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给孙女的信
家事
孩子：
我写这封信的时候，看到墙上你的照片，那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你手举着罚单，因为公然违抗第五大街不许骑车的禁令。照片上的你在笑，我也在笑。除此之外，你是全国辩论冠军，还曾到法院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克里斯蒂娜，我和珍妮特不知道究竟哪一件事更值得骄傲,我想这是血缘，你那些叛逆的祖先也在微笑。
你的祖先个个都不安分，这个性格一定通过DNA传下来。你祖母珍妮特的祖先被大英帝国放逐，你的曾曾祖母戴着礼帽，来自新西兰的格莱诺基。你是不朽的罗布•罗伊的族人。
我与珍妮特在离哥伦比亚大学不远的滨河大道上著名的柬埔寨寺庙里举行了婚礼。那里有座巨大的佛像，它来自广岛，经历了1945年原子弹爆炸，却毫发无损。你的祖母当时还不到十八岁，那时法律规定，这样年轻的女子的婚礼只能在教堂或其他宗教场所举行，不能到市政厅。我们当时没有工作，远离家乡，没有钱，付不起天主教、新教、犹太教这些教堂的费用，可是佛教徒让我们去他们那里，分文不取。那时，珍妮特已经怀上了你妈妈。
结婚后，你祖母找到一份工作，只做了两周就被解雇了，因为她想在那个地方组织工会。我找到一份工作，在麦迪逊大道上一个办公室当行政助理，但因为不会用三个孔的打孔机打眼，弄坏了下午就要发出的演示文稿，结果也遭到解聘。
你的曾曾祖父乔瓦尼是意大利和德国血统，我继承了他的姓氏，17世纪这个家族的头衔是“墨西拿海峡的地主”。20世纪初，他被赶出意大利，因为他加入了长老会，是一位蛊惑人心的记者，也是共济会成员。这三种身份都不为当时的意大利所容。你的曾曾祖母卢克雷齐娅因为这件婚事，失去了她应得的财产（在勒佐一带的香檬园）和封号（她原是女伯爵）。他们离开了意大利，来到匹兹堡，有一阵日子过得挺红火。银行家安德鲁•梅隆亲自雇了你曾曾祖父管理梅隆银行的外汇业务，那时大批移民涌入这个钢铁之城，在铁矿或者钢厂里干活。当伟大的男高音卡鲁索来这里的时候，受到盖托夫妇的款待。
但是繁华没能持久，乔瓦尼四十九岁就亡故了，因为过度饮酒、吃了太多鱼子酱，过得太奢侈。他离世时，是宾夕法尼亚州共济会的副执事，八十八辆黑色轿车为他送葬，不过，卢克雷齐娅祖母把他安葬在匹兹堡的富贵草无名墓地。他有什么过失吗？他把情妇阿马利娅接到家里，假装她是仆人。
你的曾祖父，哈里•泰勒•齐默，是河边小镇莫农加希拉的印刷匠，也是马戏团主。虽然这个镇里的人都拥护民主党，但他是个激烈的共和党。他每过几年就会竞选市长，印刷大量抨击对手的宣传单。1948年，地方议员来到我们家，请我妈妈别让老哈里支持他再次选举。他说，如果人们发现老齐默在支持他，他会一败涂地的。
我清楚地记得，二战时，你的祖父站在第一街和第二街的路口中央，大声鼓吹德国必胜！每天早晨路过第二街去魏弗利小学上学的一群孩子看得兴高采烈，想到这儿，我真是难为情。另外，我没挨过人家揍的原因是，大家都认识我的叔叔巴德•齐默，哈里健壮结实的儿子。他也住在这里，拳头像魔鬼一样凶猛，谁也不敢跟他作对。
巴德在阿登战役中是陆军军官，副官为他开的吉普车上写有“莫农加希拉”的字样。他和这辆车反复出现在新闻电影里，引得家乡人民欢呼雀跃。巴德的一个下级就是后来成了钢铁大王的阿尔•罗克韦尔。阿尔•罗克韦尔先生把他辛辛那提的大钢铁厂交给巴德管，尽管我这位叔叔从来也没上过大学。
好了，这就是咱们家的人。你跟他们真是一模一样，克里斯蒂娜。
达特茅斯学院
虽然，到今年三月份你就满十七岁了，但我写信不是为了缅怀你的祖先。我听说你要去怀特河叉口面试，申请进入达特茅斯高中。你的童年就这样结束了。
我十七岁时，巴德给了我一些好建议。那时我正梦想着拥有常青藤学校的荣耀，他建议我先工作几年，对自己更加了解之后再做决定。这个主意很棒，可惜我没有采纳（为此我现在很后悔），而且我怀疑你也像我当初那样，对此建议无动于衷。所以，我只是劝你好好想一想，去达特茅斯或任何学校，以为它们的声望可以给予你社会特权。这是一个假象，它们什么也不能给你，即使能够，这样的状态会把你的生活变成监狱，其中的每一天、每小时、每个关系都是预先决定了的。
不要相信你的中学或你的朋友在这方面的意见，后者像你一样被洗了脑，前者不是为了你、而只为一个你不懂的体制考虑。在一个重点高中的四年里，你会听到这样的福音——大学是生活成功的基础，只有像达特茅斯这样的大学才会拥有你需要的成功秘诀。但是没有人告诉你：为了造就你，这些地方，在那些座位上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一定是一种信仰，就像相信童贞女受孕。
当你等待学院对你命运的裁决，你会听到朋友说，要是收不到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们会去自杀。每年总有那么几个绝望的人做出这样的事来。记得早在50年代，在杜克大学拒绝了我之后，我就准备参军入伍，但是后来康奈尔大学录取了我，那是我的第二选择。那时，不管是在匹兹堡还是在宾州，我这样的小人物不能不把这当一件大事，这是乡村俱乐部对我的判断力施加的不良影响。
在现在的美国，这种感觉是普遍的。这是个明显的标志，表明我们一度以平等为基础的伟大已经死亡。现在美国学校里流行的主张在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那些作为管理者的猪认为，虽然动物是平等的，可是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如果你也有同样的感觉，即使只是一点，赶快除掉它，就像切掉一个肿瘤那样彻底。这是一个道德上的毒瘤，如果你接受了它，它会把你活活吞噬。美国最好的地方是我们拥有的保证：如果努力，人人都有机会成功。因为那个毒瘤的蔓延，这个保证已经奄奄一息，去日无多了。你上的是哪所大学，或者只是随便上个大学，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除非你相信了那些施给你的咒语。你这样做是为钱吗？我带你去一个普通的热狗摊，离你住的地方开车一小时，纽约市长和美国总统的工资加起来都没有这个摊主多。你是为了对社会真正有用？去当一个宠物陪伴吧，这样人们就可以放心地去度假。而诸如你在哪儿上大学，或者只是随便上了个大学之类的问题，就像中了巫毒教，那都是幻象。
我并不是说教育无用。教育有用，只是你需要仔细做出批判性的判断，才能在已经变成“镜子屋”的美国保全自己。教育不是大学能给你的，一切全在你自己。
稍微耐心一点，听我这个老头把话说完。我要告诉你，我对上学的意见，达特茅斯学院是怎么回事，你需要上什么样的学。你会学会玩达特茅斯的游戏，会学会怎样隐藏自己的痛苦和困惑，会学会按上司希望的那样想、穿上司喜欢你穿的衣服、按照上司希望的那样去评价，而且，你会相信那一切都是你自己的主张。达特茅斯的教育非常微妙，你也意识不到发生的这一切。
改变的第一个迹象是，你忽然觉得父母让自己感到不自在，真希望他们再也不干涉你的生活。
达特茅斯其实是一个假问题，没有一点儿是实在的。所谓的“个案研究”方法就是一个典型，是蛊惑人心的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让人以为通过模拟就能学会实践。些许这个无伤大雅，可是次数多起来就会遗患无穷。它让你以为，复杂的问题可以通过这个方法解决，就像修理机器一样——可是，当你想把“人”纳入这个抽象简化的方法时，你会发现，有时他们被迫屈从于这个理论，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他们会反击。伊拉克、阿富汗、苏丹的局势都是智囊团的方法论给出的，都行不通。
十七岁的你需要去衡量我们的教育水平。我给你八个量度它的标尺，之后请你告诉我，现在你是否受到了真正的教育。
约翰爷爷衡量教育的指标
1?自我认知：这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个，你就会迷失，一生总在犯错误。现在你应当有足够的内省，知道自己的特点：你的天性、优点、缺点、幸与不幸。在这方面，你的中学给了你怎样的帮助。
2?观察：你对所有环境的观察力应当无比敏锐，只要你愿意，你能够像相机或录音机一样，准确地记取数据。你能“读懂”每个年龄、每个地方吗？还是需要借助别人的话来领会其中的含义？
3?反馈：你是不是受过严格训练，能根据他人的反应以及周边环境的信号来认识你自己的个性？你在接受批评和评价它们时，有没有困难？如果你先前信奉考试分数、教师给的星星之类，当发现学校教的东西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时，你肯定会大吃一惊。
4?分析：面对一个新问题，你能否不依靠专家，把它的结构和过程分解，发现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并考虑进外界的影响？
5?反映：你是否学会既当别人，又是你自己？你能否随时变成一条变色龙？跟多数人不同，你有裹紧的一身皮，能否在任何群体（甚至是你敌人的群体）进出自如，却仍然保留了你自己？
6?表达：你有没有自己的声音？能否以写作或发言的方式清楚、有力地表达出来？没有这样的声音，你争取同盟的力量就会微乎其微，被一些表达力较强的人淹没。
7?判断：你能否在判断时不加入个人好恶？能否洞察真伪？你进入的社会是一个“镜子屋”，你看到的、遇到的事情都不是表面那样，最有魅力的人永远是不诚实的。你有多少的机会培养判断力，并使它受到检验？
8?增添价值：你能否给每次经历、每个加入的群体增加价值？如果你对他人不值什么，那你确实没有价值。我记得，库尔特•冯内古特在他的《五号屠场》里这样说过。
另外还有一些尺度，但开始用这些就足够了。待在怀特河叉口、老是得“优”，并不能让你在这些方面有所长进。
你被陈规陋习做成的迷宫困住了，整个美国都被它捕获。上学不能帮我们走出这个迷宫，你正在继承的、被弱化的美国已经不能用上学来拯救。让我给你讲一讲原因吧。
到处都动荡不安，显示出美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对美国的领导失去了信心，而哈佛和达特茅斯（只是比喻）与这种不信任大有关系。这种不信任是由大公司单方面重组就业造成的，这些大公司拥有我们的政府，我觉得这个说法并不为过。这种重组在我们精英大学里酝酿成形，这些大学的生活优雅、一切问题都有方法论来解决。
美国的社会工程师合力把职位出口到外国，这样才能催肥大公司的利润。他们又把外国工人输入美国，也是为了这种需要。亿万富翁比尔•盖茨明显地不只满足于拥有足够的钱财，站在了这场运动的最前面。于是，有一个普遍的做法叫作“临时工”。一个公司如果为了完成一个工程雇用临时的劳动力，就能够省下医疗、养老、休假之类的成本。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全国性的无产阶级，因为没有稳定的职业，只要能维持生存招之即来，他们不能落脚组建家庭，不能规划理想的未来。正因为“精益生产 ”这个概念，我们要感谢哈佛和大公司一致做出了另一个单方面决定。精益生产更加有力地证明了同情不再是维系劳资关系的要素。在精益生产中，“劳动力”已经被剥削得只剩一副骨架，弗雷德里克•泰勒展示过一个早期的工厂，它已经能够科学地榨干最后一滴汗水。
对工作的单方面重组是美国贫富悬殊的原因。它造成了全世界贫富之间最大的鸿沟，正在摧毁我们历史上曾有的中产阶级，摧毁工人阶级，消除了给穷人的保护网。你四周不断增长的不安只能用政治手段——而不是通过上个好大学——来解决。
新亚特兰蒂斯
二战以后，大学变成了一个工作的训练场，这些工作只是由政府部门和大学定义，而不是人们真正认为的那种。一些学院逃脱了这一转变，但是你们都不可能听说，当然这里边没有一所是常青藤之类的学校。
新的大学景观都要按照17世纪弗朗西斯•培根乌托邦的设想来设计。虽然你周围的人闻所未闻《新亚特兰蒂斯》，但实际上这本书在几百年来被权贵推崇，奉为宗教手卷。书中，培根展现了一个世界大学如何从外围成为权势的稳定剂。
所谓大学是附庸、是被控制的工具，这只是大学为自己做的辩护，它取代了早年受人欢迎的信仰：大学应当是一个反思和纯粹智力发展的场所。它们现在只是给有特权的青年人一些修炼的经历。大学作为一种工具要服从于一个更大的设计，这种设计是全面综合的社会控制，这是有史以来所有统治者的梦想，从所罗门那个时代开始。
在这种于19世纪风靡德国北方的新制度之下，高度的监督已经建立，以确保普通人不会暴乱。根据19世纪意大利社会主义思想家帕累托和莫斯卡的理论，要及早发现最有才能的下层人士，吸纳他们进入领导集团，使将来的大众没有了领头人。皮尔士、詹姆斯、杜威、霍姆斯这些实用主义者以及新兴的权谋者，都应对此负有责任。
社会慢慢变成了一个实验室，在这里，老大哥或类似的人总在监视，惩罚也总是伸手可及。为了达到科学管理，已经被管理的美国不得不学习古代奉行法典《密什那》的以色列，循规蹈矩。但是这个计划的领导也极为复杂，匪夷所思。通过把孩子与提供传统道德训练的家庭分开，在两性、婚姻、宗教和对年轻人的教育上，一切来自传统道德中心的反对都被削弱了。
十七岁这个年纪，身边的事情正在唤起你对生活的关注。我知道，刚讲的这些像科幻小说一样离奇，我却有一个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你所在的布朗克斯科学中学没有教一点儿你将要面对的现实。
学校即监狱，监狱即学校
在美国这块原本自由的土地上，关押着全世界25%的犯人，其中90%不是刑事犯。美国只占世界人口的5%，关押自己的同胞的急迫感是其他地区的六倍，是中国的七倍。
克里斯蒂娜，你如何解释这一切？问问你学校里的辅导员，他们会显出不好意思，回避这个问题，好像你在瞎说。不要把这个奇闻只当作谈资，这是一个有力的事实，对你的未来影响重大。它的后果比择校更为重要，会决定你将来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而工厂化学校的产生也是它造成的。
工厂化的学校代替了我们历史上自由的上学，它发生在20世纪初，目的是使原来多彩多姿的个人生活标准划一。一个容易管理的乌托邦不需要“自由”这样的材料：自由对管理的效率毫无用处——必须要避免盖托和齐默这样的家庭再出现异端，不然，永远不会产生极其重要的服从。这就是为什么上学是强制的，为什么像布朗克斯科学中学这样的学校会产生——为了将你和你的先辈对全体的影响尽量减小。
这远非你的老爷爷的奇思怪想，也不是某些教义生出的偏见。读史，即使是读那些删节了的课本，难免会让人生出我方才那些结论。正因为如此，学校才不鼓励认真读书，如果你读得太多，官方的故事就会逐渐消失，甚至灰飞烟灭。所有这些胡说八道都是明摆着的，一眼就可以看穿，于是学校就弄出一些无关紧要的课本、程序，用来转移你们的注意。霍勒斯•曼恩自己就对他的捐助人说，学校是“最好的监狱”，他的意思是指，上学把你的心智监禁起来，这种监狱比铁窗的牢房更难逃脱。
为数不多的几位共和党人看到了强制上学的危险性，主张先要有“避免精神控制”的安全保证，然后才可以尝试。托马斯•杰斐逊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安全保证只实行了很短一段时间，制度化的上学就兴起了，于是保证被中断。杰斐逊熟知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后者设计出学校制度，明言是为了扼杀普通人的心智和想象。他知道学校最多不过能生产出书记员和仆人，不会产生思想家和艺术家。
我花了十年时间检视“学校”这个伟大的神话，我了解到的东西，你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我的网站上看到：www.johntaylorgatto.com。你在这里会发现33万字的《美国教育秘史》，权当我送给你的礼物。你所知道的学校（包括大学）与教育之间联系几乎全部是天方夜谭，可以与中世纪的四种体液之说相媲美。
如果你迫使自己读一读沃尔特•李普曼早期的著作，如《大众幻象》，或者西蒙•弗洛伊德的外甥爱德华•伯奈斯的书，这个人劝女人吸烟（并且为希特勒做公关），你会亲眼得见这些或多或少已经实现，以及实现它的技师。克里斯蒂娜，你的确为了解放自己竭力奋争，在你还没进入达特茅斯这个修道院之前，我要告诉你，自我实现的奇迹仍然是可能发生的。下面，我来引述一些证据。
伟大的冒名顶替者
你需要重新审视最近几年了不起的行骗记录， 它能告诉你， 若要在这个行业成功，需要什么样的训练。让我们以费迪南德•戴马拉“医生”开始吧。在所谓的“朝鲜战争”中，他是一艘驶往朝鲜的加拿大军舰上的“海军少校”。天气恶劣，在这个局促狭小的船上，戴马拉医生遇到了一个急需阑尾切除的病人。即便对一个真正的医生来说（当然他远远不是），这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作为海军医生，不能晕船。可戴马拉既不是水手，更不是医生，只是个胆大包天的骗子，在有趣的骗子生涯中，他扮装过飞行员、铁路工程师、天主教牧师。
尽管困难重重，他仍然独立完成了手术（他不敢找人来帮忙），而且很成功，救人一命，并因此获得了加拿大海军最高荣誉。可是这个美妙的故事结局很不幸，因为戴马拉医生是假装的，看到报纸的报道，他惊叫起来。
这个故事的犯罪和惩罚部分，我不感兴趣。长话短说吧：戴马拉做这个复杂的手术只需要一本图释的医学课本，上面有这个手术的讲解（这本书是他在医疗室的藏书里找到的），一些大胆（每个骗子都不缺乏），一些阅读能力，能看懂图片和书上的说明。任何有这种能力的人都可以做大部分（不是全部）手术，不止一次。我们如果能解除一些医学的禁忌（这些禁忌让这个行业被一小撮特权垄断），全世界人民的健康水平就会大幅度提高，在古巴就是这样；而高得如同王子一样的医生收入就会猛降下来，这样的收入使每个医生都离不开股票投资建议。
现在，海外每个病人的治疗费用只是美国人的三分之一。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上有好几处技术成熟的牙科诊所，收费只是美国价格的一小部分，而药品只要几毛钱就能自己买到，而在美国，这些药的价钱贵得让人心碎。我们学校的学生是否应当知道这些，以成为“知情的消费者”？可是，没有学校教他们这些，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很久。
戴马拉的故事我一直放不下，因为我自己也遇到了类似的事，在80年代，你妈妈从麻省理工毕业，我们计划庆祝一番，去玛雅人的世界旅行：帕伦克、蒂卡尔、科潘，再加上看火山、钓鱼，去有兰花的热带雨林，等等。可是因为计划太多，我毁了这次旅行。我提前一个月出发，想送给你堂兄一个结婚礼物，出席他们在波波卡特佩特火山顶上举行婚礼（当然先要爬上去），然后，我自己一步一步跟着他们，帮他们把事情办妥。当然，到了真正的那一刻，我不会像傻瓜那样到处碍手碍脚。
为了排练，我牺牲了右腿。我先坐飞机到蒙特雷，又奔波波卡特佩特，然后是圣克里斯托瓦尔，在那儿我搭上一辆小卡车，时速是每小时七十英里——哎呀，不好！
我醒来的时候，是躺在蒙特雷一个慈善医院的手术台上，我的右腿正被三只钢钉钉在一起。我又昏过去，等再醒来时，我躺在一个隔断里，到处都是蟑螂，一个警察正坐在我的床头打瞌睡。他是来逮捕我的，罪名是“破坏公路”。第二天一早我醒来时，给我动手术的医生咧开嘴向我笑，原来他根本不是正式医生，而是一个二十三岁的住院实习医生。他使劲拥抱着我，高兴地说：
“人们都说你活不下来！ 我从来没做过这种手术,我只有一本德国课本，上面有每一步的照片。你看看，你活下来了！”
所以，读到戴马拉时，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的真实性。这儿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故事。假设有人告诉你只用几小时的训练，任何人都可以学会开飞机，而且开得有些准星，你信不信？我知道，我知道，你会说，这简直是发疯，对吗？可是世贸大楼被炸留下的大洞，打消了怀疑论者的猜忌。
这又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值得上网仔细阅读。还在若干年前，传奇的巴林银行在一场金钱游戏中让一个纯粹的新手搞垮了，此人名叫尼克•利森。尼克蒙蔽了精明的巴林同事，让他们相信他买进、卖出期货，在为银行赚大钱。可实际上，他把银行输得一干二净，让它破了产。
纯粹业余级别的利森，能绕过这个重要金融机构的每一道安全防范措施，而这些措施本是为了保证它的财产不会流失。
巴林让我想起举世闻名的安然欺诈案，也是由胆大妄为的受信任的人制造的。安然曾经是美国第七大公司，现在已不存在了。贝尔斯登公司迅速倒下，以及雷曼兄弟，它们是美国第五大和第四大投资银行，用借款来赌博。在贝尔斯登这件事中，它的借款是市值的三十倍。
这还不够明显吗，克里斯蒂娜，胆量、 野心、敏锐的观察能力，以及一些演戏的才能，加在一起就可以打开巴林银行的保险柜，不上专科学校也可以掌握手术程序，驾驶飞机撞大厦……而且，你如果还记得中学没毕业的布兰森，还有给世界带来光明、没念完小学的爱迪生。
沃克母女
用新的眼光发现你自己的潜能。2007年10月8日的《纽约客》有一篇长篇报道，讲述三十七岁的黑人艺术家卡拉•沃克，二十四岁时她才决定从事艺术。这个采访是在法国巴黎灯光昏暗的小酒馆里进行的，卡拉被记者包围着，她九岁的女儿奥克塔维娅正在为她画素描。奥克塔维娅画得如此专注，记者很推崇她在复杂环境下专心致志的能力。
故事展开，我们知道，小小的奥克塔维娅有志从事时装设计，无心于大人的夸奖，或者得A+。她实际上是母亲的助手，帮助她在巴黎办展览，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在博物馆里展出的沃克拍的短片中，奥克塔维娅为一位受到白人追求的黑人女孩配音：“我希望自己是白种人”，“也许这只是一场梦，我会消失。”你觉得一个九岁的孩子应当做这个吗，克里斯蒂娜？
我读这个报道之时，人为延长童年的新制度正在出台，召集退学的人回来。我再一次看到，就像以往经常看到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假意认为童年在七岁之后还有很长一段，我们会创造出一个不同的世界。
在《纽约客》文章的结尾处，卡拉回忆奥克塔维娅四岁时的事——布兰森也是在这个年纪独步伦敦。
奥克塔维娅看母亲被记者围住，突然生气了，她大声喊道：“卡拉•沃克，卡拉•沃克！什么时候才轮到我？！”记住，她只有四岁大。
这就是关键，克里斯蒂娜。你上的学校——布朗克斯科学中学，你想上的大学——达特茅斯，以及大多数的学校，它们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不让普通人——甚至是聪慧的人，比如你的中学同学——有机会轮到。最差劲的是，他们想要胁迫你选中他们要你选的机会，而不是你自己想选的。这是一种下作的精神殖民，草率处置你本来就短暂的生命。
在布朗克斯科学中学和达特茅斯，大多数人都被引去等待自己的机会，却一无所获，在不知不觉地变老、死去。你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否则祖先的灵魂会很生气。
达特茅斯这类地方比布朗克斯科学中学更为有效，它使你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它们不断这样做，使你会失去宝贵的机会。正当十七岁，令人兴奋的独立的成年生活正在显现，你的心中充满对前途的憧憬，在这时让自己去想这些事情，我知道这有多么难。正是因为对彻底自由的正当渴望，我才写下这些。看着你逃出一个圈套，却又进入另一个更危险的陷阱，我心中充满忧伤。
让我给你一些充足的证据，那些你所崇敬的建立学校的人并没有把你的利益放在心上，他们只顾自己。在构造我们的制度性上学的过程中，剑桥的实用主义者们的影响力是其他群体望尘莫及的。没有一个实用主义者比查尔斯•皮尔士的影响更大，他是威廉•詹姆斯、约翰•杜威的幕后操纵者，听听皮尔士在19世纪70年代的心曲吧。对于强制上学的来临，他这样说：
要行使国家，而非个人的意志。要建立一种机构，为了达到目的，引起人们的注意，坚持正确的灌输，不断加强这些灌输，把它们教给年轻人，同时用权力避免相反的学说被传播、提倡或表达。
把所有可能引起思想改变的因素从人们的认识中清除出去，让人们保持无知，否则他们会知道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思想，这样就会偏离他们以前的做法。让他们的热情得到调动，他们才会对与众不同的意见生出痛恨和惧怕。让所有反对现有意见的人都感到恐吓而沉默……列出一个意见的清单，稍有独立思想的人都会反对其中的意见，但应当要求忠诚，使所有这些主张被人接受，这样才能尽量彻底地隔绝外界对他们的影响。（以上所有斜体乃是我个人的强调）
克里斯蒂娜，我将这种现代管理手段清楚地写在这儿，让你了解。当约翰•杜威向其赞助人游说上学是达到他们的目的的重要手段时，他追求的其实是上述的目的。把丢弃知识作为一个目标，把习惯训练——而非心智发展——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这些驱使威廉•詹姆斯写出了《心理学原理》（1890）：
习惯是维持社会运转的巨大飞轮，它是最宝贵的稳定剂。只靠着它……就可以保全后代的财富，不遭受嫉妒的穷人的暴动……只靠着它，就可以避免最艰苦、最令人厌恶的工作没有人做。是它使矿工留在黑暗的井下。靠它才能避免现有的社会分层混合起来。
克里斯蒂娜，就你现在的种种特性看，你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是习惯的产物。那些无视你的尊严、独立和幸福的种种机构，把习惯有意灌输给你。去发现、消除这些“内置的对好奇心的阻断”（凯西在《飞越疯人院》中这样写道），粉碎它们对你生活的禁锢，绝不手软，这全要靠你自己。这样你才有真正的自由。
我想让你过一种伟大的、勇敢的、自由的生活，有无畏的勇气、不尽的同情，对事物的真相充满敬畏，而世界上的达特茅斯们是真相的敌人。但是不管你怎样决定，珍妮特奶奶和我与你在精神上同在，爱你。一路顺风！
