伤害和冲击的事物之间设置了一道屏障。在双臂的环抱中，我们有了一层保护，避免我们受到来自外界的伤害。即便我们可能并不清楚哪些部分是来自我们自身的，哪些部分是来自外界的，但我们可以感觉到这种缓冲。

一个足够好的母亲，在抱持作用中，处理事情的目的是不让她的孩子被过度刺激。她能够感觉出多大程度的刺激是被允许且可以忍受的。在充分抱持的环境中，婴儿能够自由地以本身存在的状态发展；婴儿并不总是必须有反应。在最佳的抱持状态中，自体进入存在，而不受外部侵入的影响。

当抱持不充分的时候，就会出现温尼科特（1975）所称的“冲击”的危险。如果刺激的强度超过了婴儿自我功能能够承受的程度，会导致创伤性伤害，从而导致个体使用分离性防御。不仅自我的发展被中断，而且正在成长的个体会变得害怕外界世界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婴儿的能量必须被引导到阻止外界侵入的方向上（很像当外界巨大噪声干扰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反应）。

在生命稍后期，好的抱持环境也类似地提供了容器的作用。在这个容器当中，人们可以探索他们自己的能力，而不受外界需求和喧闹的影响。例如，一个好教师会给予学生探索、犯错和不知道的权利。相似的，治疗师也学会很高兴地接纳治疗当中出现的静谧空档，让患者在这个时刻作为自体而存在。

人们寻求心理治疗的原因往往是当他们情感上正在成长的时候，他们需要感到被抱持。他们需要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他们能体验他们自身令人恐惧或躲避的部分。他们需要知道这个结构不会“令他们失望”。他们也需要相信，他们不会被那些不受欢迎的建议或治疗师的冲突或困境所侵犯。临床医师努力对发生的事情进行分析，这使得心理治疗成为对抱持环境的一个最好的理解。当病人面对他们的记忆和情感生活中那些无法独立面对的令人非常恐惧的方面时，治疗师会“抱持”病人。（我的一个病人曾这样描述她的治疗经历：我坐在她的旁边，而她正面对内心的恶魔。）即使病人因对治疗师感到失望而对治疗师发怒、与治疗师竞争、嫉妒治疗师或对治疗师大喊大叫时，治疗师仍继续抱持病人。即便关系带来痛苦，充分的抱持仍继续进行。

好朋友彼此之间也会有刺激。我们经常彼此向对方“卸下”一些强度过大而无法承受的情感，只希望另外一个人和我们一起承受，而不是让他们破坏这些情感。通常情感支持便是这样一种包容的形式，吸收了过度刺激的部分，将它变得不那么有害。我曾得知一条西班牙俚语，从字面上来翻译是，我能让一个人“成为我的银行”，也就是说，让某人为我保留并保护我的感受，允许我远离这些感受（MarcosLichtmajer，写给作者的信，1990年2月）。

情感支持

在提供支持的时候，人们尽他们所能来保护另一个人不坠落。感到被支持也是感到被照顾，感到一个强有力的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满足自己的需求的体验。在最早期的生活中，无助婴儿对食物、舒适感和温暖的基本需求主要由抚养者满足。后期，婴儿学习走路的时候，需要握住他人的手。再后来，成长中的儿童学习在日益复杂的社会里行进的时候，他们需要有人给他们建议和指导。被以这种方式充分抱持的体验（既保护又掌舵）与情感和赞许的体验是不同的。

娜塔丽用了很多年的时间试图理解她被养育的矛盾方式。“我的母亲很和善也很招人喜欢。我和父母之间有很多身体上的情感表达，很多拥抱和亲吻，我的母亲经常告诉我说我有多棒，说她是多么爱我。但是我知道，我父母中任何一方都无法解决任何问题。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孤儿。”在关系图谱上，娜塔丽画了三个姑姑，将她们描述成“给我们提供给养的人。她们带给我们需要的东西，有时候带我出去买冰激凌，后来还帮我们做家庭作业。我从母亲那里获得了很多爱，但她生活的目的是要改变我的父亲，让他变得有责任心。她从未做到，但她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试图改变他的方面；然后，她变得非常疲惫，筋疲力尽，无法做其他任何事。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如果你的父母不试图为你改变一些事情，你对他们来说就不是真的重要。我感到我不得不依靠自己来学习。”娜塔丽能感到她母亲对她的感情和赞许，但这些并不是她所需要的抱持。

抱持的支持成分，其原型不仅存在于被满足的儿童的生理需要上，也存在于儿童学走路的时候需要有人来引导和牵引。在过渡阶段可以获取这样的支持，在一生当中都是必要的。当我的被试们描述他们的冒险以及危机情况，或当他们的生活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最容易谈论对“支持”的需求。要成为完全的自己，或遵循一条与家庭期望完全不同的生活之路的愿望，必须取得来自他人的大量支持。

例如，马克（Mark）的父母希望他上大学，但他却成为了一名舞蹈者，他依靠与他心意相通的叔叔的支持来承受父母的反对意见。马克回忆起来自父母和与他同时代的人的嘲笑，他们认为跳舞是娇里娇气而且愚蠢的事情。他痛苦地回忆起被嘲笑和被愚弄的情境。每当在哪种时刻，他就会想起叔叔的支持性话语：人生中重要的事情是成为你原本就是的那种人，盲从他人所思无异于地狱。马克说，每当他对自己的选择有所怀疑或不确信的时候，他就会想起叔叔的这些话而“坚持”下去。

当有一个人信任我们（在我们身后撑腰的时候），我们会感到被支持。“支持”一词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存在于“抱持”这一隐喻之中。在我们的研究中，人们对支持性事件和关系的记忆能引发深刻的感激之情。有时候，支持成为长期的依恋关系或友谊的基础；而在另外的情况下，支持性关系只对那些不畏艰难险阻而前进的人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只要他们还需要这种支持。

我们可以看看人们对那些悲伤的人是如何反应的。他们带来烘烤的食物，提供具体的帮助，尽他们所能来帮助—似乎在说，“尽管我无法提供你真正需要的东西，但我就在这里，你需要什么尽管从我这里取”（也就是说，死去的那个人）。那些试图安慰丧失亲人的人试图象征性地以戏剧化的方式来解释这个世界作为容器而继续运行着。在支持团体中，人们彼此支持，来填补任何他人可能失去的资源。例如，在AA团体（即匿名戒酒协会）中，“伙伴”就是支持者，他在那里帮助人们克制不去喝酒。当人们对冲动的控制力减弱的时候，就可以“求助于”他。

这种支持的形式是一个错综复杂而且似是而非的过程，因为它从外部提供了做人们想做的任何事情的可能性。瓦瑞给埃德打电话，这样埃德就能告诉他不要喝酒，这恰恰是瓦瑞知道埃德会这样做的。然而，有一些关于埃德“在那里”的情况（他愿意“包容”瓦瑞的冲动，并且不会被瓦瑞的冲动所折磨），这一点也使得瓦瑞有可能控制冲动。因此，我们的病人带给我们的是他们无法包容的东西。当它不能损害我们的时候，他们也就能够继续运作下去。

作为“抱持者”的意义体系

在成人生命中，抱持构成了成人体验的基石；它是生命得以建立的基石。除了那些感觉无法独立运作的人，它很少在关系基调中处于主导地位。对大多数人来说，抱持被抽象化进入了一个意义体系，同时成为一个容器，使其他所有关系变得有意义。因此，对婚姻制度的信任使得一份婚姻关系度过了吵闹和令人不满意的时期。宗教信仰使人们有可能忍受痛苦。我们被更大的意义体系所抱持（通常是去个人化的），这些意义体系通过提出一些“要坚守”的信念来锚定我们的生活并使我们感到安宁。 

对一些人来说，赋予意义的抱持功能存在于一些特定的人身上，而不是存在于制度或抽象的理想之上。在试图理解极度悲痛的过程中，马瑞斯（Marris，1982）提出，对一些人来说，失去挚爱之人无异于失去存活于世的所有意义和感觉。在这种情况下，挚爱之人的功能不仅是作为依恋对象，还作为运载器，运载那些包容并且建构生活的东西。因此，失去抱持之人的体验仿佛是毫无目的、毫无地点地在宇宙中坠落。（然而，并无证据证明，被制度或观点所抱持在价值、健康或成熟方面或多或少要胜于被人所抱持。理想化的事物和人是一样脆弱的。）

他人的这种赋予意义的抱持功能通常只在个体原本井然有序的生活出现了危机或遭遇严重破坏的时候才变得清晰起来。例如，在大屠杀中，人类世界中所有的理性和可预测性都停止了，人们就不得不寻找被抱持的方式。

雷切尔

20世纪40年代早期，雷切尔出生在匈牙利的一个小村庄中。3岁的时候，她目睹了父母被谋杀的过程。那个时候她并不明白她的父母是犹太抵抗运动的斗士，但是她记得人们的谈论，谈论收留她是件多么危险的事情。

但是，她母亲原来的一个女仆（南妮）来到她这里把她带回家中。一年后，这个女仆和她的家人也被杀了。

“南妮、她的丈夫和我都在外面野餐。我们听到了盖世太保的声音，他们让我躲在毯子的下面，我记得我非常害怕。盖世太保踏上毯子，把他们带回屋子里。我记得我听到了很大的声音，但我还是待在毯子下面。过了很长时间，我走进屋子里。屋子已经被洗劫一空了，墙壁上也空空如也。我记得我看到他们仰卧在地板上，我感到很害怕。这是我在整个战争中感到的最强烈的感觉。

早上，她姐姐来了，在灌木丛中发现了我。她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告诉我这些人不是好人，是对抗耶稣的。她说她会把我当成她的孩子来抚养，她给了我一个十字架带着，并从未让我走出这个院子。

虽然有这些混乱，我还是感到有人非常关心我、为我担忧。我记得那种被抱持的感觉。人们不怕麻烦地来照顾我，使我继续存活。我知道在我的身边发生着很多牺牲。我多次听说我的母亲请求南妮把我带走并把我当成她自己的孩子来抚养。我的母亲担心她不能躲过战争之劫。我并不能确切记得我的母亲，但是我记得她的头发，我还记得那种被抱持的感觉。在那段时间里，尽管所有人都变了，我却一直有一种被关心的感觉。”

当雷切尔5岁的时候，纳粹发现了她并把她关进了集中营。她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只是因为她要被用在一次医学实验中。在集中营中，一个失去自己孩子的妇女依恋上雷切尔，这个妇女尽她所能做到的一切来做雷切尔的安慰者。这种情况持续了两年—直到这个妇女也被杀害了。

战后，雷切尔被一对英国夫妇收养，在她的体验中，这对夫妇是冷酷并且无爱心的。这对夫妇的婚姻是麻烦频出并且充满暴力的，他们希望她这个收养的可爱女儿能够成为他们之间的调解者。在回顾过程中，雷切尔现在能够明白养父在某种程度上期望她这个“孤儿”能够成为秀兰•邓波儿。而雷切尔看上去显得瘦小、体弱、头发稀少，而且非常恐惧饥饿，因此无法学会餐桌礼仪。她从最开始就感到养父对她有很深的排斥感。然而，她的养父母确实在经济方面给她提供了帮助，并且使她有可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在很短的时间里，雷切尔学会了在她的新世界中，要“达到目标”所需要的东西。她知道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被人喜欢，因此她着手系统地打造自己，使自己变得可爱。她成为一流学生并且很受欢迎，但她从未谈及过去的生活。她将自己经历中更为“真实”的部分埋藏在内心，这一点使她无法与任何人建立深层次的情感联系。“一旦我学会按照伦敦中上阶层的规则来游戏的时候，我就证明自己是个做梦的小孩。我从未谈及大屠杀，也从未谈及我的内心世界。我将他们愚弄的团团转，按照他们的规则游戏人生，从中我得到了一些堕落的快感。”

当她17岁的时候，雷切尔离开了她的养父母，搬到以色列。在那个理解大屠杀并为犹太人而建造的故土上，她找到了她感觉能够建立真实生活的人和社会价值。与那个将要成为她丈夫的以色列男人在一起，雷切尔第一次感到足够踏实，能够开放她自己，与他人建立真实可信的联系。她感到了足够的“抱持”，能够结婚，有小孩和朋友，拥有一份助人的职业，并努力用尽其他每个人都努力用的方法来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系。 

雷切尔的痛苦经历通过很多方式得以显示，但有关抱持的体验是尤为有启示意义的。例如，即使熟悉的挚爱之人被突然谋害，离她而去，雷切尔仍然非常深刻地记着被抱持的感觉，这一点非常显著。因为这一点，出于相信某人会前来试图照顾她，迟早会有人“在那里”的感觉，雷切尔能够建立一种存在的结构。人或许会变，但照顾的功能将会持续存在于世。当然，这种体验回应了AnneFrank的断言“不管发生什么事，我相信人的本质是善良的”（1952，p.233）—他是在说同样的世界因毁灭性打击而近乎疯狂的同时说这些话的。

但一旦安全了，雷切尔却不能感受到来自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基本的被抱持的感觉，这个社会的物质是富裕的，并且以这个社会的标准来看她也是成功的，但这个社会无法包容她的经历。只有当她能够舒适地定居在社会和种族理想的容器之中的时候，她才能够开始真实地展示自己。对雷切尔来说，以色列代表一种“赋予意义”的方式。在这种适当的抱持性环境之中，她能够开始处理一些由创伤性的早期生活带来的伤疤。

丧失和创伤，即便不如雷切尔遭遇的那般深沉，也会严重损坏人们对“足够好”的关注的期待。在这种时刻，存在的抱持功能让人怀疑，当我们站在地球上的时候，地球都在震动。随着我们日渐长大，我们内化了我们对世界在涉及我们的方面的运作方式的一些确定的期待，这些内化成为我们心理守恒（psychologicalpreservation）的核心。另一些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可避免）要将我们的存在基于他们身上，拥有包容我们或伤害我们的能力。

安娜特成年早期的生活是围绕着她的家庭的，她描述她的家庭是“非常普通的”。她的精力主要用在照顾两个年幼的女儿身上。她和她的丈夫关系谐调，但情感距离很远，他们正集中精力装修他们新买的房子。在等待对房子进行最后的点缀时，他们搬到了一个租来的公寓中。一天，安娜特收到了一份来自她丈夫的律师的令人震惊的文件。文件中通知她说她的丈夫已经和另一个女人一起离开了这座城市，并且不打算回来了。他把他们的新房子卖了，把夫妻二人的钱都带走了。他们只付了当月的房租。然后，两周之内，安娜特和两个女儿就从相对富裕的生活中落到了依靠福利和社会救济粮票来生活的地步。除了剥夺和羞耻之外，除了找工作和重组生活的中断和必要性之外，除了愤怒和无助之外，安娜特说最坏的事情莫过于发现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她一直认为她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也受到人类共有的公正和诚实的标准的保护。（她也曾经认为她受到她丈夫的保护。）她做梦都没有想到，有人会如此彻底、如此不留余地地“把毯子从我身下抽走”。

那么，在安娜特的例子中，坠落的比喻再次作为描述意义丧失的一种方式。人们赖以作为生活架构的东西化为泡影。安娜特陷入了自杀性绝望中，由于必须要照顾孩子，为了坚持照顾孩子，她从绝望状态中恢复过来，保护孩子不再遭受相似的空中坠落之痛。

关系的抱持功能不仅提供关心和意义，也提供希望。当我们感到被抱持的时候，我们就能将我们自己导向未来。这是杰罗姆•弗兰克（JeromeFrank）关于心理治疗的本质的观点。我们能够对病人有所帮助，对“抱持”他们有所帮助，不仅是因为我们直接的帮助，还因为我们提供了希望。正是我们自己对（推测起来是）抱持我们的意义体系的信任使病人有可能获益。如果这是正确的话，我们开出的仪式具体是什么就不是非常重要了（不管是要求人们每当愤怒的时候就写日记还是让他们在沙发上躺上10年，说脑子里冒出的任何事），真正的治疗是我们抱持病人，这使我们的病人对未来有希望成为可能。从病人的观点来说，重要的是我们赋予意义的仪式与他们自己的要足够相容，这样才能成为共同的意义体系而起作用（一个他们也可以依靠的意义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