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真的有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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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泰勒•盖托
三联书店2010-9

第一章你对学校的认识全错了

1909年,一位督察员对二十家工厂的500名童工做了一项非正式的调查。她发现,其中的412名童工宁可在恶劣的环境里干活,也不愿意回到学校去。

——海伦•托德:《为什么有童工》

《麦克卢尔杂志》,1913年4月号

统治世界

1919年,亚瑟•卡尔霍恩参加了令人振奋的庆祝一战胜利游行,有种感觉令他陶醉:美国攻无不克,即使对于人性。他在《家庭的社会史》一书中向学术界指明,一种意义深远的变化正在这个国家的学校中发生,人们对于家庭的认识将发生巨变。卡尔霍恩一伙对此变化欢呼雀跃,但不是所有的人。

卡尔霍恩写道:乌托邦思想家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实现“儿童正在从血亲的家庭进入社群专家的照管”。他不失时机地写道:“通过公立教育手段,达尔文和高尔顿的梦想就要实现。”科学控制人口的目的就要实现了。

不是人人都赞同高尔顿,把学校计划精心设计在公众监督之外。纽约市长约翰•海兰曾于1922年做过一次公开讲演,反映了当时形势的微妙。海兰声明,这个城市的学校被一个“无形政府的触须所捕获,如同章鱼捕捉它的猎物”。这话是针对多年以前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里的议论。迪斯累里说,所有重要事务都被无形的政府控制,而公众对此毫无察觉。海兰所指的这个特别的章鱼,正是洛克菲勒基金会。

20世纪20年代,义务教育像股票市场一样,蓬勃兴起。出版于1928年的《教育社会学思想》提出:“教师的责任不仅在于管理学校,也在于管理世界。”过了一年,来自洛克菲勒资助的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的爱德华•桑代克,这位奇特的新学科“教育心理学”的创始人,公然提出了惊世骇俗的观点:“具体的学科毫无价值。”威廉•柯克帕特里克是他在师范学院的同事,柯氏在其所撰《教育与社会危机》一书中指出:“整套教养年轻一代的事情正在被专家接管。”这对柯克帕特里克来说,似乎再正常不过了。家庭毕竟是个落后的角落,若论养孩子,爹妈哪里比得上专家?

控制人类行为

1933年4月,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马克斯•梅森宣布,该基金会正在资助一个综合性的全国计划,以支持“对人类的行为加以控制”。学校在这项计划中被凸显出来。东欧的遗传学家马克斯•缪勒启发洛克菲勒投入大笔金钱研究对人类进化的控制。他用X射线干扰正常的基因规律,比如培养杂交的果蝇。似乎杂交为人类控制所有物种打通了道路。

如同早先的达尔文和高尔顿,缪勒以为有计划地培育人种是通往天堂的钥匙。他的设想受到热情的支持,支持者包括一群顶尖的科学家,也包括别有用心的商业势力。缪勒获得了诺贝尔奖,将他的研究简写成1500字的《基因学家宣言》,上面有二十二个英美著名生物学家的签名。国家行为能够将更有价值的物种与注定要终结的大多数分开。这篇宣言仍然能够在Google上搜到。19世纪70年代实施强制教育之前,这一话题被关起门来讨论,至少在高级决策层中,或在老于世故的文学家,如菲茨杰拉德的笔下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所描述的,一个背叛了民主与平等理想的运动正在进行着。

简而言之,最基层的机构管理中聪明的孩子必须与愚笨的孩子分开。学校应当把“有教无类,以产生社会的和谐”这一霍勒斯•曼恩广为人知的议论寿终正寝,除非作为修辞。在《宣言》发表之前的几个月,到处传言,全国教育协会的一位负责人说:“协会指望用教育的手段,达到当时的欧洲独裁者通过强迫和武力才能达到的目的。”这话说得很明白,是不是?

这个改良人种的计划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转入地下,但是并无丝毫懈怠。战争结束之后,学校又成为公开的战场。在这里,老式学校追求的传统的读、写、算,与纯粹理论的教育思想的推行开始了较量。后者大多是由卡内基、洛克菲勒这些大公司的非营利基金会提出的,不遗余力地要将学校制度推向科学合理化。1915年和1959年,国会做了两次调查,得出一致的结论,新的学校政策成功地发生了影响,却没有引起公众的觉察和注意。这两份调查现在都有案可查,可是却没有人注意到它们的存在。美国每个重要的师范学院把它们冲进记忆的下水道,究竟为何人指使,不得而知。

二战过去二十年之后,于1967至1974年之间,师范教育迅猛发展,这要归因于私人基金会、精英大学、智囊团,以及政府机构的全力支持与协作。而它们的背后是跨国公司的鼓励、美国教育办公室以及几个主要州政府的教育部门的协调。

这场变化的三个里程碑是:(1)《为了未来设计教育》,此乃政府在未来学方面广泛的应用;(2)《行为学教师培养计划》;(3)本杰明•布卢姆的多卷本《教育目标分类学》,这本长达一千多页的手册出自芝加哥大学布卢姆的办公室,不久,这部书的影响遍及美国的各个学校。只有像布卢姆这种天才的学术狂人才可以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完成此书,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是一本“将个人行为、思考、感觉视为某种教育的结果,而将之分门别类的工具”。这其中的“思考和感觉”道出了真谛,而法西斯只会简单地停止在“行为”方面。正像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警告的,比法西斯尤甚的事情正在发生。

利用行为心理学这个新技术,强制儿童们学习正当的思考、感觉和行为,而从家里带来的不正当的态度会被修正。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在清白无辜的校舍之外的阴暗处,把学校许配给弗兰肯斯坦博士的姻缘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着。在各个年级,所有对儿童的实验都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得到了默许,就像塔斯基吉的梅毒实验。考试正是这个实验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官方的尺度来确定每个儿童精神上所受的“感染”程度。

布卢姆疯狂的鸿篇巨著是《全面医疗政策》的再生,那是一位同样疯狂的德国医生在19世纪末呈献给普鲁士帝国的(其中指明每个人都应监视他人,侦查其任何发病症状,甚至包括打喷嚏,并立即报告给政府,以使后者采取医疗措施)。布卢姆由之衍生出一大堆新招数:控制学习、以结果为核心的教学、为工作而上学(school?to?work)、课堂与行业的结合等等。人们可以觉察到,布卢姆无处不在为社会和企业管理的方便,把学生分门别类。受布卢姆启发的项目都是为了控制年轻一代的思想和行动而设计的,按照社会工程的种种功能规划下一代。

鼓吹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基石是《为了未来设计教育》。它有一个堂皇的名字,其洋洋洒洒的散文体值得仔细阅读。这个由美国教育办公室编写的文件,按照普鲁士的风格把教育重新定义为“一种实现国家经济和社会目标的手段”,对个人目标丝毫没有提及。于是,州教育部门被要求一致行动,以保证地方学校遵循这一指导方针。每一州的教育部门都要放弃独立的权威性,以成为联邦政府的下级合作部门。削减财政拨款是对不服从的惩罚。

最后,再来考虑第三个庞大的计划:《行为学教师培养计划》,这套计划的长度两倍于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缩写为BSTEP。这套计划清楚地确立了政府强制教育的政策,强调教育改革自1967年起在美国强力推行。就我们所知,制度化的上学将“无情地决定”美国的未来,那时,“每个人自出生起就会被赋予一个多功能的号码标识”。这将使“雇主”及其他“管理者”能够查询大家的历史记录,并在有必要时,对之施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后来,一位以前在司法部工作的人透露了风声,BSTEP文件才为极少部分的公众知晓。读到它的人被请求考虑一个未来的美国,那时,“没有人还能坚持自己的主张。”

BSTEP告诉我们,对少数人群的“化学实验”将从1967年起改为正式进程。这预示着,小约翰刚上学就要服用利他林和安非他明等新的化学药品。这个文件指明,未来是由一小群精英掌握的,参与式的民主将会消失,代之以毫无意义的所谓选举权。而选举中的所有重要候选人都是内定的,制造麻烦的人已经被排除。政客们仍然表示要做出改变,可是,在选举之后他只会稍稍做出一种姿态。

不难看出,一战之后社会化的课堂改革,它与精神、性格的培养彻底分道扬镳了。它在1967年升级为全面心理控制的实验。

自己已然成为这个实验中的一环,这一点有多少学校教师觉察到了?几乎没有。教书如同翻煎饼,只是一份工作,工资条才是最要紧的。这里没有任何挖苦的成分,只是说明了现实政治的真正含义。人总得吃饭。

作为治疗师的老师

在60年代中期,一个奇怪的现象佐证了学校正在变成实验室。校园暴力事件骤增、普遍的混乱,之后,福特基金会拟定了一份政策宣言(现在的人早就把它忘了),宣称对学生的管制必须反映出审判制度的过程。一夜之间,老师和行政人员被剥夺了有效维持秩序的资格。因为那种老的方法缓慢又琐细,对于学生淘气这种突发事件无能为力,甚至在好的学校也是如此。不用这个新办法,混乱就不可收拾。

教室乱成一团,纪律失去控制,原来不过是恼人的小事,现在升级到酿成危险的地步。当风闻教师的手脚被捆住了,一群兴奋的孩子涌到走道上,尖声嚎叫,乒乒乓乓地摔门、打架,学生们对当众性交表演也有所见识,至少在我的学校里是这样:曼哈顿上西区第三校区的第四十四初级中学。教师们向当局发出呼吁,可是无人理睬。

这些性交、纵火、行凶抢劫的各种流氓并没有得到有力的制止和干涉(总有人提醒说,教师会因此受到指控)。新规定要求教师对有关事件提出申诉(只能写在正式的申诉表上),之后会定下一个听证日期,假使被指控的人果然到场,两方都有权请代理律师、招集证人、交互讯问。当这一套演完之后,指定的裁判者会宣布仲裁结果,不是当场,而是择日。假如指控通过,被控学生还有权上诉,整个事情就会再演一遍。这样的事,常在1200个十二到十四岁的小人国里发生。

现在想一想,严重的或不那么严重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一周有三四百件,每件都需要走这个形式,证言、裁定、处罚(或不处罚)、申诉……《行为学教师培养计划》制订于这场混乱的高峰期,该计划原本要求师范学院把所有的毕业生培养成集教师与治疗师于一身,把社会心理学用于课堂管理的实际操作。但是后来,课程大纲又被重新制订,教学因此而予以调整。

我们不需要思想

1896到1920年间,一群工业和金融巨头——以及他们的慈善基金会、受到重金资助的大学教授、研究者、学校管理者,他们早期对强制义务教育的投入实际上超过了政府。到了1915年末,只有两个人的投入继续超过政府投资,那就是卡内基和洛克菲勒。这种放任式的“现代”学校的建立没有得到公众的参与,甚至不太为公众所知。动机是复杂的,但是,洛克菲勒普通教育管理委员会发表的使命宣言会让你豁然开朗。这个宣言有多种形式,下面引用的是1906年题为《随机信件1号》的版本:

我们梦想着……人们完全被驯服,任凭我们揉捏、塑造。我们已经把当前(关于知识和道德的)的教育习俗抛在脑后,不为传统所羁绊。我们美好的愿望将在一群心怀感激、积极回应的人们身上实现。我们不想使这些人或他们的孩子成为哲学家、学者或是科学家。我们不会在他们之中培养出作家、教育家、诗人或文人。我们也不会在他们中寻找伟大艺术家、画家、音乐家、律师、医生、牧师、政治家或政客的萌芽。这些人已经够多的了。我们给自己订下的任务非常简单……我们把孩子们组织起来,教他们做他们父母正在做着的事情,做得尽善尽美。

换言之,他们不需要头脑或才能,只需要服从。这里的“我们”又是谁?这个普通教育管理委员会的使命宣言应当读了再读,直到你对学校产生的幻想全部破灭。

“是不是疯了”

二战开始时,数以百万计的男人排队等候服役前的文化考试。1942到1944这几年的服役人数最多,而服役的人大多数是在30年代上的学。1800万人参加了考试,1728万人的成绩达标,有起码的识字能力,语文的及格率是96%。

这个比率比再前十年的98%低了两个百分点。这样小的降幅无须引起任何人的担心。这两个百分点的下降所预示的东西,更应当引起人们的忧虑。

1945年,二战结束,六年之后,又一场朝鲜战争爆发了。参军的比上一次多了几百万。这一次有600万人给刷下来,报名者的语文合格率从96%下降到81%。考试的标准不过是小学四年级的阅读水平。朝鲜战争过去了没几年,出现了可怕的成年人文盲问题,而且似乎无处不在。

朝鲜战争中服役的士兵大多数是在40年代上的学,当时美国正与德国和日本交战。那时的学制比较长,教师也更加专业,课本也比在二战中的军人所用的更正规。可是,比起早先上学不多的那一批,眼前的这些人不会写、不会算、不会讲话,也不会思想。

在60年代,美国又卷入了另一场战争,跟越南开战。到了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有一大群士兵难以指挥,因为他们不会读简单的安全指示,不能识别路标、读懂命令,简言之,就是文盲,占总人数的27%。越战时期的年轻人是在50至60年代上的学,那时的学校比前两次战争时期都要严格得多得多。可是在1941年,文盲的比例是4%,1952年上升到19%,到了越战,这个比例成为27%。

不只勉强识字的人数下降到73%,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根本不会在休闲时读书看报。他们毫无思想,不懂得辩论,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处理个人事务中需要写作的部分。

因为SAT分数经常被加以调整,含有水分(你我都不难猜出,这样做或许是为了掩盖退步)。要求极低的兵役登记考试却在无声地证明,越后来的人越低能。

早在1940年,美国白人的识字率是96%,黑人是80%。尽管有种种不平等存在,每五个黑人中就有四个识字。而六十年之后,“成人识字调查和国家教育进展评估”的报告指出,黑人的文盲率是40%,是以前的两倍。白人中的文盲率是17%,增长了四倍。可是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却增长了3.5倍!

在畅销全美的《钟形曲线》一书中,作者查尔斯•默里和理查德•赫恩斯坦辩解说,这是优选的结果。聪明人和聪明人一起,笨人和笨人在一起,假如你主张优生,这听起来一点儿问题没有,除非你还记得不太好的入伍考试成绩。二战至朝鲜战争短短的十年之间,识字率大幅下降,即使热衷于自然淘汰的人也不能认为这是正常的。

《钟形曲线》这本书认为,黑人社会中的暴力来自基因。可是来自于美国可爱的上流社会之外的数字又一次推翻了这个生物学的理论。我手中的数据来自非洲,2000年,那里的黑人人口是3100万,相当于美国的黑人总数。自1989至1991年,南非处于内战之中,死于战争的黑人只是美国死于暴力的黑人的四分之一。这个事实令美国人蒙羞。

2004年我写这本书时,从牙买加传来另一个信息,也可以纠正生物遗传说。这个黑人国家当年的识字率是98.5%,远远高于2005年美国白人的识字率83%。

除了用生物遗传学,还可以用什么来解释美国黑人识字率骤减的原因呢?请看,二战时,开始于城区、尔后遍及全美的公立学校从传统的字母拼读教学法,过渡到非拼读体系,这个新体系要求学生记住词的整体、猜测生词的意思。三百年来,白人都是在家里学习读书的,将声音和字母联系起来。在学校丢弃了这种方法时,白人家庭仍然保持着这个传统。白人曾经拥有的资源,对黑人来说是罕有的。奴隶制时代,黑人不准学认字。直到20世纪30年代,黑人平均只上过三到四年学。当教师停止教确实有效的拼读方法时,就等于断了黑人学生的后路。

到了1952年,军队请了一支心理学家大军来证明这件事的谬误,可是这些人都没有成功。在切斯特•芬恩和戴安•拉维奇的“新闻与评论网”上,雷吉娜•李•伍兹如是说:

当心理学家告诉当局,毕业生的成绩并不虚假,国防部的官员心中明白,学校的阅读教育确实出了大问题。为什么他们要保持沉默?不得而知。当时就应当回到传统有效的阅读教学上,但是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

1995年,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个五年级的实习教师向《明星论坛报》编辑写信,抱怨教学大纲水平骤然下降。她写道,113年前,明尼阿波利斯人在学校课本中读到莎士比亚、梭罗、乔治•华盛顿、瓦尔特•司各特爵士、马克•吐温、本杰明•富兰克林、O.W.霍姆斯、班扬、丹尼尔•韦伯斯特、塞缪尔•约翰逊、刘易斯•卡罗尔、托马斯•杰斐逊、爱默生等人的作品。可是今非昔比,人家告诉我,不可以指望学生会正确地写出:后、大、叫、来、天、能、做、狗、下、得、好、有、他、家、如果、里、是、爱、小、人、早、妈、我的、晚、走、出、人民、玩、跑、说、看、她、些、快、他们的、他们、那儿、时间、两、也、上、我们、非常、水、我们、走、哪儿、时候、要、就,等等。难道这不是发疯?

跨越自然

应当认识一下W.T.哈里斯,他于1889至1906年间任美国教育部长,美国最重要的黑格尔学派哲学家,《思辨哲学杂志》主编。与克伯雷和科南特不同,哈里斯丝毫不带说教的形式。他把美国的学校体制标准化,并且德国化,师范学院将其奉为保守的教育标准的守护者。其实,哈里斯是非常极端的,视儿童为国家的财产。他也是安德鲁•卡内基的私交,那位满怀培育“终生教育”希望的钢铁大王,“为工作而上学”计划之父。

沃尔特•惠特曼也许对哈里斯和卡内基寄予厚望,他写道:只有黑格尔适合美国。黑格尔这位多面的普鲁士哲学家,一方面造就了卡尔•马克思,另一方面成就了J.P.摩根。他们代表着黑格尔的两面,犹如苏联和美国,都随着普鲁士的音乐起舞。黑格尔主张,历史是可以受人控制、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可以不为公众察觉地蓄意制造危机,然后要求大家团结一致来面对危机。这引起了当时和现在的当权者的兴趣。在有序的团结这一表象下,当权者有着绝对的权力。

跟着老师的指挥棒

哈里斯和他的同事,所谓的圣路易斯黑格尔学派,致力于“历史的终结”这一奇怪的目标。将世界社会固定于一个僵化的体系,所有的争论都在此结束,战争和革命的趋势也随之结束。正像一个好脾气的伙计等着别人吩咐他该做什么,像H.G.威尔斯的小说《时间机器》中的艾洛伊,在一种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中,个体要等待他方示意自己的每个转弯。

哈里斯说,建设这样一个社会的工具就是心理上的异化。将儿童从他们自身异化,这样他们就再也不会寻找内在的力量。将他们从家庭、传统、宗教、文化中异化,这样,再也不会有来自外部的意见与当局的决定相左。现在,你应当听听哈里斯的原话,才会充分欣赏,在学校制度初建时,那些主要人物的所思所想:

一百人(学生)中有九十九人都是自动、谨慎地走在预先设计好的小径上,遵循事先规定好的习俗。这不是偶然,而是充分教育的结果,科学规划是个体的前提……

学校的重大目标(自我异化)在黑暗、丑陋的地方更容易实现……它要超越自我,超越自然之道。学校应当加大力量,以从外部世界中撤出。(《教育哲学》,1906)

这里有一种明显的疯狂,充满了实用主义哲学的腐臭之气,需要予以揭露。对大生产的工业或商业经济而言(以及补充它的以阶级为特征的社会秩序),自我异化是成功的秘诀。它并不像初听起来那样邪恶。想想看,这样的社会秩序产生不了太多令人满意的工作,而这种工作需要个人能力的最大发挥。当这种社会秩序趋于成熟,许许多多不满的人作为副产品被产生出来,日常生活充满了动荡不安。但是如果你被人劝说,只怪自己而不怪罪造成这种不幸的一群流氓,社会气球中易爆炸的危险气体就这样被排放掉了。

你在快餐店翻着肉饼,或者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或者打开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的包装,年复一年。假如你的内心生活是肤浅的,你可以通过吸毒、性交、大众媒体,或其他低级的使你成瘾的事情来逃避这样的现实生活。那么,这种离谱的状态就比较容易维持下去。学校将为普通男女做好终生异化的准备——想想哈里斯,这位美国学校制度初建时的重要人物,谁能说他不够明智?

在某些“改变了工业时代进程的实业家和改革者”的安排下,学校从追求识字、算术、有教养的简单目标过渡成为行为训练的实验室(如哈佛校长科南特所言),这种转变毒害了美国。在公立学校服务了三十年之后,我辞了职,并且发誓要成为自己所见、所做(宽恕我吧)之事的证人。这本书就是我恪守诺言的一种方式。

民主的危机

直至19世纪末,富有远见卓识的美国企业家已经象征性地征服了世界,通过运用德国开创的心理战术,古老的乌托邦梦想就要被实现了。他们将在年轻的心灵中殖民,把涂得乱七八糟的写字板擦干净,好写上自己想写的东西。被宗教、哲学接受和肯定的思想受到了科学的挑战,生物学的灾难将要登场,并延续下去。达尔文自己这样说过。在德国也进行了试点。

霍勒斯•曼恩受到富人的支持,努力把上学变成强制性的制度。这些富人之中,就有显赫的新英格兰的皮博迪家族。曼恩就遇到过许诺,如果他做成这件事,就能在国会里坐上丹尼尔•韦伯斯特的席位。他果真如愿以偿得到奖励,进入了国会。我们知道,在曼恩的年代,美国已经有相当高的识字水平,充满了机遇。因此,把义务教育宣传为慈善行为,未必能够令人信服。

在任何时候,权势和富人都以怀疑的态度看待对穷人的教育。因为教育总会使人产生不满情绪,唤醒人们的渴望,而这渴望却不能满足。1872年4月,美国教育局发出通告,提到所谓的“教育性质的问题”,其怀疑态度毋庸置疑。教育局说:向工人灌输知识会“使他们觉察到自己的冤屈”,引发可怕的工人斗争!最好能避免这些。

在1885年,也就是十三年后,议会中的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做了一项报告,第1382页上有如下清楚的论点:“我们认为,教育是最近几年工人阶层不满情绪的主要原因。”把底层的人教得知识广博、具有深刻的分析能力,并且善于表达,自所罗门起,就使得决策者深感困惑。因为这些能力对当权者构成了威胁,后者永远想让大众服从于精英的利益。

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里呼吁“为了教育而学习”,以此来修正缺乏人性的工作环境对人类的伤害。而在斯密去世了126年后,安德鲁•卡内基却不同意这一观点。他在《如何工业帝国》一书中写道,为了教育而学习会使劳动阶级态度变坏,学了那些没用的东西,劳动力受到“虚妄的思想”的腐蚀,便“讨厌平实的生活”。

1949年,一篇幸存的文章被发现,题为《科学和道德的生活》,作者马克斯•奥托是一位学者。文章指出,学校教育的背后有企业的参与,渗透程度之深绝非偶然。他说,这件事完全可以预料。就在大众眼皮底下,正在发生一场巨大的市场营销的革命。这场革命是大生产的现实导致的,这种大生产不大容易受到约束,相反,却把生产的需求强加在人类之上。供需的常规曾经把买主置于支配的地位,而在这个颠倒的世界里,资本主义的需求一定会被制造出来,只为了眼下的生产能够赚钱。为了让这只金鹅不停地生蛋,一定要把消费当成最重要的人生目标来教授。他说,这一新的现实恰恰解释了企业对学校教育的控制:

商人们试图影响和控制国际、国内的立法及其实施,试图控制教育,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读这本书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一点牢记在心。

不一样的日程表

新的义务教育法像一只章鱼,每个人都难以逃脱它的触手。它将死记硬背奉为金科玉律。记下所有的点,并不将这些点连成线,这样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促生对官方指示条件反射式的服从,而不是让人们对自己的学习负起责任。

这种习惯的培养是大规模教育的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在学校金字塔的塔尖上,在那些标记为“天才”的人之中,标准较为复杂:在这个级别上的学生既需要记忆知识的点,并且按照专家的说法,也需要学习运用正确的方法把这些点连成线,以说明问题。甚至,天才的学生要记下互相冲突的专家的分析结果,模拟真实的批判性的思考。在连点成线的过程中,创造性的思想似乎受到保护,其实总被悄悄地化解。十二到二十年愚化的记忆训练,毁坏了最优秀的智力。

早在这种训练开始之前,不管以何种标准来衡量,美国人民有相当好的教养,这里言论极其自由、富有创业和冒险精神、发明创新层出不穷、充满了宽容和平等。有赖于自由市场的经济以及自由婚姻,美国当时的社会分层是相当流动的。尽管我们也有欧洲那样的特权阶层,不同的是,在美国,这种特权需要经过充分的竞争才能享有。

美国人当时的识字水平超过了任何人最大胆的想象。不仅限于读书认字,美国人民也有相当高的积极意义上的语文水平,如写作、辩论、公开演讲。对普通人施以这样的教育,在英帝国的殖民统治下是要定罪的。在托克维尔这样的外国旅行者看来,这个新生国家普通男女的才能使他惊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欧洲的普通人中,这种才能往往受到压制。

我们走上了一条独特的自由之路,这条路把我们引向内战。战争产生的种种结果,使这条解放之路终于结束,而其中仍有很多未解之谜。从创业经济过渡到大生产经济,后者在内战结束之后迅速展开,将一个追求自由的国家扭转成为一个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资本主义需要一个相当庞大的、没有文化根基的无产阶级来维持运转。

但是,我们的自由主义开端是如此鲜明,它的记录不会轻易地从历史中去除。这样的记录足够长久,使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有不同的成功的选择,在这种选择里,年轻的男女能够克服困难,获得丰富的个性和智慧。而就目前,其实是一种唯利是图的选择。

富兰克林是蜡匠的儿子,一家十七口人。这里,我将他的自传再次仔细解读。富兰克林是大胆智慧的课程设计家富兰克林本人造就出来的。他是那个时代开放式的学习者,他会详尽地展示给你,奇迹是如何产生的。

黄金时代之谜

自1852年开始,我们将学校建成普鲁士的风格。这之前,此事在政客、商人的客厅和密室里仔细讨论了很久。早在1840年,新英格兰一位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奥雷斯蒂斯•布朗森在讲演和文章中公开谴责他所谓的巨大阴谋:权势集团意图以德国强制的义务教育为其武器,推翻宪法。你可以在克里斯托弗•拉希的《真正唯一的天堂》一书中,读到布朗森和学校发展史上这一关键时期。

到了19世纪50年代末,曼恩对普鲁士学校的考察(想象中的),以及他的著名的对波士顿学校委员会的访问,促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有效的学校法规。布朗森指出,一个隐形的政府意欲重新塑造美国,使其符合英国和德国的标准。在探究教育的黑暗世界时,我们也要把这一点牢记于心。

从一开始,学校就不受公众的欢迎。没有人急于签名表示同意,直等到十五年之后,才有第二个州加入。但是有一条线索告诉着人们这个谋划的驱动力来自何方。尽管十五年没有其他州跟随着马萨诸塞州,一个小小的哥伦比亚特区却立即采纳了义务教育法案!不是这个主张本身有什么价值,而是因为来自华盛顿的公立教育的黄金时代是E.P.克伯雷缔造出来的,他是斯坦福师范学院的院长。公立学校这东西以前并不存在,克伯雷抓住机会成为一战时学校组织的领袖人物,与公立学校创立时期的各个重要人物关系紧密。实际上,直到60年代,他还被奉为美国学校史的专家。

消除地方的声音

在强制上学开始的年代,大约有135000个公众组成的学校董事会,也许更多。每个董事会有七至九名成员,非常值得信赖,非常本地化,他们监督着地方学校机构。这些董事会的运行混乱无章,你可以从爱德华•埃格尔斯顿19世纪的经典短篇《印第安纳校长》中略见一斑——他们是民主选出的共和制的样板,对那些想要全国步调一致的人来说,地方监督一无是处,只会给这些人制造麻烦。

只要地方主义的、与家长关系过于密切的社区董事会继续主导,集中化的管理永远不会发生。

几乎就在一夜之间,甚至在各个州还没有宣布义务教育的时候,整合的过程开始了,旨在压制地方主义。通过设立不断膨胀的官僚体制,只有那些资金充裕的、并且能在家乡以外的地方展开竞选活动的人才能获选。这种兼并被宣传为高效,为纳税人省钱,而一种怪事出现了:当社区扩大,成本并未下降,反而升高,并且在以后的岁月里继续上升。由于地方监督不复存在,各个特殊利益集团和政客的朋友,都想把公众的学校当作他们的印钞机。

不到一百年,学校董事会的数量下降到15000个,每次董事会成员人数的下降都使这些董事会越来越不地方化。董事席位变成有野心的政客的垫脚石、靠学校维持的利益方的保单,这些利益方是地产商、课本出版商、教学材料提供商。

我为学生买本,第一次发现自己比校方还能讲价,对此我感到十分震惊。这好像很离奇,最让我感到困惑的是,当我决定用自己的钱为学生买些好书,而非推荐书目——那些推荐书可以用学校经费来购买,需要好几个月才能到货,有的长达一整年,需经过种种手续和运输过程。我直接去一家批发书店,这家书店谁都可以去,折扣是六折。我站在收银台那里,购物车里装着一百本莫比•迪克,一百本莎士比亚戏剧。收银员问道:“您是老师吧?”我不假思索,肯定地点头。于是她把折扣抬高到七五折。

“你弄错了,”我说,“应当是六折。”

“老师不能享受六折。”她明白地告诉我。我大声抗议,她却生气地说:“这是你们教育理事会定下的价格,要是你有意见,找他们说理去。”

究竟为什么我的上司把我的折扣给牺牲掉?你怎么能觉得这件事有理?而且,理所当然,把学校放弃的折扣争取回来不仅是我的权利,也是纽约市全体老师的权利。也许这件事能帮你明白,我为什么将这章的题目定为“你对学校的认识全错了”。

记得还有一次,我告诉助理校长,如果让我买地球仪可以给他省40%的支出。他毫不迟疑地说:“反正也不用你自己出钱,你操什么心?”我认识到他有多么玩世不恭,但这是一个谜:这人是个谦谦君子,他平日的行为显出对学生倍加爱护。

可是Harbrace College Handbook的事件是怎么回事?不是被黑帮控制,而是被那些非常先进的中产阶级代表,包括曼哈顿上西区、哥伦比亚大学、福特汉姆大学、历史学会、歌剧院、交响乐团、自然历史博物馆……以及第三校区。

市民的疏忽造就了学校的大假象。学校被看不见的玻璃围起来,那是老师、校长、校区以及学监不能插手的。责任已经转移到了别处,但是没人知道究竟去了哪儿。在一切重要事务上,州教育部只是个次要角色,联邦教育部的地位也如是。

在义务教育的新世界里,教育年轻人太重要了,不能只交给教师来完成,像古罗马那样。教师(pedagogue)在罗马字里最早表示奴隶,一种特别的奴隶,他的使命是传授他的主人定下的课程,保证学生准时上学。谁是主人,这位主人又在何处?

要对这一问题有个切实的回答,你必须看霍布斯不朽的名著《利维坦》。这部写于17世纪上半叶的书,自写成之后一直再版。当你在书店里翻看此书,发现学校一直代表着精密的社会控制系统,这个见解已经有四百年之久,我难以想象你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你应当问的真正的问题是:在你忍受学校的幽闭的岁月里,为什么没人向你揭示这个秘密?

第四种目的

最原始的上学的动机被弱化了,职业化的教育与政府联手,把服从于公司经济当作了学校的使命。回忆一下宪法,其中没有一条指明义务教育,这种禁止是不言自明的。但是义务教育给管理者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这些管理者从来就无意尊重给普通人的《人权法案》。让我列举一些学校对精英们的好处,好处远远不止于这些。

任何统治,甚至包括暴君在内,必须为其属民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不然就会出现革命。强制上学是一个宏伟的就业计划,这一计划似乎有无限的弹性,随着就业需要而伸缩自如。体形庞大的学校制度是美国最大的雇主,这对你来说,根本不是什么秘密。它提供的巨大的工作机会连国防部也比不上。

学校还能保证人们忠实于某种思想和态度。它预先筛选出未来的工人,使之拥有这种忠实,或者至少使他们愿意服从。学校还具有税收消化功能,一边声称为了培养下一代而消耗国家资源,一边将这些收入的大部分转给议会的朋友们。我在曼哈顿第三校区买书和教具的经历只是这类事情中小而又小的一例。想一想几十年前国家学校牛奶采购的丑闻,那时学校为学生买牛奶的价钱居然高于零售价!

较之从前那令人兴奋的、自由市场般的教育,义务教育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大倒退。富兰克林、杰斐逊、法拉格特和许许多多优秀人物都是以往这种自由教育的极好例证。正是这种无序的教育,使美国走上无可比拟的富强之路。年轻一代积极呼应,他们的创造和业绩让旧世界的竞争者望尘莫及。

然而在新制度下,学习的目标改变了。自立、创新、勇敢、才干,以及其他拓荒者的美德,让位了(因为它们威胁着管理者的权威)。在新制度下,良好的道德价值、公民能力、自我发展让位给了第四种目的:成为商人和政客的人力资源。到了19世纪末,学校被知情人看作是工业的延伸。在那个较为纯洁的年代,学校的发起人对他们的目的表达得相当坦白。在伍德罗•威尔逊对纽约商界的讲话中,这种坦白暴露无遗。我在《序》中提到了这篇讲话,它值得我们在这里再度聆听:

我们应当让一个阶级接受自由的教育,让另一个阶级——这个阶级要大得多——如果必要,放弃接受自由教育的权利,以使自身适于完成特定的、艰苦的体力劳动。

放弃受教育的权利是必须的,不由分说。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威尔逊讲话要关起门来,而未加以公开。到了1917年,全国的学校所有重要的行政职位都在一个当时所谓的“教育基金会”控制之下。这个基金会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记录至今仍然保存着,而且,与会者的名单证实,此次会议代表着洛克菲勒、卡内基,以及哈佛、斯坦福、芝加哥大学和全国教育协会的利益。英国的进化论学者本杰明•基德写道: “整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使年轻一代树立服从的理想。”

生产过剩的幽灵

你也许在费劲地琢磨,为什么美国大多数家族都赞成学校制度?难道他们如此腐化、贪婪、满怀偏见,以至于为了个人利益愿意牺牲掉我们主张平等的革命传统?我想,有些人是这样,但不是全体。如果认为全体美国人都是这样,那就太过简单、有失公允了。那些引入普鲁式模式的同胞来自于这个国家备受尊敬的家族。在美国建国初始的两百年来,建立这样的制度是不可思议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斯宾诺莎的道德哲学以及费希特(我们将在后面几章讨论他)严重动摇了这些人的民主本性。而一代又一代学校儿童的命运,却是由实用而具体的经济学原理来决定的。

这个经济学的原理名为“生产过剩”,至今仍然陪伴着我们(不过改称为“生产力过剩”)。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在19世纪,它多次严重打击了美国的繁荣。简单地说,生产过剩是指:为了销售而生产的产品或者服务多出于顾客的实际需要。一旦生产过剩发生,价格会跌落,跌落的时间由过剩的程度而决定,有时价格会低于成本,有时甚至会低到使全部生产投入白白付出。

在大规模生产对消费者有利的表面现象下潜伏着一个危险的现实:不顾一切的大生产需要大笔资本,从投资者聚敛来的金钱用于购买机器、维护与更替它们,以及做培训、建立销售网络等等。除非投资者得到保证“不会有生产过剩发生”,不然谁也不会冒险投资。

19世纪美国的亲身经历证明了,独立、智慧、极有教养的美国人民确实有一种不顾一切只想生产的渴望,而且确实具有这种生产能力。很多19世纪著名的恐慌,部分是由于英国殖民和建国时期遗留的影响。那时人们的理想是自给自足,自己生产粮食,制作衣服,建造房子,自己提供给自己的教育,给自己看病,自娱自乐。那时,人们还没有准备互相依赖、进入专业化。

除了自给自足的盛行,美国人还表现出惊人的创造力,它们是以下三个因素的副产品:开放式的学习;多样化的、不排斥年轻人的混龄社会;没有强势的政府干预。有了这种强力组合,美国人民的创新层出不穷,速度空前。但是,创造性的发明也可能导致创造性的破坏,断送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本来可以昌盛的企业的前途。观点的过剩,形同于帽子或玉米的过剩生产。

从1880到1930年,在董事会议上,在顶尖的大学里,在绅士俱乐部以及知识分子的杂志上,到处都流行着“生产过剩”这个词。这个怪物本该被锁在地牢里,而自圆其说的教育自然被当作工具,用来灌输态度和习惯,以化解这样不幸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室并不用来生产知识,而只是消费;它不会教困在里边的人产生见解,只教他们去消费别人的意见。以前,学习的目标在于对独立自主的追求,但是现在,这个观念已经被偷换下来,最终变成了:找个好工作。

我没有夸大其词,新的学校制度还有别的作用。但是,把法定的对儿童的长期禁闭与这个国家的经济联系起来,给了我们一个特别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大规模教育。经典的商业价值腐化了教育,除了考试,这一价值体系没有留给教育任何立锥之地。

美国建国才两百年,却出现了这种教育制度,真是不可思议。年轻人对于经济和社会现实来说,是极其宝贵,不可或缺的。但是当年轻人被驱使去消费,而非生产,当命令他们从主动变为被动,学校作为社会整体的一个构成部分,便成为这种转变的必然结果。一旦你了解了新经济分派给学校的角色,学校里发生的一切就不那么出乎意料了,甚至哥伦比亚中学的枪击案也不会让你感到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